探究电影《音乐家》中的美学风格与文化价值

李杰

电影《音乐家》由著名导演西尔扎提·牙合甫创作，由胡军、艾特占诺夫、加佐别可娃、袁泉主演。这部电影不仅让我们更加了解冼星海传奇人生与最后岁月，也让人更加理解音乐对电影剧情叙事与美学风格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电影以中国音乐大师冼星海为原型，讲述他在阿拉木图隐姓埋名的创作经历，虽身在异国他乡与饱受挫折，却依然心系祖国与人民的前途命运。作为一部反映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真实生活的电影佳作，既有冼星海先生创作频率最高的《黄河大合唱》组曲，也有哈萨克斯坦民族的《阿曼盖尔德》以及中哈交融合创的音乐作品。

音乐美学对于电影而言是锦上添花，电影艺术的音乐美是经典作品的成功要素，也是一种亘古不变的追求品质。我国学者石红雨认为，“在一部电影中电影音乐是灵魂，影片画面是身体，只有将电影音乐与其画面完美交融才能够向影迷们呈现具体的音乐美学的感受”[1]。波兰音乐家卓菲娅·丽萨认为，“通过对电影的视觉画面和电影音乐的听觉层面进行分析，从而深入研究电影音乐美学，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单一地考虑电影音乐自身的美学意蕴，而是将电影画面与电影音乐本身相结合，来思考电影音乐美学的所在之处。”[2]

一、故事叙述与艺术风格

冼星海先生因战争回国困于哈萨克斯坦，却一心不忘祖国，用音乐为祖国抗日战争呐喊助威，充满对中国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心。冼星海先生创作的组曲《黄河大合唱》极大鼓舞了处于艰苦抗战时期的亿万中国人民，唤醒激励千万有志青年为祖国独立而顽强斗争。在阿拉木图的冼星海，凭借自己的才华结识了哈萨克斯坦的音乐家拜卡达莫夫，两人惺惺相惜，建立友谊深厚，他们的音乐作品让不同的民族团结凝聚一起，共同克服战争困难，成为音乐无国界的经典模范。

音乐对故事叙述的节奏推进具有连接作用。在《音乐家》的影片中，有很多著名的歌曲，特别是《黄河大合唱》，成为中国经典歌曲而载入历史。影片《音乐家》的情感主题，既有冼星海对祖国抗战艰辛的鼓舞和爱国之情的抒发，也有对命运颠沛流离的感慨，还有对才子薄情的叹息，更像自身流离国外而无法回国青年的命运惋惜。在影片的开始场景，冼星海先生在莫斯科的战火纷飞里处理着胶片，此时的电影配乐低沉且慢节奏，让观众在慢节奏的音乐中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斗争，进而产生情感共振。随着剧情故事的推进发展，冼星海先生在哈萨克斯坦的处境越发艰难，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与日俱增，对妻女的想念也越发深切。剧情整体气氛也愈发压抑低沉，音乐格调也轻柔慢进，轻柔的配乐与压抑的情感相结合，让观众感受到主人公心底深藏的柔情忧思。随着故事情节的升华发展，主人公的回归之情越发强烈，对自己妻女的深情眷恋也接近爆发点，这时影片画面中穿插了很多冼星海对国内抗战时期的思念回忆，同时映衬在国内的冼星海妻女对丈夫、父亲的思念归盼。电影画面和音乐氛围的双重烘托，升华了主人公内心的情感抒发，让观众感同身受而潸然泪下。

音乐对故事主题的视听传播具有扩张效应。电影画面本质是一种视觉艺术，而电影音乐被视为一种听觉艺术，电影中不同的声音与画面兼容，从而形成强烈的对比效应。在影片中，音乐与画面的连接方式通常为音画同步和音画不齐两种类型。音画同步时，音乐与电影画面情绪保持一致，起到烘托、渲染画面和深化主题的作用;音画不齐时，电影音乐所表达的情绪与电影画面中的表现相反。通过这种对比反衬达到烘托电影情感的扩张作用，这种音画不齐的方式因其手法的强烈反差性，往往能够营造出震撼的视听效果。在影片中，一首冼星海创作的交响乐《阿曼盖尔德》完美地诠释了他的创作风格，歌词大意：“起来，伟大的国家，做决死斗爭，要消灭法西斯恶势力，消灭万恶匪群。让高贵的愤怒，像波浪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不让邪恶的翅膀，飞进我们的国境，祖国宽广的田野，不让敌人蹂躏……”这首交响乐鲜明地传播了他对法西斯战争的痛恨、对正义战争胜利的坚定信念、对个体命途多舛的人生叹息、对家庭温暖的深切怀念等，让人精神振奋，也极大提升了视听传播效应。

