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结构分层视角对网络社会“圈层化”现象的探析

马瑞 袁媛

摘 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社会结构分层出现多元化趋势，与职业、教育、收入、社会声望等直接相关的身份属性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新媒体时代，随着传播技术的变革及传播平台的多样化、个性化，网络“圈层化”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逐渐进入到学界研究领域及大众视野。尤其以朋友圈、微信群、订阅号等为载体的社交分布式“圈层化”逐渐终结了大众传播模式，进入到小众甚至非众传播领域，这对传统媒介内容生产、传播形式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从社会结构分层角度入手，探析网络“圈层化”的产生背景及演进过程，并结合当下媒介传播实例，剖析“圈层化”对大众传播、社会关系等产生的影响，以期对新媒体时代的发展提供多元视角。

关键词：圈层化;社会结构;社会分层;大众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22）01-0044-05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公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互联网网民规模已经高达989亿人，与2020年3月相比增长8 54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04%。[1]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大面积普及，在我们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因其公共领域的构建方式和逻辑扩散实质，对我们长期以来的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网络催生的社会分层结构多元化

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教授卡斯特在其《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提出了“网络社会”这一说法，他认为“网络社会”是依托于互联网信息技术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在实质上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等都是平等并立的另一个层面的社会结构，互联网科技和新媒介平台即为“网络社会”的生产资料基础。“网络不但构建了我们新的社会形态，也通过其逻辑实质的扩散不断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权力和文化”。[2]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关于社会结构的概念通常表述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一种稳定而复杂的社会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分层。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以及新技术的不断涌现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在不断变化，社会分层依据及分层标准呈现出多元化趋势。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开始区别于所有制因素和社会身份属性等判断和衡量标准，以教育、职业、收入以及社会声望等为考量标准的新的社会分层形式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其进行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相关课题研究中提出了现代社会的十大阶层分层设想，将现代化工业社会的阶层概括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等10个阶层，[3]从职业划分以及个体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进行了社会阶层划分，是当前社会学界较为关注和认同的观点之一。

在以所有制形式演变、生產力不断发展而衍生社会分层变化的同时，进入21世纪以来，一种以互联网科技发展所主导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分层结构逐渐进入公众视野，逐渐颠覆了社会学层面关于社会分层结构的认知。但科学技术作为现代化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进行探析，以互联网科技为基础生产资料而衍生的社会分层标准和论断也是经得起时代发展检验的。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电子媒介延伸了人类的感官。[4]网络作为技术生产力，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及文化资源的占有方式，也在一定层面上改变了公众的交往方式，进而影响到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分层结构，形成了“网络社会”独有的社会分层结构。从上述分析可知，关于“网络社会”及其分层结构的论断正在快速、有力地介入我们的生活。

二、“网络社会”的“社群化”到“圈层化”

方曙光在其《网络公共领域下我国社会结构的嬗变》中将当下的“网络社会”结构概括为“网民—网络公共领域—网络政府”关系的“影子社会结构”[5]，其中“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过程也即网络社会的形成过程。在互联网时代，网民通过微博、微信、短视频等平台积极发表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并形成了具备规模的网络舆论参与度和持续影响力，这也即“网络社会”中社群组织的雏形。

网络社群是基于网络技术发展、社会文化进步进而产生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群体。区别于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所有制为标准而进行的阶级分层，网络社群的构建前提是新的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通过新技术、新媒体平台打破了传统的空间区隔，通过线上互动主题和性质衍生出具有强聚合能力的关联世界。网络社群的性质介于规则网络和随机网络之间，相较于规则网络，网络社群的关联点少而且直接;相较于随机网络，网络社群具有更加统一的同质化特征和明显且紧密的互动性，强聚合力是其重要表现特征之一。[6]网络社群虽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阶级分层标准，但在以互联网为强大社会背景的考量中，具有社会化的鲜明特征及重要的研究意义。

网络社群因“自组织”而形成聚集，并随着新媒体平台的弱化或者壮大、话题态度的持续表达以及社群事件或者集体行动的不断催化而演化变迁。随着网络社群的不断聚集和分化、以及人与人互动模式的不断持续和深入，“社群化”逐渐被“圈层化”所取代并延伸。关于网络“圈层化”的定义学界目前还没有较为明确的说法，但基于网络社群以及网络圈层的形成过程，从关系、文化以及技术三个层面的重点要素来看，“圈层化”相较于“社群化”具备更明显的网络社会分层结构特征。

首先，从网络圈层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层面来讲，“圈层化”不完全是源于网络关系的“自组织”形态，往往现实生活中的“圈子”也会延伸到网络中，形成黏度更强、互动更为直接的“网络圈层”。网络“圈层化”的形成不仅仅源于社群时代的业缘、趣缘关系，现实生活中的血缘关系也是其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生活中的亲戚关系、同学关系延伸到网络层面，会形成各种以血缘关系、成长经历为基础的微信群，也即网络圈层，虽然区隔了空间概念，但仍是以现实社会生活为基础的。其次，区别于“社群化”单一的强聚合力，“圈层化”在聚合的演变中也慢慢产生了分化，比如“聚合—分化—再聚合”“聚合—分化—再分化”等各种模式。这种分化的过程具备了更明显的阶级和分层特征，包括意见领袖作用的突出、话语权的掌握以及更为深入的“圈层文化”“圈层认同”的表达等。网络“圈层化”不仅仅局限于对于网络公共领域话题和事件的关注、态度和表达，其影响已经逐渐从公共领域逐步深入和细分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利益要求以及行为标准等方面，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交织更为密切，虚拟与现实的边界也逐渐模糊。

