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海 王雨潇
关键词：革命文献;党史教育;近代史
摘 要：为加强革命历史文献的收藏保护与整理，推动大别山精神和中共党史的深入研究，由郑州大学中原历史与文化研究院、郑州大学图书馆、郑州大学近现代河南与中国研究中心、郑州大学大别山精神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大别山精神传承与百年党史教育：革命文献整理与研究暨第十届近现代河南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于2021年6月5日至7日在郑州大学主校区召开。本次会议以文献展览与会议研讨相结合的方式，邀请图书馆学及历史学界40余名代表，就革命历史文献的收藏整理与开发及党史研究等方面展开研讨，本文即此次文献展览及会议研讨的概括总结。
中图分类号：G258.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21）08-0018-08
2021年6月5日至7日，郑州大学“大别山精神传承与百年党史教育：革命文献整理与研究暨第十届近现代河南与中国学术研讨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百年砥砺 初心弥坚：郑州大学图书馆革命历史文献特藏展”在郑州大学主校区举办。来自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延安大学、河南省文史馆、郑州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和中原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图书馆负责同志参加了研讨会并观看展览。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革命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大别山精神与河南近现代史等问题，就革命文献的概念与范畴、革命文献的收藏与利用、革命精神的传承等展开研讨，对于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具有积极意义。
1 “百年砥砺 初心弥坚”革命文献展概况
1.1 展览介绍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争取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斗争，产生了大量的革命历史文献。这些文献历久弥珍，记载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共产党人可歌可泣的奋斗历程，蕴涵着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与卓越品质，是从事党史、革命史及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基础。
“郑州大学图书馆革命历史文献特藏展”展出藏品1，000余件，主要是1949年前的出版物及手稿档案，由郑州大学图书馆赵长海研究馆员创办的“河南文献特藏室”提供。藏品主要包括共产党创建前后出版物，晋冀鲁豫边区、豫皖苏边区及各根据地、解放区出版物和原始档案，革命文献中的辞典工具书，国统区学生运动传单、小报，革命回忆录手稿，以及众多珍稀原始档案资料和日记、信札、手稿等。
展览得到会议主办方的高度重视，与会专家学者与赵长海研究馆员进行了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各类文献的来源、流传过程及其背后故事，分析探讨展品的学术研究价值，并对这次展览给予了广泛好评。赵长海研究馆员长期从事河南文献及中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个人收藏河南地方文献4万余种、5万余册，手稿、信札、照片、舆图及档案等十几万件，并在收藏的基础上先后多次成功举办专题文献展，均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
1.2 展览效果
随着这批珍贵文献的亮相，一件件近现代文献善本和革命文物得以被了解，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初心和革命精神。在豫皖苏边区档案中，老红军、地下工作者肖章同志的会议纪录手稿引起国家档案局原局长、中央档案馆原馆长、中国档案学会理事长杨冬权及众多参观者的注意。从手稿可论证毛泽东主席对新解放城市中，安置国民党旧工作人员要包下来的指导思想，“一个人饭要三个人吃”“饭要匀着吃”等。从会议纪录稿可明确得知，此指示思想早在1948年年底就已经有明确指示，而非迟缓到通行文件中的1949年9月。这对深入了解研究毛泽东解放战争思想有重要价值，纠正了以往的错误认识。肖章（1913—2015）是中共河南党史上值得研究的重要人物，他从1930年始长期在鄂豫皖苏区坚持地下斗争，建国后长期任职河南省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及民政厅副厅长等职。从四十年代至其去世的2015年，肖章个人保存下来的生平档案数量庞大，信札、日记及会议纪录保存详细完整、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文献学研究价值，尤其是对于鄂豫皖苏区及当代河南发展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次展出的革命文献十分珍贵，其中较有代表性与研究价值的除这批豫皖苏边区档案外，还有晋冀鲁豫边区的一些原始档案及账本，如太行革命根据地的众多命令手写件。其中一本手稿较为特殊，为山西平顺县青草凹村1947年后的详细调查资料，此调查资料写于石印本《四书白话解说》纸背。其统计十分详细，有《年景生活統计调查表》《土地合作社状况调查表》《青草凹概况调查表》《增产统计表》《冬季组织运输打柴统计表》《大小合作社计划表》《农会统计表》《贷放款粮统计表》，各类统计表有几十个，从1947年10月30日到最后一个表格的1948年3月25日。