音乐对故事插叙的镜头切换具有对照突显作用。电影中有一首插曲《只怕不抵抗》，它的运用也十分巧妙，给人深刻印象。在电影中，冼星海耐心教哈萨克斯坦小姑娘卡丽娅唱其编写的歌曲《只怕不抵抗》：“吹起小喇叭，哒嘀哒嘀哒！打起小铜鼓，得龙得龙咚！手拿小刀枪，冲锋到战场。一刀斩汉奸！一枪打东洋！不怕年纪小，只怕不抵抗！”小姑娘一句句唱着冼星海编写的歌曲，因为长期相处，卡丽娅也亲切地称呼冼星海为“阔克”（哈萨克人对最亲近长辈的称呼）。其实，把他当成准父亲的亲切呼叫，清甜略显稚嫩的女童声，生硬蹩脚的汉语让观众不由莞尔，从冼星海先生看着小姑娘的眼神里感受到他对自己远方女儿的深切思念。电影镜头有意切换：两个可爱的小女孩，还有两个成年女人，身边的达娜什与远方的妻子……我们看到在中国延安的窑洞里，冼星海的小女儿冼妮娜也在妈妈跟前唱着爸爸编写的《只怕不抵抗》，在冼星海在国外流离失所的日子里，远在家乡的妻女也在思念着他。一个平行镜头，两个女孩不一样的声音同唱一首歌，别出心裁的镜头切换结合打动了观众的内心情感，这样的催泪场景让无数观众难以忘记故事亲情与配乐歌曲，也让我们体会到了电影音乐与故事画面结合所展现出的中哈友谊。

二、艺术维度与审美价值

电影《音乐家》的成功创作还源于艺术作品彰显的美学风格，世界民族不同而风格不同，但审美是人类交流传播的共同语言，电影的美学风格成功源于艺术创作维度的新拓展。

音乐艺术的民族美是特色要素。在全球文化融合发展趋势中，利用电影艺术传播展现中国音乐艺术美，一个绝佳的方式就是把中国古典民俗音乐作为配乐，好莱坞倾力打造的电影作品《功夫熊猫》系列就是成功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性是中国电影音乐艺术发展的基石灵魂，也是展现自我美学的绝佳利器。要在电影作品展现中国音乐艺术美，首要方法就是紧紧抓住自己的民族特色，巧用中国古典乐器，挖掘自己的传统音乐文化，呈现我国古典音律之美，创建中国气派的配乐歌曲和音乐美学。在电影中我们看到的《黄河大合唱》组曲、《只怕不抵抗》等音乐都是利用中国传统的笛箫、鼓、琵琶、古琴等乐器，极具中国特色与中国美学气派。中国音乐作为电影作品的配乐，既可以连通人心，还能丰富艺术内涵，呈现浓厚韵味的美学品质。电影中还有《敕勒歌》《古诗情别》等歌曲，都以中国传统的经典诗词为基础改编，新调旧词的创新演绎别具一格，既展现了中华传统音乐的古色古香，还传播了中国音乐艺术的民族风。

音乐艺术的真善美是核心品质。在《音乐家》中可以看到，音乐艺术展现真情性与真善美，从而起到对电影剧情、叙事节奏的推动作用。从故事叙述的传播视野看，“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的友谊基于对艺术和音乐的共同热爱和对各自国家与人民的无比热爱。两位音乐家在战争年代、艰难岁月中相互帮助、相互激励，这种精神正是扩大两国人文合作的重要基础。我们应该很好地珍惜彼此友谊，并将这种友谊发扬光大，使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将友谊传承下去。”[3]在音乐情感主题的背景下，《音乐家》选择了画面和音乐的双重衬托，《黄河大合唱》与《阿曼盖尔德》成功将国家情感、个人命运、家庭温情等巧妙融合，配合闪现冼星海在他乡颠沛流离的生活镜头、中国抗日战斗的特写镜头、远在中国的冼星海妻女的家庭镜头，多重叙事线交织突显，推动了整部电影叙事的高潮发展。

