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梅
摘 要：
刘安世是北宋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他师从司马光，以诚治学，成为“元城学派”的开创者，黄宗羲《宋元学案》为之设立“元城学案”，强调了其在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作为元祐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成员，刘安世立言敢谏、忠君爱民、清正廉明，体现出以诚事君、以诚处世的为政之道。本文对刘安世思想进行整体研究，分析其思想中“诚”之渊源、内涵及表现，并探究其治学为政思想的内在一致性。这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刘安世在当时政治学术领域的地位，而且有利于深入理解北宋朔学的思想特征和学术影响。
关键词：刘安世;“诚”;治学;为政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356（2021）-03-0039-06
刘安世（1048—1125年），字器之，北宋大名府人，号读易老人，学者称之为元城先生，是北宋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邵伯温称元祐更化时旧党内部分化为洛、川、朔三党，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1]。作为朔党重要成员，刘安世在元祐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以其立言敢谏、面折廷争的“殿上虎”形象威震朝野。同时，他是司马光的高弟，开创了“元城学派”，清代学者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为其设立“元城学案”，强调了其在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前人研究刘安世多关注其作为谏官的经历，探究其文集的编纂、版本流传等问题，对其思想有所涉及但论述不够充分。占旭东在《〈尽言集〉研究》中谈及刘安世的事君之道与行己之方，着重从元祐更化的内外困境中关注其在天变、祖宗之法、公论等方面的政治倾向[2]。连凡《论〈宋元学案〉对朔学的诠释与评价》中提到刘安世的学术思想，认为他在辨析名理方面存在弊病[3]。成鹏《刘安世政治思想述论》对刘安世倡导的为君为臣之道和法治思想进行了一定的考察，着重分析其时代背景和历史价值，以剖析当时的社会问题[4]。郭鹏宇《诚待三教：试论刘安世三教会通思想》从社会功能、三教关系和地位等方面分析了刘安世儒释道三教会通的思想，认为这一思想对其弟子马永卿产生重要影响[5]。这些成果涉及了刘安世思想的某些方面，但目前尚缺乏系统性的整体研究。本文对刘安世思想进行整体关照，分析其思想中“诚”之渊源、内涵及表现，并探究其治学为政思想的内在一致性。这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刘安世在当时政治学术领域的地位，而且有利于深入理解北宋朔学的学术影响和思想特征。
一、刘安世的治学思想
刘安世师承司马光，为“涑水门人”，全祖望评价其学术成就说：
“涑水弟子，不传者多。其著者，刘忠定公得其刚健，范正献公得其纯粹，景迂得其数学，而刘、范尤为眉目。”[6]820忠定公即刘安世，宋孝宗时赐谥“忠定”。他继承并发展了司马光的学术思想，以“诚”为治学之道，强调“诚之工夫”，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成为元城学派的宗师。
（一）儒家思想中的“诚”
“诚”在儒家思想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它体现了儒家天人合一的观念，以之可以实现天道与人道的沟通，因此“诚”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同时，“诚”对儒者修身和社会道德养成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先秦儒学经典中多处阐述“诚”的思想。《论语》中直接论述“诚”的有两处，一是《颜渊》引《诗·小雅·我行其野》“诚不以富，亦祗以异”，今本“诚”作“成”，意为“的确”。二是《子路》篇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7]140“诚”为“实在”之意。但是《论语》中多次提到“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等，孔子将“信”提到极高的地位，认为“信”是修身处世立国之根本原则。《说文解字》释“诚”为“信也”，所以可以说孔子对“信”的倡导即是对“诚”的推崇。但是孔子更强调的是诚之德性规范方面的内涵。
