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佩
2021年1月日本再次宣布进入疫情紧急状态时街头的女性行人
新冠疫情对日本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有经济学家预测，如果没有综合有效的对策跟进，新冠疫情对女性的负面影响将远超男性，现有的性别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日本近些年为了营造男女平等的社会做了多方努力，但目前看来仍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挣扎在家庭、职场、婚恋与生育的漩涡中，与男性存在越来越大的差距。
2021年3月初，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布了一项围绕“利于女性工作的社会环境”的排名。该调查以经合组织（OECD）中的29个主要国家为对象，共设10项指标，包括接受高等教育的男女比例差、就业率差、工资差、男女双方可获得育儿假的多少、管理职位中女性的比例等。日本在“企业中的女性管理人员占比”和“女性议员的比例”这两项中的得分在29个国家中排名第28位，仅高于末位的韩国，足以说明日本女性参与社会决策的比例仍然很低。
实际上，日本政府在提升女性就业率、进行工作方式改革、发展育儿工作兼顾的社会环境方面推出了很多政策，如1985年制定《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1991年制定《育儿休假法》等，希望从法律层面推动男女平等。2012年底，安倍内阁在推出“安倍经济学三支箭”时提出“构建所有女性绽放光彩的社会”的目标，高调推出“女性活跃政策”，并于2015年制定了《推进女性活跃法》。在此背景下，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截至2019年6月，日本实现女性就业人数突破3000万的新纪录，女性就业率为71.3%，相较10年前提升11.3%，不逊色于欧美国家。
但为何日本女性地位仍然如此低呢？这是因为在日本“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结构根深蒂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与欧美国家一样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近50年来，欧洲多国努力创造“育儿与工作兼顾”的社会环境，以减轻女性家务、育儿以及看护的负担。但日本不论是在发展家政工、育儿嫂等市场化方面，还是在发展公共服务以实现育儿看护公共化方面，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或是“提供的不是需要的”，几乎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进展。尽管也有企业采取“配额制”（即预先规定一定数量的女性比例的制度），但日本并无强制执行的相关规定，很多时候都流于形式。安倍力推的“女性活跃政策”确实推动了女性就业，但该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短缺的矛盾，并非意在促进女性成为女企业家或女政治家，也并非意在让女性拥有公共政策决定权。
在世界各国，结婚和生育对女性就业都有着较大的负面影响。日本很多女性在进入婚姻之后，特别是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往往由于缺乏灵活工作制度而不得不中断就业。而中断数年后很难再回到之前正式的职场，即使回归工作，通常也会选择时间和工作内容相对灵活的岗位，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占多数比例。与此同时，收入也与同龄的男性有着明显的差距。社会学家将该现象称为“母职惩罚”。事实上，女性承担了太多无偿的社会再生产职能，包括育儿、家务、看护老人等。
日本政府在新冠疫情下于2020年4月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狀态后，作为非正式员工的女性最先面临被解雇或停工的危机。有调查显示，截至2021年2月，在由于新冠疫情而陷入失业状态的非正式劳动者中，女性数量为103万，而男性为43万。日本总务省于3月初发布的2021年1月劳动力调查同样表明，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女性比去年同期减少68万人，且连续11个月呈减少态势，减少数量已远超男性（22万人）。从年龄区间来看，25～34岁女性完全失业率已升至4.7%。年轻女性尚且如此，35岁以上女性的就业严酷情况更可想而知。疫情下，一旦失去目前的工作，重新再找到新工作的可能性变得非常渺茫。而且由于女性从事较多的行业集中在受疫情冲击较为严重的餐饮、酒店、护理等服务型领域，因此新冠疫情对女性就业的影响远高于男性，以至于出现了新的合成词语“She-cession”，即把英语中的“她”与“经济衰退”一词合在一起。
根据日本警察厅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全国自杀人数比2019年增加750人，为2.09万人。事实上日本近10年来自杀者呈连续减少趋势，而2020年自杀人数却再次超过前一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年自杀者中男性比上年减少135人，为1.39万人，且为连续11年减少;而女性则增长885人，达6976人。从月度数据来看，疫情上半年自杀的数据少于上年同期，而女性和男性分别从6月、8月开始明显较上一年呈现增加趋势，到10月份男女合计比上年增加660人。可以看出，随着新冠疫情的扩大，女性由于未来生活环境的变化、就业的不确定等带来的不安，心理负担进一步加重。尤其对于处于婚姻中的女性，她们一直被建构为是承担家庭照顾职责的主要角色，虽然在现代婚姻中夫妻地位平等、女性同样可以选择就业，但更多时候女性面临的仍然是结构性的不公正待遇，同时对于一些离婚家庭，男性的缺席让更多现代女性不得不承担公私领域的双重劳动负担。部分女性被逼入绝境后不得不做出自杀的选择。厚生劳动省对此也表示，未来将与保健、医疗、福利、教育、劳动等相关措施结合，推进综合性的自杀对策。
在新冠疫情蔓延中，围绕雇佣环境和家庭生活，不断显示出女性面临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严峻的情况。日本内阁府成立的“有识之士研究会”曾于2020年11月向时任女性活跃担当大臣的桥本圣子（现任东京奥组委主席）提出紧急建议，包括要求改善女性就业者比例较高的保健师和保育员的待遇等，还指出新冠疫情对女性的不利影响毋庸置疑，今后在出台政策时应最大限度地考虑女性和孩子的立场，同时继续强化针对家庭暴力和自杀的紧急对策。
3月16日，菅义伟首相召开了关于新冠疫情下非正式劳动者的紧急对策会议。菅义伟提出，新冠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尤其对女性和非正式劳动者的影响是巨大的。日本政府的主要应对方案包括：围绕自杀、孤独等问题加强相关紧急支援政策;加大对单亲家庭以及低收入育儿家庭的补助力度，每位儿童发放5万日元的补贴;加强面向育儿女性、就业困难女性以及非正式员工的技能培训，增加就业机会，同时扩大就业培训人数的覆盖范围;设立“孤独担当大臣”，对孤独者和内心不安的人们提供重点援助，并向针对孤独和孤立等问题进行相关咨询业务的民间团体提供补助。
可以看出，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多种方法对陷入疫情困境的女性群体提供帮助。但事实上，女性所面临的结构性不公是历史遗留的长期问题，只要父权制的权力结构未被打破，女性就无法得到实质性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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