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朝语言相似性及其与人群混合历史的相关性

孙娜　韦兰海

摘 要：日语和朝鲜语的关系以及二者在世界语言谱系划分中的位置一直是学术界最富争议性的话题之一，这与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在历史上的复杂混合过程有关。通常，大规模的人群迁徙和混合必然会带来语言要素的大规模传播。日本和朝鲜人群有很高的遗传多样性，他们在遗传学上位于东南亚人群和东北亚人群之间。共享一部分始祖群体和外来移民使得日本和朝鲜人群之间拥有最近的遗传距离。相同的人口历史演变过程也为两种语言带来了很多相似的语言要素，使得这两种语言有高度亲缘性。同时，从日朝语言的演化历史来看，也并不是每一次重大的人口动态演变过程都能在语言学上有所体现。在一种语言的稳定系统尚未形成之时，尤其是统治阶级尚未有意识地影响其政权内部的语言面貌之时，作为被统治阶级的人民大众的口语代表着语言的发展方向。而当一种语言基本成型之后，除了可能引入大量的借词外，它将很难被系统性地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语言会成为最稳定的文化要素之一。

关键词：日语;朝鲜语;人群混合;语言演化

作者简介：孙娜，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汉日语言接触、语言人类学（E-mail：sunna2011@sina.cn;福建 泉州 362021）。韦兰海，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教授，人类生物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民族学、历史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东北亚地区语言演化及其与人群混合历史的相关性研究”（20BYY195）

中图分类号：H004;K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2）03-0143-11

在东北亚地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島的语言和人群混合历史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地理上，朝鲜半岛的东北与俄罗斯相连，西北隔着鸭绿江、图们江与中国相接，东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朝鲜半岛以朝鲜族为主体人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朝鲜半岛分裂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朝鲜”）和“大韩民国”（简称“韩国”）。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朝鲜语和韩语存在细微差别，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人群使用的语言受到汉语影响较大，和朝鲜语、韩语相比也有不同之处，但这些不同终究是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之间的差别。在中国，官方统一称之为“朝鲜语”（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语言学名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19页。）。日本列岛位处亚洲大陆东部，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主岛和7 200多个小岛构成，是典型的岛屿国家。日[KG（1x]本人群以大和民族为主体，语言大致分为本土方言和琉球方言以及阿伊努语，我们所说的日语一般指的是以东京地区语言为基础的标准日语。

日语和朝鲜语的使用人数在世界语言中分占第10位、第12位。（[英]尼古拉斯·奥斯特勒：《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章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2页。）两种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有相关性，但二者之间似乎又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日语和朝鲜语的关系以及在世界语言谱系划分中的位置一直是学术界的争议话题之一。同时，日本人群和朝鲜人群在外貌和体质上具有相似性，都属于蒙古利亚人种，从遗传学上看二者位于东南亚和东北亚基因库之间，人口遗传数据具有多样性，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关东亚史前迁徙路线和人口扩张的宝贵信息。（Ding YC， Wooding S， et al.，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history in east Asi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2000， 97（25），pp.14 003-14 006.）只有人群迁移才有大规模的语言传播，但是相比于人类历史，语言的历史是短暂的。说同一种语言的人群也未必就都来自于该语系最初产生地区的土著居民，语言转变和接触导致的语言变化在人类整个历史上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日语和朝鲜语的相似性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与人群的迁徙和混合有关，即语言和基因的平行演化与否还需历史语言学、遗传学以及民族学和考古学等多学科证据。

一 日语与朝鲜语的相似性及其系属划分

日语和朝鲜语的最大共通点就是“SOV”的基本语序和同属黏着语类型。朝鲜语的基本词序是“主语—宾语—谓语”的“SOV”型，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前，谓语中的主要动词和形容词放在最后;朝鲜语的语法关系主要依靠附着在单词后面的助词和词尾变化来表示。助词和词尾是没有独立性的一种附加成分，它们附着在词语后面表示词语之间的语法关系，或带来某种意义、语感等。跟朝鲜语类似，日语的语序也是“SOV”型，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前;日语也是黏着语，依靠助词和助动词的黏着来表达单词在句子中的功能，日语的动词、形容词和助动词有词尾变化，利用词尾变化表达肯定、否定，或者添加推测、传闻、样态等意义和语感。并且，在词汇方面，日语和朝鲜语的名词、代词和数词都不受性、格、数的影响，也没有性、格、数的变化;日语和朝鲜语的动词都有自动词和他动词（有的语言称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区分，比如，可以用自动词表达“灯灭了”，也可以用他动词表达“关灯了”;日语和朝鲜语的词汇都由“固有词、汉字词、外来词”还有“自创词”构成，并且汉字词数量庞大，拟声拟态词和叹词非常丰富。这些相似之处都为日语和朝鲜语构成日朝语系亦或日语和朝鲜语同属阿尔泰等语系的说法提供了证据。

