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娟
内容摘要：自红学研究至今，学术界大多关注《红楼梦》中的中国传统民俗，把目光锁定在服饰、建筑、医药等方面，而对作品中的西洋器物研究甚少。实际上在清朝初年，中西交流的现象已较为普遍，西洋器物在宫廷和贵族生活大量出现。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杰出代表的《红楼梦》，反映到创作中出现了许多西洋器物的身影。本文主要以分析《红楼梦》中的西洋器物为出发点来讨论民俗变迁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以及反映中西文化交流对贵族民俗生活的影响。
关键词：西洋器物 贵族阶层 民俗变迁 《红楼梦》
《红楼梦》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古典文学作品，在书中多次提到了西洋器物这一具体的物象，关于《红楼梦》中西洋器物的研究自1928年以昌群发表的《<红楼梦>里的西洋物质文明》为开端，到后来方豪的集大成之作《<红楼梦>西洋名物考》为西洋文明考证派的里程碑，近一个世纪对西洋器物的研究多侧重于考证器物来源、创作年代、基督教思想等方面，随着近几年研究的转型和细化，有一批学者转向对具体一种和一类西洋器物的研究，笔者基于民俗学学科的本位，将目光锁定在西洋器物如何影响曹雪芹的文学创作以及中西文化交流下引起的民俗变迁上，试图梳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红楼梦》中的西洋器物描写
（一）种类齐全的西洋器物
通过对在原著中出现的西洋器物进行全面的梳理，再结合方豪关于《红楼梦》西洋器物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把它们分为九类，大概在书中共出现88次，其中西洋呢布出现28次，西洋钟表出现14次，西洋工艺品出现11次，西洋玻璃出现15次，西洋机件出现4次，西洋美术画出现5次，西洋食品出现5次，西洋药品出现3次，西洋动物出现3次，涵括了吃、穿、用、玩四大方面，可以说西洋器物早已嵌入贾府上层主子们的日常生活中了。
西洋器物的渐入对贾府主子们日常生活情状的重塑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比如在第三回林黛玉初进贾府与王熙凤第一次会面时，凤姐就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银袄[1]和撒花翡翠洋绉裙。[2]就连袭人母亲病了要回家照料，凤姐给她的包袱都是玉色里的哆啰呢[3]面料所做的。在芦雪庵联诗的那一回，这些小姐们穿的都是西洋织物所缝制的御寒外衣，不是猩猩毡，就是羽缎羽纱的。[4]以及在宁国府被抄时，被抄出呢布类的洋货，计有“洋呢三十度”、“哔叽二十三度”、“姑绒四十度”、“倭股十二度”。[5]不难看出，贾府的主子们就是行走的“洋装代言人”，司空见惯的洋布料已经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符号表达。
在贾府的日常陈设中，更有不少西洋工艺品来装点门面。在第十七、十八回里，贾政询问贾琏关于帘子挂件的数量，贾琏答道：“外有猩猩毡帘二百挂”，[6]猩猩毡在大观园的陈设应用中并不是什么稀罕物。在史太君两宴大观园聚会中，每人更是一把乌银洋镶自斟壶，一个十锦珐琅杯，[7]这说明在贾府较为隆重的设宴中，这些西洋工艺品都被派上用场，显然已成为了贵族世家的日常标配。
要而论之，西洋器物在贾府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无孔不入”，这些飘洋过海的洋货是贾府日常生活中一抹增添的亮色，这不仅向我们重现了贵族世家的生活影像，更让读者惊叹于受皇恩眷顾的贾府是如何盛极一时的，感叹于日后繁华瓦解冰消的惨淡落败。
（二）谁是拥有西洋器物最多的人
虽然贾府的西洋物品颇多，但也不是见者有份，能够享用这些洋货的都是上层主子。据小说中出现的西洋呢布为例，可以发现凤姐和宝玉是拥有西洋呢布最多的人，各有八件之数，显然占据西洋服饰的“C位”。
其实对宝玉能拥有这么多的洋货并不感到奇怪，他作为贾府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正统继承人，拥有绝对的主角光环，但凡贾府有什么新奇罕见的西洋宝贝，宝玉基本都有，这也足以说明宝玉是小说的核心人物。
但凤姐拥有的洋货为什么比宝玉还多呢？这不由得让读者思考背后的原因和曹公如此安排的用意。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目光还是得回到王熙凤的初次登场。《红楼梦》中最先映入读者眼帘的洋货就是凤姐初见林黛玉的穿戴衣饰，文中是这样描绘的：“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银袄……下罩翡翠撒花洋绉裙。”[8]此处一共出现了两种西洋布料，分别是洋缎和洋绉，笔者认为曹雪芹不惜笔墨地写凤姐的衣饰目的有三：一则是想表现的神采，刻画了她奔放张扬、八面玲珑的人物性格;二则是以凤姐一人的贵气来烘托整个贾府的膏粱锦绣;三则是以浓墨重彩的外在描写来强调凤姐这一人物在全书的重要地位。除此之外，王熙凤曾说过;“我爷爷专管各国朝贡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9]这里说明王熙凤的爷爷不但掌握海关贸易事务，还管外国的朝贡。基于这样的家庭背景，那么王熙凤所拥有的洋货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娘家的陪嫁物品。在小说中曾提到凤姐送给宝玉的生辰礼物——波斯玩器、送给各小姐们的暹罗茶叶、典卖自鸣钟以及治头疼的西洋药膏子——“依弗哪”，正是因为这些体面的洋货放大了凤姐的家世光环，所以才让她在贾府的地位更加巩固。