基于孔子这些论述，儒家开始对“诚”的哲学意蕴进行阐发。曾子《大学》中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诚意”作为内外修养的重要起点。“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此谓诚于中，形于外。”[7]8强调“诚”重在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到子思《中庸》则对“诚”的概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释：“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7]32认为“诚”为人和物之本性，人至诚则“物我合一”，天地之道可概括为一个“诚”字。子思将诚意提炼为诚身，“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真知至善乃诚身之道。又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朱熹释之：“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7]29“诚”能合于天地之道，通于人之天性，以诚为工夫，则天地与人可达到“合道”。“盖中庸之道，一诚而已矣。”[8]《大学》以诚意为起点，《中庸》以诚身为追求，正如辛翀所论：“《大学》为儒学入门之书，而《中庸》则就儒学拟达之境界而言。前者教人内圣外王修身致仕之道，而后者于内圣外王基础上教人明理达道。”[9]孟子继承子思的传统，多处论及“诚”。《孟子·尽心上》：“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离娄上》：“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强調诚身、明善、思诚、至诚，但其论“诚”以仁为主，突出伦理道德层面的内容。可见，“诚”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范畴之一，它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成为民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二）刘安世以“诚”治学之渊源和内涵
刘安世“诚”之思想直接来源于司马光。熙宁六年（1073），刘安世登进士第。但他并没有参加选任入仕，而是从学于司马光之“诚”，力行七年，言行一致，表里相应[6]821。司马光《中和论》中说：“君子从学贵于博，求道贵于要。道之要在治方寸之地而已。”提出以中庸之道治心，而只有做到“诚”，才能正心、治心。他继承《中庸》《孟子》的观点，坚守“诚”为中心，所以温公之学“主之以诚，守之以谦，得之十百而守之一二”，且“始于不妄语，而成于脚踏实地”。漆侠先生认为司马光首先抓住了个人修养的两个基本环节，即正心、诚意，并被理学家所继承[10]。司马光不仅以诚自勉，也以此教育弟子刘安世。
刘安世领悟“诚”之宗旨，并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发展。根据马永卿《元城语录》和黄宗羲《宋元学案》等相关记载，可见刘安世“诚”之主张。首先以诚为沟通天人之关键。他紧承司马光“诚是天道，思诚是人道，天人无两个道理”的教诲，以诚为物之始终，认为天道之诚自然存在，人通过诚身明善可达人道之诚，“至诚之道无处不在，著一事便是曲。致曲，以通之也”[6]827，达到至诚之妙就能实现天道和人道的合一。其次强调“不妄语”为诚之始。温公谓安世：“平生只是一个诚字，更扑不破。”通过诚的追求可实现天人一体，而诚之起点在于“不妄语”。刘安世践行这一要求，终身行之，并将“不妄语”引申为无私意。《宋史·刘安世传》记载：洺州司户贪，转运使吴守礼问于安世，安世云“无之”，然心不自安，不以诚对，有违司马公之教。后读扬雄《法言》“君子避碍则通诸理”，意乃释[11]10952。刘安世以事理为重要原则，无私意“则通诸理”。再次，推崇笃信力行、表里相应。刘安世多处论及“力行”：“为学惟在力行。古人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说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故以行为实。”司马光强调“当自不妄语入”，刘安世“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櫽括日之所行，举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常有余裕”。同时，刘安世突出“勤”的作用：“学者所守要道，只一勤字，则邪僻无自而生。总有间断，便不可谓勤。”[6]827主张勤力不惰、持之以恒为治学修行之“要道”。最后，受佛教影響，提倡三教合一。与其师司马光对待佛教的态度不同，刘安世对佛教比较包容。