（一）日语、朝鲜语自成语系说

最能有力证明语言之间谱系关系的现象就是语音对应，如果两种语言使用着并非源于借用的同源词汇，并且这些词汇之间又能形成一定的语音对应，那么两种语言属于同一语系的谱系关系会得到相当大的支持。（[韩]李翊燮：《韩国语语言学通论》，陈艳平、何彤梅、李玉华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年，第228页。日本的朝鲜语学者金沢庄三郎认为日语和朝鲜语属于同一语系，并且认为朝鲜语是日语的分支，类似于琉球语（琉球方言）跟日语的关系。（[日]金沢庄三郎：《日韓両国語同系論》，東京：三省堂書店，1910年。（[日]金沢庄三郎《日鮮同祖論》，東京：刀江書院，1929年。但是，这种认定多是根据词的相似性，没有形成规则的语音对应，如日语的“tsuma（褄）、tsume（爪）、tsumu（積）、tsuba（唾）”分别对应朝鲜语的“cchima、thop、tam、cchum”，这样日语的“tsu-”音就会和朝鲜语的“cchu-、tho-、ta-、cchi-”音都形成对应关系，这种复合对应形式出现的原因和演变过程却无法解释，因此未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大野晋也曾试图利用语音对应来解释日语和朝鲜语的同系理论，如日语的“-ti”对应朝鲜语的“-t、-l”，朝鲜语的“-t”对应日语的“-ti、-du”等。（[日]大野晋：《日本語の起源》，東京：岩波書店，1957年。但是同样出现无法解释的复合对应形式。河野六郎就曾指出，不应该为了证实日语和朝鲜语的亲属关系而勉强进行语音对应的努力。（[日]安本美典：《日本語の起源》，東京：勉誠出版，2009年，第63页。即使二者存在同源关系，也是如AstonW.G.所认为的那样，日语与朝鲜语是同一起源但处于亲属关系较远的位置。（AstonW.G.，“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Japanese and Korean Languag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879（3），pp：317-364.服部四郎就曾用年代语言学的方法，推测出日语和朝鲜语即使有亲属关系，其分离时间起码也在六千年前。（[日]服部四朗：《日本語の系統》，東京：岩波書店，1999年。

由于语言的谱系划分是按照语言的发展历史来进行分类的，同一种语言，古语和现代语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人们意识到判定语言的亲属关系还应该考虑古语的形式。日本的东洋史学家白鸟库吉就曾做过日本的古语和朝鲜语的比较研究。（[日]白鳥庫吉：《日本の古語と朝鮮語との比較》，《国語学雑誌》，1898年第四巻十二号。金思烨做了古代朝鲜语和日本语的比较。（[韩]金思燁：《古代朝鮮語と日本語の比較》，東京：講談社，1974年。徐延范列举了一些表示身体、天地日月、数量等基础词汇，如“头”这个词，朝鲜语的“utumri”和日语的“atama”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如果朝鲜语的“utu”是从闭音节“ut”变成的开音节，日语的“ata”也是从“at”变成的开音节;朝鲜语的“mri”是从“mari”而来，“mari”的词根是“mal”，日语的“ma”也来自于韩语的“mal”脱落“l（r）”音变化而来的话，二者就有了古语词根上的联系。除此之外，徐延范还列举了“水”“年”“人”等词例，他认为朝鲜语和日语是同一祖语演化而来，有着历史上的同源关系。（转引自安炳浩、尚玉河著：《韩语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3页。除了历史语言学角度的论证，长田夏树也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比过日语和朝鲜语的农耕文化相关词汇，如“米”“大豆”等，构拟了二者的古音，认为是这些词来自于同一原始词根。（[日]長田夏樹：《邪馬台国の言語》，東京：学生社，1979年。Beckwith，C.I.认为日语和高句丽语有亲属关系，如高句丽语的“ku”“yapma”“kusti”等一百多个词分别与日语的“ko（子）”“yama（山）”“kuchi（口）”等形成语音对应。（Beckwith，C.I.“Koguryo，the language of Japanese’continental relatives：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Japanese-Koguryoic languages with a preliminary description of Archaicnortheastern Middle Chinese”，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2007.并且依靠历史和考古学背景对其古代接触进行了假设，认为原日语—高句丽语人群的家园位于中国南部或东南亚，在逐渐向北方迁徙的过程中，一部分人经陆路抵达并成为满洲和朝鲜地区的扶余高句丽人。另一部分人经海路到达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列岛的北九州，成为日本人的祖先。对于上述观点，学者们也意识到高句丽语的地名确实代表了朝鲜半岛上曾经出现过跟日语有关联的一种语言，但是由于其方法论的缺陷，高句丽语已经消亡，汉字记载高句丽语音的准确性本身就值得怀疑，再加上个人构拟的古音，无法充分解释其与现代朝鲜语和日语的关系，甚至高句丽的语言和新罗的语言关系也存在异议。因此，学者们谨慎地称其为“伪高句丽语”。日语和朝鲜语组成日朝语系的说法，在学术界得到大批学者的认可。不可否认，二者在句法、语序和词的形式变化方面存在着很多共性，语音方面历史上还都有过元音和谐现象，（朝鲜语在10—16世纪曾有元音和谐现象;古代日语的万叶假名即借用汉字表记日语的发音，有时同一个音会用两类不同的汉字来表示，并且按照规则在固定词汇中分别使用，这也被认为是元音和谐的一种方式。但是二者之间也有语言学难以解释的个性，仅依靠语音复合对应和构拟古音的做法还不足以成为二者有同源詞的确凿证据。

