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波 肖佑 王真权
摘要：大肠癌是最常见的消化道肿瘤之一，在全球所有恶性肿瘤中，大肠癌的发病率位居世界第三位，死亡率居第二位，在我国的发病率、死亡率仍在不断攀升。固本培元法是新安医学的代表思想，主张脾肾同治，以温、补为主要治法，大肠癌的病机总属本虚标实，脾肾亏虚是其根本病因，治法当以补脾益肾，培补元气，扶正固本为要，以达到邪去正安的目的。通过探讨大肠癌与脾肾的关系，阐述培本固元思想在大肠癌防治中的应用，以期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和思路。
关键词：固本培元;大肠癌;补脾益肾法;元气
中图分类号：R73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2349（2022）05-0011-05
Discuss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basedon the Thought of Guben Peiyuan
CHEN Bo1， XIAO You2， WANG Zhen-quan2
（1. Hu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208， Hunan， China;2.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005， China）
【Abstract】Colorectal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digestive tract tumors. Among all malignant tumors in the world， the colorectal cancer ranks third in the world in incidence and second in mortality. In China， the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still keep increasing. The method of Guben Peiyuan （consolidating the root and cultivating the origin） is the representative thought of Xinan Medicine and advocates the simultaneous treatment of spleen and kidney， with warming and tonic as the main treatment method. The pathogenesis of the colorectal cancer always belongs to the deficiency in origin and enrichment in symptom. The deficiency of spleen and kidney is the fundamental cause. The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is to invigorate the spleen and nourish kidney， cultivate primordial energy and strengthen healthy energy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eliminating evil and improving health. By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lorectal cancer and the spleen-kidney， the application of Guben Peiyuan thought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is expounded， in order to provide basis and ideas fo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Key words】Guben Peiyuan; Colorectal Cancer; Invigorating Spleen and Nourishing Kidney; Primordial Energy
