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生活区的坚硬和柔软

金艺

向塘西火车站附近的天空从早到晚都很忙碌。北边火车呼啸而过的轰隆隆声刚刚远去,南边车厢车轮铁轨之间的喀啦喀啦声又渐次传来。东边进出机务段的各式火车头低调深沉的呜呜声和昂扬高亢的哧哧声起起落落,西边三角线道口的喇叭反复大声嚷嚷:火车来了,请不要抢道,火车来了,请不要抢道!

天空对所有的声音都不嫌弃,敞开怀抱任由它们横冲直撞。斑鸠、八哥、乌鸫这么多年也服了气,甘心让那些庞然大物占据原本属于自己的领空,它们细小而清脆的鸣叫声自觉寻找缝隙穿梭规避。

铁路家属生活区的左前方是一片清澈的河塘,脚下及右前方是一垄垄不太规整的菜地,河塘与菜地以外是大片田野,两条铁路呈“八”字形将田野分割开,一条以撇的姿势经过村庄弯向远方,那一捺蜿蜒伸展到向塘西火车站水泥站台下,和众多的铁轨会合。

这就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南昌县向塘铁路生活区。

在我出生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向塘西火车站就已是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后来又逐渐发展成京九、沪昆、向莆三条铁路“黄金”大字架的中心。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在这里交汇碰撞,将坚硬和柔软一同嵌入日常记忆。

我高中时一本相册的封面,是两个青年男女在绿树掩映的铁路上散步,男孩站在钢轨上,一手牵着女孩,一手伸直成翅膀状保持平衡。夏日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在他们欢笑的脸上,整个画面充满柔情蜜意。

我很羡慕,这样的铁路多美啊,可是在向塘不可能拍到这样的照片。那时没谁家里有相机,也没有绿树掩映的铁路。我们这儿铁路的两旁都是菜地或田野。如果是夏天,被烈日暴晒的钢轨会发烫,枕木间不规整的小石子会硌脚。我从没见过情侣在铁轨上浪漫,见得多的是穿着黄色或蓝色工作服的铁路工人,戴着草帽、扛着锄头、提着水桶种菜的大爷大妈,或是附近村庄过路的农民。偶尔有一两个像我这样吃饱了没事干来铁路边多愁善感的,也是像斑鸠那样谨慎地四处张望。

我爸曾经工作过的向东,铁轨高高低低,远远近近,立体交叉,纵横交错。外人置身其中就进了铁路的丛林,很难辨清方向。每当有汽笛声由远及近,就会惶惶然不知所措,不知火车会从哪条轨道开过来。

铁路人家的黄毛丫头,对家门口的风景爱恨交织。钢轨勇往直前的气势隐喻着远行和希望,让我们从小就对远方充满期待,但铁路其实也是世界上最坚硬最冷漠的道路。

我爸领教过火车的厉害。他在调车时不小心从车厢接轨处掉了下去,被抬出来的时候,两节车厢已从他身体上方驶过。那时我妈正怀着我姐等待升级为母亲,她挺着大肚子赶到铁路医院,看见我爸的瞬间差点坐到地上。他额头上的皮肤被从中间撕开,一块往上翻一块往下耷,上嘴唇已经看不出形状,左手胳膊处掉下一块肉,一根钢筋从虎口处斜穿整个手掌。从那以后,他的左手大拇指始终僵硬地弯向掌心,再也没有伸直过。

我哥刚参加工作不久时,有一天在货场作业后坐货车返回,隔着几根轨道看见五个工人在养护铁路,他们的背向,几节货车车厢从高高的驼峰快速溜下来。我哥扯着嗓子拼命呼喊,提醒他们避让,可人声完全被钢铁轰隆隆的嘶吼声淹没。等到养路工人察觉到车厢的逼近,只有三人及时跳离,另外两人一个当场被拦腰撞成两截,一人的右腿飞了出去。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铁轨上跑的基本是烧煤的蒸汽机车。到站的火车头喷着白烟喘着粗气,在向塘西停下来,司机打开阀门,把烧剩的煤渣倾倒在轨道上,再洒上水,将通红的火星熄灭。车头下守候的人立刻蜂拥而上,钻进车头底下抢煤渣,他们一只手用自制的小铁耙把没有燃尽的煤块扒出来,另一只手戴着手套将煤渣抛进篮子。