（二）日语、朝鲜语同属说

一些学者在朝鲜语、日语同一起源的基础上，认为二者的“SOV”语序和黏着语特性都与阿尔泰语系具有相似性，尤其是语音方面二者都有过头音规则，即词头不出现流音，在借用汉字词之后该规则被打破。朝鲜语和日语也都曾有过元音和谐现象。中古时期的朝鲜语严格遵守元音和谐规则，15世纪开始朝鲜语语音系统自身的演变加之汉语的影响，导致了元音和谐的松弛甚至瓦解。（黄晓琴：《朝鲜语元音和谐的松化》，《民族语文》2006年第6期，第54—57页。古代日语曾借用汉字表记日语的发音即万叶假名。有时表示同一个音会有两类不同的汉字，并且按照一定规则只能在固定词汇中使用。这种表记方式后来被桥本进吉等认为是来自于元音的不同，在具体使用上是元音和谐的一种方式。（[日]村山七郎、大林太郎：《日本語の起源》，東京：弘文堂，1973年，第48—56页。芬兰的著名阿尔泰语语言学家兰司铁（G.J.Ramstedt）和美国的鲍培（N.Poppe）的研究成果都显示朝鲜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可能性很大。（[芬]兰司铁：《阿尔泰语言学导论》，陈伟、沈成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Poppe，N.“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r AltaichenSprachen I：Vergleichende Lautlehre” ，Wieswaden：Otto Harrassowitz.1960.韩国学者李基文根据古代朝鲜语“a”和阿尔泰语原始语“*a”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也基本认可朝鲜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即使朝鲜语不是从阿尔泰语原始语分化出来的，至少也是和阿尔泰语原始语一起从某一个相同的语言中分化出来的。（转引自[韩]李翊燮、李相亿、蔡琬：《韩国语概论》，张光军、江波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5页。在日语与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关系方面，日本学者也分别构拟过日语和蒙古语、日语和满语以及日语和土耳其语等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如日语的“m-”对应蒙古语的“m-、b-”，日语的“水”和构拟的满语“洪水”结合起来：*bisan（满）>*mita>midu（日）等。（孙娜、王传超：《语言学和分子人类学视野下日语的起源与日本人群的混合历史》，《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75—86页。从而认为日语与上述语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语音对应关系。这样就构架了包含日语、朝鲜语和突厥语族、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的阿尔泰超语系（见图1）。

日本安本美典通过计量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他设想了一个包含日本语、朝鲜语、甚至阿伊努语的原始语言，称为“古极东亚语”（[日]安本美典：《日本語の成立》，東京：講談社，1978年。。韩国的徐延范在其著作《我们语言的根》中扩大了范围，提出了包括了汉语、蒙古语、突厥语、通古斯语的“东北亚祖语”的说法。近年，Robbeets M.提出了泛欧亚语言说，（RobbeetsM.，“Proto-Trans-Eurasian：where and when”，Man In India，2018（1），pp.19-46.在该学说中，结合遗传学等证据认为原始日语和原始朝鲜语据有明显的亲属关系，被统一到日朝语系，并且和阿尔泰语系一同被划入原始泛欧亚语言（见图2）。

（三）日语、朝鲜语各自孤立说

日语和朝鲜语同属阿尔泰语系，或者二者与阿尔泰语系来源于统一祖语的分化的观点得到了日本学者尤其是朝鲜、韩国学者的大力支持。可是国际上对阿尔泰语系的成立也存在质疑，如科特维奇（波兰学者科特维奇的《阿尔泰语言研究》只有俄译本。清格尔泰在为兰司铁的《阿尔泰语言学导论》汉译本作序时，介绍了该学者认为阿尔泰诸语言的共同特征只是语言类型一致，共同成分是由于长期互相影响、互相借用所致。、Vovin（VovinA.“The End of the Altaic Controversy.” Central Asiatic Journal，2005，49（1）， pp.71-132.、韦兰海（韦兰海：《遗传学证据不支持阿尔泰语人群的共同起源》，《现代人类学通讯》2011年第五卷，第229—236页。等分别从语言学和遗传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并非同源关系。因此，一些学者主张日语和朝鲜语跟任何语言都没有亲属关系，就如苏美尔语一样，在历史上就都是孤立语言。

