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齿轮》作为芥川龙之介写于1927年4月的遗稿，属于后期作品中的自传体小说。文本通過一系列不连贯的情节和大量隐喻、梦境、碎片化及意识流手法来展现芥川在生命晚期的恐惧与不安心态。联系世界文学史上“罪与罚”的命题，从芥川的矛盾人生出发，依据文本解读与作家亲身经历，从社会与自身两个层面剖析芥川的“罪恶意识”的来源，并结合宗教态度变化、作品创作变化分析其对自我人生的否定，进而探究芥川龙之介遭受闭环模式的“精神惩罚”对其悲剧命运的影响。
关键词：齿轮;芥川龙之介;罪恶意识;精神惩罚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新思潮派的短篇小说巨匠，尽管他从进入文坛到去世只有短短十年，却是一位非常高产的作家。他的后期作品普遍充斥着“死亡与绝望”主题，《齿轮》在延续这一主题的背景下，采用偏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描写了大量异化、隐喻、梦境、意识流和碎片化片段。但芥川的目的并不在于实现类似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解构，而是为表达自己临终前对于人生的“惊惶不安”和复杂的内心世界，是他当下心境的真实写照。“罪与罚”这一命题贯穿世界文学史，它既是一个宗教命题、哲学命题，又是一个道德命题[1]。本文以《齿轮》为例，探究“罪与罚”主题在芥川作品中的新内涵，进而分析其亲身经历的、隐藏在思想中的“罪恶意识”及“精神惩罚”。
一、芥川的矛盾人生与“齿轮”
《齿轮》是芥川龙之介写于1927年4月的遗稿，是一篇具有自传体和临终自白性质的小说。文本以第一人称视角描写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和被迫害妄想症的作家的经历，主要情节由他出发参加婚礼、入住帝国酒店、在宾馆内写作、去姐姐家看望、来到恩人漱石故居、与老人交谈、以及最后返回家中组成，表现作者在绝望状况下无果的奋力挣扎。在文本不连贯的情节中，每一帧画面、每一处交谈和每一次意识流动都有着特别的意义，可以说主人公的经历就是芥川龙之介的真实写照。芥川出生在一个缺失亲情的家庭，“疯子的儿子”这一想法无时无刻不是他人生中的羁绊。寄人篱下的生长环境造就了他敏感而自卑的性格特质，即使在文坛上声名鹊起，也无法抵消心中根深蒂固的创伤。文学创作对他而言是一种“避世”的方法，每当“我”独自在房间害怕、胡思乱想时，创作能够使他逃离现实并被赋予与笔下人物共生的意义，“我在野蛮的兴奋中觉得我没有父母、也没有妻小，只有从笔下流淌出来的生命。”[2]791回顾芥川的一生，恰逢日本历史上最动荡的社会转型期，日本军国主义欲望高涨并伴随着经济上大机器工业时代到来和消费主义迅速发展，以及在文化与民生方面偏向“西化”等，都导致民众的思想价值逐渐背离传统。
芥川生在日本“脱亚入欧”时代，且是一位大学就读英文专业的知识分子，虽身处西方文化浪潮却在创作中体现着对古典文化的眷恋，他在《今昔物语鉴赏》中说道：“我们有时候会向遥远的过去寻找我们的梦。”[3]纵观芥川文学创作生涯，他的创作题材由历史转向现代，由对传统的追忆到后来的抛弃古典走向现代，最后他认为“传统的精神仍旧像近代精神一样让我不幸”[2]784，两种文化都无法让他得到安宁。这些变化体现其思想的挣扎，《齿轮》中提到主人公曾用笔名“寿陵余子”，意在嘲讽自己不仅西方文化没学好，反而丢掉了传统，落得一无所有的状态，徘徊于古典与现代是在时代洪流中艰难生存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之一。此外，对于文学应该追求艺术还是面向现实的选择也是使他不安的原因。作为新思潮派的作家，他本想用一种艺术的眼光看待世界，不论作品中涉及历史还是宗教，都只是他追求“艺术世界”的一种工具。他以人生旁观者的身份去冷眼注视和揭露人性，探究人生的真实意义，但最终还是无法达到超然和精神自由的状态。他在《齿轮》中对上述理性和作为艺术工具的基督教进行了否定，在绝境状态下仍无法相信神，并彻底放弃宗教。