大腸癌是一种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好发人群广、初诊检出率低、难治性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居全球所有恶性肿瘤中第三位、我国第二位[1]。结直肠癌对我国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重大威胁，不仅对患者本身是一种巨大的身体和心理负担，也给社会公共卫生系统带来了巨大挑战，是临床防治的重点[2]。大肠癌的发病机制至今尚没有完全明确，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其发病可能与高龄、饮食、体质、吸烟、肠道原发疾病等因素有关，其主要临床症状包括便时出血、大便形状及习惯的改变、腹痛、腹部包块等，目前临床上治疗采取手术治疗为主，药物、放射、免疫、靶向治疗及中草药为辅的综合治疗方法[3]。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中草药在防治肠癌复发转移、减轻放化疗副反应等方面临床疗效显著，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大肠癌患者的治疗过程中，为广大医生患者所认可。
1 中医对肠癌的认识
中医典籍中并没有记载“肠癌”这一病名，根据其临床特点，大致对应中医理论中的“肠蕈”、“锁肛痔”、“脏毒”、“积聚”等范畴[4]，清代《外科大成·论痔漏》载：“锁肛痔……里急后重，便粪细而带匾，时流臭水[5]”，表明锁肛痔以大便性状改变、时流脓血及肛门坠胀为主要症状，与现代医学的肠癌症状相差无几。《诸病源候论》指出：“积聚者，由阴阳不和，脏腑虚弱，受于风邪，搏于脏腑之气所为也[6]”，由于正气亏虚或素体虚弱，癌毒炽盛，伺机侵犯，人体虚不受邪，加之饮食不节或情志失调，导致机体气血阴阳失衡，发为此病。结直肠癌的病位在肠，与脾、胃、肝、肾关系密切。脾胃为后天之本，位处中焦枢纽，运化水谷，滋养它脏，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受损则气血生化乏源，正气日益亏虚，致痰、热、瘀、毒内生，故肠癌病性总属本虚标实[7]。
2 固本培元法的理论基础
固本培元法源于新安医学，是新安医学派在长久的临床诊治中摸索形成的特色疗法，以重视固护脾肾为核心治法[8]。在滋阴降火学说盛行，医家滥用苦寒之药的明清时期，以汪机为代表的新安医家基于《黄帝内经》、《难经》等中医经典，结合自身临床诊治经验进行反思，批判“凡百诸病，一切主于阴虚，而于甘温助阳之药一毫不敢轻用”的时弊，对朱震亨“阳常有余”论进行重新解读并加以延伸[9]，其弟子徐春甫、孙一奎等在此基础之上不断发展与完善，由此形成了新安医学中独具特色且最具代表性的一支，即固本培元派。它的主张与当时盛行的理论背道而驰，以温法、补法为主要治法，善用人参、黄芪、白术等补益之品，强调培补元气，补益脾肾，以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10]。
“本”指本原、根本，“元”指元气，固本培元即旨在培养和固护人体的根本之气，即元气（原气）[11]。《难经·八难》说：“气者，人之根本也”，人体脏腑生理功能的正常运行全都需要依靠气的正常运行，气具有推动调控、温煦凉润、防御外邪、固摄津血等作用，而元气作为先天之气，由先天之精化生，是人体最根本的气，是人体命脉所在，元气脱则生命止。《难经·三十六难》中记载：“命门者……原气之所系也”，将肾中命门指为元气藏身之所，故又有将肾气、肾阳指代元气的说法。元气根藏于肾，而后赖于脾胃所化之水谷精气充养，得以源源不息。因此，要使人体正气充盛，身体强健，达到抵御外邪的根本目的，一方面要重视肾与命门元气，不宜骄纵奢淫，损伤精气，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培补脾胃之气，调补营卫，汪机提出：“阴不足则血不足、阳不足则气不足”，将营气的固护提升到新的高度[12-13]，脾胃健则营卫生，营卫生则元气滋补有源，正气方能充盛，百病乃可御之门外。
