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和美国麦克米伦公司的出版合作

周杨 叶新

[摘 要] 麦克米伦公司在20世纪初期即开始拓展中国市场，并与商务印书馆进行了前后达20年的合作。特别是在1930年代，两家出版社在原版书销售和教科书中国专用版本两个合作领域尤其是后者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表明当时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出版社之间展开了实质性的合作。

[关键词] 商务印书馆 麦克米伦 教科书中国专用版本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2） 03-0123-06

The Publish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The American Macmillan compan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ou Yang Ye Xi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amen University，Xiamen，361005）（School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Beijing，102600）

[Abstract] The Macmillan Company began to expand the Chinese marke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began 20 years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Commercial Press.And in 1930s，It has made a breakthrough progress in the two cooperation fields of Macmillan’s original book sales and special China edition of its textbooks， especially the latter，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two of largest publishing houses in the world have carried out substantive cooperation at that time.

[Key words]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 Macmillan Company special China edition

翻阅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其中1930年的一段叙述引起了筆者的注意：“四月二十六日，我抵达纽约，承麦美伦图书公司及华美协进社招待。前者与商务印书馆往来多年，最近正协商就该公司出版可供中国大学生参考用之若干种书，印订为中国专用本，故对我此次来美，招待特别殷勤。”王云五此时正值他为期半年的1930年欧美之行。他的这段话点出了一个事实：麦克米伦公司（以下简称“麦克米伦”）与商务印书馆此时正洽谈在中国合作出版麦克米伦教科书的中国专用版本。此举堪称我国出版业首创。更重要的是，在中美两国尚未加入国际版权同盟（即《伯尔尼公约》）的前提下，这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图书取得中国版权保护的正当途径。

1 援引与指控：条约框架下的近代中美版权关系

准许美国人的作品享有我国的著作权保护，始于1903年的《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该条约第十一款规定：“中国政府今欲中国人民在美国境内得获版权之利益，是以允许凡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之书籍、地图、印件、镌件者，或译成华文之书籍，系经美国人民所著作，或为美国人民之物业者，由中国政府援照所允保护商标之办法及章程，极力保护十年。以注册之日为始，俾其在中国境内有印售此等书籍、地图、镌件或译本之专利。除以上所指明各书籍地图等件不准照样翻印外，其余均不得享此版权之利益。又彼此言明，不论美国人所著何项书籍地图，可听华人任便自行翻译华文刊印售卖。”因为自1886年《伯尔尼公约》诞生以来到1949年为止，中美两国均没有加入该公约，因此该十一款之规定成为当时美国人作品在我国享有著作权保护的主要法律依据。

据此，如果一本美国出版商出版的书籍符合“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或“译成华文之书籍”的要求，由美国人在中国出版并在书中标明“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或者由美国人翻译成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则必定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美国出版商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不是“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或“译成华文”的书籍，像商务印书馆这样的中国出版商在中国境内或原版影印或翻译出版并予以发行，则美国出版商无权干涉。这在法律层面上保障了我国出版商能够大量出版国外书籍。

正因为这一条款的规定对美方不利，美国出版商在1910—1911年、1919年两次指控商务印书馆翻版美国书籍，并动用外交力量施压，均没有达到其目的。

1910年1月22日，美国著名教育出版商金恩公司（Ginn Co.）董事费英焘（音译）从美国纽约致信上海商务印书馆。信中说：“兹闻贵馆将本公司出版之简要英文法教科书翻印，加以删订，求合中国程度，已有人将书送到。此外，又闻贵馆尚拟将本公司出版之买尔斯通史，及万韦士所著之各种数学书翻印。虽本公司亦知按照《万国版权公例》，原不能禁止贵馆之翻印，然书为公司之书，贵馆似应先与本公司商议，请其许可，或酌许以余利，方合正办。”

其中的“简要英文法教科书”即The Mother Tongue。“买尔斯‘通史’”即“General History by Myers”，也就是《欧洲通史》。“万韦士所著之各种数学书”即G. A. 温特沃斯（G. A. Wentworth）著、由金恩出版的各种数学书，其中的Elementary Algebra1906年在美国出版，1910年11月即由屠坤华译述，名为《汉译温德华士代数学》，由商务在国内印行。虽然金恩不能禁止商务印书馆翻印上述三种书籍，但费英焘还是希望商务能够取得其许可，最好支付一定的许可费。

