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艳 陈琦
[关键词] 平台经济;新发展格局;创新与治理;扩大消费;供给与需求
平台经济以“互联网+”和新兴信息技术为支撑，在集聚和交换资源、提高交易便利和效率、催生新业态和带动就业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其影响力和创新力显著，且不断为实体经济赋能，正在成为引领新时代新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给既有产业格局、商业模式、市场监管等带来了较大冲击和挑战，因此在新发展阶段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平台经济研究综述
平台经济是以数据化的数字平台为基石，以整合多边零散资源促成其高效互动与交易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业态，是随着制造经济的全球化、工业的服务化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而诞生的。随着国内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国内学者也开始对平台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展开研究。本文通过搜索统计中国知网上的一千余篇关于平台经济的中文研究文献，发现国内学者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平台经济的界定
目前对平台经济的界定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国内研究中，王玉梅、徐炳胜认为平台经济是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以平台企业为支撑演化出的新兴经济形态[1]。赵昌文等人认为共享经济中包含了共享单车这类的数字租赁经济，因而共享经济与平台经济两者概念并不一致[2]。在分类上，叶秀敏按照服务内容、终端应用形式、服务主体数量、服务对象等划分依据对平台类型进行了细分[3]。赵昌文等人则根据行业将平台划分为工业互联网、出行、电商、物流、能源、金融互联网六大平台[2]3-93。
（二）平台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
学者主要聚焦影响平台经济发展的四个因素。一是需求。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个性化、便捷化的服务需求是平台经济产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平台需求研究主要聚焦于如何更好地汇聚需求与连接供需，如于凤霞认为平台将生产商和消费者联系起来，足够多的买方和足够多的卖方是平台企业快速扩张的基础，从而实现高质量的价值交换[4]。二是技术。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技术等信息技术发展水平影响着平台的连接能力，赵昌文等人认为新时代平台模式的发展主要依靠数字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2]13。三是定价策略。平台经济所处的双边市场，在定价策略方面主要聚焦于不同定价机制与定价策略对平台的效益与发展前景产生的影响。纪汉霖、管锡展认为双边的价格弹性、收回成本、网络外部性、收费的难易程度、单属性和多属性、产品差异度等因素影响着平台的定价策略[5]。于凤霞以滴滴出行为例，认为平台企业在发展初期为了推广、积攒用户数量，对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一方以低于边际成本价格进行交易甚至发放补贴，等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则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产品与服务进行动态定价[4]。四是规制。平台的规制是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近年来的研究主要聚焦在面对平台多元主体如何协调监管以及治理权限的划分与权衡。吴绪亮和刘雅甜认为治理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平台内部及其所连接主体之间的制度规范与权力制衡[6]，另一方面是外部机构對平台的监管;姜琪、王璐认为平台经济规制政策的制定应注重市场结构的优化，重新审视平台经济垄断、竞争、社会福利三者间的关系及其与传统经济的差异，针对不同类型平台最优市场结构的特点，合理调整反垄断法适用范围，在市场准入方面张弛有度[7]。
（三）平台经济发展需解决的问题
学者通过对国外平台经济发展与我国企业实践进行研究，认为要想更好更长远地发展平台经济，需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垄断问题。随着信息技术与平台经济不断发展，规模不断做大的平台企业出现了“一家独大”的垄断或寡头垄断趋势。学者目前主要对平台企业“二选一”等垄断行为的界定难度与利弊影响进行研究，如许荻迪认为广告支持型数字平台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出现了具有模糊性和隐蔽性的新型垄断行为，让监管者与消费者很难注意到其行为存在垄断，且很难使用现行反垄断法进行规制[8]。针对如何对平台垄断采取措施，石先梅认为互联网平台企业垄断形成的实质是通过数据竞争获得数据租金，在反垄断规制中需注意数据租金价格的合理性[9]。张卫东通过借鉴欧洲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经验，提出完善立法、创新市场界定和市场力量认定的方法等反垄断措施[10]。二是雇佣关系问题。学者主要聚焦在雇佣关系的界定与如何更好保护被雇佣人员权益研究上。如彭倩文、曹大友对出行平台与驾驶员之间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将两者关系认定为劳务关系更符合当下共享经济社会的发展的趋势，并且符合共享经济下灵活就业的特性[11]。杨静通过对国内滴滴、饿了么与国外优步等企业对劳资关系与从业人员保障的分析对比，认为应由政府承担工伤、重疾等基础保障，由企业提供经营相关的特色保障，形成政府和企业“双保险”来保障从业人员的权益[12]。三是数据集合与安全问题。赵昌文等人分析了目前工业互联网等平台信息数字化的基础、现状及因数字化薄弱导致的“信息孤岛”所产生的影响[2]147;其他研究则聚焦于如何更好地保护数据信息这一平台企业的核心资产，宿杨基于公共卫生智慧应急管理实践经验从界定数字资产边界等方面提出数据资产管理法治化建议[13]。
二、平台经济的特征
平台经济对于促进经济各环节及各领域的循环与畅通、深化供给侧改革、释放内需潜力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发展至今，平台经济已逐渐渗透到各行各业发展中，并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规模经济