二.曹雪芹对西洋器物的认知
曹雪芹对西洋器物的认知可以说是析毫剖厘，在小说里驾轻就熟地植入西洋文化的情节更是不胜枚举，着力描绘了西洋玻璃的符号象征、阐释了西洋药背后的社会文化以及诠释了基督教精神的真谛。
（一）西洋玻璃的符号象征
《红楼梦》中出现了众多的玻璃制品，其中第六回贾蓉向凤姐借玻璃炕屏的情节值得读者细品。同样是高门大户的宁国府居然也要向凤姐借玻璃炕屏来撑门面，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件玻璃炕屏是极为稀少的奢侈品，而对这种稀有奢侈品的占有可直接体现占有者的尊贵地位。[10]在第四十五回同樣有写道一件难得可巧的西洋玩意——玻璃绣球灯，连一贯视珍宝如无物的宝玉竟不舍得用，唯恐失手跌破了。笔者认为这盏绣球灯主要是用来欣赏和收藏的玻璃工艺品，不同于普通的照明灯，所以做工格外考究，材质也格外珍贵。对比之前晴雯说过的“先时连那样的玻璃缸、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11]的满不在乎，足以想见但这盏灯的价值不菲。在此，玻璃的作用已经超越了作为物的实用价值，它更是贾府鼎铛玉石般生活的富贵符号象征。
（二）西洋药的解读
《红楼梦》中有出现晴雯用“汪恰洋烟”[12]和“依弗哪”[13]治疗感冒的情节。关于西洋鼻烟，在《大清会典》中多有西方使臣的进贡记载，如雍正三年（1725），意大利贡物中有“鼻烟五十罐”。雍正五年（1727），葡萄牙贡物中有“上品鼻烟十二瓶”。鼻烟在当时是一种来自西洋的价格昂贵的烟草制品，可以用来治疗感冒风寒等病症。[14]结合清人相关文献记载可知，这是西洋药品最初传入中国并在当时社会上流通和使用的情形，然而此类药品却仅限于包括皇家在内的皇亲国戚使用，这无疑不透露出当时社会上层阶级中存在中西医汇通的风气，也借此反映曹家的地位煊赫。
在《红楼梦》中有提到木樨清露和玫瑰清露这两种西洋香露，二者均属药露。所谓药露是用药物蒸馏制成的液体，气味芳香，故有时也称香露，药力甚微，常用作饮料或调料，作为一种辅助治疗。[15]药露制法始自大西洋，由西洋传入中国，因比中国传统中药汤剂有一定药用功效而被医家使用。药露的制法宋前已由西洋传入中国，到明代则更为详实具体。药露制法传入中国后，市场上已有中国制造的药露，但西洋所制药露仍属珍稀之品，故清代尤其是在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欧洲各国的来使都曾将花露、药露作贡品进献给清廷。如康熙六年、九年、十七年、五十九年、雍正五年、乾隆十八年葡萄牙使臣进贡的礼物中均有“花露”、“药露”;康熙九年意大利使臣进贡之物里也有药露。[16]
（三）基督教精神的诠释
《红楼梦》博杂的思想中，也融入了某些基督教伦理，这主要表现为博爱情怀、平等观念和怜悯意识。[17]对此，笔者认为这种情感极大可能是曹雪芹在接受基督教知识后所产生的思想投射。据记载，在曹頫交往的西洋人中有一位叫菲利浦·温士顿的英国丝绸商人，曹頫请他传授西方的纺织技术。在宴会上，曹頫还即席赋诗，以抒情抱。菲利浦为了酬答盛情，就讲些《圣经》的故事或者莎士比亚剧本故事给主人听。当时，年幼淘气的曹雪芹曾“窃听”过这些故事，听了入迷。[18]不难想象，这段难忘的“窃听记”对曹雪芹在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提供了极大的灵感。
曹雪芹在贾宝玉这一形象的刻画上充满着一种基督教精神的博爱情怀。他对未出嫁女儿们高度褒扬，说她们是颗无价珠宝;对薄命女儿们的深切同情和哀悼，就是一种基督式的怜惜和悲悯;对女儿们的殷切关怀和无私奉献，如香菱弄脏石榴裙后的贴心帮助，平儿惨遭王熙凤痛打之后的细心理妆，更是一种乐女儿之乐，痛女儿之痛的温暖共情。宝玉不仅尊重、疼惜、爱护这些“女儿”，在与像蒋玉涵、柳湘莲这样身处社会底层的优伶的交往中，他都没有丝毫轻贱、鄙夷的姿态，而是视他们为友、尊重他们的人格意志。
在栊翠庵品茶这个情节里，妙玉因嫌弃刘姥姥用过的茶杯而颇为不满，便忙命人将那个成窑的茶杯别收了，搁在外头去罢。宝玉深知妙玉的洁癖心理但却对刘姥姥这样贫苦的乡野村妇深表同情，便建议妙玉把茶杯送给刘姥姥。曹雪芹的这番安排让我们看到了宝玉和妙玉对待穷人的差别，作者此处借妙玉的讽刺挖苦很好地衬托出宝玉惜老怜贫的善心，他的心中总是充满了怜悯，而宝玉对待像刘姥姥这样贫苦的乡下人家时也展现了如耶稣一般的怜悯情怀。
三.西洋器物的民俗意涵象征
西洋器物绝大部分是作为贵族的奢侈品出现的，除彰显作者的博闻强识和文化底蕴外，其目的也可以借文学作品来反映当时清朝的民俗变迁，通过比较贵族阶层与底层平民对西洋器物的认知差异来突出民俗的阶级性。
（一）反映了清初的民俗变迁
总结《红楼梦》中出现的西洋物品可以得知，广泛使用洋货在当时社会的贵族家庭中已成为常有的事，而这种风气也是受当时宫廷的影响，从历史中可以得知，康熙帝对这些西洋玩意有着浓厚的兴趣，特别是钟表。在当时外国进贡给清朝的礼品中就有很多钟表，这些钟表除供宫廷的主子们把玩外，康熙帝还时常将钟表作为荣誉赏赐给一些官员，使得宫中的西洋钟表供不应求。于是康熙帝令人到广州等地购买，各地官员也借机搜罗各式新奇钟表上呈以取悦皇帝。[19]
