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政治关系纠偏

沈佳强 叶芳

[摘 要]“德国式的现代问题”成了历史上一些经济后发国家共同的现代性现象，中国也不例外。具体说，就是文化优先、以文化对抗政治、以文化解决经济问题。今天，人们大谈文化危机所包含的政治意义，实际上正是期待着一种“重新发现的政治”理解，能够对我们这个以工具理性为主要标志的时代进程进行纠偏，进而规范、引导和约束政治以及实现政治的教化。

[关键词]现代问题;德国;中国;文化;政治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1）03-0036-04

[收稿日期]2021-02-25

[作者简介]沈佳强，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技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西方哲学;叶芳，浙江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国家治理。

通过考察近现代历史，在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相较于英、法等传统发达国家，一些经济后发国家，如德国等，都曾在自我反思中陷入文化与政治甚至经济的纠缠之中，我们称之为“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因此，“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这一命题一再活跃于西方的话语中，它贯穿性地解释了所谓“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尤其用于解释文化与政治纠缠之现代性现象。对“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审思有助于明辨文化与政治之纠缠，以便理解我们自己面临的“中国式的现代问题”。

一、“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及其中国投射

纵观历史，“德国式的现代问题”成了一些经济后发国家共同的现代性现象。显然，对“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作一全面了解并对几个结论性的观点予以阐释十分必要。某种意义上讲，提出“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就是要对文化本性进行反思，对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进行反思。

“德国式的现代问题”源于文化反思。文化反思这一概念最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频繁出现，确切地说，当时被理解为古希腊和罗马文化艺术的复兴。这一时期的文化反思，源自对天主教禁欲主义的批判性思考，意在通过人性的张扬，打破束缚自由的锁链。文艺复兴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在全方位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由于过分强调人性的张扬，也导致了私欲膨胀，物质享受和奢靡泛滥等社会现象。文艺复兴特别是近现代以后，由于西方近现代工业和技术的过度发展，人反而成了机器的奴隶，于是就有了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和威廉·巴雷特的《非理性的人》等。威廉·巴雷特在《非理性的人》中认为，随着近现代工业的发展，现代世界已经越来越被理性抽象化，他把这个世界称之为“闪闪发光的技术世界”。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认为，技术的大众化和商业化使之成为压抑社会的工具，从而导致人和文化的单向度。这种关于人性和近代工业发展的关系的思考更早可以追溯到歌德。歌德关于人性的论述包括其作品中对人性的刻画，将其时代的人作为个性自由的人，但是，歌德意大利之行之后，就担心现代工业和商业将使人类许多美好的事物一去不返。马克思更是深入思考了这个现代性问题：“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1]（P207）在德国与西方其他国家的对照中，马克思认真地关注德国在世界局势中的地位。他看到了政治灾难似乎切断了德国担任历史重任的期盼，也看到了德国在思想上的辉煌成就。马克思对将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整体上引向实践的结果抱有信心，但是，他也担忧，所有的一切都可能很容易地降格为粗鲁、野蛮甚至“昭彰的罪恶”。德国人正处于历史进程的转折点上，如果他们仅是试图通过毫无意义的思辨革命，而不是通过正在出现的共产主义历史来获得尊重，那么，德国文化就会面临巨大的危险。这种关于政治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在1914年的浪漫主义者身上重现，迈内克又一次向德国人发问：“这种‘人性的人，会不会此后便由于把人们愈来愈压缩成为群众集体的那一切力量而被宣判绝种呢？”[2]（P35）就此而言，文化反思批判本质上批判、制约并塑造了现代政治图景。

可以说，近几十年来，人们对德国的研究热情经久不衰。在对德国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中，人们往往会不约而同地触碰到以下现象和问题：历史上德国作为迟到的资本主义的独特发展道路，德国在二战后迅速崛起的经济，德国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德国文化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关系，等等。凡了解德国历史的人都不会否认，在德国，有一种现象也许比其他国家更为明显，即文化成为普遍信念的后盾。从18世纪开始直到今天，一股汹涌的潮流反复地出现在近代德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学说的讨论里，并牢牢地束缚在那里，具体说，就是文化优先、以文化对抗政治、以文化解决经济问题的思想。这一主题是检讨近代德国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思想。