《宋元学案》记载刘安世“尝言勿忘勿助长，不思善不思恶，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全祖望评价“此元城杂禅学处”。刘安世还从儒家思想出发，对儒释道三者关系进行阐释，肯定它们之间的相通之处，但对儒释差异辨析不够。刘安世专注于“诚”，在格物致知工夫方面不够深入，由此也可看出刘安世诚之工夫与程颐居敬与致知并重之间的差异。刘安世曾总结其治学思想：“某之学，初无多言。旧所学于老先生者，只云‘由诚入。某平生所受用处，但是不欺耳。今便有千百人来问，某只此一句。”[6]828他以“诚”为贯通天人的桥梁，追求至诚的理想境界，并以诚信不欺、真实无妄作为终生的修养方法。可以说，“诚”在其治学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并对其修身处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刘安世的为政之道
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故。即位的哲宗年幼，神宗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执政，开始废除熙丰新法，元祐更化拉开序幕。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称刘安世“才而自晦，愿而有立，力学修己，恬于进取”，推荐其为秘书省正字。司马光去世后，经吕公著推荐，元祐三年（1088）刘安世为右正言。元祐四年（1089）六月改任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十月升为左谏议大夫。到元祐八年（1093）刘安世知真定府，离开政治中心。刘安世的主要政治活动都在这段时间，尤其是担任言官的两年，他处于元祐政治舞台中心，以直言敢谏闻名于朝。刘安世的著作流传下来的只有《尽言集》十三卷，这是他向朝廷进谏的奏议集。宋代大学士王铚在《题抄本尽言集》中对之高度评价：“乃言官之模楷，辅弼之龟鉴，卿士大夫之药石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修撰北宋哲宗朝史实时大量借重当时名臣奏议，其中引用刘安世奏议尤多。结合史料记载，通过考察刘安世《尽言集》，可对其为政之道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他诚心进谏、忠君爱民、廉洁奉公、善用人才，典型体现了宋代士大夫的儒者风范。
（一）立言直谏，不避权幸
东汉马融《忠经》“忠谏章第十五”写道：“忠臣之事君也，莫先于谏，下能言之，上能听之，则王道光矣……夫谏，始于顺辞，中于抗义，终于死节，以成君休，以宁社稷。”将直谏作为忠臣事君的首要职责，并强调了直谏的重要意义。刘安世对事君之道和台谏角色有着深刻的认识。初除谏官，未拜命，对母亲说：“倘居其官，须明目张胆，以身任责，脱有触忤，祸谴立至。”其母以“当捐身以报国恩”勉之，并表示“正得罪流放，无问远近，吾当从汝所之。”[11]10954刘安世对谏官职能有着强烈的认同，对可能的处境和后果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刘安世敢于面折廷争，忠直无隐，对太后皇帝也不退避。元祐四年，刘安世因“宫中求乳母”一事上书，认为哲宗疏先王经典、近后庭女宠，实损圣德;建议太后御经典、引近臣，“论议前古治乱之要，当今政事之宜，悉俾开陈，以助圣学。”[12]10509语词严厉毫不避讳。刘安世做谏官时弹劾的大臣有几十人，其中论奏胡宗愈一事尤其能体现其直言敢谏的为政风格。元祐三年，胡宗愈被任命为尚书右丞。时刘安世刚任右正言，即论“胡宗愈公议以为未允”。太后曰：“且徐观其所为。”安世退而上章曰：“仰承圣谕，固当遵奉，退而熟虑，终有未安……”自元祐三年四月到元祐四年三月，刘安世论胡宗愈共二十一章，最后太后也终于让步。
刘安世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倾向与司马光非常一致，他严格奉行司马光的更化政策，维护元祐国是，力主更改熙丰施行的新法，恢复仁宗旧政。刘安世等朔党成员以追随王安石的党人为推行更化之政的威胁。《元祐密疏》中记载刘安世等人奏议，列王安石、蔡确、章惇、吕惠卿之党三十人。刘安世在《论蔡确不合陈乞颖昌府》中认为：“确之朋党太半在朝，夙夕引领以俟复用。若使渐得亲近，广为路岐，异日盗权乱政，无不由此而始。”[13]卷六充分体现了对蔡确党人的防范和排斥。基于这样的政治立场，刘安世论奏人物时也多对蔡确一党进行弹劾。“车盖亭诗案”中，吴处厚通过阐释蔡确诗歌，指其讥谤朝廷，此事引发朝野轰动，对蔡确的处理也出现不同意见。刘安世在《论蔡确作诗讥讪事》中说：“确自谓齿发方盛，足以有为，意在他日时事变易，侥幸复用，摅泄祸心，跋扈怀梁冀之奸，睥睨蓄魏其之志，此而可舍，国法废矣。”[13]卷九前后上疏十二章，态度鲜明，主张严惩蔡确，本质体现的是刘安世提防熙丰党、奉行更化的根本立场和目的。这一事件中，蔡确贬谪岭南，对蔡确处理持不同意见者也都遭到贬谪。