平台汇聚了双边乃至多边市场中大量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生产、产品、价格、需求、劳动力等要素信息。平台企业可以通过轻资产运营将拥有资产的用户与企业对接入平台系统，在正向网络效应作用下，平台将驱动市场各方形成精准的供需对接及明确合理的分工，达到平台机制、客户价值最大化，并增加平台用户的使用意愿和满足感，从而进一步扩大用户规模，达到规模经济。
（二）数据复制成本低
数据是平台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而在信息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数据这一要素具有复制成本低的特征。在平台经济搭建的生态系统下，产品的边际成本十分低甚至可忽略不计，从而达到降低生产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与交易效率的作用。例如，在电商平台运营模式下，商家进驻具有可复制性，对平台来说其进驻成本可低至忽略不计。
（三）开放共享性
平台为不同利益需求的用户提供产品与信息交换沟通中介渠道，在平台经济运行机制中，每个供给方都可以提供差异化的产品与服务，每个需求方都可以定制个性化的产品服务需求，利益相关的不同群体相互对接交流，共享平台运行所带来的市场信息、信用记录、知识产权等资源，同时根据供需信息变化及时更新自身技术与产品，从而寻找赢利的契机点。
（四）供需信息精确匹配
平台市场是一个由多方利益群体参与的双边乃至多边市场，是信息的汇聚点、价值的整合者和多边群体利益需求的连接者。在平台运行机制中，产品、价格等关键信息通过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进行筛选、撮合交易、信息互通，以获得供应链与需求链的精准匹配，改变传统商业模式價值链过长、反应速度过慢、沟通过于复杂的弊端，通过“去中介化”的发展模式促进供需直接对接与信息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价值利益最大化，这也是平台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业态的重要特征。
三、新发展格局下大力发展平台经济的现实逻辑
（一）有效扩大内需与优化供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物质及精神生活需要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与此同时，纵观国际环境，中美贸易摩擦，逆全球化势头兴起，全球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复杂的国内国际发展环境下，我国经济实现稳定、高质量的发展，必须要有更强大的内在动力来支撑，而扩大内需就成为畅通国民经济发展“脉络”的关键。
在扩大需求的途径上，巴卡洛与彭图逊在米哈尔·卡莱斯基的研究基础上总结了四种制造总需求的模式：一是出口驱动，二是扩大财政支出，三是通过降低利率或减税刺激私人投资，四是消费驱动[14]。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前三种模式曾经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极大，使我国经济总量得到了飞速增长，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随着国内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本低成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缺陷逐渐显露，汇率升值压力增大，劳动力成本上升，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地方债务问题累积，前三种模式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与贡献作用趋弱，在这种背景下，消费驱动就成为扩大总需求的主要推动力。
以消费驱动来扩大内需就是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作为生产和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是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一环。在坚持以供给侧改革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大力发展平台经济，可以凭借平台所掌握的海量供需信息数据实现消费需求趋势判断及供需精准对接，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化、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需求，提升供需双方福祉，对于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的准确性、及时性与灵活性及激发消费潜力、扩大内需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而加快供给侧改革，更好地推动国内大循环的发展。
（二）促进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协同创新
加快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协同创新能够加快自主核心技术攻关，提升我国在全球分工价值链的地位，对改变出口导向战略、提高满足内需能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能力起到积极作用。与此同时，通过产业链与供应链创新，提高国内产品服务的供给质量，也将会提升国外产业对我国产业链与供应链的依赖程度，从而在提高国内大循环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形成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
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作为产业重要的组织形式，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为产业与供应链协同创新赋能，通过“线上—线下”相互作用的产业平台，将产业链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组织、不同的生产与消费环节、生产者与消费者进行连接，平台开放共享的特性也让供应链、价值链、资金链、商品链、信息链的诸多要素高速流动和相互作用，从而形成相互联系的产业互联网。平台集聚和优化配置的功能将不断延伸与完善产业链条，增强其在面对复杂产业经济环境变化与多样消费需求时的适应性、敏锐性、稳定性、安全性，这对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有着积极影响。