基于文化的期待與文化成就，多数人相信德国走的是一条特殊的道路，而“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也成为“20世纪重大问题”的样板。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文化都曾被看做政治的替代物。这在中国何尝不是如此？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知识分子们企图解释政治领域的悲剧与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人们相信，当中国旧有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的“劣根性”或“幽暗性”得到清算，并从文化的悲观主义中走出来以后，惟有文化复兴才能使我们的祖国重新焕发活力。文化遂成为上世纪80年代的最重大的话题。例如，对改革开放伊始的中国来讲，人们感觉到，在那个时代，一本“乏味的”哲学书，比如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哲学述评》，能够比任何政治行为对公众舆论施加更多影响。再比如，人们惊喜地发现了文化复苏的迹象：在城市中出现了演艺公司或文化公司。人们终于可以在剧场看到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剧目，这些剧目使中国戏剧珍宝重见天日。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已颇具中国知识分子殚精竭虑地为受过政治创伤的祖国寻求精神治疗的意味。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文化元素开始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获得现代阐释和运用，知识界和一般国人对与精神相关的事物充满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中国文化与民族的身份认同感普遍增强。而伴随这种“文化热”的是人们内心深处对“新政治思维”的渴望。这种情绪背后隐藏着一种信念，那就是，在文化的帮助下，一种清醒明辨的新型的政治意识一定会形成。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遇到的不可能只是一个文化问题，它必然也是一个与政治、经济交叉的问题，这个问题向前走一步就成了多种文化和文化交流的问题。这是一个抽象的问题，涉及从特殊到普遍的过渡;这也是一个具体的问题——中国与世界的文化融合。它跟民族文化认同的真正实现有关，这个民族文化认同又与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建构的条件相关。因为，不管学界把中国的文化的政治和政治文化称之为“心性—文化论说”还是“政治—制度论说”，是“心性儒学”还是“政治儒学”，是中西问题还是古今问题，都很难说是中华民族独有的问题意识。大家相信的是，中国独特的道路不能孤立于西方以民主、共同市场以及法制规范为代表的潮流，更不能以“文化中国”的名义抵制“世界文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成功，不仅要在文化理解方面与“文明”国家缩小差距，而且在打造文化成就方面迎头赶上。

二、对“中国式的现代问题”的反思

今天看来，让文化凌驾于政治之上的那种高度兴奋感在中国已成昨日黄花，但我们不能忽略文化能够，而且应当能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起到反思与批判的作用。事实上，随着“文化热”退潮而来的是后现代的种种娱乐意识形态（也就是反文化的文化形态）的盛行，原因是中国社会文化全面进入世俗化过程。经济利用它自身的合法权力肆无忌惮地实施着丛林原则。这不仅因为人们开始习惯把商业精神称为文化精神，而且不可否认，此番世俗化进程将一切文化裹挟其中，文化与其他事物一样变成了能够流通和变现的社会商品，甚至比其他事物更变本加厉地成为“有用的东西”。

