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红色叙事的新高度

朱永富 杨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以电影的形式对红色故事进行重新叙述，是摆在新时代广大影视工作者面前的一项挑战。首先，它要有现实主义的质地，在时间的河流中获得历史感;其次，它要对既有的经典有所超越，注入新时代精神和审美新质;最后，它还要面对新时代其他类型影视作品的冲击，并在各种冲击中赢得观众，传承红色基因。欧阳黔森的电影新作《极度危机》回应了新时代红色叙事的这几重挑战，达到了新时代红色叙事的新高度，堪称当代红色叙事的典范。

一、精良的制作与强烈的代入感

近年来，“抗日神剧”饱受诟病，在造型、情节、台词上都出现了诸多明显的纰漏。这样的影视作品在编剧和拍摄过程中，无疑都是极不认真的。这些失误表面看起来是小问题，但实际上是深层观念的问题。红色叙事的根本在于传承红色基因，也就是信仰叙事。只有那些有信仰的艺术家才能将信仰注入影视作品的细节中，将信仰完美地通过艺术表现出来。将信仰展现在细节中，首先作品要有强烈的真实性。从观众的角度来说，这种真实性就是“代入感”。艺术的目的是通过感性展现，让受众自己在无意识中感受一种理念，而感性的呈现就必须通过细节来完成。如果一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影视剧中人物的造型像是活在新世纪，如果剧中人物的行为超出了生物学和物理学对人的限制，如果剧中的人物未卜先知说出了超越历史时空的台词，那么观众会在瞬间出离作品所意图营造的艺术空间，艺术的感染力也就烟消云散。欧阳黔森的电影《极度危机》极其重视细节的真实。剧中战争的炮火场面，一看就有别于电脑制作的效果。观众可以看到红军军装的布料和衣服的破旧磨损，可以看到小战士周阿炳身上着火的真实性，甚至人物语言的地域性。一部影视作品有几个值得称道的真实细节并不难，难的是没有经不起考究的细节。一部作品投入再大的代价，只要一两个“穿帮”的小细节就能毁掉整部剧。相比于“抗日神剧”的粗制滥造、漏洞百出，《极度危机》的精良制作，将红色叙事的艺术质地推向了新的高度。

二、宏观与微观的巧妙转换与关联

红军长征是一个重大题材，如何在一部电影的有限时间里对它进行表现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关于红军长征的经典影视剧像崇山峻岭一样矗立在面前。欧阳黔森立足贵州，选取了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贵州毕节的一段历史，既可以达到以小見大的艺术效果，又可以突显贵州在红色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可谓一举两得。在具体的叙事过程中，影片进一步凝聚焦点，军团进行战略转移，负责在将军山阻挡敌人的是十七师，而十七师要和军团取得联系，关键在于掌握电台密码的陈科长，叙事的焦点于是顺理成章地聚焦在陈科长身上。受伤昏迷的陈科长成为叙事意义上的核心人物，影片微观层面的情节都围绕着他展开。陈科长是机要的活载体，也可以说是“机密”的符号，保护或枪决只不过是保守“机密”的不同形式。值得一提的是，男主角“贺湘云”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红军二、六军团的领导人贺龙。首先，他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贺”字;其次，贺龙是湖南人，湖南简称“湘”;再次，《易经》中说“云从龙，风从虎”，“云”和“龙”在中国文化符码中关联在一起。“贺湘云”在影片中作为一个情节的中观和微观层面具体呈现的主角，起到了一种想象性关联宏观层面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欧阳黔森的匠心独运。综合来看，《极度危机》很好地处理了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使影片既有宏大的战争场面，又有微观情节和细节刻画。

