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也是一种伟大的行动

董可馨

立足于中华大地，问学于中西之间，政治学者郑永年思考不停，笔耕不辍，一直致力于对中国政治经验和本土丰富实践的概念化、理论化。从“中国模式”到“行为联邦制”，从“制内市场”到“有限全球化”，他的思考不落窠臼，给身处时代巨变的我们带来一种豁然开朗的力量。他说，“读书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一个人可以在自己的知识王国里，尽情自在地遨游、建造。”他的建造，为爱智的人，展现了智识生活的迷人，和“知识炼金术”的魔力。

即将迎来耳顺之年的郑永年生命力正旺，他很忙，我们的两次见面都是在周六的开会、接待访客中插空，但他没什么疲态，面色红润，爽朗，爱笑，谈起感兴趣的问题，话很密，停不下来。

因为学术成果丰硕，又积极参与公共写作和表达，郑永年的名字是高频词，公众不陌生，在学界更是绕不开。豆瓣上和他相关的中文出版作品有49部之多，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写过多少文章，出过多少书，只是一直保持着读书和思考，说自己从来乐在其中，几乎再没有其他爱好。

很难用任何一种价值标簽来概括郑永年。他当然很“中国”，这一点从他进入公共界之初就如此，“中国模式”，一下子说出了那么多人需要，却没想到或没敢说的，相比许多本土学者，他又很“国际”，有留洋经历，长期在新加坡，和中国大陆本土保持了一定距离。

正如他的一系列思考成果，“绩效合法性”“行为联邦制”“制内市场”，试图在中西经验之间，搭建一个彼此能对话的平台。认同他的，赞赏他的，反对他的，都必须绕此展开。

郑永年本人呢，对于了解和矫正外界对自己的认识，没显出什么兴趣。作为思考者，他真正的兴趣，只有一个。

1962年郑永年出生在浙江余姚郑洋村，家里世代是不识字的农民。在1981年上大学之前，他一直在农村，一如当时绝大部分的中国老百姓。

整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城市化率一直徘徊在百分之十七左右，相比建国初，也不过攀升了几个点，费孝通所说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改革开放前，一直如此，几乎没多少变化。

郑永年作过类似的表达：“中国在所有的社会建设层面，农民是最多的。”少年时期的农村经历，构成他思考中国问题的经验底色。

农村生活留给他的记忆，最突出的并不是如今一些年轻人想象的那般，是一幅平等和谐的画卷，而是计划任务突降时疾风骤雨式的粗暴，“要搞计划生育，来一帮人，咚咚咚，抓住了妇女就解决了问题”。

流行的讲法是，中国是一个儒家社会，但据他的生活经验，儒家的作用更多的是对知识群体，对于广大的社会，还是法家起主要作用。

至于在生存层面，农民是靠天吃饭、自生自灭的一群人，“没有人会帮你”，各种天灾人祸，很容易就变得一无所有。在他口中，“那个时候除了仰望星空之外，啥也没有”。

他小时候，一年能吃上两顿肉就不错了，过年可以吃一顿，要种地之前可以吃一顿，平时吃的都是自己种的菜，土豆、红薯之类。

上了北大，一年二十多块助学金已心满意足，“农民一年都没有多少”；
1990年刚到美国，买一罐牛奶、一根香蕉，三块多，“心疼得要死”。

上大学之前，他的活动范围不过乡下的方圆几公里，遵循着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生活，天黑之后就没电了，要点煤油灯。平时也没什么文化生活，他唯一有印象的，是一张《中国青年报》。

1977年恢复高考，他还因为消息闭塞错过了机会，要到4年后的1981年，通过广播才知道可以上大学。

去北京是他第一次搭火车，到了北京和北大，眼前所见，和农村大不同，全然另一番感受。

八十年代正是中国社会思想涌动，文化活跃之际，音乐、诗歌、小说、新潮美术、实验电影，先锋派文艺雨后春笋般，生机勃勃。崔健吼唱着《一无所有》，成为一代人的偶像。

北大校园春江水暖鸭先知，学生们唱跳踢球，文艺气氛浓厚，郑永年看到男女学生搂在一起跳舞，害羞得不得了。玩的方面，他什么都不会，只能读书，图书馆是他最爱去的地方。

那时候，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不再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伪科学，开始恢复，同时，国外的人文社科著作也传入中国。但彼时中国并没有参与西方世界业已流行起来的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而是重回西方经典，在哲学上回到康德、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在社会学上找到韦伯，在心理学上发现弗洛伊德和荣格。