《齿轮》充分展现了贯穿他一生的矛盾思想，首先文本对工业文明入侵日常生活的现象有深刻的描绘，例如“我”在乘汽车去火车站的路上，看到公路两旁都是繁茂的“松树”;电汽机车穿行在乡下的“白菜地”中间;在两侧建有高楼大厦的街道上走着时，“我”莫名想起了“松树林”。这里的“松树”“白菜地”喻指自然文明，“公路”“电车”“高楼”喻指工业文明。在大机器时代的社会环境中，主人公总是能不经意看到和想到传统自然文明;由工业与自然的对立延伸到西方与东方的关系，这是作者处在矛盾下的思考。以及在咖啡厅休息时菜单上有“本地鸡蛋、煎蛋卷”也代表着西式生活对人们传统生活的冲击。其次，文本细节和人物多处对话都存在互相矛盾的“对子”，例如“我”在火车上看到一群出游的女学生，其中一位年龄小但举止外放的女生给我留下成熟的印象;而另一位年纪大但举止拘谨的女生却带给我一种幼稚学生的感觉。笔者认为这种年龄与观感的不相匹配是在隐喻日本与西方，年纪大的学生受到日本东方文化的浸润，在行动上更讲求谨慎却与时代潮流渐渐不符变得幼稚;而年纪小的学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举止自然外放反而显其成熟，这也是被西式风格占据的日本现状。在省线电车上“我”与T君的对话中，国家的实际生活与报纸上报道的情况总是存在“认知差异”。以及二人遇到的梳西洋发型的女士，夏天时还穿着时髦风格摩登，到如今“我”的眼里只看见她的寒酸，由时髦到寒酸是全盘西化生活付出的代价，也展示了芥川眼中世界的变化。“我”在姐夫去世后去姐姐家凭吊，墙上姐夫的肖像画中胡子是薄的、缺失的，而实际姐夫的死状只留下了胡子，“没胡子”与“有胡子”也体现了芥川在事故发生后的矛盾心态。诸如以上很多相反的事物连在一起，共同隐喻芥川龙之介人生中的矛盾思想。
“齿轮”是贯穿全文的中心意象，也最令主人公恐惧，齿轮总是在“我”的视野中出现并伴随着剧烈的头痛和眩晕，在发作时“我”看什么都像齿轮。齿轮是工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芥川以此作为小说的标题意在说明他的人生一如“齿轮”，他在探索人生和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循环往复，追求艺术至上但无法完全摆脱现实。他的文学思想也随着时代的洪流而不断变化，但他不知道像齿轮一样的人生何时能解脱，最终走向令他不安的怀疑主义，走向生命的终点。
二、知罪：道德谴责与物质欲望
芥川龙之介一生进行了很多次“罪意识”的探索，笔者认为其来自社会和自身的共同作用。“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耻感占据着最高的地位。”[4]日本耻感文化的独特点是在意世人对自己的评价，若没有遵守众人皆知的道德准则，就会内心失衡导致羞耻进而产生负罪感。《齿轮》除了表现芥川龙之介的思想矛盾外，还体现了其浓厚的“罪恶意识”，他在第三节中说道：“我准是犯了罪堕入地狱的人。”[2]787走向人生末路的一个原因是他知道了自己的“罪”，并不堪“罚”的折磨。对于“罪意识”的讨论普遍被放在神学的视域下，但从现代视角完全可以将它泛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哲学问题[5]。芥川龙之介周围的女性是带给他负罪感的主要原因，他与塚本文子于1918年在家人的祝福下成婚，1920年通过妻子认识了平松麻素子，他们二人内心的距离已超过普通朋友的范畴。除了妻子，与他关系最为紧密的女性就是秀茂子，在与她发生肉体关系后，秀茂子在1921年以孩子要挟芥川。这件事情给芥川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他看到了周围人因犯下通奸罪而遭受的精神折磨，加之对“疯子的儿子”的执念，造成了他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芥川龙之介在《齿轮》中对自己的道德之罪有清楚的认知，并用四个关键词进行了总结——“猜疑、恐怖、傲慢、性欲”[2]784。“我”看着街上意识不到自身罪过的人群觉得十分烦闷，他知晓自己的罪过，能够看见连宙斯都敌不过的强大复仇之神，也就是秀茂子正紧紧追随着他。他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却无法化解情欲在他心中留下的不可磨灭的阴影，甚至在睡梦中他都能看到秀茂子的身影。在看到一位母亲和她的儿子像恋人似的凑着脸说话时，他头脑中的罪恶意识同样挥之不去。他有过对道德的追求，想要在情欲之外与自己和解，但最终失败。文本中多次流露出他已堕入到地狱中的想法，在“我”打算去青山墓地的路上，听见一位路人说了句“着急”，于是从着急的英文（tantalizing）联想到古希腊神话中的坦塔罗斯（Tantalus），进而联想到地狱（inferno），他就如坦塔罗斯一样处于永恒的痛苦。随后，但丁笔下的地狱又一次出现在他视野中。在主人公从东京回到妻子娘家后，他认为这山里的避暑地也并不使人安宁，他在乡下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看到了世间种种罪恶，准备毒杀病人的医生、烧死养子夫妇的老太太、与妹妹争夺财产的律师。他作品中的利己主义带有艺术观赏性，而现实世界的丑恶却实实在在展现在他眼前，他看到了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人间与地狱已没有任何区别。芥川從23岁开始书写他人的地狱人生，刻画人性中的利己主义。但对妻子塚本文子来说，他变成了一个利己主义者，也成为人间地狱里的一份子。