（三）扩大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
扩大内需的基础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弗里德曼永久收入理论揭示了稳定的就业能够带来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对刺激居民消费起到重要作用[15]。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民生就业收入带来了较大冲击，也把平台经济对就业与收入的稳定与促进的潜能进一步显性化。一方面，由于平台的互联性，加之疫情常态化对接触式经济带来的持续影响，促使平台经济中在线远程互动交易模式进一步发展，从而刺激物流、外卖、电商等平台企业就业岗位增加;同时平台经济的数字信息技术使得供需能够更为高效精准地对接，从而增加了同一个劳动者在一段时间内服务的客户与提供的产品数量，使劳动者的报酬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平台经济具有的开放数据复制成本低的特征也将大大降低创业门槛，拓展了灵活创业的方式，拓宽居民收入来源。
综上，大力发展平台经济，可提升居民收入稳定性、拓宽居民收入增长来源，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而对刺激居民消费、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激发国内市场活力起到重要作用。
（四）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新发展格局下，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将进一步发挥其“聚”和“散”的双向功能，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国内外市场的高效流通，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前提下形成我国各类产品和服务的比较优势，在维护我国经济安全、降低对国外市场依赖程度的基础上，利用参与国际大循环而聚集的大数据资源，挖掘和培育国内科技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服务创新的新动能，真正改善提升本土企业的生存状况与发展前景，提升竞争力，为改变我国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低端的国际分工格局赋能和助力，不断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因此，新发展格局下平台经济不仅有助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相互促进，而且对中外企业而言都意味着更大需求和更多机遇。平台经济不仅在国内大循环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将在全球开放合作中为供需双方搭建国际沟通交流平台发挥助推器作用。
综上所述，大力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对有效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促进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创新，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扩大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构建新发展格局起到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四、我国发展平台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一）机遇
1.数字新基建快速发展
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为发展核心的数字化技术与数字化基础设施是平台经济发展的基本载体与重要依托。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新基建”，其本质上是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在新形势下不断满足人民需求的技术发展新趋势。近年来，基于数字技术的数字经济体量不断增长，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 萬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8.6%;数字经济增速在GDP增速3倍以上[16]。从结构上看，以平台为发展关键的产业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由单点应用向连续协同应用演进。5G覆盖率不断提高，截至2021年11月，我国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超过139万个[17]，场景应用不断融合延伸;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不断加快，相关产业业态应用加速构建。与此同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催生了群众对数字化技术的需求，数字新基建发展与传统基建数字化转型迎来良好发展机遇，这将为平台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线上消费需求不断增加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通过线上的方式购物、工作、医疗、教育和娱乐的时间增多，通过平台进行数字消费的消费新模式与新习惯逐渐形成并强化。在后疫情时代，平台提供的线上便利消费模式将持续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工作，线上消费规模将不断扩大，这将进一步拓展平台经济应用的范围、广度与深度。平台应用场景的不断融合与延伸，将进一步刺激更多平台经济市场主体的加入与壮大，从而进一步促进无接触式的平台经济的发展。
3.发展环境良好
一方面，平台经济发展获政策支持。近年来，国家重视平台经济这一新兴经济业态的发展，在2018—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平台经济连续三年被提及，且国务院于2019年出台《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完善市场准入、优化发展环境、加强监管等方面指导平台经济的发展，成都、福州等地纷纷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各地平台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另一方面，平台经济配套要素发展良好。国家、地方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大力支持信息技术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现代化物流建设等，这也为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打下基础。