可见此调查历时较长，下功夫很大。山西平顺县是老解放区，青草凹村是农业合作社的典型代表，当时有很多报道。此经验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合作化有极大的示范价值，亦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另外一本《马赛日记》亦引发众多参观者注目。马赛（1915—1995），又名马全中，汤阴县人，于抗战胜利前任晋冀鲁豫军区沙区办事处（在内黄）交通科长，曾护送邓小平、陈毅、杨勇、舒同等大批领导人过平汉线到太行山，有十分传奇的经历。解放区文学则有《吕梁英雄传》等众多解放区文学初版本。展品中反映革命斗争的出版物众多，其中毛边本64开小册子《村武委会工作手册》，为太行根据地第四分区武委会编印，编印时间为1943年8月3日，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农村基层武装机构与民兵组织不容忽视的作用……诸如此类的展品形式多样、种类丰富，不胜枚举。
国家档案局原局长、中央档案馆原馆长、中国档案学会理事长杨冬权指出，本次展览所展出的党史文献，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来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决策，将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中悟初心、守初心、担使命，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由于民国复杂的社会环境及连绵不断的战争，加之国民政府的严厉禁毁，文献纸张酸化脆弱等自然原因，革命文献保存下来极为不易。加强革命历史文献的收藏、保护与整理，对于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具有深远的意义。
2 研讨会主题报告
2.1 杨冬权：红色文献重在研究开发
中国档案学会理事长杨冬权在报告中指出，红色文献是我国重要的红色资源，是红色文化的主体部分，亦是红色基因的重要来源，是当前开展红色教育的主要原材料。红色文献不仅能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同时还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故此次以革命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召开学术研讨会，可谓正当其时。在各类红色文献中，红色档案数量最为庞大，资源最为丰富，红色档案因其具有原始性、独有性、延伸性，复本少而特别稀有，更具权威性、存真性，也更具文物价值、学术研究价值和社会开发价值。
档案的开发与利用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整个档案工作的核心之一，是档案编研与档案整理的最终目的。档案开发与整理主要有七种方式，分别为：利用档案编写内部参考资料，直接编辑出版（影印、排印、影印排印相结合），撰写学术论文，举办展览，拍摄文献纪录片，拍摄档案网络视频，主持网络栏目等。档案工作者与研究者应尽可能运用传播更快、范围更广、影响更强的大众新兴媒体对其进行传播。作为档案中的一部分，红色文献的开发重在策划，其立足之处与落脚点在于为革命文献赋予好的创意、拟定新颖主题、创造新兴形式，结合大众平台，找出新的亮点、故事与独特角度，从而达到档案编研的最终目的：研究、利用、开发、育人，这对于国家、民众及收藏家个人都是有利的。有着多年档案辨伪经验的杨冬权指出，在档案编研与开发中应注重培养红色文献的辨别力，减少伪文献流入市场。
2.2 徐建华：图书馆红色文献收藏若干问题辨析
南开大学徐建华教授在报告中指出，关于“红色文献”的定义，目前学界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大致可分四种：一是在时间上，把1921年到现在的所有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出版内容都归于红色文献。二是将截止时间限制在1949年年底。三是将红色文献的形式扩展到纪念馆、档案馆等领域的物化层面。四是仅指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文献。他在明确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红色文献分为红色文化纸本资源与红色文化数字资源两大类。从国家层面及各方面的规定看，收藏整理革命文献、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是图书馆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当前尤其如此。图书馆红色文献收藏的主要来源为：传承，购买，先贤或个人捐赠与私人收藏转为公有藏书四个部分。在红色文献的收藏过程中，图书馆红色文献收藏的空间建设、资源建设、服务建设与图书馆联合建设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在读者服务方面可分为基础服务、阅读推广服务、场地服务等多个方面。徐建华教授特别强调应注重对少年儿童与青少年群体的红色文献及红色教育服务。在此基础上，徐建华教授提到图书馆“红色专藏”概念，即图书馆系统收藏的与红色相关的文献资源的集合，具有与“红色”相关、以图书馆为收集主体、包含纸质和数字在内的各种文献资源三个特点，并具有地方特色与红色基因特色两个属性。报告还明确了图书馆建设红色专藏的意义，同时明确了图书馆红色文献建设与推广的路径。徐建华教授提出以红色专藏带动红色文化的发扬与传播，有利于传承红色精神，赓续红色基因。