音乐艺术的意蕴美是中国气派。在《音乐家》中的电影音乐很多融合中国传统美学色彩，这些中国的美学元素运用成功巧妙。在影片的音乐演奏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传统乐器的身影，演奏组曲《黄河大合唱》时用到的古琴、古筝、鼓、二胡等;在电影音乐的歌词里看到了古典诗词的韵味美。冼星海先生在阿拉木图创作的《敕勒歌》以中国传统诗词《敕勒歌》为模板，展现出粗狂、豪放的风格，这是中国意蕴美在音乐作品的成功运用。冼星海先生还以新曲改编唐代李白的《忆秦娥》、宋代吕本中的《采桑子》、宋敦儒的《杨柳枝》、清代彭羡门的《竹枝词》等几首古诗，深切谱写和抒发了对亲人的离别之情。电影《音乐家》既展现了中华美学文化的古色古香，也传播了中国音乐艺术的意蕴美。

三、民族风俗与文化传播

电影《音乐家》中的歌曲《黄河大合唱》《阿曼盖尔德》既是音作艺术的杰出佳作，也是反映民族文化风格的优秀作品，电影音乐与民族文化的艺术融合，正成为当下影片创作的新思潮。

电影歌曲与民族文化的传播力。如《黄河大合唱》之歌词：“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梁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九曲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仅奔腾向前与滋润万物，也是中华民族风俗的重要象征，更是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成为中华民族气势磅礴与自强不息的文化风格。电影歌曲与民族文化的穿透力。《黄河大合唱》能成为经典名曲的核心是艺术作品的时空穿透力，而不是应景式或者口号式的作品，它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殊死搏斗的艰难岁月。抗日战争胜利已有70余年，但每个中国人只要唱起这首歌，就能遥忆起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黄河边的丰盛高粱，美丽的青纱帐，勇敢的中华健儿，挥舞大刀长矛，奋力抵抗日本侵略军，用自己的青春生命，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歌曲《黄河大合唱》与《阿曼盖尔德》这样的优秀作品，“它似乎渗透着某个事件，但不是事件本身，而是背后留给人们的情感印迹，这情感可以穿越时空，保持着一种强烈而广泛的流传能力。”[4]

电影歌曲与民族文化的创新力。作为中国伟大的歌曲家，冼星海充分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各地风俗文化，进而创新创作，创新也是冼星海成为杰出音乐家的核心秘诀。他在阿拉木图短短的五年，就创作了《黄河大合唱》《阿曼盖尔德》《中国狂想曲》等多首名曲，这些歌曲既有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呈现，也有西方音乐的艺术展现，还有中西交融的艺术佳作，体现了优秀音乐的成功魅力。《中国狂想曲》“根据歌曲的主调加以变化，利用各种西洋乐器的特色去表现中国作风。这是一次狂想曲形式的尝试。如果中国作曲家仍没有狂想曲的出现，则这首管弦乐的作品《中国狂想曲》应该是第一首。”[5]

结语

中哈两国友谊深厚悠久，不仅在古代通过丝绸等物质来交往传播，也在现代通过音乐艺术来增进情感，更在当代通过电影艺术提质呈现。冼星海与拜卡达莫夫的故事成为音乐文化的传播典范，这既是美丽感人的历史故事，也是我们新时代需要发扬光大的艺术创作动力，期待谱写更多优秀的中哈艺术佳作。

参考文献：

[1]石红雨.电影电视剧音乐的美学特质及审美[ J ].北方音乐，2017，37（11）：236.

[2]严琦.浅析电影音乐的美学意义[ J ].黄河之声，2016（21）：125.

[3][哈]谢里克·朱班迪科夫，沈健.展现美美与共的文明互鉴画卷[N].人民日报，2019-05-05.

[4]陸正兰.歌词艺术十二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00.

[5]冼妮娜.冼星海：最后五年的艰难岁月[EB/OL].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新闻网，2018-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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