主张朝鲜语是孤立语言的人认为古朝鲜和夫余、辰国等几个国家和种族的语言并不是这些古代国家在接触过程中才形成的，而是具有历史继承性的。因为构成这些国家的种族语言来源于同一个分支，有发音和词汇方面作为单一语言的共同性。（安炳浩、尚玉河：《韩语发展史》，第308页。日语方面也有岛内生成论的学说，即认为日语是日本列岛上形成的有连续性的语言。高岛俊男认为日语尽管和其他多种语言具有相似性，但没有确凿同源词和规则的语音对应，是自成体系的孤立语言。（[日]高島俊男：《漢字と日本人》，東京：理想社，2001年。服部四郎认为日语的祖语就是日本弥生时代的语言，形成于北九州，伴随着国家的形成语言也发生着内部混合，逐渐扩散至日本近畿地区并同化了当地方言，成为日语的祖语。（[日]服部四朗：《日本語の系統》，1999年。

（四）日语和朝鲜语难以进行谱系划分的根源

近年来随着对世界语言研究的深入，语言的同源性研究开始受到质疑。众所周知，语言的谱系分类是受到了生物学分类方法的启发，即根据语言的历史来源或语言的亲属关系对世界上的语言进行分类。但是，语言不仅具有生物性还具有社会性，是生物演化和文化演化互动出来的产物。当持两种语言的人群发生接触的时候，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也必然发生接触，这样的语言接触同样可以改变语言的发展方向，甚至导致语言更换或消亡。单纯的谱系划分树形图忽略了接触的重要性，研究语言变迁必须同时兼顾纵向传递和横向传递，每种语言都是这两种传递的产物。另外，语言的借用、混合早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发生了，借用还是同源也不是绝对的。可能史前的借用到了文字历史时期就被认为是同源关系了。伴随着历史比较语言学逐渐发展到超级语系建构阶段，也预示着语言的“同源性”研究將转向语言的“亲缘度”检测。（李艳：《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从同源论到亲缘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日语和朝鲜语的相似性研究不能仅仅依靠语言学材料。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有的语言面临着濒危乃至消亡，有的语言正从其他语言中分化独立出来。在语言关系的研究中，仅仅依靠两种语言的对比，或者依靠个别语言的相似或疑似同源关系词的存在判定二者的关系是不可取的。

另外，早期的朝鲜语和日语都没有自己的文字，而是借用汉字音标记自己的语言，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汉字音本身就不同，而用汉字标音的人也不同。因此依据汉字音构拟的古音也不确切，这就更让其同源关系词的准确性大打折扣。日语和朝鲜语不只借用汉字标音，还都借用了大量的汉字词，甚至个别词汇已经很难辨别出是固有词还是汉语借词，让二者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近几千年里，朝鲜人口的扩张速度远快于日本，也就是说半岛人口扩张的潜力高于岛屿。朝鲜和日本的人口形成又都受到汉人和北方民族的影响，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之间的人口迁徙也不是一次形成，具有反复性。这些因素都可能在语言的变化中有所体现。要想更科学地判定语言之间的渊源关系，必须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二 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上的人群迁徙历史

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出土的遗物来看，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除了原有土著居民以外，在史前和历史时期都有外来移民流入。这种移民流入有的是通过不同途径分别抵达朝鲜或日本，有的是以朝鲜为跳板再抵达日本，也有二者之间的反复往来。

（一）史前时期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土著居民及后裔

走出非洲的早期人群在大约6万年前开始沿着南线经印度、安达曼岛到达印度尼西亚后，其中一部分人群沿着菲律宾、我国台湾地区北上，大约3万年前迁徙至琉球群岛再由南向北扩散至日本全岛。第二批次迁徙到东亚的人群可能通过北线经朝鲜、或通过南线经我国台湾地区和琉球群岛大陆桥，大约在2万年～1万年前迁至日本并扩散。这批人群成为日本的绳文人主体，经历了漫长的独立演化历史。（Wang CC，etal.Inferring human history in East Asia from Y chromosomes.Investigative Genetics，2013，4（1）p.11.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上存在很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距今1.5万年之后，源自西伯利亚和黑龙江流域的细石器文化也传播到了朝鲜和日本列岛。但目前还没有足够古DNA证据说明这些古代人群在现代朝鲜人和日本人中留下了多少后裔。