刘安世政治立场明确，他多次论奏朝臣，都是从维护元祐更化出发的，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也是可以理解的。需要指出的是，刘安世虽与司马光、刘挚等人政见一致，但在处事和操守上，他坚持“诚”的原则，严肃诚实，不妄结交。刘安世不认同刘挚在个人交往上的做法，尤其是与章惇之子关系密切，在刘挚被夺去相权时，虽有刘挚推荐之恩，刘安世也未为其开脱争取，可见刘安世的个性与坚守。可以说，刘安世不畏权贵、敢于直谏难免有其政治倾向，但其行事端正、论事有据也是有目共睹。宣仁太后认可刘安世为“正人”，其论奏之事多遂所愿。他“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争，或帝盛怒，则执简却立，伺怒稍解，复前抗辞。旁侍者远观，蓄缩悚汗，目之曰‘殿上虎。” “其忠孝正直，皆则象司马光。”[11]10954后代学者对他非常推崇，明代张应福为《尽言集》作序，认为尽言难，尽言于君尤难，“若刘元城先生者，其殆能人之所尤难者耶[13]。”很好地概括了刘安世能够无所畏惧、尽言于君的难能可贵之处。但是这种立朝风格也使他成为被排挤打击的对象。刘安世后半生多在贬谪中度过，当时有“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的歌谣，贬官到此“八州恶地”，必然九死一生，而刘安世被贬谪到过其中七州，所以苏轼赞叹：“器之铁石人也！”
（二）忠君爱民，心怀天下
宋立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致力于政治秩序的建立，制定了一系列的治国方略。这些方针和理念沿袭为宋王朝的“祖宗家法”，成为君臣共同遵循的行为标准和精神原则。刘安世恪守宋代祖宗家法，常在其奏议中大量提及并以之为据。他认为：“祖宗之时经变多矣，故所立法度极是稳便”“喜变法度，则纲纪乱;恶言灾异，则人主骄，此大患也。”无论是在思想理念，还是在政治行为中，刘安世都坚定地维护朝廷的礼制法度，这是其忠君的本质体现。对违反国家法度的大臣，刘安世嫉之如仇，主张严惩。如对章惇强买朱迎等田产事，刘安世上疏弹劾章惇欺压百姓、侵民田产的罪状，后章惇仅被罚了十斤铜，刘安世继续进谏要求重罚，言章惇“气焰凶悖，劫持州县，贪利无厌，使人失职，原其不畏国法之意，盖有陵蔑朝廷之心，而所责太轻，未厌公议。”[12]10393最后章惇罢官，范纯仁及御史等十余人也因袒护罪被贬逐。刘安世不惧强权和险恶的政治环境，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抗章论列，凛然正气，表现了维护国家法度、忠君为国的风范。忠君还体现在维护君主形象方面。上文所提“宫中求乳母”事即是一例，对有损“圣德”之行为进行规谏，纠正君主之失，有利国家社稷，刘安世以之为真正的忠义。他在《論胡宗愈除右丞不当》中用贾谊的话表达忠君之意：“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13]卷三
《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百姓为国家根本，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安宁稳固。刘安世为政期间关心民生疾苦，多次劝谏君主实施仁义爱民之策。面对严重旱灾，刘安世多次上奏百姓困苦之状：“岁比不登，和气湮郁，饥馑流徙，灾害颇众。今春及夏，旱暵为虐，京畿西路，二麦失望，农民嗷嗷，且有菜色。”刘安世希望君主仁民爱物，以百姓安危为重，他请求罢修城及诸土木之役，认为应“力役之事不夺农时”，否则会导致“人力疲劳，元气摇动，则国有水旱之变，民罹疾疫之灾”;两次上章乞罢上元游宴张灯，还上奏请求撤乐损膳精诚祈祷、乞罢春宴以示闵雨之意。刘安世希望君主责躬修政彰显仁德以召和气，“庶几天人感悦，早获嘉应”，解决久旱民忧的困境。虽然这种观念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从中也可见刘安世以民为重、施恩于民的思想。同时，刘安世还提出了应对灾荒的对策，他上章《为岁旱乞讲荒政》，认为君主应该“上法三圣之意，下考成周之典，凡可以救灾恤民者，次第施行。”[13]卷六强调备之有素，君王应取法尧，“过昔尧有九年之水汤，遇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之民者，盖备之有素而已”，具体来说，“诸路监司谨视所部凶荒州县，广为赈济之备，或官廪有不充之处，仍令劝诱富民，纳粟以助公”，要“禋祀之典、救荒之政，先事而讲”，认为只有做到事有备豫，才能民无流散。刘安世还建议参考“国朝故事”，即祖宗之法，太祖建隆元年以郡中军储“发廪赈贷”，乾德二年“诏诸州长史，视民田旱甚者，即蠲其租”;真宗祥符八年，“京东物价稍贵，令有司出常平粟，减价以粜，用济贫民”。无论以军备救民，蠲租赈灾，还是抑制物价、备米赈济，都是可采用的救灾措施。刘安世反复恳诉统治者应爱民、重民、恤民、养民，表现了心怀仁德、施仁为民的为政主张。
（三）清正廉明，用人有道
