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李肇星出任中国第6任常驻联合国代表。
为开会安装“李氏铃”
我发现，在安理会，各国大使都是“大腕”，有架子，开会常迟到，开会时间到了，有的大使还在走廊里聊天。这时，安理会主席就用木槌敲桌子，提醒大家开会。有一次我举手发言，“建设性”地抱怨说，主席先生这么敲槌子，等于惩罚已经到会的人，没有到会场的人却听不见，這不公平。英国大使戴卫勋爵开玩笑说，对，支持李大使的意见，应该像中国京戏里那样敲锣，让室外的人能听到。我说，可惜中国京剧的锣声太大。戴卫勋爵接着又认真建议安装一个电铃，主席一按，走廊上的人也能听到。我表示赞成，又提了一项“补充条款”：把电铃的线连接到附近大使们常去的咖啡厅。于是，那次安理会经过表决，批准一项专门“预算”，不到400美元，设立一个提醒“开会了”的电铃，大家管它叫“李氏铃”。这算是我代表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所做的一点儿“贡献”。
会费多少按规矩办
一天，我在安理会休息厅准备下一场会。一位职衔为三等秘书的同事向我报告，刚才在走廊里听到一位日本年轻外交官在煽动说：“安理会早就该改革了，有的国家缴的会费比日本少得多，但享受的权利比日本多得多，有否决权，有使用本国语言的权利。我们日本出了那么多钱，讲日文还得找翻译。”
我听后生气了，说：“你堂堂的三秘，不应该跑来把问题交给大使。你该当场告诉那日本人，联合国不是银行家俱乐部，不是企业董事会，不是按钱数分配权利。联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几千万无辜死难者的遗体上建立起来的，是为了警告和惩罚那些侵略者，防止他们再度发动侵略战争。你还应问问那个日本人，是谁让他在这里胡说八道的？是他们大使允许的，还是外务省授权的？”
这位同事回去狠狠数落了那个日本小伙子，对方吓得直哆嗦，说知道错了，千万别告诉他的领导。
1993年我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时，随着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等变化，特别是香港回归后，中国缴纳的会费有所增加。
有一次，朱镕基总理开玩笑地问我：“怎么回事？联合国会费怎么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中央不在香港收一分钱的税，香港的GDP怎么也算在中央头上？”我解释说，联合国只认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所以找中国中央政府要钱。收不收税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联合国管不着……以后台湾海峡两岸统一了，中国交的会费会更多。朱总理笑了。
（据《说不尽的外交》 中信出版社出版）96C5FCB6-CE12-44AB-9D94-AC78CD7D62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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