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由来与演变

1960年代,由毛泽东的对敌战略总结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广为流传,妇孺皆知。这一战略口号使全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出现了举国备战、全民皆兵的景象。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由来

  从1960年代初起,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恶化,中苏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印度政府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同时向我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挑衅;而美国在朝鲜战场遭到失败后,又发动了越南战争,把战火烧到了我国的南大门外。在此之前,美国还多方支持国民党武装特务窜扰我东南沿海地区,妄图建立大规模进犯大陆的“游击走廊”……这些使得我国领导人不得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

  在1964年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国防看作是与农业并列的“一个拳头”。他从存在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战争时期,没强大、稳固的后方不行。据此,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好“三线”建设。

1965年6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指示说,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因此,国家计委又对“三五”计划的投资项目和主要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三五”计划实质上是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要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

8月,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把它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最早提出。

  1966年3月,毛泽东对“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作了具体解释:“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至1967年,“备战、备荒、为人民”作为“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广为流传,妇孺皆知。

“三线”建设应运而生

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1965年9月初,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明确要求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地区,指出把“三线”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是关系“三五”计划全局和国家安危的大问题,也是解决长远和当前备战任务的一个根本问题。自此,我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

所谓“三线”建设,是对国民经济所作的一次重大的区域性布局调整,就是对东部(“一线”)和中部(“二线”)经济建设项目实行“停”“压”“搬”“帮”,重点开发和建设西部(“三线”)。一、二、三线的划分,主要考虑国防与国防建设的需要,同时也考虑经济建设的需要。

重大的战略决策一旦确定,举国上下即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行动起来。一、二线搬迁的工厂以及援建的人员,纷纷整装出发,浩浩荡荡,奔赴西北、西南,几十万人马从条件优越的东部、中部,从城市、院校来到了偏僻、荒凉、落后的大西北、大西南,开始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西部大建设。

对于“三线”建设,毛泽东说:“‘三线’建设搞不好,睡不着觉。”由此可见,当时的“三线”建设对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对全中国是何等重要。

1965年开始,大、小三线(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几乎同时动工,可谓是举全国之力,集全民之才,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中國建设史上是罕见的。在随后的16年中,国家总计投入2052.68亿元,动员了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建设者,在祖国的大西北、大西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原,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三线地区大范围、大规模的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一定改善,内地与沿海的差距逐步缩小,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立足于打大仗筑牢了战略大后方。

举国备战,全民皆兵

  为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提出了“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指示各级党委都要认真地抓军事工作,抓民兵工作。自1960年代中期起,中国战略防御的重点,逐渐由南向北转移,转移到三北地区——华北、东北、西北。

  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国政府立即作出了强烈反应。3月2日,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3月15日,毛泽东要求,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大县三个营,中县两个营,小县一个营。他提出,如果发生战争,要让对方打进来,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我们的战略是后发制人。

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到了要准备打仗的问题。他说,备战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打仗的精神,不仅我们中央委员会,还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也有这个准备。此后,战备工作很快进入了突击性的高潮阶段。

为保证战备工作的尽快展开,以适应当时十分严峻的战备形势,中共中央于1969年8月28日发布命令,这个命令既是一个广泛、紧急的战争动员令,又是一个措词严厉、态度坚决的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安定形势的命令。“八二八”命令下达后,全国各地立即出现了传达、贯彻命令的高潮。一时间,举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民皆兵备战运动。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面对日益复杂的周边环境和不断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为了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重申“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除了国家储备之外,还必须动员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储备粮食,实现藏粮于民的要求。

  为此,毛泽东又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口号,号召全国加强战略物资储备和合理调整工业布局。历史地看,这些措施大大增强了我国国防实力和战争潜力,增强了我国抵御大规模入侵的能力,在防止爆发战争方面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从1969年开始,我国便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搞人防工程建设,挖防空壕,建防空洞,修筑战备设施,储备粮食和布匹,形成了全民搞战备的热潮。

  12月,毛泽东指示说,我国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应当有大国霸权主义思想,而在国内建设中则要切实做好战备工作,要进一步挖深防空掩体,加强粮食储备。这一指示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热浪推向了又一个高潮,几乎各单位和部队都挖了各种各样的“防空洞”。

  从1970年起,随着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中国领导人在和平与战争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在一些文件中更多地被代之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备战”,全国的战备工作也逐渐趋于平衡发展。

(摘自《党史文苑》廖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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