双方协商未妥之后，金恩1911年3月又请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出面向上海道交涉《欧洲通史》被翻印之事，并由金恩之中国代理商伊文思书馆向上海会审公廨就此提出控告。商务印书馆援引《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十一款之规定，据理力争，并得到外务部、上海道的支持，逼得金恩同意“自行妥商，以期和平了结。”双方商量的结果，当然只能是无果而终。

1919年4月22日，上海总商会致函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称接到美国商会函：“华商所办印刷所，有翻印美国课本，销售于上海及中国各埠者，侵夺版权，违犯法律，事实昭然，无可掩饰。兹由美国课本领袖印刷局，将华商印刷所翻印之书，编成表式。特照录一份，送请台察。其翻印之多，殊足骇异。而以性质高尚之印刷局，竟有此种行为，更为可讶。今此事已呈明美国驻京公使，与北京政府磋商办法，望警告各印刷局。倘再不停止翻印，其违犯法律，遭受困难，必有更甚于今日者。”也就是说，美国大教科书出版商已经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我国大出版社翻印的美国教科书编成表式，由美国公使与北京政府协商解决办法。这里的“美国课本领袖印刷局”也就是金恩公司，它是美国最大的教科书出版商。

商务印书馆第二天即电呈外交部、教育部、农商部，“查光绪二十九年《中美续议商约》第十一款所载，甚为显明。此事于学商两界前途，关系甚巨。美使如来交涉，务求据约驳拒，容再详呈。”

到了1919年5月，商务印书馆又再次呈文上述三部，详述“据约驳拒”的理由，承认“查阅所开翻印各书，确系美国出版书籍，尤以教科书为多。”但是根据《中美续议通商条约》第十一款之规定，“今该美商表列各书，无一为专备中国人民之用。按照条约，自不能在中国得有版权，何得指翻印出售为违犯法律。”

而当年美国金恩公司控告商务印书馆翻印《欧洲通史》案，未获胜诉，乃至不了了之，也是因为援引该十一款之规定。

商务印书馆为了使其理由更加充分，指出当年美国也存在随意翻印英国书籍之事实，最后经过五十余年之协商，才达成互相保护对方版权的协议，但也存在诸多之限制。而此时的美国为了本国的版权利益，也没有加入《伯尔尼公约》。因此，美国自己做不到的地方，又怎么要求中国出版商做到呢？

因此，美国驻京公使并没有与北京政府有关各部及时就此事进行磋商。到了1919年6月6日，农商部作出批示：“此事现尚未准美使来部提及，除俟美使提议，再行核办。”既然如此，美国方面只能作罢。

到了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颁布了《中华民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细则。该细则第十四条规定了外国人在我国享受著作权之办法，第一項即“外国人有专供中国人应用之著作物时，得依本法呈请注册。”第二项为“前项外国人以其本国承认中国人民得在该国享有著作权者为限。”第三项是“依本条第一项注册之著作物，自注册之日起享有著作权十年。”该条之规定实际上袭用了1903年《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十一款并内化为实施的具体条款。这也成为随后商务印书馆和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在中国出版“中国专用版本”之法律依据。

2 中国专用版本：麦克米伦和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合作

世界书局前职员朱联保在所著《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中曾提到：“商务发行所内设西书部，经售原版西书，包括美国麦美伦教科书中国专用版本，此为同业所无者。”这也佐证王云五的有关记述，说明商务与麦克米伦在销售原版书的基础上还进行了进一步的合作，出版了“麦美伦教科书中国专用版本”。这是双方利用美方优质的教科书资源，共同开拓中国教育出版市场，打击国内竞争对手的大胆举措。

在王云五逗留美国期间的1930年5月1日，上海当天发行的《新闻报》第十二页刊登了一则“麦美伦出版各科英文课本”的重要消息，副标题为“将在中国装订 廉价发行”，其内容如下：

银贱金贵，进口货物，价均飞涨。而其影响及于教育用品之代价者，尤为一般学生所引为苦痛之事。学校教授教学，自以英文原本为最相宜。书价增加，教育感受困难。美国麦美伦图书公司驻华营业代表陆品琴君有鉴于此，特与该公司及中国代理人商务印书馆商订办法，以该公司之书片运华，由商务印书馆装订发行，可较此时金贵之售价减去三分之一，即照银价未落时之售价，可以相埒。闻此在华装订之书本，本年秋季开学时即可发行，是诚学界之好消息也。

所谓“银贱金贵”，即：1929年底伦敦银价突然暴跌，引起我国上海的标金、外汇一并飞涨，1929年底的标金价格为300多两，到1930年1月涨到490余两，到1931年6月竟然突破800两大关，金银比价高达1∶73，金贵银贱达到了最高点。这导致了进口货物价格的普遍增长，国内书店进口销售的原版西书也不例外。