2.3 苏全有：近代中国革命问题研究的一些思考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苏全有在报告中指出，信息时代的发展使近代史研究有很大的变化：一是数字化史料与非数字化史料并行，为史料的界定带来一定的挑战。二是在史料的获取方面，信息时代资料获取的便捷性决定了当前史学研究方向的改变。碎片化阅读提升了阅读资料的便捷性，降低了研究者对资料的容忍度。三是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发展，史料获取与共享日益便捷，故史学研究从“史料制胜”时代已逐步发展到“思想制胜”时代。四是国际化与国际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决定了研究者需关注国外研究的动态进程。五是注重团队化研究，不可闭门造车，应关注本领域领军人物与团队构建。六是提出研究“内源说”，部分研究者面对潜在研究问题的心态为“必然—自然—默然—不自知”，在研究中应注重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七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发展现状为东部有余、西部不足，故史学研究应注重底层化研究。
在此基础上，苏全有教授提出了目前的研究困惑，主要包括海量史料如何利用，如何避免“盲人摸象”式研究陷阱，信息时代应掌握怎样的科技手段支持研究并丰富文章，如何体现研究主题的服务性与研究价值，如何书写从“精品”到“经典”的传世作品，传统研究课题如何创新等相关问题。苏教授还创造性地提出，研究过程中应合理看待表述方式的艺术化，即用“真实”（学术性语言）表达为“不真实”（非权威的研究成果），这是不合理的;应学会用“不真实”（即艺术化的语言）表达“真实”（权威的研究成果）。在报告的最后，苏全有教授提出，目前学界对近代中国文献的收藏有余，而开发不足。图书馆在红色文献的典藏方面应做到：一是回到主体，注重红色文献的收藏。二是注重地方性史料的收藏与研究。三是收藏与展览及研究并重，开发红色文献的价值。
2.4 徐雁：重视“革命禁毁文献”研究，拓展现代文献学研究领域
徐雁教授建议，可在“革命文献”的族群大概念下，再进一步细分为以时代特征为主的“革命历史文献”，以地域特征为主的“革命地方文献”，以在特定政治压迫中遭受禁毁为主的“革命禁毁文献”，乃至“革命灰色文献”等，以推动和促进对“革命文献”的资源保护、深入研究和开发利用。
上海图书馆的“上海图书馆馆藏革命历史文献数据库”及将要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藏革命历史文献总目》在“革命”和“文献”之间加入“历史”二字，從而使“革命文献”有了一个在时间段上的限制，杜绝了可能存在的“扩大化”问题，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专业主义态度。“革命禁毁文献”作为“革命文献”类型中一种极为独特的文献资源，图书馆学界应给予高度关注和深度研究。
2.5 赵长海：郑州大学图书馆革命历史文献的收藏与整理
郑州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赵长海对革命文献的定义、类型、价值、作用及郑州大学革命文献的收藏状况与个人感悟进行了汇报，指出对“革命”的定义是对革命文献的界定及研究的基础，革命文献为新善本的最主要部分，很多革命文献的稀少程度并不亚于古籍善本。
在此基础上，赵长海进一步指出：一是学界对“革命文献”从来没有严谨的定义，大多是从收藏、编目、整理、展览、研究等实用角度予以范围性的描述。二是进步、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等词汇对文献的限定大多是从其内容或形式，或从其产生的效果是否进步，及是否有革命的促进作用，或从责任者、出版者的身份属性予以限定的，是从方便或有利于管理和使用角度的界定。三是文献的政治属性并非文献的本质属性，需深入思考和慎重考虑。
在学术界及收藏界，革命文献的相近概念主要有“红色文献”“党史文献”“进步文献”“革命历史文献”等，近三十年来其使用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各有不同。赵长海研究馆员由此指出，革命已是历史的过往，“革命文献”其实是“革命历史文献”的简称。革命是要有主体和明确的革命对象的，因此革命文献可分为辛亥革命文献、国民党革命文献、共产党革命文献。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当前使用频繁的“革命文献”就是共产党革命历史文献。革命文献的时间下限可延伸到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也即五十年代初期。另外，在图书馆及收藏界的收藏整理实践中，大多数革命文献很容易判定，但也有一些文献的判断和界定具有很高的难度，其原因在于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有时难以明晰，革命者与反革命者身份也有不断转换的，革命还有众多的灰色地带。同时，赵长海研究馆员在报告中对于革命文献复杂的形式进行了介绍，并展示了“河南文献特藏室”所藏的文献，对其收藏整理过程进行了介绍。
赵长海研究馆员指出，文献工作是一切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主要目的是让其发挥社会及经济价值，为研究提供基础性、权威性的史料支撑。革命文献在当前应主要满足弘扬革命精神，加强党史研究及教育的需要。但文献工作不应以其红黑灰色而忽视其他文献，应做到同等重视，全面整理。
3 全方位、多角度的学术报告及研讨
3.1 革命文献的开发与利用