3 脾肾相关的认识
3.1 五行学说 五行理论是中医学极具特色与代表性的理论，它将天地万物归纳为木、火、土、金、水五种属性，对应人体五藏则为肝、心、脾、肺、肾，每藏既是独立的个体，又相互联系，即五行互藏理论。在五行学说中，脾属土，具有生化、承载、受纳的特性，《尚书正义》描述脾：“土者，万物之所资生”[14]，故有“万物土中生”、“土为万物之母”之说;肾属水，具有滋润、下行、闭藏等属性，故曰“润下”。脾肾虽属性不同，但相互之间又有生克制化等联系，根据五行生克顺序，土能制水，是因为肾水受制于脾土，《圣济总录》言：“肾，水也，脾土制水，水乃下行”[15]，故有“培土制水”法，通过健脾以治肾病[16];同时，火土又可互生，《难经·三十九难》云：“引肾之两，虽有左右命门之分，其气相通”，即是说肾中命门之火与脾土可以相互滋生，相互依存，故临床上有“益火补土法”，即通过壮命门之火以补脾阳，治疗脾肾阳虚之证[17]。
3.2 藏象学说 藏象学说以五脏为中心，将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及人体与自然界视为一个整体，强调人体本身及人与自然界的不可分割性，形成了中医学独特的“藏象”概念。脾主运化，将饮食水谷转化为水谷精微和津液并转输他脏，即“灌四傍”，为后天之本;肾藏先天之精，化生元气，为先天之本。“后天之精”有赖于肾气及肾阴肾阳的推动和促进，“先天之精”也依賴于后天水谷之精的培育和充养，先、后天相互滋生，保证了各自生理功能的正常发挥，脾肾同属至阴，正所谓“同气相求”，如若一方虚损，常可殃及彼此，如肾精不足与脾精不充，肾阳火衰与脾阳虚损等，临床上常用的温肾健脾法，即通过温肾阳以补脾阳，代表方有四神丸、附子理中汤等[18]。此外，脾肾还共主水液代谢，脾主运化水液功能的正常发挥，既要依靠自身脾气、脾阳的推动，也需依赖肾气的蒸化及肾阳的温煦;肾脏输布水液也需脾气及脾阳的协助[19]。《景岳全书·泄泻》说肾“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其主脾也”[20]，其意即在于脾肾先后天相互滋生与水液代谢相互协调方面的关系。
3.3 经络学说 经络学说与精气血津液、藏象等学说一同构成了中医学基本理论体系，在认识人体与疾病防治等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经络学说中，脾属足太阴，肾属足少阴，二者均为足之阴经，《灵枢·经脉》：“脾足太阴之脉……挟咽，连舌本，散舌下”“肾足少阴之脉……循喉咙，挟舌本”，可见二者在循行上有相似之处，均从足趾走胸腹，达舌咽，因此临床上治疗舌咽疾病，可从脾、肾经取穴。再者，脾、肾两经均可主治妇科与前阴疾病，因此取两经同治往往能收获良效。张海波[21]治疗肠癌，常取穴上、中、下三脘、足阳明胃经之合穴、下合穴足三里及带脉共奏健脾和胃，补益脾肾之功，收效良好。
4 肠癌与脾肾之间的关系
肠癌是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病程长，病机复杂，涉及脾、胃、肝、肾等多个脏腑，其中又以脾、肾最为相关。大肠癌的病位在肠，容易伤及脾胃，《景岳全书》曰：“凡脾胃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盖脾虚则中焦不运，肾虚则下焦不化，正气不行则邪滞得以居之[20]”，脾胃虚则运化失常，津液不布，水湿内停，瘀血内生，聚而为毒，发于肠腑;久病及肾，肾主司气化而统二便，气化失司，水湿停滞，郁久化热，影响气血运行，致气血瘀滞，湿、热、瘀、毒互结，下注大肠魄门，化为癌毒，《素问·灵兰秘典论篇》曰：“若阳气不足，则大肠传导功能失常，痰瘀湿毒蕴结，日久成积”，阳气的关键在于脾肾，脾肾阳虚，化气无力，最易导致湿热瘀毒积聚，因此，素体脾胃虚弱者，易生癌毒，《仁斋直指方》：“癌者，上高下深，岩穴之状，颗颗累垂，毒根深藏，穿孔透里”[22]，癌毒攻伐正气，加之肠癌手术或放疗、化疗，进一步消耗人体正气，机体愈发虚弱，故肠癌后期多见脾肾两虚[23]。王晓戎[24]认为，脾肾亏虚乃肠癌发生之根本原因，患者因虚生积，积聚耗气，则机体益虚，如此恶性循环，癌毒益盛，正气益虚，终致脾肾亏虚，因此晚期肠癌易发生复发、转移。侯爱画[25]认为，肠癌晚期的核心病机以正气不足，脾肾亏虚为本，因此治法以健脾益肾，解毒抗癌为主，善用扶正祛邪法治疗肠癌。