随着陆桥消失，日本列岛进入独立的绳文演化时代，朝鲜半岛上的人群则在与北方大陆人群的不断融合中发展。江原道高城郡文岩里遗址就证明了在中国华北地区兴起的粟作农业逐渐扩散至西辽河地区，并且在距今5.6千年～5千年前就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在约距今5.5千年～2千年之间，朝鲜半岛、辽东地区、山东东部流行支石墓。考古学家认为创造支石墓的古代人群可能是后世朝鲜人群的祖先群体之一。（[韩]金贞培：《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高岱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在距今4千年前后，中国东北南部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先后进入青铜时代，代表性器物是琵琶型铜剑。（苗霞：《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青铜器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东方考古》2012年第1期，第205—222页。青铜技术迅速扩散到整个朝鲜半岛，当地人群创造了具有当地特色的青铜文化，如细型铜剑。（赵镇先、成璟瑭：《细形铜剑的型式变迁与意味》，《边疆考古研究》2005年第1期，第83—105页。在半岛西南部，稻作农业的传入带来了繁荣的松菊里文化（Songguk-ri culture，2900—2400 cal.BP）。（Kwak S， et al.Beyond rice farming：
Evidence from central Korea reveals wide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the Songgukri culture during the late-Holocene.The Holocene.2017，27（8）.pp.1 092-1 102 .随后在铁器时代，朝鲜半岛南北均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

在日本，大约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开始，列岛西部开始出现稻作农业，随之人口大量增加，日本历史从绳文时代步入弥生时代。稻作农业传入日本的路线尚有争议，或经由朝鲜半岛传来，或从中国华东沿海直接跨海而来，由于海洋考古还有待发掘，目前看来以前者较为可能。由于绳文人和弥生人在体质上的重大差异，一般认为稻作农业在日本的传播伴随着较大规模的人群迁入，并且这些弥生人群可能奠定了日本语言和文化的基本特征。（Chard C S.Northeast Asia in prehistory.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4.

（二）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外部人群流入

据史料记载，从齐桓公之时起齐国已有不少商人循海路往来于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之间。当然就有可能随海风流飘到日本。《汉书·地理志·齐地》记载，齐多“巫儿”，即女巫。这很可能与弥生古坟时候日本多以女为巫有关。战国时期，《史记·封禅书》记载曾派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即所謂的“三神山”，这些人恐误入或因完不成任务亡命日本列岛的也不足为奇。楚、吴、越三国激战下，人民难以忍受长期的残酷战争，当地人民既掌握水稻栽培技术又擅长造船，很有可能冒险沿海路到达朝鲜或日本。

除了跨海进入朝鲜或日本的移民以外，东亚移民的主要群体还是来自北方少数民族或北上的中原汉族等迁至朝鲜或经由朝鲜半岛再迁入日本。朝鲜半岛上最早的国家就是古朝鲜。商末，箕子率五千殷遗民迁入大同江流域，“百工技艺皆从而往”（张碧波：《关于箕子与古朝鲜几个问题的思考——与杨军先生商榷》，《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3期，第9—16页。（杨军：《箕子与古朝鲜》，《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23—27页。。秦末汉初，“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又有中原人躲避战乱大规模迁入。（《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三国志》在线阅读：http：//www.wenxue360.com/sikuquanshu/6190.html.汉武帝灭古朝鲜之卫氏朝鲜之后，在卫氏朝鲜旧土上设立了乐浪、真番、临屯三郡，尤其乐浪郡已有相当数量的汉人。第二年，征服秽貊，又在秽貊地设置了玄菟郡，即汉四郡。秽貊族原始居住地应该是在中国的北部地方，后来才慢慢往东方移动。（简江作：《韩国历史与现代韩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年。四郡设立前后，受到土著势力的不断反抗。先是发源于松花江流域，以农安地方为中心的扶余，征服了挹娄等附近部落，与匈奴、高句丽同样形成了另一大势力。伴随晋室南迁、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混乱局面，与汉朝交好的扶余孤立无援，最后受到鲜卑族慕容氏的侵略，随后，慕容氏衰亡，扶余就此降伏高句丽。而高句丽发源于鸭绿江中游的佟佳江流域的玄菟郡，正是当时秽貊旧地因此与扶余同源。高句丽的广开土王打造了高句丽全盛局面。汉四郡逐步缩减，只剩下“乐浪郡”和“带方郡”，最终也都被高句丽势力完全占领。