胆子小些的就等火车头开走了再捡。停车场任何一条铁路上都可能有煤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这里几个那里几个弯着腰专注地拾取,画面类似世界名画《拾麦穗的女人》,只是拾麦穗的女人沐浴在柔软的阳光里,画面和谐而有诗意,捡煤渣的感觉就没有那么美好了,画风有时很狰狞。

不时有人因为抢煤渣打起来。有人只顾捡煤顾不到火车开动,为此丢了一只手或一只脚也是常事。住在离我家不远处的赵家阿姨,总是拎个猪腰子形的大篮子出去,盛满一篮煤才回来。有一天她在车底下忘我地扒,火车开动也浑然不觉,结果车轮直接从颈脖子上碾过。

我妈清楚地记得她是在一九六九年生下我哥后,捡了一年多的煤渣。那时买煤要用煤票,因煤炭供应紧张,有时即便有煤票也不一定能买到煤,她不得不加入捡煤渣的行列。为避免和别人争抢,她每天凌晨四点半起床,专等五点进站的第50次广州方向来的车。

一篮煤渣够用一天,烧水做饭烤婴儿的尿布,这些普普通通又必不可少的日常开销,煎熬着一个二十出头的新妈妈。我妈提起这段经历就皱眉摇头,说想想都后怕。漆黑的天漆黑的铁轨,天晓得那些在轨道上跑来跑去的大家伙有没长眼睛。

耳濡目染了火车的厉害,我当时的活动范围就仅限于家门口的“八”字形铁路和我爸妈上班的火车站,其他铁路几乎不踏足。离开向塘后我也保持着这样的习惯,只在特别熟悉放心的区域散步,陌生地段一般不会考虑。

铁路运输紧俏的年代,来来回回的货车上什么货物都有,一列货车有几十节车厢,一节车厢最多可以装六十吨货。鸡鸭鹅、猪牛羊、煤炭布匹、洗衣机电冰箱、苹果橘子酥梨,在车厢里堆得密密麻麻,满满当当,从天南海北来又向天南海北去。

当年铁路运输管理有不少漏洞,盗窃行为一度很猖獗。

铁路附近的一个村,據说有几年全村都没有人种田,家家户户靠铁路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货车上有什么,他们家里就有什么。

如果遇上运水果和农产品的篷布货车,他们就手脚利索地攀上车顶把绳子割断,掀开篷布,把一箱箱苹果、一袋袋大米往车下扔,一直扔到火车开动,才不慌不忙地跳下车。冰箱、彩电、洗衣机,他们拉开车门就直接往沙坑里推。

车厢只要有破损,就会像盲盒一样引诱着揭密之手。从盲盒里掏出的有时是一条条烟,有时是一瓶瓶酒,有时是一盒盒茶叶。据说有一列运酒的车,厢体有一处小破损,露出一个纸箱子,村民们把纸箱子扒开,发现是一瓶瓶“女儿红”,酒瓶大破洞小,无法整瓶取出来,就把酒瓶敲破一个小洞,直接拿吸管吸。他们唯独对冰冻的带鱼没有办法,大块大块的冰根本没法撬动,最多只能揪下一只带鱼头。

运生猪的车,猪都在铁栅栏笼子里关着,他们没法偷出整头猪,就拿刀去割猪耳朵、猪尾巴。猪疼得拼命哭,可是押运员在最前面的押运车上,加上猪本来就爱叫,没有人听得出哭与叫的差别。货车到达目的地后,押运员和货主看到没有耳朵和尾巴的猪会多么惊惧。