虽然清廷一再强调“不贵异物”、“不宝远物”，也尽量把外国产品的消费局限在皇家宫廷，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的外国产品还是越过了宫廷高墙而在一些地区流行，追求物质享受的人类天性是任何统治者无法限制的。这些外来物品在东南沿海地区悄然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在逐渐改变着这些地区传统的物质消费结构，消费结构的变化会引起生产结构的变化。[20]随着西洋钟表在中国的传入并不断在宫廷、官府、官吏及贵族家庭的普及，中国多处地方出现专门的钟表制造，而广州则成为钟表制造之翘楚，所制造的钟表世称“广钟”。[21]由此观之，西洋钟表的流行对华南地区的手工制造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康熙帝曾在宫廷造办处下设自鸣钟处，负责保管、维修、制造钟表，中国钟表也开始从进贡、购买转入了自主生产时期。精通钟表技艺的传教士们是自鸣钟处的技术人员，负责设计、指导钟表制作和加工的整个过程。康熙帝还在宫中挑选一些做钟太监专门学习西方机械制造与维修技术，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也被召集到宫中学习制造西洋钟表。由欧洲传教士、国内优秀钟匠和做钟太监共同组成了一支中西结合的技术队伍，这支技术队伍是紫禁城自鸣钟处能够持续发展100多年的根基。[22]
明末西洋钟表进入中国社会后，民间已有工匠开始进行仿制。清康熙帝年间随着自鸣钟处的设置及上层社会对钟表与日俱增的需求，全国多地开始出现钟表制作作坊，并逐漸形成了机械钟表制造行业。全国各地经历了对西洋钟表的单纯仿制，到创造出中西结合的特色钟表，最后一些地方的钟表业已初具规模并自成体系，形成了清代手工业中颇具特色的一行。这是由外来文明影响和统治者意愿双重作用力推动下产生的的物质生产民俗变革，不仅改变了手工业的生产结构，更使得一批手艺超群的工匠投身到钟表行业，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专业的西洋钟表匠，钟表工匠群体有了更职业化的社会分工。
据历史记载，康熙皇帝经常赏赐一些西洋物品给大臣，这些大臣也以获得来自宫廷的西洋玩意儿为自豪，在当时的贵族阶层中也形成了洋货盛行的局面。这种自上而下的影响使得当时社会的物质民俗发生了一定的变迁，越来越多的西洋货代替了国货走进贵族阶层的日常生活，而《红楼梦》中贾府的洋派生活作风就是当时上层阶级生活现状的一个缩影。但值得注意的是，洋货只是出现在上层阶级这样的贵族家庭而并不普及，这种影响也止步于上层阶级并没有渗透到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家中，刘姥姥对贾府西洋器物的陌生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突出了民俗的階级差异性
民俗的社会属性中有一个重要属性就是阶级、阶层的差异性。从民俗传承的规律和民俗发展的实践中，可以发现：从人类社会有了民俗事象以来，就不是以不同阶级的集团来区分的，而是以整个民族文化积层世世代代传袭发展来的。[23]曹公为突出这一点，借助西洋器物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民俗阶层差异性。
刘姥姥第一次见识到的西洋货就是凤姐屋内的那只钟，小说写道：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愰。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甚用呢？正呆时，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24]脂砚斋在此处特评：“小家气象，不免东张西望。”笔者认为“小家气象”这四个字精准地将曹雪芹想借一台西洋钟将刘姥姥这样代表社会底层的平民小家与贾府这样的世族大家对洋货的认知差异的目的概括得十分到位。
在二进大观园误闯宝玉卧室那一段，刘姥姥看到了更多的洋玩意儿，当她见到穿衣镜时，便心下忽然想起：“常听大富贵人家有一种穿衣镜，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呢罢。”说毕伸手一摸，再细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将镜子嵌在中间。因说：“这已经拦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说，一面只管用手摸。这镜子原是西洋机括，可以开合。[25]穿衣镜在当时被视为新奇的时尚品，所以作者借刘姥姥之口道出要“大富贵人家”才有的事实。