在北方战争混乱之时，受到铁器文化熏陶的流民不断自古朝鲜或汉郡南下到汉江以南的诸部族社会即辰国。流民以其成熟的政治手腕和铁器文化等知识为基础，结合辰国的土著势力，促使辰国重新改编，结果形成了马韩、辰韩、弁韩即三韩。《后汉书.东夷.倭传》记载“灵帝末，韩、秽并盛，郡县不能止，百姓苦乱，多流亡入韩者。”当时的“韩”即辰国分化之“三韩”。即使如此，南部也并非安全久居之地，也有不少人流入日本列岛。

（三）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之间的人口流动

公元1世纪初，日本列岛部分地区分散百余国，受到中国先进文明的刺激，生产力提高、政治上渐趋统一，中后期已经合并。从青铜器的制造、发展来看，3世纪前后，弥生后期日本列岛最先进的地方已经不再是九州，而是以大和为中心的近畿地区。（汪向荣：《邪马台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4世纪开始，朝鲜南部的人民，因避免高句丽势力的入侵，大批涌向日本列岛。公元478年，《宋书》的《夷蛮》上所描写的表书记载，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籓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可见，邪马台国不仅战胜了九州强国狗奴国从而统一了九州地区，还继续东征，占领了比较发达的近畿地区。最后，在本州地区建立了大和朝廷。并更名为“日本”，开创了日本的古坟时代。日本的古坟文化是受到中国王朝陵寝制度的影响，设计方法和建筑技术也来自于中国。（[日]松本雅明：《古墳文化の成立と大陸》，《九州文化論集1（古代アジアと大陸）》，東京：平凡社，1973年。朝鲜半岛上与日本近畿地区出土的古坟具有相似性，也被认为是这些移居倭人的坟墓。7世纪后半，新罗联合唐朝与倭国、百济联军的白江村之战，倭人大败，损失惨重。大量百济人民逃亡到日本列岛。《日本书记》就有安置百济人的记载。

其实在高句丽与百济和新罗对峙时期，日本与朝鲜半岛南部就持续进行着人员的往来流动。朝鲜南部的原辰国之一的弁韩还处于小国林立状态。由于弁韩产铁，日本列岛的倭人缺铁，所以倭人不断侵犯弁韩，或与弁韩交流，以获取铁。因此，在弁韩有倭人，也是毫无疑问的。但这里的倭人不过是列岛上的倭人移居而已。（沈仁安：《日本起源考》，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据日本相关史书记载：“大和王权依靠在半岛南部的加羅（任那），与百济通交，压制新罗，与高句丽相对立。”（[日]児玉幸多：《新日本の歴史》，東京：山川出版社，1993年。当时的倭国和朝鲜南部弁韩之间的频繁人口流动是一定存在的。也许是倭人有计划的压迫，也许是仅仅为了帮助百济或者贸易往来，总之在其遭到了高句丽以及唐朝的回击之后，不得不回头向列岛东面求出路。（徐逸樵：《先史时代的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

从人群迁徙来看，弥生时期流入日本列岛的外部人群有一部分是直接从跨海而来，但绝大多数应该是经过朝鲜半岛后进入日本列岛的。在弥生后期和古坟时代，久居朝鲜半岛的汉人和朝鲜半岛的原住民也大量涌入日本，朝鲜半岛的原住民也深受来自秽貊等北方民族的影响。同时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之间的人口迁徙也不是一次形成，具有反复性。

三 遗传学视野下朝鲜人群与日本人群的混合和分化

朝鲜人群和日本人群的定居是复杂的过程。日本与朝鲜半岛地处欧亚大陆边缘，是人类迁徙的终点站。同时两者又处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中间地带，具有来自于南北两个方向的人群流向。早在新石器时代，南北方人群就在东亚长期混合，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导致了人口大扩张，并与其他周边地区的人口混杂在一起，这是东亚人口形成的普遍模式。日本人群和朝鲜人群也是东亚地区大规模人口扩张和随后发生的混合事件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或人口迁移现象，不同的分子遗传标记和DNA样本可以揭示不同的层面。

（一）朝鲜人群和日本人群之间密切的遗传距离

Y染色体、线粒体和常染色体研究都支持朝鲜人群和日本人群之间密切的遗传距离，并且在东亚人群中，韩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关系更为密切。（Jin HJ， et al.The Peopling of Korea Revealed by Analyses of Mitochondrial DNA and Y-Chromosomal Markers.PLoS ONE，2009;4（1）：e4210.（The HUGO Pan-Asian SNP Consortium， et al.Mapping human genetic diversity in Asia.Science， 326（5959）.pp.1 541-1 545.（Poznik GD， et al.Punctuated bursts in human male demography inferred from 1，244 worldwide Y-chromosome sequences.Nature genetics，2016，48（6）.pp.593-599.伴隨着遗传学研究使用的遗传标记和方法的不断进步，对人群起源演化过程的解析度也在不断提升。母系线粒体DNA的分辨率不高，相关的研究大致可以说明日本人群、韩国人群与亚洲北部人群的母系遗传结构较为接近。父系Y染色体遗传标记容易形成族群特异性的支系，因此具有较高的分辨率，也有大量的数据可供比较。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朝鲜人群和日本人群的父系遗传结构可大致总结如表1所示。（日本人群及朝鲜人群的Y染色体相关数据：https：//www.yfull.com/tree/。可以看到，朝鲜人群和日本人群既有彼此无关的、独立的支系，也有彼此共享且比例都很高的支系，另外还都有大量来自中国地区的支系。父系类型所见的人群复杂起源和演化历史、以及彼此间复杂的亲缘关系，可以成为解释朝鲜语和日语演化过程、特点以及二者相关性的背景知识。