这样的车盗抓了不少,也判了不少。

不只是村民,铁路职工偷盗之事也时有发生。不过也大都付出了代价。

住在我家附近的强子,在工务段工作,我发现他们家里总是有一些新鲜东西。我们还在用肥皂洗头洗澡的时候,他们家就有各种味道的香皂,还有二合一洗发水。后来听说全是火车上偷的,因为价值不大,给剃了个光头警告。有一个年轻的车长,与人合谋从货车上偷了几台洗衣机下来,被判了两年刑,工作也丢了,后来在向塘镇靠卖馒头为生。

这些坚硬的故事和命运有些是我从小目睹的,也有些是长大后才听说的。铁路生活区的柔软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记忆里波动。

可能是因为我爸喜欢种菜,我从小就对菜园子感到亲切。我们这的菜园子大多开在铁轨的两边。有的完全敞开,春天的油菜花和秋天的芝麻花在火车掀起的大风中欢快地招摇,小包菜则怕吵似地集体捂着耳朵。有的菜园用铁丝或树枝围起来。有的菜园用乌黑粗壮又方正的废旧枕木做菜园栅栏。初夏时满园绿色,枝枝蔓蔓从笨重的栅栏里伸出来,带着绒毛的小南瓜小冬瓜紧紧地靠着栅栏,依偎的样子特别有安全感,火车哐当哐当带来地震也不怕。

不管什么样的菜园子,都会在某个角落放着一两个浇水的桶。讲究一点的,还会用枕木、树枝、红砖、石块搭一个杂物间,放锄头铁锹、尿桶水桶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

我爸还是钓鱼高手,钓的鱼不仅够家人吃,还常有富余。我们时常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带上我爸钓的鱼种的菜到菜市场去卖,有的时候是几条鲫鱼、几只甲鱼,有的时候是几把空心菜、几个南瓜等。

那时我小,总是认不清秤上的大点小点,独自去卖菜心里就打鼓,称好后假装慢慢数秤上的白点,数到买的人报出重量才如释重负。我更愿意做我爸或我哥的小尾巴,在他们卖菜的时候蹲在旁边,等他们卖完塞给我几角钱,或带我去买油条。

菜场就在铁路俱乐部附近,每天人流穿梭,吆喝声不绝于耳,卖东西的人多,买东西的人也特别多。

菜场的繁荣是铁路和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菜场交易后的产品很大一部分要运上火车,蔬果、鸡鸭等生鲜被送到开往大城市的餐车上,我们称为“送车”。甲鱼、黄鳝、蛇等稍贵重一些的水产,本地人舍不得吃,也卖不到好价钱,在广东却销路良好,于是就专门有一批人和列车餐车的工作人员对接,倒卖生鲜农产品。近的运到南昌,远的卖到广州、深圳,附近村庄的人也都知道把农产品送到这里好卖,此处菜场的繁华就不是别处菜场可比。

火车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福利。

绿皮火车是我们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我常乘坐的是小运转和江边村车。小运转有点类似向塘到南昌的公交班车,半小时左右就能到达,每天来来回回好几趟,将小镇上的人送到省会上班、上学、就医或购物、游玩。

付大伯生病后,每周到南昌铁路医院做血液透析都可以免费乘坐小运转去,做完透析后当天又乘坐小运转回。每次都是付大妈陪着,时不时和付大妈随行的,还有她自己养的鸡种的菜,她用这种方式对医生表达谢意。

乘坐小运转的人以铁路职工家属为主,乘坐江边村车的就多是农民和农产品。我也常乘坐江边村车,因为它会停靠在一个叫“十七公里”的小站,从那里下车后再步行两个多小时就可以到我的外婆家。江边村车厢的座位类似现在的地铁,厢体两侧各一排长椅,春运繁忙的时候,就变成货车车厢。坐在江边村车上,脚下有时是大包大包的蔬菜,有时是一筐一筐的鸡鸭,还要时不时提防某根扁担打在身上。好在路途不长,车厢通风也好,各种混合气味也还能忍受。