曹雪芹在刻画这个历时百年的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翰墨之族时，特意安排了刘姥姥的两次登场。虽然西洋器物在贾府出现可以说是不足为奇，但对出身乡野的刘姥姥来说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珍异宝。那么，为什么刘姥姥和贾府上层主子对西器的认识会不同呢？正如霍尔在《表征》一书中所指出的：“文化首先涉及一个社会或集团的成员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它”取决于其参与者用大致相似的方法对他们周围所发生的事作出富有意义的解释，并‘理解世界’。”[26]“大致相似的方法”指的就是相似的文化信码，它们是“给世界划分、定级和指定意义的方法”。[27]作为来自乡野的刘姥姥和自小在贵族家庭氛围中成长的贾宝玉是两个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他们在各自的社会环境中接受到了不同的文化信码，文化品味自然是天差地别，更何况是在西洋器物还未走进寻常百姓家的社会背景下，刘姥姥看西洋器物的眼光自然是普通人的不可思议和难以置信。曹公通过西洋器物与人物之间的相互映衬，揭示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阶级差异往往是通过文化差异来体现的，而“民俗物”又是象征文化品味的阶级符号，这三者之间是互为表里，紧密相连的。
《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向我们展现了贵族家庭的日常生活图像，而西洋器物在小说的出现大让我们了解到清初上层社会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洋器物的嵌入而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他们对于这种中西合璧的民俗生活是乐于接受并相当享受的。出于反映民俗生活变迁和民俗阶级性的双层目的，作者用一种包容的胸怀和全球的眼光看待这些西洋器物并广泛应用于小说，完美地实现了文学、民俗和历史的交汇。《红楼梦》不仅让读者看到文学作品中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更让读者从西洋器物的角度看到了一段精彩绝伦的贵族家庭史。
注 释
[1]洋缎——一种像缎子、表面光洁的棉织品。
[2]洋绉——一种丝绸织品，极薄而软，微带自然皱纹。
[3]哆啰呢——一种西洋传入的阔幅呢料。
[4]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 692页。
[5]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424-1425页。
[6]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23页。
[7]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541页。
[8]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9]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10页。
[10]唐妍：《<红楼梦>中的中西器的文化编码》，《红楼梦学刊》2018年第3期。
[11]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418页。
[12]汪恰洋烟——在《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出现，鼻烟的一种，用来治疗鼻塞。
[13]依弗哪——在《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出现，西洋贴头疼的膏子药。
[14]《大清会典》：（雍正朝）卷一百四，清雍正十年武英殿刻本，第34-35页。
[15][16]何新华：《清代贡物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03-405页。
[17]向彪：《〈红楼梦〉与基督教文化》，《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4期。
[18]周汝昌：《曹雪芹的故事》，北京出版社，2017年，第134页。
[19]孙鸽.康熙朝西洋钟表的传播与制造[J].兰台世界，2017（17）：92-95。
[20]何新华：《清代贡物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05页。
[21]黄庆昌.清代广州制造的西式钟表及其历史背景探析[J].南方文11（03）：190-195+202。
[22]王津，秦世明，亓昊楠.代御制钟表探微[J].中国历史文物，2008（02）：34-42+94-96。
[23]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2页。
[24]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97页。
[25]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556页。
[26][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页。
[27][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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