商务此时在中国独家经营美国麦克米伦公司的原版西书，但是包括教科书在内的进口西书的价格上涨了四倍之多，造成学生特别是贫困大中学生的负担加重。麦克米伦驻华代表陆品琴原本是商务印书馆的老员工，即与老东家商量，将该公司已经印刷但没有装订的英文原版书运到中国，由商务装订后发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国版的售价比原版书要便宜三分之一。商务装订的中国版将在1930年秋季开始发行。

而在同一天发行的《申报》第十七页“教育消息”栏目，刊登了更为详细的新闻“西文教科书‘中国本’将世版”（副标题是“商务与麦美伦合作”），其内容如下：

自吾国兴学以来，所有高级中学及大学学生所授科本，大都以英美出版者为多。因文化输入，有赖书籍。且西方科学发达，与吾国较实为先进，是以编辑书籍方面经验丰富，材料充足。近日金价飞涨，原版西书因之涨价，中国学生之负担又加增甚多，对于教育前途大有影响。美国麦美伦图书公司 （驻华代表在上海博物院路二十号，经理系陆凤石君） 及上海商务印书馆有鉴于是，故互相合作，减底[低]价格，以利教育。故麦美伦将所有著名出版物为各高级中学及大学所采用者，特别出版“中国本”，委商务印书馆独家经理，其书价可减底[低]原价三分之一，以利中国教育界。此项书籍之装订，或极佳，布面烫金字，与原版之书相同。

美国麦美伦图书公司，为世界最著名之出版家。其出版物，均系有名之著作，中国中学及大学都用之。该公司新近欲出版一《初等地理》，著者为皮物逊氏，遍游世界，实地调查，采取材料。上月到沪，留二星期，现在广东，不日将往非洲□处。商务印书馆，为中国最大之书店，原版西书之营业蒸蒸日上，与输进文化大有裨益。今与麦美伦合作，减底[低]书价，与中国学生及教育界之供献甚伟云。

原先商务销售的麦克米伦原版书是在美国印刷和装订，而现在销售的这些教科书是麦克米伦公司在美国印刷，运到中国由商务装订、销售。既能保证这些“中国本”的印刷质量，又能利用商務自己的印刷厂装订，降低成本，还能有效防止国内的盗版。

这将是“世界最著名之出版家”和“中国最大之书店”之间的合作，为当时中国的教育界和出版界瞩目。

1930年5月21日发行的《申报》则在头版紧挨报头的上半部位置也就是最好的广告位，刊登了名为“西书业的大贡献”的大幅广告。其中提到在商务印书馆的特约下，“美国麦美伦图书公司赶印China edition（中国专用版本） ，备有各级学校教科书八十余种计二十余万册，专供国内各学校采用”，并提到：

此项特印各种西书，在华久已通用，并为中外教育界所赞许。兹经设计，应用最经济的印刷文法与运输方法，将售价大加减削，比金洋定价折合国币后至少可便宜三分之一，不但打破金贵银贱之难关，且于西方文化之灌输扫除一层经济的障碍。今后我国读者只须出三分之二的代价，即可得到内容与昔时相同的西书。以全国计算，每年可省数十万金，可谓我国西书业之一大贡献。本馆于此得稍尽其服务社会、便利读者之微忱，亦属幸事。尚希国内教育界利其廉价尽量采用。各书名目，容另刊布。伏维公鉴。

从“各级学校教科书八十余种计二十余万册”的备货量来看，双方合作的力度还是很大的，预计结果是“以全国计算，每年可省数十万金”。

1930年8月21日发行的《申报》头版刊登了“麦美伦教科书中国专用版本开学期内全部出齐”的消息，副标题是“麦美伦图书公司编印，商务印书馆发行”，其内容如下：

本馆特约美国麦美伦图书公司，印行通用教科书七十余种之中国专用版本，为全国学生每年节省购书费四五十万元。教育界认此种创举，为金贵银贱声中之唯一出路，乐予赞助，深引为幸。原定秋季开学时先出二十种书，兹应各地学校之函电要求，兼为酬答惠顾盛情起见，特将全部七十余种、二十余万册，加工印钉，在开学期内完全出齐，以供采用。即祈各校早日赐洽为荷。另印全部书目，承索即寄。各书售价概照美金原价减少三分之一。

虽然总册数没有怎么增加，但是出版种数从开初设想的20余种增加到70余种，可见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力度之大。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麦克米伦又推出了“设立样本图书馆”的举措，是为该公司对“教育界又一贡献”。参见1930年9月2日《申报》第十六页发布的“美国麦美伦图书公司设立样本图书馆”：