5 固本培元法与肠癌的防治
5.1 补脾益肾，脾肾同治 肠癌患者通常为素体脾胃虚弱或年迈体弱之人，脾虚以阳气亏虚为主，而脾之阳气根源于肾，先天肾阳虚损则后天脾之阳气乏源，同样，脾阳亏虚则肾之阳气无以充养，因此脾肾阳气互为根本，互滋互用，任何一方虚弱则易导致脾肾俱虚，故肠癌临证治法以温补脾肾为主，配合以攻毒抑癌等攻伐之品，此为固本培元以扶正祛邪之法。王晓戎[24]认为，大肠癌的治疗应当脾肾同治，补脾的同时应当注重肾气的固护，其基于“肠癌方”研制的变方，以党参、黄芪、白术等补益脾气，山药、熟地、补骨脂补益肾气，再加之攻毒抑癌之品，治疗脾肾亏虚，癌毒内蕴者，临床取得良效。朴炳奎[26]认为，大肠癌的核心治法当以扶正培本为要，补脾益肾方可培补先后天之本，针对素体阳虚患者及放、化疗后体虚患者采取辨证施治，以白术、山药、枳壳、益智仁为基本药味，加之适量攻伐之品，随证加减，以补为主，慎用峻猛祛邪之品。王健[27]治疗消化道肿瘤术后，如食管癌、胃腺瘤胃全切术后等，常以固本培元汤为基础方，先固中气，再补元气，以培补元气为主，攻毒祛邪为辅，从而达到阴阳平衡、邪去正安之效。
5.2 固本培元，未病先防 “治未病”，即在疾病发生之前培补元气，增强体质，抵御外邪，所谓“正存于内，邪不可干”，与新安医学固本培元，脾肾同调的思想不谋而合。现代医学认为，肠癌的发生一般要经历癌前病变或癌前疾病，最终才会发展为癌，例如，大肠腺瘤是最常见的癌前病变，现代医学已形成了“腺瘤-癌变”机制假说[28]，其癌变时间通常需要10～15年，如果处理及时，一般不会发展为癌，即便已经癌变，早期大肠癌的治疗效果也是十分理想的，因此，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思想在大肠癌的防治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固本培元对应治未病思想中的3个阶段分别为“未病培元”“既病保元”和“病后复元”[29]。《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曰：“后天之气得先天之气，则生生而不息;先天之气得后天之气，始化化而不穷也[30]”，强调脾肾同调的重要性，先后天相互充养，才能源源不息，为人体提供抵御外邪的屏障。周仲瑛[31]认为，脾宜升则健，太阴之土得阳始运，大肠癌患者通常脾胃虚弱，临证以芪、参、草3味补脾益气，升阳健运，收效较佳。
6 典型病案
廉某，男，61岁，湖南怀化人，2021年3月18日因大便间断带血伴肛门坠胀不适1年入住本院。患者诉1年前出现大便带血，量不多，色鲜红，偶呈暗红色，伴肛门坠胀不适，便时更甚，患者未予重视未诊治，之后反复发作，便血量逐渐增多，色暗红，大便每日4～5次，质偏稀，呈细条状，精神一般，食纳差，夜寐尚可，小便清长，伴乏力、腰膝酸软，喜热饮，起病半年来体重减轻约5 kg。舌淡红，边有齿痕，苔白，脉沉细。肛内指诊：肛门收缩可，距肛缘约5cm处可扪及一凸向肠腔内肿物，质硬，活动度差，退出指套染暗红色血迹。入院后完善CT、MR、电子肠镜等辅助检查，活检提示为直肠腺癌。经系统评估后，决定先行新辅助化疗，配合中药治疗。中医辨证为脾肾阳虚证，予参苓白术散加减。处方：党参20 g，黄芪30 g，茯苓、炒白术、陈皮、山药、砂仁、补骨脂各15 g，肉豆蔻、五味子、莲子、薏苡仁、桔梗各9 g，甘草、吴茱萸各6 g，白扁豆 12 g，白花蛇舌草30 g，连续服用1月，早晚分2次温服。1月后行第二周期新辅助化疗，感恶心欲呕，便血量及大便次数较前减少，每日3～4次，腰酸稍有缓解，于前方加旋复花、生姜各10 g，继续服用1月。2月后行第三周期新辅助化疗，术前CT、MR示肿块大小较前无明显变化，但患者感腰膝酸软明显好转，无乏力、恶心呕吐等不适。后行直肠癌根治术，手术顺利，因体质虚弱，术后未再行放、化疗，继续服用前方，至今未见肿瘤复发、转移。
按：患者年迈体弱，平素脾胃虚弱，气虚无以摄血，故见便血;脾虚运化无力，难以腐熟水谷，故食纳差;脾虚气陷，升举无力，则见肛门坠胀;患者未予重视，久则病延及肾，致肾阳亏虚，腰府失于温养，故腰膝酸软，喜热饮;脾虚则湿盛，肾虚则二便失司，清浊不分，故小便清长，大便难以成形。舌淡红，边有齿痕，苔白，脉沉细，皆提示脾肾阳虚之证。故治法以培补脾肾为主，予参苓白术散合四神丸加减，方中党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健脾益气，陈皮、薏苡仁、砂仁等既可健脾，亦可渗湿止泻，砂仁芳香醒脾，助脾胃运化，补骨脂温补肾阳，吴茱萸、肉豆蔻温中散寒，五味子涩肠止泻，结合患者全身状况，不宜用大量攻伐之品，故予小剂量白花蛇舌草解毒抑癌，全方以温补脾肾为主，兼可渗湿止泻。二诊患者出现恶心欲呕，为化疗常见副反应，故于前方加旋复花、生姜降逆止呕，三诊术后患者无便血，但大便次数仍较多，故手术后续予参苓白术散合四神丸补脾益肾，渗湿止泻。