（二）朝鲜人群和日本人群的群体遗传分化

遗传学证据不仅显示出了二者的遗传距离，看到了彼此之间的相对密切关系，也看出了彼此的差异甚至计算出二者大体的分化年代。Wang， Y.et al利用全基因组高密度SNP数据，对日本人群、朝鲜人群以及东亚大陆汉族人群这三个东亚群体进行了全基因组研究。（Wang， Y.， et al.“Genetic structure， divergence and admixture of Han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populations.” Hereditas，2018，155（1）.pp.667-671.结果表明，三个东亚族群可以通过全基因组数据或者祖先信息标记（AIMs）来区分，即地理隔离在东亚种群分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其遗传差异最初是由史前或历史迁移导致的人口分化造成的。随后，东亚大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地理位置不同，由于物理隔离和独立的遗传漂变，明显促进了种群分化。这三个种群最近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3千年～3.6千年前，其分化时间估算大约在1.2千年～3.6千年前。今天的汉人与日本人有距今最近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3千年～3.6千年前（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商朝）。朝鲜与东汉自古交往频繁，据估计两族的分化时间约为1.2千年前（相当于朝鲜三国后期，中国称为唐朝）。日、韩两国分离约1.4千年前，略早于汉、韩两国分离（对应日本的飞鸟时期，或朝鲜三国中期）。并且，三个人群在最初分裂后发生了大量的混合，与周围族群也有明显的基因渐渗，其中北方祖先成分占主导地位。

      综合上述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和遗传学（母系、父系和常染色体）的相关研究，我们将朝鲜人群和日本人群的起源和演化历史大致总结如图3所示。日本的主体现代人群是旧石器时代绳文人和弥生时代外来人群的混合，弥生时代的外来人群以来自朝鲜半岛的农业人群为主，同时也融入了不同时期的中国人群。而朝鲜半岛的人群演化分为南北两路，现代朝鲜人群是半岛南部农业人群与北部青铜文化人群的融合，同时也混入了不同时期的中国人群。

四 问题与讨论

民族融合是历史的主线，无论骑马民族、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在国家政权建立之时，都是民族融合的过程。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语言接触，甚至语言濒危和消亡等现象。从历史上看，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上国家政权的建立伴随着大量南方和北方人群的混入，以及由南向北迁徙的中原人群的混入。人群的混入对语言造成了影响，但未必所有人群都是现代语言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一）从民族学和遗传学上来看，日语和朝鲜语的形成都受到了北方人群的影响

中国古代北方的秽貊原始族群族在逐渐向东部迁徙的过程中先后融进东部原始族群如沃沮、扶余以及高句丽。这些朝鲜半岛北部的原住民和已经融入汉人及北方少数民族的混合人群伴随着战争逐步向南迁徙，部分停留在朝鲜南部古辰国旧地即三韩地区，最有代表性是曾成为百济的统治阶层，另一部分则跨海进入日本九州并逐步北上，在与日本绳文人的融合过程中也与朝鲜半岛的三韩尤其是弁韩进行着贸易或军事往来。这一期间外来人群以男性为主导，是东北亚地区的朝鲜人群和日本人群以及中国北方人群具有共同遗传信息的根据，（Jin， H.J.， et al.“Y-chromosomal DNA haplogroup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dual origins of the Koreans.”Human Genetics，2003，114（1）.pp.27-35.也是日语和朝鲜语具有相似性的原因之一。