铁路职工可以享受探亲免票,父亲曾用探亲票带领全家回贵阳老家。我清晰地记得七岁那年夏天,我们在半夜登上开往贵阳的火车。车站开了免票,但是没有座位,我爸一节一节车厢问过去,看有没有空座,有空座就三兄妹轮流坐,其他人挤在过道上,在一堆大包小包间东倒西歪地站着。我那次穿的是我妈做的方口布鞋,两天两夜后到达贵阳火车站,腳肿得像馒头,方口布鞋的搭袢都没法扣上。现在说起来这样的旅途似乎很艰辛,但在那个年代,全省很多和我同龄的孩子还没有见过火车。

铁路上的福利还有夏天的冰棒票。我们每家都有一个冰棒桶,可以装二十根左右的冰棒,那会儿大多是盐水冰,高档一点的是绿豆冰棒。铁路职工每年夏天都会领到冰棒票,凭票可以领冰棒、绿豆、白糖这些防暑降温食品。

有一天大中午,小伙伴们约我一起去领冰棒,天气炎热,我本来不想去,正好二舅来家里作客,我想领些冰棒招待二舅。从家里到冰棒厂要走好长一段没有任何遮拦的铁轨。烈日烘烤,我头上戴着草帽,脚下钢轨、枕木、石子蒸腾的热浪不停往上蹿,等领到冰棒我都快热虚脱了。

发冰棒的阿姨很好,一般领二十根会额外赠送一根。吃完这根冰棒我才有劲往回走。回程路过向塘西火车站,正好一列客车开过来,从每扇窗户里挤出好几个脑袋。他们看见我们手里拎着冰棒桶,以为是卖冰棒的,纷纷叫喊着要买冰棒。小伙伴们都打开了冰棒桶。我舍不得卖,我还要回去招待客人呢。在我等小伙伴的过程中,车窗里伸出的手一只比一只长,手上都拽着钱。看到他们热得满脸通红,衣服都被汗水黏在身上,每个人都是渴求的眼神,我有点于心不忍。迟疑着打开冰棒桶打算卖几根给他们,没想到这个也喊那个也要,一桶冰棒瞬间就抢完了。

不记得那次卖了多少钱,反正我的草帽在忙乱中不知什么时候掉了,二舅也没吃上冰棒。

铁路地区的宿舍小而密集,但是很规整。我们介绍自己的住址通常不是说在某某路上,而是说二排房子、六排房子、八排房子……每排房子四户人家,每户两室一厅加前后院,厨房由各家在前后院自己找位置搭建。每排房子就像是一列火车,每一家就是一节车厢。

我家住在二排房子。二排房子共八户人家,每户一样的房子,大致相同的经济条件和家庭结构,每家都有一个家长是铁路工人,家家都有三到四个孩子,凑到一起就有二三十个。大家生活在同一辆列车上,邻里关系也就亲密无间。

我喜欢和我哥还有一帮男孩子一起玩。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去田野烤红薯,夏天一起套知了,冬天一起挖黄鳝洞,玩着玩着,我们的身影就在菜地、田野、铁轨和火车站之间渐渐拉长,变宽。

家长们对每家每户的情况都一清二楚—包括一家三代以及诸多旁系血亲,我妈总会跟我拉扯这些事,吴老头的三个孩子在南昌出息了,付大妈武阳乡的弟弟生意亏了本,蒋阿姨娘家在上海,郑伯伯在上饶的侄女生下来特别小,好难带大。我妈说起这些事就像说自己家的事,我相信别人说起我们家的事也是这样。

夏天,家家都买过火车上的高温鸡高温鸭,它们是运输途中快热死的鸡鸭,货主为止损贱卖,一般五角钱就能买一只。当年前往香港澳门的“三趟快车”,其中一趟“753”就经过向塘西。车上的一些伤猪残猪无法运到目的地,就会贱卖给食堂,有时也卖给个人。这时整个宿舍区都有了过节的气氛,每个小孩的碗里都飘散出肉香。

那年小舅舅结婚,我爸花一百多块钱买了一头断了腿的猪,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骑行三四个小时送到乡下,承包了我小舅婚宴需要的所有猪肉。