本公司出版书籍均系世界有名学者之杰作，学生参考所必需。然种类繁多，购者以未睹全豹，向感困难，教授选择亦难适从。兹为便利起见，特另设一样本图书馆，将本公司所有出版书籍每种一册陈列其中，以备各校教授学生等随时参考。

各校师生来样本图书馆选择麦克米伦出版的书籍，必然会让他们借此调整可供书目，让商务和麦克米伦更加精准地为我国教育界服务。

那么麦克米伦教科书中国版的发售状况如何呢？我们来看1931年2月7日《申报》头版的整版广告，其中提到“承各学校踊跃提倡，相继采用，数月之间，几至销售一空。”当然，这也属于商务印书馆1931年春季学期开始前的促销举措。为了便于用户参考，商务还罗列了所售各书的书名及美金原价。

同年2月9日的《申报》头版刊登了商务印书馆名为“春季开学应用原版西书”的启事：

各学校春季开学应用原版教科图书，本馆已尽量搜罗、充实准备、以供采用、并将麦美伦教科书“中国专用版本”全部八十余种赶钉出版，售价照原本减低三分之一，节省学生购书费不少。承蒙采购，务请从早赐洽为幸。

商务印书馆还进一步加大了打折力度，1931年2月21日《申报》头版的上半页广告“麦美伦教科书中国专用版本”，提到“各书概照美金原价折合国币减低三分之一发售。存备充足，请早采用”。其罗列的书籍凡9大类88种，其中英语类11种、数学类16种、自然科学类18种、社会科学类21种、心理学类12种、历史类3种、教育类1种、商业学类5种、法语类1种。在这些麦克米伦教科书中国版的书脊上都出现了“商务”和“MACMILLAN”的字样，是商务和麦克米伦两者合作的最好见证。从同年9月8日发行的《申报》头版刊登的商务印书馆广告来看，采用麦克米伦中国版的国内著名大学包括北京大学、齐鲁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厦门大学，从一个侧面也可见其成功之处。

1932年“一·二八事变”突然爆发，商务印书馆总馆遭到极大破坏，有半年以上的时间不能延续正常的出版工作。麦克米伦中国公司对此也采取了相应措施。1932年4月7日之《申报》第三页“美国麦美伦图书公司启事”，声明“刻商由商务印书馆将经售各书退回一部份，由本公司自行发售。”同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复业，之后不久即重启麦克米伦原版书及其教科书中国版的发售业务。在1932年7月28日《申报》第三页广告中，商务声称：“所有原版西书及麦美伦教科书中国版本仍照常发售。前所存货，虽因国难蒙受重大损失，刻已择要补充，足供各校本届秋季开学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商务印书馆先后西迁长沙和重庆，和麦克米伦公司的出版发行合作被迫中止，在1949年之前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3 结 语

早在20世纪初期，麦克米伦公司即开始拓展中国市场，后与商务印书馆进行了前后达20年的合作。特别是在1930年代，这两家出版社在原版书销售和教科书中国专用版本两个合作领域尤其是后者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对中国的教育界和出版界产生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也在近代中外出版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方面表明以麦克米伦公司为首的西方大出版商对中国市场的看重;另一方面也显示作为近代中国的出版领头羊，商务印书馆领导层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和非凡勇气。当时，中西出版商在对方市场的开拓与合作，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更是实质性的。目前我们对此的关注还远远不够，有关史实还需要我们不断深入地挖掘和总结。

注 释

[1][2][3][4][5][6][7]周林，李明山. 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M].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80，178，170，170，175，174，178

[8]麦美伦出版各科英文课本[N]. 新闻报，1930-05-01

[9]闫东玲. 1930—1931年金贵银贱风潮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J].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1（6）：79-81

[10]Imported Books Quadrupled 西书涨价四倍[J]. 英华独立周报，1931，1（5） ：6

[11]西文教科书“中国本”将世版[N]. 申报，1930-05-01

[12]西书业的大贡献[J]. 申报，1930-05-21

[13]麦美伦教科书中国专用版本开学期内全部出齐[N]. 申报，1930-08-21

[14]美国麦美伦图书公司设立样本图书馆[N]. 申报，1930-09-02

[15]春季开学应用原版西书[N]. 申报，1931-02-09

（收稿日期：2022-02-04）

[作者简介] 周杨，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0级博士生;叶新，管理学博士，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教授。

出版科学，2022，30（3）：12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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