（二）现代日语和朝鲜语具有相似性的最直接原因来自于半岛南部的古朝鲜语

日语的形成主要依靠弥生时期农业人群的传播，这些农业移民群体在来源区域上具有多元性，但主体还是经由东北亚，穿过朝鲜半岛而入的东亚大陆移民，也有部分从山东半岛或者是长江中下游直接跨海而来。日语的形成与混合的模式基本与日本人群的遗传混合模式相呼应，因此日语具有典型的混合语特征。（孙娜、王传超：《语言学和分子人类学视野下日语的起源与日本人群的混合历史》，《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75—86页。也包含了古高句丽语以及古朝鲜语。南部的古朝鲜语是现代朝鲜语的基础，这也是现代日语和朝鲜语具有相似性的最直接原因。朝鲜半岛政权是建立在南部的新罗。三韩中的马韩来自于扶余族系的一支（也被称为高句丽族分支），南下建立了后来的百济，辰韩中的斯卢国后来发展成为新罗，最终没能统一的弁韩十二小国最后灭于无形之中。新罗后来占领了汉江流域土地，先后与高句丽、百济树敌，并且与唐朝结盟，消灭了百济和高句丽。最终，将唐军也赶出朝鲜半岛，实现了半岛的统一。因此，朝鲜语也混合了北方民族的语言，但是由于南部作为主体的原始朝鲜人群的存在，尤其是其主导的新罗的统一，北方民族语言最后被侵蚀、同化，成为现代朝鲜语的残留。这也解释了日语不同于朝鲜语，日语有高句丽语及其同源扶语余的同源词，但是朝鲜语与高句丽语关系不大的原因。

（三）语言与基因的演化平行与否，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语言形成之后，外来移民为朝鲜人群或是日本人群贡献了基因，但是语言方面已经影响不大。公元后朝鲜半岛的混战以及新罗建国的过程中，大量持汉语或者原始朝鲜语以及北方语言的百济人逃到日本，但当时的日语基本雏形已经形成，用汉字表音技术也愈发成熟，因此除了词汇借用以外，对语言系统已经不能构成影响。第二，决定语言发展方向的可能是统治阶层的语言，也可能是被统治阶层广大民众的语言。以朝鲜半岛为例，北方少数民族或汉人的迁入，多通过战争或是中原王朝的移民政策成为半岛上的统治阶层，但在与原住民长期战争中未能制定统一的语言政策，语言的发展方向还是取决于被统治的半岛原住民。因此，朝鲜语是以朝鲜半岛南部原始居民使用的古朝鲜语即新罗语言为基础发展而来。汉语对日语和朝鲜语的影响都是通过语言接触造成的，二者都有大量的汉语借词。

总之，日语与朝鲜语的相似性与人群混合历史具有相关性。共同来源的原住民和外来移民不仅为二者贡献了遗传基因，使得朝鲜人群和日本人群拥有最近的遗传距离。同时也为朝鲜语和日语带去了语言上的相似元素，使二者具有高度亲缘性。朝鲜半岛南部兴起的稻作农业人群和中国东北南部及朝鲜半岛北部的青铜时代人群的后裔可能构成了后世朝鲜人群的主要部分，并且奠定了朝鲜人群的主要语言文化特征。从秦汉时期开始从中国迁往朝鲜半岛的人口也很多，但因为陆续分批到达，虽然其后裔在现代朝鲜族中占有一定比例，但可能对朝鲜人群已经形成的语言文化特征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日本列岛，由于地理的隔离、众多的岛屿和狭长的地形，来自东亚大陆地区和朝鲜半岛的迁入人口最初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缓慢地向日本其他地区的扩散。据此推测，旧石器时代采集渔猎人群应该留下了很多后裔，其中的一部分在弥生时代开始后也转向了农业生活方式。伴随着农业生活方式的转变，人口大量增加，这些弥生时代人群尤其是外来人群奠定了日语的混合语基础。在日语基本形成以后，从弥生时代到古坟时代早期以及从古坟时代早期向古坟时代中期的转变，都伴随着重大的社会变革（如国家的出现）和文化变迁（如巨大的坟冢），但那个时期来自于中原和朝鲜半岛的大量人群迁徙也只是为日本人群贡献了遗传基因，带去了文化方面的影响，在语言方面除了借词以外已经不能在语法、语音等系统方面给日语发展带去实质性的影响。

Linguistic Similarity between Japanese and Korean Language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History of Mixed Population

SUN Na， WEI Lan-hai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ese and Korean and their position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language families of human languages around the world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topic in the academic world，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complex  mixing process of the users of the two languages in history. Generally speaking， large-scale migration and mixing process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large-scale spread of language elements. Japanese and Korean populations have high genetic diversity， and they are genetically located between southeast Asian and northeast Asian population. Sharing a part of the ancestor groups and immigrants led to the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ese and Korean people. The same demographic process also contributed to similar element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which enhanced the affinity between them. Meanwhile， according to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Japanese and Korean languages， not every major demographic process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language. When a language system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especially when the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has not been released， the spoken language of the people as the ruling class re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language. When a language is basically formed， it is difficult to be systematically changed except that a large number of loanwords may be introduced. In this case， language will become one of the stable cultural elements.

Keywords：
Japanese; Korean; mixed population; language evolution

【責任编辑：龚桂明 陈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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