首先，随着中国当代商业社会的发展，商业影视尤其是都市题材影视作品大量涌现。我们发现，中国当代的这些影视作品中大量呈现的是商业化、世俗化的内容，而当这种商业化、世俗化的品味和格调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旋律的时候，影视作品就会大量展现这种代表社会主旋律的符号并以此去引领大众消费，所以映入观众眼帘的往往是直冲云霄的大厦、华丽的酒店以及浪漫的派对，让观众领略到的往往是度假别墅和旖旎风光，让观众看到的往往是名贵跑车和高级游轮，让观众羡慕的往往是美味佳肴和俊男靓女，让观众醉心的往往是异域风光和休闲度假。于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出现了：电影不再是传统的电影，叙事的完整让位于符号的展现，故事本身让位于商业广告和旅游宣传。这样的消费语境和消费环境，必然导致人们重塑自己的价值观和人格，或者说，它必然会催生一种与之相应或相适的价值观和人格。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人格呢？这是一种享乐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和自恋型的人格，实际上，它体现了当今社会中产阶级的特征。从世界范围看，工业社会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中产阶级主导或引领着社会消费包括文化消费。为什么这个社会会催生享乐主义的人生价值呢？显然，这与工业社会的建构有关，也跟时下中国正努力扩大的中产阶层的价值需求有关，因为这个阶层往往依附于工业社会下的现代大企业制度而生存，而现代企业制度下有很多的管理规则和组织纪律。当工作中这种条框越明确、限制越具体时，人们（指中产阶级）在潜意识里就越渴望一种灵魂的自由和精神的释放，在商业社会的环境下，享乐主义自然就成了灵魂自由和精神释放的主要途径，而这又同时跟他们的人格倾向相联系。

其实，中产阶级本质上具有一种自恋主义的人格倾向，因为他们认为在诸多方面强于他人，因而有一种自我优越感，而当其更高目标特别是自我实现的需求难以达成时，又常感自卑，这种先天的焦虑又反过来决定了他们需要一种强烈的社会认同感和强烈的社会地位感，从而促使他们不断打造自我和自我价值，让自己觉得我适合这个社会，我能胜任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工作，我是得到社会认同的，从而形成一种过于认同的自恋文化。

其次，一般性的“文化研究”，特别是人文意义上的纯粹学术研究，日渐边缘化，真正成为小众的象牙塔作业。剧作家、导演则越来越注重“票房”问题，而不再关心其艺术创作的隐秘动机和规律——那种经历长久的时间仍然能抓住读者或观众的、令人感动不已的质素。“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显”和“隐”便是极好的例子，在上世纪80年代，“德国古典哲学”是我国西学研究的显学，甚至是汉语思想界学术思考问题的门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国家过程中最为基础的指导思想，而马克思主义者一直以来，完全依靠“德国古典哲学”传统来确立自己的知识学地图。如今却意识到，这种依赖并非充分和必要了。我们再也不能以“德国制造”的哲学把活生生的事实当作观念看待。人们不再认为，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思想相比，德国思想具有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优越性。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洛克、霍布斯和卢梭，更不必说亚里士多德，都应该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预备科目之中。为了使中国人民受到再次启蒙而使人民重新阅读马克思与恩格斯，会是件难度极高的事情，他们首先可以在古今中西的诸多作品中寻找到精神食粮。

最后，当前的政治问题不能依靠过去的智力来解决，比如，文化保守主义武库中的高高在上的道德成就。如果说中国人今天担心从政治困境逃进文化是徒劳的，认为它不过是把传统儒家梦想过、诉说过的情怀改用圆号吹奏了一下而已，那是因为在经济强权面前，我们实际上毫无抵抗能力。因此，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肯定文化对于政治的塑造作用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要强调不再让文化来反对政治——这里我们严肃地谈论政治时，我们是指以利益为基础的政治，即现代意义上的利益政治，而不是“思想政治”、某种情怀（特别是“被政治儒学抛到心性儒学名下的所謂伟大政治传统——人君教育之传统”[3]（P73-74））政治或与某种乌托邦梦想相连的政治。而且，比以往更加明确的是，享乐主义被拥戴为现代性的精神动力，中国人，正如地球上所有其他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一样，开始谈论“价值的贬值”，整个过程终结于“价值的废黜”，直至文化和道德价值一块被“甩卖”，这在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于一二百年之前，在中国则是刚刚发生。人们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英国人边沁的功利主义以前是以“小店主哲学”、“没有文化”的面目示人的，如今却得到了更普遍、更愉快的接纳与认可。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流行着一种注重实际的唯物主义，而同时中国文化曾长期处于其魅力之下的那种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却慢慢地褪色了。其实一些人早已明白，中国人已越来越喜欢对生活享乐的追求毫不掩饰。有人开玩笑说，中国人大概喜欢猪八戒，而不是孙悟空和唐僧;就像关于歌德的一个民意调查表明的那样，德国人大概喜欢墨菲斯托，而不是浮士德。[4]（P185-187）这种意识形态的趋同简单明了，但是有人也许根本没有想到，这种对比在某种意义上用处极大。如果文化原本就不是单纯的文化，而是一种政治文化的话，那么，这种对比促使人们不得不接受经现代阐释者们公开强调的政治概念，政治，是经济，或可进一步说，现代政治与道德是两码事，政治是非道德的。人们不再认为，可以从正义、讲理和温情中提炼出促使政治成功的方法。政治只关决断的勇气、精明和无情，全球正在发生的事实表明这绝非危言耸听。然而，这种解释的实际意义在于，人们或许能够用“享乐主义”及其所有广泛的解释去表达这样一种变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种与教化联系的文化渐行渐远、与利益政治越走越近的进程。

