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记》和色诺芬的战略思想

何辉

色诺芬是古希腊的一位多产作家，《长征记》是其诸多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他是雅典人，早年受教于苏格拉底，曾在雅典骑兵部队服役。公元前401年—前400年，色诺芬随雇佣军参加了小居鲁士远征波斯王阿尔塔泽西斯的长征。《长征记》这部书记述的就是这次远征，以及小居鲁士战死后，希腊雇佣军返回小亚细亚西部的故事。

《长征记》是一部叙事为主的史书，而不是战略思想的论著。不过，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叙事的手法类似，色诺芬在叙事过程中，也引述大量的演讲或辩论内容。《长征记》的英译者在序言中说它提供了希腊人的战争艺术知识，对军事科学做出了切实贡献，而色诺芬是一名非常有才干的战略家和战术家。1我认为这种评价是很中肯的。

从战略上注重人的精神力量与道义的力量

色诺芬在带领希腊雇佣军回归的过程中，曾多次在重大行动之前，强调道义的力量，借此鼓励军队的士气。他在关键时刻总是勇敢地承担责任，这与他在思想上重视人的精神力量是相谐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在希腊雇佣军的主要将官们被波斯王阿尔塔泽西斯诱杀后，他对战士们说的一番话。他非常明智地指出，波斯王阿尔塔泽西斯既然诱杀他们的将官，即便向他投降，也不可能有好的结果。他鼓励战士们不用惧怕与波斯王的军队进行战斗。虽然敌人的军队数量巨大，但是他指出，敌方在诸神面前违背了誓言，诸神很可能是站在希腊雇佣军这一方面的。他讲道：“我想我们可以有比敌人更大得多的信心进入这场较量。此外，我们身体比他们更耐寒暑劳累，而且我们，托福诸神，也比他们有更好的精神灵魂。”2有些研究者因此认为色诺芬表达了一种西方歧视东方的思想，我认为那是一种过度解释。在那个特定的危机形势之下，在那个战士们失去了将官而非常困惑和无所适从的时刻，色诺芬冷静地分析形势，说出以上这些话，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从精神上赢得道义的高地，鼓舞己方战士们的士气。这种方法，在后世的战争传播、战略传播中也是常常被用的。色诺芬的发言达到了振奋士气的效果，因此绝大多数的军官推选他当军队新的首领。

注重战略思维，以全局观、大局观分析处理问题，不争一时得失

色诺芬有非常强的全局观，大局观，在军队政治也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战略思维。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可以为此提供证据。在色诺芬率军经历长征接近希腊时，队长和士兵们希望色诺芬承担起唯一的指挥权（希军此前几乎都是由几位主要将官民主决议）。色诺芬考虑到主要将官之一拉西第蒙人客里索甫斯已返回部队，经过慎重考虑后，他建议大家推选客里索甫斯为指挥官。他的精彩演讲是这样的：“弟兄们，因为我是一个人，我很高兴得到你们给予的荣誉。我也很感激;我祈祷诸神能赐我机会为你们谋些福利。但我还是认为，有一位拉西第蒙人近在身边，而你们选我作指挥是不当的，——因为这样你们便不大可能充分得到拉西第蒙人的照顾。另外，我认为这也并不安全。因为我看到拉西第蒙一直对我故邦交战，直到使它的所有公民都承认拉西第蒙也是他们的首领。”3他权衡了利弊，为了整支希军的利益，坚决推辞出任唯一的指挥官，并同时表示自己决不会分裂部队，最终促使大家推选了客里索甫斯作为指挥官。还有另一个典型事例。希军投靠斯巴达海军司令安那客西部斯之后，认为受到后者极不公正的对待，怂恿色诺芬率军攻击安那客西部斯控制的拜占庭城。色诺芬冷静地劝士兵们考虑一下后果——如果那样做，他们将被宣布为与拉西第蒙人及其盟属开战，这是他们无法承受的。他认为，“无论如何我们即使受错待也不要被弄得不能回转希腊”。4他的冷静，使希军度过了一次巨大的危机。

注重迂回路线（或间接路线）战略，以计取胜

色诺芬在指挥战斗时，非常善于运用间接路线。他总是表现得非常冷静，这是战略家的重要思想特征与行为特征。“间接路线”是后世英国战略思想家李德 · 哈特提出的一个概念。但是，正如李德 · 哈特所说，作为战略思想，它在古代便早已经实践了。色诺芬就是运用这种战略思想的能手。在希腊雇佣军通过卡卢比亚地区时，敌人占据了山路峡口。色诺芬冷静地对地理形势进行了分析，指出应当想办法尽量减少伤亡并通过峡口。他分析了地理，认为眼前的山延绵六十余司塔迪（古希腊长度单位，60司塔迪约1.65英里），而敌人只在山上边，别处看不到。因此可转向此山无人占据的部分，避开敌人发觉。5他还建议，配合这种战略，还可在正面发起佯攻，从而为迂回部队创造更好的偷袭机会。利用色诺芬提出的战略，希军以很小的代价打败了防守之敌并通过了峡口。在多次战斗中，色诺芬运用他的迂回路线（或间接路线）战略，为希军主力最终返回小亚细亚西部做出了巨大贡献。