三、“脑洞大开”的情节翻转

与“十七年”的经典红色电影相比，《极度危机》在情节上出人意料，翻转更多，吸收了好莱坞大片的一些优点。这是红色影视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近七十年的发展，红色题材不断被挖掘，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电影叙事模式。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说，观众看多了这类作品，对情节的发展也耳熟能详，不免产生审美疲劳。因此，任何作品的重新讲述都不仅是在回顾过去，同时也是在重新阐释过去，试图在新的语境下与新时代的观众对话。艺术作品必须超出一般受众的想象，让人有一种“脑洞大开”的感觉，才能引起受众的美学快感和智力快感。《极度危机》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成功的。影片中的第一个翻转是观众发现守卫陈科长的姜彪是敌人的卧底。战争形势危急，守卫陈科长的战士本来就不多，姜彪竟然还杀害了三四个红军战士，让观众心里一惊。令人欣慰的是，在姜彪正面打死两个红军战士后，周阿炳发现了姜彪，并从后面开枪击中了他，这时候观众都以为姜彪死了。谁知，等杜鹃回来之后，发现姜彪居然还活着，这时观众心里又一惊，担心这个卧底会继续危害红军。幸而杜鹃像侦探一样分析现场，发现姜彪是坏人。随后，杜鹃让小兰看守姜彪，结果姜彪却将小兰残地杀害了。这又激起了观众对姜彪的憎恨。国民党大队人马过来之后，姜彪正要向司马雷汇报陈科长的去处，被躲在暗处的杜鹃一枪毙命。影片的第二个翻转来自于红军在国民党军内的卧底钱磊。姜彪要说出陈科长去处的那一刻，观众看到除了杜鹃之外，还有一个人掏枪了，那就是穿着国民党军服装的钱磊。等杜鹃一枪打死姜彪之后，钱磊松了一口气，把枪又放了回去。这个地方就是影片的伏笔。到了影片的紧要关头，司马雷和钱磊两人一起发现了毫无防备的贺湘云、杜鹃和陈科长。这时，司马雷用枪瞄准贺湘云，钱磊瞄准杜鹃，司马雷以为胜券在握。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是，钱磊突然将枪口指向司马雷，瞬间改变了局势。钱磊的倒戈，让司马雷非常吃惊。钱磊对他说，你平时对我不错，如果你说出我们这边还有谁是你们的人，我就放你一条生路。这又出人意料：怎么能轻易放走敌人呢？如果放了司马雷，红军卧底怎么继续潜伏呢？等司马雷报出一个卧底时，钱磊还是枪毙了司马雷。这才让观众放下了心中的石头。影片中最大的翻转表现在红军女护士杜鹃和陈科长身上。当钱磊枪毙了司马雷后，贺湘云从陈科长那里得到了“呼号”，使十七师与军团取得了联系。十七师一片欢腾，师长对贺湘云表示感谢。这时候，被炮火枪弹烧毁打穿的红旗在惨烈的阵地上迎风飘扬。按照传统的红色电影来说，故事这个节点就可以结束了，也就意味着在这一场战斗中，红军取得了圆满的胜利。但是《极度危机》并没有到此结束，而是在红旗飘扬的意象之后，继续上演杜鹃护送陈科长的情节：在杜鹃一行的前面突然冒出一队穿国民党军服的人。这个情节超出观众的审美期待，让本来以为故事已经结束的观众心里一紧，以为陈科长又要遭到不测。结果影片以字幕的形式告诉我们，这队人马是红军化妆而成的。陈科长最终被安全转移。《极度危机》的情节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四、根植于真善美的信仰叙事

《极度危机》是向信仰致敬之作。所谓“信仰”，在笔者的理解，就是选择一种值得过的生活，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对“信仰”的叙事是艺术永恒的主题。《极度危机》表层结构是通过影片向共产主义信仰致敬。正是有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工农红军，才有了新中国。红军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他们用这种信仰来武装自己，解放了中国亿万劳苦大众。深层结构是向“真善美”的追求致敬。欧阳黔森将“真善美”落实到影片当中。影片一开头就是一个红军战士在阵地上给一株菊花培土，并且为了防止菊花被毁，还特意给它盖上了一个头盔。可惜国民党的大炮还是把这株菊花炸得粉碎。《极度危机》中这个菊花遭炸的细节，暗示着作为反动派的国民党是美的破坏者。影片中小兰和小琴的遭遇也值得关注。小兰和小琴都是十多岁的孩子，但是小兰被国民党军混进红军中的特务姜彪残忍地勒死了。小琴的有关情节则更富有观念性，国民党军官司马雷要枪杀小琴，钱磊（即红军卧底黔阳生）劝他说，她还是个孩子，如果我们杀了她，我们和屠夫有什么区别？我们是军人，不是屠夫。司马雷假装听从劝告，放过小琴，和钱磊一起走了。结果没走几步，又回过头来把小琴一枪打死了。司马雷的这一枪可以说是打出了战争的严酷性和国民党失败的历史必然性。孩子代表着未来，连小兰和小琴这么小的孩子都不顾性命参加红军，恰恰艺术性地说明了共产党和红军的信仰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而国民党反动派居然连这么小的孩子都不放过，恰恰说明了他们的残忍人性。在影片中，通过这两个情节，观众也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红军与国民党军的善恶之别。红军与国民党军的善恶之别，正是红军在这场大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深层合理性所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其中也蕴含着中国人的深层历史观。在中国的历代史书中，总是将历史与道德关联在一起形成历史-道德叙事。而这种历史-道德叙事恰恰正是一种信仰叙事。正因为有信仰，影片中那么多红军才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十七师为了阻挡敌人，七天时间战斗减员过半。杜鹃带着几个战地医院的女护士去而复返，李菁菁和小兰因重返而牺牲。