芥川吸收大量西方哲学思想，对他影响最深的就是充分重视精神、追求自由意志的尼采。他在《侏儒警语》中说：“所谓自由是坚决不对什么神什么道德什么社会习惯负连带责任。”[6]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看到了在资本主义席卷而来的时代中，社会对物质的强烈需求，在西方的影响下日本社会追求各个方面的“自由”，可他清楚看到在“伪自由”表层下的一滩死水。他对所追求的自由意志产生怀疑，在《齿轮》中发出与尼采“上帝死了”相对应的“恶魔死了”的感慨。这里的恶魔，笔者认为是对人生欲望的指代，他的内心渴求不受道德和欲望约束的自由，可社会中的物欲横流使他无法完全保持本心，他的罪意识由自身道德之罪演变为社会欲望之罪。文本中主人公“我”创作完成的一篇短篇小说的稿费还不够在宾馆住一周的房钱，“我”去酒吧喝威士忌身上就只剩下最后一块银币，物质上的缺乏也是压垮他神经的一根稻草。作为一只思想上“迷途的羔羊”，他要寻找自己的牧羊神，在看到窗外的松树枝和池塘后，开始尝试回归家庭，在与妻弟的聊天中，他发觉自己患上了“飞机病”，变得更加抑郁，他的逃离以失败而告终。外在社会与自身道德要求束缚着他，他在了解自己的罪感后，不得不接受心灵上的惩罚。
三、惩罚：自我否定与精神闭环
芥川龙之介在罪过的泥潭中挣扎，心灵的折磨显露于外，这是他无法逃脱的“精神惩罚”。岩崎信彦认为“羞耻构成内在的驱动力，深重的罪责感则通过视线恐怖这种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7]，那么文本中存在几个重复叙述的“视线恐怖”意象，分别为齿轮、雨衣和翅膀。在前文中提到，齿轮是芥川人生的象征，是他内心恐惧外露的表现。齿轮总是在他的眼中不停旋转，甚至看到长着人类五官的齿轮在每本书上都出现，眩晕感不停地折磨着他，使他只有吞服安眠药才能获得暂时的安宁。雨衣第一次出现在“我”去往东京的路上，听到邻座的人讲述雨衣幽灵的故事，随后又在候车室看到一位穿雨衣的男人，这个男人不停地出现在“我”眼前，并且“我”的姐夫在自杀时身上还披着不合常理的雨衣，重新回到山里避暑的路上，汽车司机同样穿了一件雨衣。对雨衣的描写无一不是消极和阴沉的，从幽灵到姐夫自杀，雨衣总是透露着死亡的气息。芥川曾在《一个傻瓜的一生》中同样提到过“人造翅膀”，他将这种人造之翼看作是伏尔泰带给他的理性主义，他想利用这双翅膀飞上天空，接近光明，结果却如古希腊人一样翅膀毁灭，坠海而亡。《齿轮》中同样引用了古希腊故事，并且这双翅膀化作飞机和花纹不停出现，干扰他的思考，他在生命晚期，对自己曾经无比坚信的理性主义创作手法产生怀疑，进而开始否定自己的人生与作品。
首先从宗教态度变化的角度观之，芥川想要寻求宗教的救赎但无法做到完全信任，他曾写过关于基督教中“信教-犯罪-折磨-忏悔-救赎”这种信仰模式的作品，可是带有否定和怀疑主义的他在现实人生只有“犯罪-折磨”这一过程。他在《齿轮》中说：“神啊，惩罚我吧，请勿生怒，恐怕我将灭亡。”[2]779他对神的祈祷在不经意间显现出来，随后文本主人公将自己比拟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他有种想像拉斯科尔尼科夫一样忏悔的想法，可随之就把自己否定，开始对这个欲望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罪恶意识使“我”觉得十字架下也不是绝对的安全地带，“我”宁愿选择魔鬼也不愿意相信神。其次，从作品风格变化的角度观之，前文提到日本是一个极其重视他人评价的民族，芥川在文坛上总会听到对他轻蔑抨击的言论，敏感自卑的他开始对自己的才华产生怀疑。到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的作品基本转向自传体小说，并运用许多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对自己前期的作品进行否定并开始羡慕志贺直哉在文体上的现实、干净与充实。在这两年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全面发展，这是对资产阶级文学的一种动摇，同时也加剧了他的自我批判。他用自己的生命感悟揭示了西化社会的本质，他在创作中迷失，并嘲笑自己不过是在芸芸世界中“邯郸学步”。《齿轮》中提到的“屠龙之技”的故事，就是他对人生与作品进行自我否定的真实心态。