但是，所有这些考量表明，我们应该从古代的政治或文化理解那里看到被现代人忽略的，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否则，我们很可能只是在维护我们所反对的东西。今天，人们大谈文化危机所包含的政治意义，实际上正是期待着一种“重新发现的政治”理解，能够对我们这个以工具理性为主要标志的时代进程进行纠偏，进而规范、引导和约束政治以及实现政治的教化。这同时也体现出占据主导地位的“利益政治”在本质上遭到了质疑。我们不能回避古今政治的本质区别和理想的现实性问题。从存在论（而不是从认识论）角度去看政治思想的话，古代政治（如儒家的王道政治）之谓“理想政治”始终无法实现，完全不是因为理想不能实现，而在于它的非可见性（有一个非可见性的理想，这对于政治的现实是本质重要的）;从表面上看，所谓有“政道”而无“治道”（技术理性）是其难以实现的客观原因，实际上，那种将中国人民最精神的以及最物质的和现实的因素结合为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体是不可见的;同样，现代政治之谓“利益政治”，也完全不是因为不讲“理想”，而在于它包含非可见性的可见性——像英国和法国那样，将现实政治和观念修辞结合在一起，“理想”是通过合理的政治设计与真正的政治行动接通的。在这一意义上，如果我们质疑建立在利益之上的现代政治的本质，并说古人对政治本身的理解未必不如现代人“正确”，那么，我们的真正意思是，不是儒家的王道政治本身，而是两千年来的中国现实政道对现代中国政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不管怎么说，在多数人眼里，“中国现实的政道，两千年来就只是‘以力假仁的霸道。而这个政道，也正是现代以来流行世界的政道。从这点上说，我们早已进入现代。”[5]（P59）我们暂把这个看法当作对“中国式的现代问题”之一瞥。

三、结语

如上所述，文化危机的普遍性表明，以文化对抗政治（即所谓文化优先的德国模式对抗以利益政治为标志的英国传统），注定是逃避现实，因为它只是从一种割裂走向另一种割裂，从形而上学的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即从文化与政治的割裂中走向两个极端），而对“中国式的现代问题”的哲学审视，正是要对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进行纠偏。因此，按照马克思的辩证法，今天中国独特的道路，既不是走西式的老路，也决非简单的回归古代。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德国的浩劫[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丁耘.儒家与启蒙：哲学会通视野下的当前中国思想[M].北京：三联书店，2011.

[4]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M].刘春芳，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5] 张汝伦.王霸之间——贾谊政治哲学初探[J].哲学研究，2009（4）.

Abstract：The “German-Style Modernity” and its problems have been found in many fast-developing countries as common phenomena， and China is no exception. Specifically， it is about the priority of culture， rivaling politics with culture， and solving economic problems by culture. Today， people are keen on talking about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cultural crises， but it is in fact an anticipation for “the politics rediscovered”， which may rectify the current trends of the time， marked primarily b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then regulate， guide， and restrain politics to achieve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modernity; German-style; Chinese-style; culture; politics

[責任编辑 薄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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