（二）挑战
1.竞争无序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与平台经济不断发展，各行业平台企业不断涌现。一方面，在较为成熟的电商行业中，规模不断做大的平台企业出现了垄断趋势，在部分C2C、B2C 互联网平台形成了一家或少数几家企业独大的市场格局，但行业在垄断的界定上与适用规则上仍较模糊。部分平台出现的垄断趋势可能会遏制行业创新、增加行业内其他中小平台企业的进入与运营成本，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大型企业平台之间的竞争导致消费者对平台企业“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现象发生，阻碍了消费者产品服务信息的对比与选择自由。另一方面，部分平台企业由于盲目扩张、经营不善，出现资金崩盘、提现难、跑路等问题，侵害消费者权益。
2.数据互通不畅与信息安全问题
一方面，在互联网平台发展过程中，由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较为滞后，造成行业内企业数字化能力参差不齐，企业内部、上下游不同企业间以及信息化系统与技术间存在信息孤岛，导致产业链中各节点信息数据沟通不畅，这将进一步影响平台的协同应用。另一方面，在用户数据信息这一平台企业核心资产的保护上，个人信息泄露事件频繁发生，信息泄露呈现窃取手段多、内容种类多、数量庞大、传播速度快的特点，信息泄露导致的垃圾信息传播、高科技诈骗屡禁不止等现象极大影响用户对平台的体验感。
3.平台的监管与治理难度较大
平台是多个主体共生共存、相互协同发展的生态系统。在监管上，与传统的经济业态相比，监管涉及的主体更为复杂化、多元化，这就给平台的监管与治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一方面，平台企业“跨界”较多，涉及的监管部门较多，各监管部门主体之间定位不清晰、权责不明晰，监管协作机制需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监管方式滞后。平台经济是基于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新经济业态，平台的运营与交易主要依靠线上的技术系统进行，传统以线下为主的经济业态监管思维模式、法律法规、监管手段在平台监管中无法适用。
五、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路径思考
（一）夯实平台经济发展的产业基础
1.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化新技术在三大产业中的投入与融合应用，利用新技术升级和改造传统行业，促进产业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化解过剩产能。推进重大产业平台建设，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技术融合，深化推进企业上云，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强各地产业示范园及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设施完善与企业引进，有针对性地开展产业技术的重点攻关，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从而抢占产业技术高地，打造一批特色创新产业集群。
2.延伸产业上下游链条
促进产业适应平台经济发展需要，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加快传统大型农贸批零市场数字化转型，鼓励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与互联网企业搭建产供销数字化平台。持续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加快跨地区、多领域、特点鲜明、专业性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搭建，推进企业设备及业务系统上云，加大对工业软件应用的投入，加强优质解决方案的应用推广，提升上下游工业企业生产协同，实现技术共享。加快“互联网+服务业”融合发展，拓宽在家政、医疗、康养、旅游、体育等领域的平台个性化和定制化服务，从消费者需求出发，促进供给方由单纯提供产品向“产品+定制服务”的制造与销售两端延伸。
（二）强化平台经济要素支撑
1.完善技术融合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5G网络、千兆固网、政务专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形成网络基础稳固、网络覆盖面广、智能融合度高、平台创新活跃、安全可靠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以应用为核心，通过市场需求、项目建设带动业态融合，加强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等的技术应用场景合作共建共享，加强智慧示范园区的建设与技术推广应用。
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既需要掌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技术型人才，也需要熟悉平台运营规律、懂得数字营销的管理营销人才。因此，一方面要加强人才的培养，高校在课程上加强对区块链与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及其衍生工具、平台经济等新经济业态、数字营销等市场营销新内容的传授，加强与企业合作，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市场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加强政府职能部门、学术研究机构、工商界等各界人员对平台经济等新经济形态的理论交流与学习培训，推进干部队伍的观念更新、理念再造。另一方面持续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提升城市在金融、技术创新、文化、生活等方面对人才的吸引力;支持与引导地方政府出台相关平台经济激励政策，营造良好的人才引进与留用环境。