秋天,小河里的螺蛳摸不完。一到傍晚,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传出奇卡奇卡的声响,吃饭的时候端出来全是一碗碗的螺蛳。那时天晴我们都不在自己家吃饭,喜欢端个小凳,大家一起坐在门前屋后或是在靠近田野的公共水池边围在一起吃。大人们一边吃饭一边讲东家长西家短的故事,小孩们一边吃一边打闹,筷子时常会从这家碗里夹到那家碗里,谁家有个好菜,其他人也能尝到鲜。

邻里亲如一家,大人们上班也就很放心孩子们自己在家。我姐从小就勤快,七八岁的时候就会生火做饭洗被子。那时候生炉子用刨花引火,有一次刨花飞出来,烧着了旁边的一堆刨花,我姐吓得哭,隔壁建军家的阿婆赶紧来灭火。姐姐在公共水池洗被子的时候,邻居们看她小,也帮着和她一起拧被子。

冬天,隔壁郑伯伯家经常生炉子烤火,用的就是从铁路捡回来的煤渣,二次燃烧的煤质量好,没有一点煤烟。下雨天或下雪天,爸妈如果不在家,郑伯伯和他家阿婆就会喊我去烤火,几个人围坐在一个大炉子前,就是什么都不说也觉得温暖。那会儿没有幼儿园,我和八排房子的小青青还被轮流交给郑家阿婆带过。

我不知道小五子从安徽来是不是乘坐火车,也不记得她是谁家的客人。和她一起来到二排房子的,除了她的家人,还有一艘小木船。安徽发大水,他们全家逃难来到这里。我对那艘小船充满好奇。我的小脑袋,看到船就想到江,想到海,小船乘风破浪的感觉肯定和火车轰隆轰隆不一样吧。

那时我还没有上小学,天天和小五子一起玩,我们一起在田地里循着呱呱叫的声音找青蛙,一起在大泡桐树下的泥土上用木棍画未来的样子。可是有一天,小五子突然消失了,他们全家不打招呼就搬走了,再无消息。

她走后,我看到那棵泡桐树心里就湿漉漉,好想她有一天再回来,又和我一起乱画未来。那种失落的感觉四十多年后还很清晰。

新时代像火车滚滚而来。高速公路和高铁不断给生活提速,向塘西站客运站停止运营。当年繁华热闹的站台,只剩下孤零零的水泥架子,仿佛是期待再次起飞的翅膀。

没有站台并不表示没有火车,铁轨依然纵横交错,只是内燃机取代蒸汽机后,电力机车又取代了内燃机。

天空反倒更拥挤了,它要接纳铁路沿线竖起的一座座高压电塔,塔与塔之间的电线在天空织出一张张巨大的网,望不到尽头。

向塘西站现在已成为江南地区最大的车辆编组站,共七个站场,还有两个驼峰,每天解编的货车接近两万辆。

我曾跟着我哥开车沿着铁路线边行边看,过了一个名叫腰脯的村庄后,公路和铁路就摞了起来,汽车每开几分钟就要经过一个铁路涵洞,涵洞上面是火车走的路。出了涵洞,也许左转也许右转,也许爬坡也许下坡,走过一段林荫小道或经过几个鱼塘后又钻涵洞,再出来就兴许隔着铁丝网和某列火车并驾齐驱了,偶尔还会遇到无人值守的道口和正在經过道口的绿色或橘红色的火车头。我以为前方出现了村庄,站场就走完了,等我穿过村庄,站场上一排排气势磅礴的灯架又出现在眼前。

所有站场都用铁丝网围得严严实实。我哥说铁丝网隔一段就有门,门上都有锁,车、机、工、电、辆等各工种都有钥匙,哪一段出了问题,就从铁丝网外的小路步行、骑车或开汽车到达,人从铁丝网上最近的门进去。

现在不仅站场,整个铁路沿线都有铁丝网围栏。靠偷盗为生的人群也消失了。

当然,也不会再有人在这里,从拥挤的车窗伸出脑袋来要买冰棒了。站台前那条小路两旁的店面,门上挂着锈迹斑斑的锁,它们曾经是不断翻台的饭馆和日日爆满的旅社。只有路旁的苦楝树还一年年兀自花开花落,果绿果黄。