7 小结
大肠癌是最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中医学认为其致病原因复杂，主要是由于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伤及脾胃，脾失健运，水湿内停，郁而化热，湿热内生，下注肠腑，合痰饮瘀血积而为毒，久则耗伤气血，病累及肾，脾肾愈虚，总属本虚标实，“毒、痰、瘀、虚”合而为病。由于肠癌患者常为素体脾胃虚弱或年老体虚者，癌毒内侵，加之手术及放、化疗等，极大耗伤正气，脾肾愈发亏虚，因此，固元培本的理念应该贯穿肠癌治疗的始终。病发之前，以固护脾胃之气为主，通过培补后天之本，以资先天肾气，脾肾之气足则正气充，病无以发;病发之时，当攻补兼施，补脾益肾，配合以解毒攻伐之品，使邪去正安;病后復元，则以扶正祛邪为主，脾肾同补，但由于肠癌后期患者常虚不受补，因此用药当以平和为要，辅以少量攻毒之品，使阴阳调和，减少肿瘤复发、转移。培本固元思想既是中医学治未病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医治病求本思想的代表治法，现代研究也表明，脾肾方[32]、参苓白术散[33-34]、香砂六君子汤[35]、六味地黄丸[36]等方剂既可健脾补肾以提高人体防御力，也有抑制癌细胞、防止肿瘤复发转移的作用。因此，重视培补先后天之本、脾肾同治的理念，健脾不忘治肾，补肾以使脾旺，对中医药临床防治肠癌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Sung H，Ferlay J，Siegel RL，et al.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0：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CA Cancer J Clin，2021，71（3）：209-249.
[2]中国结肠癌防治委员会.中国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2020，北京）[J].中华肿瘤杂志，2021，43（1）：16-38.
[3]孙敏，徐可，万光升，等.中西医治疗调节大肠癌肠道菌群研究进展[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1，36（2）：951-954.
[4]吴乐霞，张华堂，方灿途，等.中医辨治结直肠癌肝转移的研究进展[J].中医肿瘤学杂志，2021，3（3）：1-5.
[5]（清）祁坤.外科大成[M].北京：科技卫生出版社，1958：60.
[6]（隋）巢元方撰，黄作阵点校.诸病源候论[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80.
[7]胡淼，李灵常，霍介格.结直肠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现状与不足[J].中国肿瘤外科杂志，2021，13（2）：117-121.
[8]姚舒雅，周大勇.基于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法浅析调治脾肾对亚健康的防治意义[J].中国民间疗法，2021，29（11）：12-14.
[9]刘珍珠.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思想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20.
[10]王乐匋.新安医籍考[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70.
[11]金芳芳，蔡永敏.真气、正气与元气（原气）考辨[M].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1）：78-80.