武汉大学吴永贵教授在《公共资源和商业资源在红色书目整理中的应用》一文中指出，革命文献除时期、载体不同外，其主要以地区进行区分，较有代表性的有晋冀鲁豫、晋察冀、鄂豫皖等众多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出版物。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所有出版物均可被称为红色出版物，在此基础上，能反映马列主义观点的，共产党人创办出版社所出版读物也均为红色出版物。红色文献的载体具有多样性，在战争年代的根据地、解放区，报纸的重要性大于图书，其次才是期刊。报纸因其有强大的时效性、政治性与传播的便捷性，在当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吴永贵教授认为，党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出版图书，其出版是具有政治功能的。红色出版物作为近代史研究的文献基础，搜集与保护是收藏与研究的基础，是形成基本完整的红色书目的条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条件下，图书史、出版史与传播史都是政治史的直接反映，图书的出版不仅具有功能价值，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同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图书馆与相关研究者应注重特定时代背景，并结合政治需求对其进行阐释性的阅读推广。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大量图书，至今没有一个相应的全面反映其出版状况的图书目录，也没有全面集结影印出版物，这一文献领域里的重大缺失直接造成了党史研究者对这一特定时期和区域内党的出版物情况语焉不详，从而在整体上影响了对党史和革命史的深入研究。为此，吴永贵教授特别介绍了自己主编并即将出版的九卷本《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书目文化史料丛刊》及《中国红色出版史料丛刊（1921—1949）》（1，155册）。前者为提要式目录，按出版机构及地区分为八卷，外加其他及索引卷，九卷本书目共辑出2，535家出版机构出版的17，393种图书。而后者为大型影印本丛刊，最终收录红色图书近5，000种，收录底本60多萬页，是历年来红色文献影印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两套丛书相结合，全面再现了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时期的出版文化成果，将成为党史、革命史和新闻出版史研究的基础性工程。
上海图书馆采编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任国祥从公共资源建设的角度探讨了红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他在《继往开来：革命文献资源建设与传承路径》一文中指出，革命文献的收集与整理非一朝一夕之事，图书馆应系统、持续性收集，在此基础上应注重地方革命文献的搜集。红色文献的开发与利用应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细分类型，谋划主题出版。例如，中华书局出版社于2021年6月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藏革命文献总目》，分为目录与图录两部分，规模宏大，囊括了上海图书馆所藏新中国成立以前出版发行的全部红色出版物，共计9，000余种，并从馆藏中精选400余种珍贵文献编为一册彩色图录，包括图书、期刊、报纸、照片、传单、地图、手稿等载体，更有席位册、证件等档案资料。二是梳理渠道，完善采购路径。上海图书馆通过寻找专业服务商、建立需求者小群与设立跨界咨委会等，取得了良好效果。三是突出红色，注重多媒演绎，如：突出红色文化在地方文化中的地位，多媒演绎红色文献、场景，还原共产党革命事迹与红色故事等，并列举了“《石库门》多媒体数据库”的建设、“长宁名街”的打造等经典案例。四是文旅融合，规划红色之旅，如：上海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之旅、中共名人故居之旅等，体会共产党人的坚定革命情怀，走近红色文化与红色人物。任国祥馆员指出，公共图书馆在收集、典藏红色文献的基础上，因其公共性质，故更应做到通过新颖的方式开发利用红色资源，为读者提供好的服务。
吴永贵教授点评：报告不仅讲述了如何“盘活”红色资源，更是通过动静结合、文旅结合、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使拥有丰富红色资源的单位有切实可行的借鉴作用。他同时指出，部分地方性公共图书馆具有优厚的地理位置条件，拥有丰富的红色文献资源，但在资源开发方面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可借鉴上海图书馆经验，开展相应的红色文献保护与开发工作。
3.2 革命文献数据库与数字平台建设
延安十三年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转败为胜，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走向成熟的十三年，故延安时期产生的革命文献数量众多，也最为重要。延安大学图书馆建设的《延安时期红色文献数字研究平台》和《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全文数据库》在党史界产生了重大反响。延安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馆长贾翠玲在《延安大学革命文献收集整理与数字化状况分享》中，对延安大学图书馆的“延安时期红色文献数字研究平台”项目予以详细介绍。《延安时期红色文献数字研究平台》提供了延安时期的原始文献、研究成果及专题库，目前有数据6，978条。《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全文数据库》包含《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三种报纸，收录的报纸珍稀，可全文检索，研究价值极高，是取之不尽、挖之不竭的红色资源宝库，包含8，508万字，11，043个版面，11万多篇文章，采取图文对照的版式，点击期、版、篇、热点区域等均可对照阅读、考证，并支持题名、作者、主题词、关键词及全文检索。延安大学在此基础上，在项目二期工程将建设《中共中央机关报全文数据库（1922.9—1947.3）》《延安时期红色报刊库》等。