注重资源合理配置，强调团队的协作

色诺芬带领的希腊雇佣军在回归小亚细亚西部的长征过程中，一路上不仅面临各方敌人的追杀、堵截和袭击，另一方面在内部也不断面临着分裂、背叛和阴谋的威胁。色诺芬在处理各种危机和问题的时候，表现出了一个杰出战略家和管理者的优秀品质，非常重视军队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团队的协同作战。比如，在决定撤退开始长征之时，他建议在行军中把重甲兵列成中空方阵，辎重队和随营人员置于其中以保证安全，同时，推选拉西第蒙人客里索甫斯带队先行，由两位老将负责侧翼，年轻的提马宋和他殿后（因为是撤退，殿后面临追杀，责任最大）。在这一提议中，他根据几位主要新将官的年龄及来源的城邦进行了分工。推选拉西第蒙人客里索甫斯带队先行，是因为拉西第蒙人在当时这支希腊雇佣军中具有很大的势力，由老将护卫侧翼则是考虑到他们富有经验，由年轻的提马宋和他自己殿后则是考虑到应对追杀的敌人时，年轻人更有战斗力。在发现己方的步兵无法对敌军骑兵进行有效反击和有效追击后，色诺芬马上组织队伍中善于投石的罗德斯人组成投石手，同时也很快组织了骑兵。这种针对敌人的优势和自己的劣势做出的快速、灵活的调整，不仅具有明显的战略性意义，也在战术上具有实效。

关于色诺芬对团队协同作战的重视，在多次战斗中都体现地淋漓尽致。比如，在通过卡杜客亚地区的一片山岭时，色诺芬与客里索甫斯各自率领的部队，采取抢占高地、迂回和交替进攻的战术，不断突破敌人封锁。“凡是当他们（敌人）阻挡先头部队前进时，色诺芬便从后卫冲向山上，想法达到阻挡敌人的上方，以打破封锁;而凡遇到他们攻击后队时，客里索甫斯便冲上前去，想法上到比阻军更高之处，为后队打开封锁的道路。就这样，他们不断地相互协助、热心照顾。”6这种战斗的方式，单次的配合，可以说是战术性的;但是对这种方式的多次应用、系统应用，以及对团队协作的注重，则可以说已经具有了战略性特征。

通过多角度分析利弊得失进行公众沟通

从《长征记》的记述来看，色诺芬是很有魅力的一个人。他非常善于分析利弊，很善于与人沟通。用现代的公共关系术语来说，色诺芬极具公众沟通的能力（己方战士，使者们、盟友、敌人等可以视为是不同的公众群体）。在整个长征过程中，色诺芬处理问题深思熟虑，勇于承担责任，与战士同甘共苦，团结将官与战士，这使他在己方军队里具有很高的威望。这种威望，为他与不同群体进行沟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话语环境。此外，古希腊的民主精神、民主议事规则也为色诺芬发挥沟通才能提供了大的议事与交流环境。有一次，色诺芬率军与敌人抢夺高地，行军中，他骑马沿列走着，同时用话语激励战士们与敌人展开行军竞赛往山巅冲去。此时有一步兵抱怨他们与色诺芬不一样，因为携着盾牌累坏了。色诺芬闻言，立即下马，夺下那人的盾牌，步行着与其他战士一起前冲。结果，其他战士不但被色诺芬鼓舞，还将那个抱怨之人痛打辱骂一番，直到那人拿回了自己的盾牌。7

仔细研读《长征记》中的记述，特别是演讲和辩论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反映了色诺芬比较丰富的战略思想——尽管并不成体系，却包含了真知灼见，闪耀着思想的光芒。通过以上的论述，读者不难意识到，色诺芬的戰略思想，不仅对于开展战争行为和军事行动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当代的组织管理、危机应对和公共关系事务也极具启发性。

（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近著《龙影：西方世界中国观念的思想渊源》，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1-8部）》。）

注释：

1.参见【古希腊】色诺芬著《长征记》，崔金戎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英译本序言第5页。

2.同上书，第66页。

3.同上书，第153至154页。

4.同上书，第179至180页。

5.同上书，第109页。

6.同上书，第96页。

7.同上书，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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