[12]尉万春，张其成.新安医学养生观研究[J].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2019，38（5）：6-8.
[13]汪机.石山医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60
[14]孔颖达.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80.
[15]赵佶敕撰.圣济总录[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2：50.
[16]马雪莉，马鸿斌，魏锦慧，等.培土制水法治疗肾性水肿的理论基础[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17（5）：1-4.
[17]吴振华，姚鹏宇，梁佳，等.益火补土理论探析[J].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37（3）：1-4.
[18]杨文娟，张庆乾.益火补土法在大肠癌治疗中的运用[J].新中医，2017，49（4）：165-166.
[19]张庆祥.中医基础理论[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30.
[20]张介宾.景岳全书[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70.
[21]詹丹丹，张海波，朱燕娟.张海波针药并用治疗肠癌经验[J].中医药导报，2020，26（7）：115-117.
[22]孙玉信，朱平生.仁斋直指方[M].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6：50.
[23]魏文培，菅佳宁，由凤鸣，等.中医药调节结肠癌免疫功能的研究进展[J].中医肿瘤学杂志，2021，3（4）：60-63.
[24]王晓戎.健脾益肾、解毒抗癌法治疗大肠癌思路探讨[J].中医药临床杂志，2020，32（10）：1812-1815.
[25]郝菁华，董莹，侯爱画.侯爱画运用扶正祛邪法治疗晚期肠癌经验[J].湖南中医杂志，2021，37（4）：33-34+54.
[26]张海山，亓润智，郑红刚，等.朴炳奎治疗大肠癌经验探析[J].辽宁中医杂志，2020，47（11）：53-55.
[27]卜菲菲，胡建鹏.王键运用固本培元法治验3则[J].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34（4）：40-41.
[28]任建林，王秀伯，劉润皇，等.整合胃肠肿瘤学基础[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30.
[29]赵令富，宋金香.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法对治未病的意义探讨[J].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19，42（3）：35-37.
[30]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50.
[31]张锡磊，霍介格.国医大师周仲瑛从脾虚胃弱、湿热浊瘀论治大肠癌的经验[J].江苏中医药，2018，50（1）：16-17.
[32]董丹丹.脾肾方对大肠癌术后脾肾亏虚证患者化疗免疫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D].长沙：湖南中医药大学，2019.
[33]曹莹.参苓白术散作用机制及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J].亚太传统医药，2019，15（4）：213-215.
[34]张漪，戴涵斌，朱沛枫.参苓白术散合四神丸联合化疗治疗结直肠癌根治术后的疗效观察[J].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2021，27（4）：592-596.
[35]宋韬，吴煌福，周颖，等.香砂六君子汤结合FOL-FOX4化疗方案对腹腔镜结肠癌根治术后免疫因子变化研究[J].中华中医药学刊，2020，38（5）：186-189.
[36]邹超.健脾补肾法降低Ⅱ、Ⅲ期结直肠癌术后复发转移的机理研究[D].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2016.
（收稿日期：2021-10-15）
猜你喜欢 元气大肠癌 新年开局，元气出发女友(2021年1期)2021-03-18延寿重在保元气家庭医药·快乐养生(2020年8期)2020-08-25移动数字儿童故事画报·智力大王(2019年10期)2019-02-02延寿重在保元气养生保健指南(2019年12期)2019-01-30献给猫主子的秋の珍味宠物世界·猫迷(2017年9期)2018-01-22警惕大肠癌的蛛丝马迹家庭医学(2017年5期)2017-06-02扮嫩高手“元气裸妆”来袭小资CHIC！ELEGANCE(2017年3期)2017-02-28大肠癌患者七成有吃隔夜菜的习惯海外星云(2016年23期)2017-01-06大肠癌 早期诊断很重要健康博览(2014年7期)2015-03-24青年患大肠癌近８０％曾被误诊大众医学(2009年4期)2009-05-22 相关热词搜索： 防治 探讨 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