贾翠玲研究馆员在报告中表示，《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全文数据库》是一个集保存、保护、传承、传播、教育科研于一体的红色资源平台。研究者可以深入延安时期这段风云际会的历史，探究其肌理细纹，廓清历史脉络，构筑史学研究的脊梁。
嘉兴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凌冬梅介绍了红船精神文献的建设现状，并把红船精神文献概括为是围绕红船精神的产生、解读、研究、传播等活动而产生的各种文献的总称。而狭义的红船精神文献主要包括：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有关红船精神的文章、著作、教材、文学类作品、影视剧、遗址纪念馆等。
随后，凌冬梅介绍了嘉兴学院图书馆红船精神数据库平台的建设过程。2013年建成的数据库包括“红船精神研究”与“红色文化”两个子库，共3，000多条元数据，收录范围较广。在纸质文献的开发与利用方面，嘉兴学院图书馆设有“红船书院”，其收藏的文献多为党建方面的出版物，通过文旅结合的方式，打造嘉兴独有的红色文化氛围，是依托嘉兴市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所建立的，充分运用总分馆制的优势，打造了多个书院模式。
3.3 革命文献的搜集与保护
中国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荣杰在《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民国文献的保护看革命文献的保护利用》中提出，在红色文献的收藏与研究方面应做到将民国文献与革命历史文献两个概念打通。二者虽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但其本质上是相互交融的，需更多地考虑二者的共性，如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环境等大的社会背景，只有充分认识二者的共性，才能更好地体现其个性;在民国文献与革命文献的保护实践方面，二者的保护策略具有共通性，主要分为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在原生性保护方面，一是要“摸清家底”，建立联合目录。二是要解决文献老化这一致命问题。目前，民国文献纸质多为“新闻纸”与“土纸”，均面临保存与数字化方面的挑战。三是图书馆界应对其以文献学研究为主，而非以党史研究为主，要对文献的产生、流传、继承等各方面进行深入考察，而非党史研究中的“以内容为主”。同时，图书馆应将文献放在民国时期出版史的学术语境下进行关照研究。
为加强对革命历史文献的利用，图书馆应采取新颖的方式积极对革命文献进行揭示与利用，其基础便是对革命文献的系统性、权威性入藏。而对于革命文献的公藏与私藏，图书馆则应进一步加强二者在革命文献保护上的良性互动，如可进行藏品内容的数字化共享;私家藏书可利用公共资源进行文献的保护，如文献脱酸等;私人藏书家是藏品宣传与提升影响力的主力之一，在此方面可进行公私合作等，达到“从不同处来，向相同处去”的最佳目的。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副院长李华伟教授的《革命文献保护相关政策法规略谈》一文，从国家法规与政策层面梳理革命文献法律法规的发展历程，分别从革命文献开创性法规、文物保护类法律法规、档案类法律法规、古籍保护类法律法规、著作权法律法规等几个方面进行总结。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开创性政策法规有：1950年5月24日颁发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发的第一个文物法令;1950年6月16日颁发的《征集革命文物令》，第一次明确提出“革命文物”概念，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影响深远。
此外，部分政策法规体现了党中央与政府对“革命文献”的重视程度，如：1961年3月4日國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及同日颁发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将“革命文物和历史文物”并列，进一步明确革命文物同样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并将“革命文物和历史文物”向广大人民进行宣传教育的重要作用定位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是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的重要拓展，体现了革命文物的本质特征。这些规定是革命文物在文物法规史上一次比较全面的表述，具有开创意义。
2018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第一份专门保护革命文物的重要文件，是新时代全面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纲领性文件。李华伟教授指出，红色文化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目前，学界对于革命文献的政策法规梳理不够成熟，加强革命文献相关政策法规研究具有较强的时代性与现实研究价值。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仁磊在《平原省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亟待进一步加强》中首先明确了平原省的演变及平原省文献概况，随后展示了平原省丰富多彩的代表性文献，如《平原建设》《平原行政公报》《平原教育》等出版物及《平原省供销合作总社三年工作总结》等地方性内部刊物;其次对平原省文献的公藏及私藏现状和与之相关的整理与研究进行了详细调研。