此外，文本开篇是“我”从山里避暑地去往东京，结尾最后一节是从东京返回避暑地，两相对照，“我”的精神状态就如齿轮一样的圆形闭环，空间场景的变化只是一种无限循环，不论身处急躁的“欲望都市”还是宁静的“避暑山间”，“我”都无法摆脱脑海中的恐怖场景。从开篇听到雨衣的鬼故事到后来回乡的汽车上看到穿雨衣的司机，从在东京时看到“齿轮”“鼹鼠”等死亡象征到回乡后看到“送葬队伍”这种更为恐怖的意象，都反映出“我”越发急躁不安的内心世界。文本中还包含作者精神分裂的症状，“我”在镜子前注视自己时脑海中幻想有两个自己的存在，其中一个甚至还被现实中的人遇见过。“我”知道自己注定会成为精神病的事实，在决定去往青山墓地旁非常有名的精神病院时，却徘徊着找不到路，这是他内心中杂乱无序的抗拒且绝望心态的反映。福田恒存说：“心理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精神不安和自我的虚妄”[8]，芥川无疑也走上了这样的道路。他在文中多次描写了“异化与错乱”，例如将笔下的动物刻画成自己的样子，将路上的纸屑看作玫瑰花，将苹果皮看成是独角兽，打开《罪与罚》却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场景都展现了他的不稳定情绪。“我”的感受按着“不舒服-不安-祈祷-忧郁-痛苦”的顺序逐渐深化，中间或许恢复过对人生的向往与热情，但终究无法逃脱折磨。这种精神惩罚的闭环模式加速了他的死亡，使他发出想要在“熟睡中被人掐死”的呐喊。
芥川龙之介于1927年7月24日服食大量安眠药自杀，他的一生就像他最想追求的“架空电线上的火花”，虽然短暂却夺目耀眼。他讨厌所处的阶级又无法做到放弃导致其经常陷在厭恶自己的漩涡中，死亡也是他留给世人最后的体面。
四、结语
芥川龙之介生在“凡事必称文化”的大正民主时期，他的矛盾人生在于孜孜不倦地渴求着东方古典文化与西欧近代文化之间的平衡点。《齿轮》中多次提到《罪与罚》，“我”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意识的相同之处是都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同的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笃信超人哲学，他的道德纯洁性胜于阴暗的杀伤性;而“我”的罪恶意识是被迫的，是由不纯洁的道德所导致的内心的迷惘。在芥川的人生后期，“不道德”的压迫感和自卑的性格使他无法与自己和解，外在的社会物质氛围又时时萦绕着他，绷紧的敏感神经最终演变为无法摆脱“罪恶意识”。就如宫本显治在《败北的文学》中所说，芥川“一方面恐惧给他套上枷锁的传统道德氛围，另一方面是明明看透资本主义的罪恶，又安于生活在其中的羞耻心。”[9]他将自己承受的“精神惩罚”融入《齿轮》的创作，否定了以往赞美过的宗教和坚信的创作方法，以空间场景的变化来反映他精神上的闭环。借用“罪与罚”这一命题解读芥川自传体小说，探究影响其死亡的因素，对芥川文学思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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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4卷）[M].高慧勤，魏大海，主编.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250.
[7]岩崎信彦.日本式“羞耻”结构的发展方向[C]//世界中的日本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张建立，译.2004：23-44.
[8]福田恒存.关于风景，关于文体[C]//邱雅芬，主编.芥川龙之介研究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37.
[9]宫本显治.败北的文学[C]//邱雅芬，主编.芥川龙之介研究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21.
作者简介：丁小原，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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