刘安世清正廉明，忠孝正直，立身行事以老师司马光为楷模。《宋元学案》载：司马光执政后推荐安世为秘书省正字，问之：“足下知所以相荐否？”安世曰：“某获从公游旧矣！”司马光说：“非也。某闲居，足下时节问讯不绝。某位政府，足下独无书。此某所以相荐也！”从中可见刘安世为人处世之道。良好的文化修养和才能品行是担任谏官的基本条件。任职谏官期间，他以廉洁公正立身，对朝廷贪污乱纪的行为也绝不姑息。后来屡遭贬谪流放，也矢志不渝，严以律己。宣和年间，内侍梁师成得幸，令吴可自京师至家，欲引公以为重，致书许大用。可至三日，然后敢出之，且道公诸孙求仕以动之。公谢曰：“吾若为子孙计，则不至是矣。且吾废斥几三十年，未尝有点墨与当朝权贵。吾欲为元祐完人，不可破戒。”还其书而不答[6]831。刘安世“所守凛然，死生祸福不变。盖其生平喜读《孟子》，故刚大不枉之气似之”，其品行操守备受后世学者推崇。
刘安世极为重视朝廷的用人问题，他多次上书论奏官吏的选拔任用。元祐三年（1088）八月，刘安世上章《论差除多执政亲戚》，指斥执政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孙固、胡宗愈，“子弟亲戚，布满要津，此最当今之大患也”，贪权好利之人多为子孙谋，援引亲属，更相朋比，绝孤寒之进路，增膏粱之骄气，寖成大弊，所以安世“乞出此章，遍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厉精更始，庶几不废祖宗之法，而示天下以至公之道”。[13]卷一 面对近臣连名荐士的状况，刘安世上《乞罢近臣列荐事》：“今若多为捷径，使之躁求，人怀觊觎，何所不至。……后进小生不安义命，奔竞相效，无复廉耻。非有惩革，将败风俗。”[13]卷二清醒认识到朝廷用人存在的问题及其危害，抗言直上，毫不畏惧。刘安世用人注重德才兼备，在《荐傅尧俞苏颂可任大事》中评价傅尧俞“素有德行，众人推服，凝重有守，得大臣体，仁祖英宗朝尝历台谏，有正直之誉”，苏颂“学问该博，练达典故”且“有重名”，可见安世主张要任人唯贤，也要重视才能。在人才选拔上刘安世主张制度化和规范化。他向朝廷建言：“望明诏执政，详求文学行谊，审其果可长育，然后召试，非试毋得辄命，庶名器重而贤能进。”[11]3648希望朝廷制度化地培养选拔人才，公正公平，以进贤能。元祐三年（1088）五月，欧阳棐改集贤校理。刘安世上《论欧阳棐差除不当》认为：“祖宗以来，尤重馆职之选，盖将养育成就天下之才，以备朝廷缓急不次之用，惟是行义著显，问学高明，卓然有闻于时，尚犹召试而命。尔后或诏执政俾荐所知，数十年间，才三四举，何尝辄以名器私假匪人？如棐亡状，已具前奏，既不可当著作之任，岂宜复充馆阁之选？不试而授，尤非常典。”[13]卷一可以看出，刘安世重视人才选拔程序，认为行义学问兼具之人才能“召试而命”，用人不能违背“常典”。他还提出“人主燕闲时，于其等辈广访备问，然后博记而审察之，天下自无遗才”，全祖望评价刘安世“谓人主当广访而审察，则至论也”。[6]825都体现了刘安世的用人原则和对朝廷用人的重视。
三、以“诚”为道：内修和外功的统一
儒家思想中的“诚”是沟通天道与人道、达到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途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人本着自己的天性，在道德实践的功夫中可以内在地达到这一境界。”[14]“诚”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哲学概念，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功用，是儒者追求内在崇高道德和外在事功的基本原则。《中庸》写道：“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7]28由明善、诚身至顺亲、信友、忠君，“诚”不仅是儒家的修身原则，还包含着重要的政治内容。至诚者积于中而发于外，并实现内在心性与外在实践的合一。
刘安世以“诚”为道，实现了内修与外功的内在统一。他从学于司马光五年，以“诚”字为“终身行己之要”，力行七年而成，“纵横妙用，无处不通”。元祐初年被推荐为秘书省正字，后擢为右正言，元祐四年掌领两省谏院。任职台谏期间，他恪守“祖宗之法”，坚守“公论乃天道”的原则，主张去熙丰新法之害，坚定捍卫“元祐更化”;他谏诤皇帝、弹劾权臣、推荐人才，面折廷争，以直言立朝。元祐八年哲宗亲政后实行绍述之政，元祐旧臣多流放岭南，刘安世也开始了贬谪生涯。岭南地区瘴疠严重，当时有“大法场”和“小法场”说法：“岭外毒瘴，不必深广之地。如海南之琼管、海北之廉、雷、化，虽曰深广，而瘴乃稍轻。昭州与湖南、静江接境，士夫指以为大法场，言杀人之多也。若深广之地，如横、邕、钦、贵，其瘴殆与昭等，独不知小法场之名在何州……广东以新州为大法场，英州为小法场，因并存之。”[15]世传“十往无一二返”，极为凶险。当时所谓“八州恶地”，刘安世到过七州，在十多年的流放生涯中，家人和随行者死亡大半，刘安世戒酒禁欲，在艰难动荡中幸存，当时有“铁汉”之称。刘安世官场直臣和“法场铁汉”的形象，不仅体现了他的为政之道，也展现出他的处世之法和道德学养。到其晚年，“公在家，杜门屏迹，不妄交游，人罕见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细民，以谓若过南京不见刘待制，如过泗州不见大圣。及公殁，耆老士庶、妇人女子持薰剂诵佛经而哭公者，日数千人。”[6]831杨时以文吊之曰：“劫火洞然，不烬惟玉。”缙绅传诵，以为切当，可见刘安世当时之影响。