3.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完善平台企业分级监管体系，为平台企业建立信用档案，根据企业信用状况，制定差异化的监管措施。加强平台企业内部诚信建设，不断健全平台身份认证、双向评价、用户数据与信用管理等功能与机制，建立平台参与者信用档案，强化平台参与者诚信经营与交易的意识。完善政府、平台企业、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之间信用信息开放共享机制，持续推进将平台用户商业交易信息与信用信息纳入个人征信。以数据共享为重点，建立体系化、标准化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形成信用评价、红黑名单、信用关系、信用指数等系列信用产品，建立与完善信用目录、数据处理、信用信息使用与服务的数据平台板块，形成涵盖各行业信用信息互联互通与共享的信用监管平台。
4.加强财政金融扶持
一方面，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发展周期的平台企业情况，政府应在技术攻关、人员引进、创新发展、项目推广上给予差异化的财政补贴，并在一定发展周期内给予租金、水电方面的减免与税收优惠;另一方面，支持银行等信贷机构与融资性担保公司依靠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创新打造适合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平台企业的融资担保、小额贷款、融资租赁等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加大对平台经济与平台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融资性担保公司为平台企业进行融资担保，搭建企业与金融机构、数据公司的合作桥梁，支持银行、保险、金融租赁、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对平台企业拓宽金融业务范围，畅通企业融资渠道，解决传统企业转型及平台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痛点”“难点”，激发平台经济大环境的发展活力。
（三）激发市场主体平台化发展活力
1.加快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面对平台经济带来的机遇，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平台企业应明确自身发展的定位，厘清基础产品、增值服务、双边用户、合作伙伴、核心能力、关键业务、渠道通路、用户关系、盈利模式、成本结构发展的核心要素，加强对市场需求的调研和与用户的交流，对不同群体消费进行细分，确定平台的目标用户群体，及时更新与调整企业服务产品战略，创新企业产品与服务，明晰数字化转型后的路径与转型效益，搭建适合自身发展的平台运营模式。建立供给方与用户的紧密连接，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及时洞察用户需求，同时完善用户信用评价体系与客户服务和投诉机制，建立信息保障安全体系，完善平台运营环境，以满足平台用户个性化需求，增强平台用户黏性。
2.完善服务平台建设
其一，加快建设政府主导的共性技术服务平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进能促进行业企业创新转型的技术及设备，并通过租赁、发放创新券等方式共享给企业使用，搭建遍及各行业、服务于各类企业的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其二，加快云孵化共享服务平台建设。一方面进一步壮大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各地加大对已入选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的共享服务平台的扶持力度，完善示范平台的智能关联、政策的检索与查找、精准推送、智能比对等功能，推进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建设，从而影响和带动其他共享服务平台的建设，扶持中小平台企业。另一方面充分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充分整合与对接各产业园区与示范区需要的技术、投资基金、专利、团队等资源后进行共享，形成涵盖空间、设备、技能培训等线下共享资源，以及创业、技术、投融资、专利、知识产权等线上共享资源的云孵化共享服务平台，激发平台企业创新发展活力。
3.支持头部平台企业走出去
国内大循环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将促进优质的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我国平台企业发展呈现头部平台企业区域集中度高的明显特征，应鼓励具备一定规模、发展较为成熟的平台企业借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区域合作契机，通过国际展会、博览会加强与国外政府、企业的合作，进一步拓展平台企业海外业务，加强平台企业的技术、产品与服务输出。鼓励头部企业积极参与数字领域的国际规范及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制定。
（四）构建平台数字化协同监管治理体系
1.加快线上线下监管联动互通
线上线下监管一体化的关键是实现“以网管网”，這需要在技术上完善在线数据识别、电子数据存证固证保存、源头追溯等功能，确保监测数据完备且不被篡改、可追溯、可证明、可信赖。在监管联动机制上要完善线上监测到的数据信息在线下的认定范围、如何认定等方面的细则措施，完善线上与线下信息互认的机制，实现平台监管的数字化、智能化。
2.构建协同监管机制
科学界定平台企业责任，厘清平台经营者身份认证、产品和服务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网络数据安全、劳动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政府部门与平台企业各自的相应责任。充分利用平台企业在技术、管理方面的便利手段与行业协会在加强行业指导和标准化引导建设的作用，在政府部门间、政府与平台企业间、行业协会内构建在违法线索、监管标准、处理结果上的互联、互通、互认等方面制度化的协作机制，组建由平台企业、行业协会、政府部门组成的平台生态系统治理委员会，通过定期召开会议来协调各方利益，不断完善和规范平台经济发展环境。
3.构建分类监管机制
以包容审慎监管为原则，根据不同平台的发展周期与业务类型及不同行业平台发展所产生的风险危害程度高低，采取分级分类监管制度，根据行业发展周期长短、风险高低来确定不同的监管登记。支持和引导平台企业加强内部信用建设，企业通过建立健全身份实名认证、双向评价、用户数据与信用管理等机制，规范平台经济参与者行为，持续完善平台企业信用档案，将滥用市场地位、限制用户交易选择等排他性不正当竞争纳入信用档案。在监管上张弛有度、宽严相济，根据平台实际发展及风险演变情况动态调整，以更好地平衡平台创新发展和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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