二排房子、六排房子、八排房子都已经拆了,在原址上建起一栋栋六层的小楼。二排房子的二三十个娃都已长大,一部分人像我哥一样留在向塘,继承父辈的职业成为铁路工人,一部分人沿着铁轨去往南昌或者更遥远的地方。

我姐大学毕业后,本来分配在铁路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辞职去深圳创业。我想是铁路便利的交通和从小在车站的见多识广,助推了她南下的信心和决心。虽然离开了铁路,但铁路生活区坚毅与柔情杂糅的气场一直影响着她,让她成为一名成功的保险代理人。

我读大学后离开向塘,后来定居在南昌。最初,只是把那里当作娘家,年岁渐大后,发现它对我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近些年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我的性情和生活趣味,一部分来自血脉里的基因遗传,一部分可能来自向塘铁路生活区的赐予,而哪些影响来自父母,哪些来自铁路生活区,还需要我慢慢回溯和体会

近些年,工作越来越忙,我回向塘的次数却越来越多。

每次回去,同学阿疆总让我去他妈种的菜园子摘菜,他说他妈在铁路旁开了好大一块菜地,种了很多菜,可孩子们都不在身边,菜根本吃不完。和阿疆媽一样的还有付大妈、钟大伯,我妈也种了一些菜。对于他们,菜地已经成了一种情感寄托,一种对往日生活的念想。

向塘铁路生活区的菜场也和南昌所有的菜场一样,砌了规规矩矩的卖菜台,我有几次和我妈一起去买菜,发现买菜的几乎都是和我妈年龄相仿的大爷大妈,当年的喧闹似乎已耗尽火力,就像向塘铁路生活区的日子一样慢慢沉寂下来。

这里似乎成了一个养老的地方。

养老的地方也并不能留住所有的老人。有三个出息孩子的吴老头吴老太先后病逝,他们摇着蒲扇纳凉的身影在院子里消失。会喊我一起烤火的郑家阿婆,在某个夜晚悄无声息地睡去,她拄着拐杖给门前牵牛花浇水的身影似乎是没入了花丛。乘坐小运转去做血透的付大伯,在与尿毒症抗争四年后向命运缴械投降。常带我去卖菜给我买油条的父亲,七十八岁上,健硕的身体被癌细胞吞噬,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将体温散尽。他常钓鱼的河塘再也不见他的倒影,常拾掇的菜地再也等不来他翻土,他用锄头和鱼竿写下的散文诗画上了句号。我妈常等他的小路再也不见那个骑着永久牌自行车的身影,只有风中似乎还远远传来清脆的铃铛响。

最近一次去向塘,是在三月中旬的一个午后,路边的泡桐树开出一朵朵淡紫色的花,庞大的树枝朝上往两边伸展,在天空竖起一面花墙。

花草都还是老样子。田野捧出大片大片的紫云英,路边的蚕豆依然坐不到正位,在菜地的边缘或铁路路基下绽放一排排白花,无人采摘的包菜正在黯然老去,叶子发出腐烂的味道。

缀满红锈的铁轨旁和枕木间冒出各种各样的小植物。细碎而繁密的五香草、粟米草,开小黄花的苦苣菜,紫花的野豌豆,密披白色短绒毛的落马衣,还有堇菜、鸭拓草、商陆,它们完全不畏惧车轮的坚硬和死亡的频繁,给点阳光和雨水就活得热烈而执着。

麻雀一树一树,一电线一电线的,数量比过去更加庞大。它们一起飞一起落,落下来扑棱扑棱站满一棵小树,每树都有七八十只,远看会以为是树上的叶子。火车一震,它们又像一个个音符有序地飞扬起来。

在现在的我看来,铁轨、高压电塔、生锈的大油罐、钢铁吊架及来来往往的火车,还有天空的各种声响,也都变得柔软起来。

我越来越喜欢往向塘跑了,不仅是想念那里的菜园子、天空、铁路,更重要的是,我妈和我哥还住在这里,他们是向塘铁路生活区最柔软最温暖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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