宋代士大夫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16]，他们在重文轻武的国策下走上政治舞台，成为王朝统治的主要政治力量。他们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体现了经世致用、兼济天下的参政精神和政治上的高度自主性。刘安世典型地体现了宋代士大夫的主体精神，他以“诚”为治学之基、为政之道和德行之范，勤学笃行，终生持守，将诚之工夫内化于心而外化于行，进谏无隐、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用人有道，体现了儒者对内圣外王理想境界的追求。明代石星为《尽言集》作序，评价刘安世曰：“且先生之所以能尽言若此者，盖缘先生久从司马公游，得诚之一言，为尽心行己之要。而求诚之功，又始不妄语，所得固非浅鲜者，故能诚以事主。引是非，争天下大体，死生祸福，视如浮沤，而将与孟子刚大不动心者埒矣。”[13]可谓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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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ing "Honesty"：Liu Anshi′s Academic and Political Thought
WANG Shumei1，2
（1. School of Litera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Hebe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Abstract：
Liu Anshi was a famous politician and scholar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e learned from Sima Guang with honesty， and became the founder of the "Yuancheng School". Huang Zongxi′s Song Yuan Xue An established the "Yuancheng School Case" for him， emphasizing his contribution to academic thought.A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Yuanyou′s political stage，Liu Anshi insisted on admonishing， loyal to the emperor， loving the people， and being upright ， which reflected the way of taking honesty as the government.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overall research on Liu Anshi′s thought， analyzes the origin， connotation and manifestation of "honesty" in his thought， and explores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his thoughts on scholarship and politics. This not only helps to fully understand Liu Anshi′s position in th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field at that time， but also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of Shuoxu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Liu Anshi; "honesty"; academic thought; political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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