五、战争中的严酷人性

《极度危机》其中一个审美核心是表现战争中的人性。人性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也是哲学、艺术以各自不同的形式反复讨论和表现的主题。古往今来讨论人性的理论不可胜数。中国儒家学者孟子的话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人固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中国儒家的核心伦理观念就是“仁”，而“仁”的一种表现就是“恻隐之心”。与中国传统儒家的仁学观念相通的是西方的人道主义观念。恻隐之心和人道主义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人性观，战争作为一种人类生活的特殊形态，人性在其中也有特定的形式。许多写战争题材的作家都曾经在人性的表现上遭到误解和非议。莫言曾说：“悲悯，是有条件的;悲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不是书生的臆想。”[2]《极度危机》对战争中的人性描写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和严酷性。贺湘云的爱人李菁菁被敌人抓住了，并将她带到敌人与贺湘云交火的前线，威胁贺湘云。贺湘云是特科人员，曾枪毙过很多人。红军特务连连长张老七一直对贺湘云有恨意，觉得他心太硬。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当敌人把李菁菁用枪指着，架到两军阵前时，张老七看到贺湘云的手抖了。这个细节，说明了贺湘云心中对李菁菁的爱，也说明了红军也具有普通人的情感。张老七临死前向贺湘云道歉，说是他开枪打死了李菁菁。贺湘云说，我不怪你，你不开枪，我也要开枪。在两军交战时，为了更多战士的生命，而无法顾及自己所爱的人，影片在这个地方以战争的逻辑表现了贺湘云的人性。影片中更需要浓墨重彩来讨论的是红军女护士与陈科长的关系。一方面，女护士要保护陈科长，希望能把他转移到安全地带;另一方面，由于陈科长掌握着大量重要机密，坚决不能让陈科长落入敌人的手中，所以在无法保护他的情况下，必须对陈科长“执行任务”，做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影片在这里要处理的是红军“拿枪指着自己的同志”的问题。没有人愿意拿枪指着自己的同志，但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果不这样做将会有更多的同志丧命，这其实就是一个伦理学的经典问题。在影片中执行这一任务的是美丽的女护士杜鹃和燕子。在九洞天的山洞里，燕子在山洞深处拿枪指着昏迷中的陈科长，精神极度紧张，两手都在发抖，可见她内心的挣扎。在影片的结尾部分，红旗迎风飘扬，本来以为故事将结束，谁知杜鹃一行又遇到了一群穿着国军服装的士兵，杜鹃又将紧紧攥住的枪指向了陈科长。这时候镜头抬起来，银幕上呈现给观众的是远山和天空，而杜鹃的枪和陈科长则留在了人们无限的想象当中……这个处理可以说精彩之至。在讨论这部影片对人性处理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能不提到司马雷回手一枪打死小琴的细节。钱磊以“军人”和“屠夫”之别，来规劝司马雷不要打死小琴，作为观众不论是立场还是情感都是站在小琴这一边的，当然希望司马雷能够放过小琴，但是當司马雷回手一枪时，我们却在某种意义上感到了这场战争的严酷性。从战争艺术的角度来说，这个反动派的“回手一枪”打出了《极度危机》人性叙事的高度。

六、历史理性主导与社会效益优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3]欧阳黔森的影视作品一直非常重视社会效益。就他之前拍摄的电视剧《奢香夫人》《二十四道拐》《雄关漫道》等影视作品来看，其中包含深刻的民族国家情怀，以影视艺术的形式构建了中华民族视野中不同历史时期的贵州形象。不仅以扎实的艺术作品唱响了主旋律，在中国文化艺术空间中浓墨重彩地书写了贵州，提高了贵州的文化自信，而且还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拉动了贵州相关地区的文化旅游。同样，影片《极度危机》也首先着眼于社会效益。这种社会效益，主要表现在它的“信仰叙事”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理想主义衰落，市场经济兴起，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众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普遍比较关心与自己相关的实利。在大众当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加之过去有些粗制滥造的红色题材影视剧给观众留下了不良印象，以至于对这类影视剧的艺术水平形成了偏见。因此，以《极度危机》为代表的这类艺术质地优良、以新时代精神重述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的作品是非常有必要，也是非常及时的。《极度危机》中的英雄人物是历史理性主导下的英雄，贺湘云也同其他普通人一样内心有着柔软的爱情，在他的爱人面临生命危险并且要求他做出抉择的时候，他也感到心在疼痛、手在颤抖。但是他深刻地明白他在战争中所承担的责任，他能透彻地领悟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因此，他不得不割舍个人的小爱，成全民族国家的大爱。像贺湘云这样的理性英雄，在一定意义上是“神圣”的，够得上“民族英雄”的形象担当。通过这样的艺术形象，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这样的价值不是经济能够衡量的。由此，我们能够看到《极度危机》在民族国家高度上的意义。同时，《极度危机》与欧阳黔森过去的影视作品一样，还有重要的地域性价值。这部影片不仅选取了红军长征在在贵州毕节的一段历史为主要内容，而且还有意采用贵州方言作为人物语言，进一步增强了这部影片的地域色彩。因此，《极度危机》还从语言的角度推广了贵州文化。

结语

欧阳黔森的影视新作《极度危机》将新时代的红色叙事推向了新的高度，与此同时也给新的历史条件下红色叙事如何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这两方面都将对新时代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传承好红色基因带来重要的启示。相信在时间的放大器中，《极度危机》的信仰叙事及其艺术价值将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59.

[2]莫言.丰乳肥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4.

[3]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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