特别是近年来，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把平原省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作为新乡地方文献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多次举办展览及学术活动，取得了较大反响。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的青年教师陈杰在《大别山革命歌谣文献搜集整理回顾与思考》一文中对红色文献之一——大别山革命歌谣的收集整理与保护工作进行了介绍。其主要内容有红色歌谣与革命记忆的传承、红色歌谣与国家政治的宣传取向、红色歌谣与学术研究取向。他指出红色歌谣的搜集整理研究主要在于收集整理背后所蕴藏的时代功能、意义与价值和歌谣政治化的实质，在红色歌谣的搜集方面应建立联合研究体系，去伪存真，剔除后来创作的红色歌谣，同时可通过查找原始资料，标记曲谱出处，便于传唱，使其在新时代继续发挥价值。
3.4 革命文献的传播与影响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员李茵结合其从事期刊保护、收藏与开发的工作经历，分析了中国近代报刊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较强的推动性，体现了特定历史背景下报刊载体对于文化思潮传播的重要性。他在《中国近代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与传播》中通过文献梳理，发现马克思主义最早于1899年2月出现在上海《万国公报》，李大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及其学说。由梳理与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就已在我国出现并呈零星传播局面，到了十月革命后则呈现井喷式发展。综合性报刊的宣传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起到了促进作用。
对于李茵的文章，荣杰提出两点个人感悟：一是学界与相关研究机构有必要对民国时期报刊进行搜集与解读。民国报刊资料丰富，信息庞杂，目前的搜集与揭示工作仍十分有限，故对于民国报刊资料的挖掘和整理有待加强。二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相关史料逐渐丰富，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新的研究方向，如其作者群信息与登载文献的形态分布状态等，学者应敏感把握研究新方向，进一步加以研究，从而发现更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新乡学院聂好春教授以史料文献为依托，梳理概括豫北抗日游击武装的建立、豫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及太行革命精神等问题。他的《从革命文献看太行（豫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过程进行了形象而直接的揭示。他认为以巍巍太行为依托的豫北根据地是华北敌后重要的抗日根据地。根据地的创建倾注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血，凝聚了八路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百折不饶、浴血奋战、不怕困难、团结御侮的民族精神和气节。太行（豫北）革命根据地是我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太行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集中展现。
登封市文物局副局长宫嵩涛的《散存文献中的早期中原大学》通过对中原大学散存文献的搜集研究，明确了中原大学在1948—1949年仿“抗大”所建立的院系设置，分为6分部63队，且有原来学界从未道及的“留学生院”。中原大学对于新中国初期干部培训具有重大贡献。目前，学界对有关中原大学开办、发展的众多历史关节关注较少，也缺乏重要论著，在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传统的形势下，这是中原大学一个亟待研究的领域。
除以上会议发言外，信阳党史研究室的熊娟娟以《革命先驱对信阳早期建党的历史贡献之初探》，周口市委党校的葛桌康以《河南近现代史与百年党史教育》先后发言，对大别山精神传承与百年党史教育作了充分的论述。
4 结语
本次专题文献展藏品多样，研讨会主题报告观点新颖、内容丰富，与会专家准备充分，会议超出了预期效果。中央档案馆、国家及地方公共图书馆、各高校图书馆、高校教师、本省文化专家、党校专家等各领域的专家参会，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会议不仅分享了革命文献开发与利用等优秀实例，更是结合实物观摩在学术研究上有思想碰撞、理论探索、体系构建、概念界定等多方面内容，为后续革命文献的收藏保护、开发与利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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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崔 萌）
收稿日期：2021-07-09
作者简介：赵长海（1967— ），郑州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王雨潇（1997—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2019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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