存在主义哲学深深吸引了启蒙年代的学生，如今的郑永年，在演讲和采访中，还时常提到萨特对自己的深刻影响，相信人的命运终究要靠自己改变。

饥饿经验塑造了那一代中国人的心理特质和行为方式，当终于有机会挣脱物质、精神的贫瘠，在一般大众，激发出后来澎湃的消费主义狂热，初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则是无比渴求知识，拼命填补空洞了几十年的心智。

“恶劣的生活环境让人思考，生活越好，人反而思考的少。”郑永年如此感慨。

包括他和刘擎在内的学者，曾表达过一种相似的感受，即他们年轻时没听说过周围人有精神疾病，心理抑郁等问题，那时候的人不是向内的，而是积极向外汲取、拓展自身。考试不及格、谈恋爱失败，马上遇挫，甚至自杀，在郑永年读书时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人的生命力顽强多了，天不怕地不怕”。

1987年他硕士研究生还没毕业，就跟浙江人民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了一套政治学丛书，介绍西方的政治思想，他翻译的第一本系统介绍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书，是美国学者阿兰·艾萨克的《政治学：范围与方法》。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知识之所以为知识，是因为它用被称之为科学方法的程序得到了证实。当我们说“我原来就知道”时，我们并不知道它——我们只是意识到它，直觉地相信它而已。

郑永年后来的研究，将中国政治经验和本土实践进行知识化的努力，就是这样的工作。

经历过前三十年的国家挫折，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思想界，对于自己的过去，普遍采取一种拒绝主义的态度，那时涌现的思潮，感情中多有悲情和愤怒，这种情感力量，也推动当时的人们向外看。

一种自五四之后，再次全面追随西方的热潮沸腾了。随着国门的开放和人员的流动，西方的知识界，对于重新看到中国和理解中国，也充满兴趣。加之苏联解体引发的震惊，那时流行着一种大家终将走向一致的乐观，在这种情形下，用西方社科界已经成熟的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变革实践，心理上是很自然的。

郑永年九十年代在美国读书时，也是处在这样的氛围中。他做的博士论文是中国的央地关系，完成后寄给剑桥大学出版社，当时评审以苏联为参照理解中国，认为中国的央地关系会类同苏联，要求他修改，但他不能同意，撤回了论文。

如果说这一态度，是他的经验和个性使然，那么在其他一些时候，则带有政治学的学科性质色彩。

在2021年12月18日南風窗举办的“2021中国社会价值年度榜”颁奖典礼的现场，作为政治学者的郑永年和作为经济学家的陆铭一前一后，各自做了一番演讲。他们的演讲，正好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

郑永年在演讲中，强调了社会科学要扎根于一个社会独特的经验和实践，好比“医生治不好病，是医生的医治水平还不够，而不是病生错了”，而陆铭则强调中外人性无差，呼吁“更多地讲我们是一样的故事，方便别人接受”。

政治学者看到了文明和经验的不同，经济学者却在意彼此人性规律的一致。

郑永年说，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他喜欢用政治学科的开山鼻祖亚里士多德来举例，亚氏写的《政治学》，主要内容是描述古希腊的各个城邦和政体如何运作，对不同政体做比较和分类，再综合为理论，没有抽象的东西。

类似的，包括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等在内的西方社会科学的经典理论都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基于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实践。仔细看去，同样是西方，内部也并不同质，“英国跟法国不一样，法国跟德国不一样，德国跟意大利不一样”，“从来都不存在抽象的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必须建立在本土实践、本土经验之上”。

如此，基于西方社会的实践而来的社科成果，放在另一个社会，被理解时会发生变化，不一定适用。换句话说，不同文化中的人，在使用同一个概念对话时，头脑中所想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比如“社会”，中国传统里有“社”，有“会”，却没有“社会”，是日本人在翻译时，将这两个字糅合在一起，来对应society，而中国的社会实际，和西方那种自发成长的市民阶层意义上的society不同。

又如“党”，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本没有合法性，党同伐异，结党营私，“党”都是贬义，与party那种中性的内涵大不同。

再如“政治”，politics意义上的政治是古希腊以来政治家之间平等公平的互相讨论、讨价还价，而中国传统里有“政”、有“治”、无“政治”，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权利。近代政治概念进入中国时，孙中山解释政治，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这就不是politics的本来意义，而是典型的中国人对“治”的理解。

再说“产权”。在西方社会，私有产权的完整与不可侵犯，是私有制的基础，与公有制决然对立。但在中国本土实践中，产权是可分割的，西周时实行的井田制，中间一块是公田，周围八块是私田，从产权的角度看，公私是可结合的。

在郑永年看来，这些例子太有趣了，足以说明当我们使用的一样的概念时，其实背后的经验思考都不一样，很多时候会造成双方的误解和理解的错位。

如今的中国政治学界也意识到这一问题，频繁强调中国经验、中国立场、中国方法，但在郑永年看来，成效还不够理想，“好多东西仍然是自说自话”。

难吗？“只要努力就好了，不难。”

事实上是，中国作为一个世俗文明，吸收其他文明的历程从未中断，交流互鉴也从未停止，所以在八十年代国门洞开之时，中国又能那么快地拥抱了世界，也欢迎了世界的走来。

当郑永年强调本土经验和实践时，还有一层很深的用意。他担心不尊重实践的社会科学，会变成意识形态化的主义，产生危害真实世界的破坏性力量，人类历史的前车之鉴已经太多了，“不要小看哲学家，他们才不满足于解释世界，还想要改变世界”。

郑永年是一个清醒的学者，他很清楚作为学者的责任，包含对人类的弱点、理论的限度的省察，在研究工作中，要格外警惕情感态度和价值偏好的介入，恪守价值中立。

这是韦伯的教益，他说这个概念对自己的影响最大，一直谨记于心，尽管不可能彻底做到，但也要努力追求之，只有如此，研究成果才可能有效。

郑永年最广为人知的头衔是中国问题专家，在公众面前，他也多以政策专家的形象出现。但同他几次接触后，我感到作为政治学者的郑永年，其实开阔得多，他更像古典意义上的政治学者，更像一个思想者。

把学科分类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科门类的现代学科，只是近代西方“社会”生长出来之后的产物，一直到所谓“轴心时代”的更早时候，古典学术是不分家的，也容易出“集大成”的学者，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老庄，以及类似水准的思想家，都是这样的人。虽然到了现代社会，应对学术分工的需要，他们被各个学科所共享，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及其思考，具有永恒性，也是最古老的政治学的关怀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中外，政治思考都不单单是技术层面的，也不会囿于某时某地某范围。一个有深度的政治学者，必须要回归和回答何为人的价值和存在目的，以及人这种充满情感想象的道德个体，如何同他人生活在一起的问题。简单来说，只要是和人相关的重要问题，都在政治学的视野之内。

郑永年是这个层次的学者，他迷恋思想的美，喜欢深刻的问题，从不怯于思考的沉重。除了读书写作，他再没有对什么有那样的痴迷。在他心里，读书是天底下最好的，思想家花了半辈子写成的东西，奉献出来，一个人几天就可以读完，还有这等美事。

在他工作的IPP（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一排书架前，我向他问起什么是如今社会最稀缺的价值，他想了想，“还是要回归人本身”。我们该如何理解人同自然、同社会、同自身的关系？

由此展开去，他谈了很多，从古希腊到儒释道，从尼采到人的异化，再至如今的元宇宙，当下的人类正面临如何重新界定自己的价值的危机，也即“我是谁”的危机，它前所未有。

因为对人的存在这一根本问题保持着持久的兴趣，所以尽管不追随互联网，不懂潮流文化，郑永年身上也没有陈旧感，用他的话来说，他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但是不脱离整个世界”。

谈话间他主动提到躺平、内卷的流行，很在意，说这些问题是当下深刻的人类价值危机的精神反映，年轻人正身处一个同他成长起来时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如果解决不了自我价值的危机，人会越来越脆弱。

这不仅是全世界都在面临的问题，在中国甚至更为严峻。“从集体层面考虑，我们比西方的情况要好，但是从个体层面，我们还是有自己的问题。”

对于年轻人，他话语间充满理解，没有用他当年多么苦来对比如今人多么幸福，得出些今不如昔的感叹，相反，他看到了机会的锐减，“我们毕业的时候，各个大学抢着要，中央部委抢着要，现在是幸福了，但机会少了”。

尽管保持着这种理解，避免指责，但他也不愿就犬儒地放过，“每代人还是要思考他的生存环境，也要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依然是存在主义的信念，在骨子里认定：人只能自救，不可能依赖别人来救。

与他商定要录制一段视频，原本请他念的“口号”是“向善、向美”，他想了想，提议改成“向外、向上”，因为“人是劳动的产物，总是不能躺平”，要能“‘脸皮很厚’地生存下去”。

虽然郑永年曾说自己是一個悲观的人，但这丝毫不妨碍他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他身上仍在涌动着深厚的生命力。一个信奉存在主义的人，一个“积极投入生活，为自己画像（萨特语）”的人，纵使悲观，也绝不会是一个失去希望的人。

“悲观者往往深刻，乐观者总是成功。”声称自己不参与政治，只是旁观政治的郑永年，展现了他身为思想家能抵达的深度，与穿透现实的力量感。

他用头脑告诉世人，看吧，思想也是一种伟大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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