三、网络“圈层化”在现代社会的突出表征

关于网络“圈层化”的研究，本文将尝试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建构，通过对现代社会中“圈层化”媒介使用者心理因素、行为模式等的剖析和判断，捕捉其突出表征及媒介使用需求，最终通过态度端正且行之有效的内容生产、传播表现形式等尝试，促进媒介传播的持续健康发展。

1. 网络“圈层化”身份构建和认同的社会化表征。在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体的农业社会时期，各阶层对于自身的身份属性认知处于“无意识”阶段。人们因进入某一行业或单位而获得组织成员身份，其身份认同源于外界强加，个人对身份认知淡漠且同化。[7]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社会结构的变革，社会分层更为多元化，其明显特征之一即组织对于成员的身份“控制”逐渐减弱，但社会资本分布及组织形态依旧是决定人们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所在。

进入到“网络社会”，人们对于自身在各个网络圈层中的身份认知介入了更多的心理和情感因素。一方面，圈层成员因关注度、信任度而自发进入组织，随着话题的深入和持续的互动而产生强烈的归属感，由此形成了对自身身份的认同。相较于农业社会以及工业社会的身份认同，“圈层化”受众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具备自发性及情感性因素。另一方面，“组织”对于圈层成员的身份认同“控制”相对弱化。区别于因职业和“单位”而形成的组织身份，“网络社会”的圈层成员间、成员与组织间关系的互动纽带源于情感和现实关系，也会随着情感的变化而产生分化，圈层成员身份的认同和剥离具备强烈的随机特征。以微信朋友圈为例，个人的身份建构源于现实生活却又区别于现实生活，“熟悉的陌生人”和“陌生的熟人”[8]可以概括为微信朋友圈中个体身份的两种主要状态，个体与个体之间人际关系的维系纽带一方面源于现实生活的身份和情感互动，一方面源于互联网给予的象征符号和表达。朋友圈浏览、评论及点赞等互动行为是促进“圈层化”人际关系稳固和维系的重要基础。个人身处朋友圈所得到的身份认同和建构源于社会生活、人际关系、心理和思维等，灵活多变，抛弃了传统意义上的组织身份予以的控制。

2.“我们”与“他者”的二元对立。网络社会的媒介产品深谙“物以类聚”的法则，并由此创造出一个个顺应受众身份和个性的细分空间。网络社会中的朋友圈、话题小组、社区以及微信群等单位，以内容产品为屏障将大众社会进行细分，形成了一个个类个体的“圈子”，圈层内部团结统一、调性和谐，但一旦跨越出圈层所构筑的信息“舒适区”，“圈子”与“圈子”之间就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态势，且随着圈层细分及个性化的加剧而愈发明显。

这种二元对立回到传播学本身即是“我们”与“他者”的对立，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乃至现代化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中表现都较弱。“他者”作为一种与“我们”相对应的存在，在现代社会往往被视为现代理性精神所追求的“理性秩序与价值”的对立面。在网络“圈层化”的范畴内，人们经常把“他者”与“愚昧”等联系在一起加以排斥，用以证明并维护“我们”所存在的理性和价值。[9]随着因内容区隔、身份区隔以及认知分层而形成的圈层意识外溢，直接对“圈层化”的话语体系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影响。在网络“圈层化”发展持续深入的态势下，不同的媒介平台成员因为身份标签而形成独特的“自我”，与同类平台进行区隔。一方面，每个圈子的“圈层文化”在努力营造自己独有的特定“趣味”，用以标识圈层边界，从而获得文化资本的独有和满足。另一方面，“我们”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也会加深圈层成员对所属圈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由对比而证明和维护“我们”的圈层。

以豆瓣、知乎等形成的文艺化圈层，与拼多多等带有“五环外”身份标签的下沉市场圈层相比，就有了明显的层级差异;同样作为短视频平台的抖音和快手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圈层”，身处不同圈层的受众当被打上社会身份、地位或文化趣味的符号或标签时，每个圈层就愈发展现出孤傲的独立特质。当然，社会认同心理也说明了圈子边界的存在价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助推圈层受众话语表达和参与行动，明星粉丝“饭圈”在这个层面的表现尤为明显。当下的粉丝“饭圈”因为强烈的圈层边界感及强大的行动力，在对于偶像的推崇和维护层面，更多地扮演着偶像的“养成者”角色，一方面，对自己所属“圈层”努力维护，与其他“圈层”奋力“厮杀”，在维护与“厮杀”的过程中达到强化其社会认同的重要目的。

四、基于传播学层面对网络“圈层化”的思考

关于网络“圈层化”的分析源于社会学中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理论，但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却波及到了各行各业，本文将重点基于传播学的角度提出对网络“圈层化”的思考，以期在当前大众传播媒介高速发展的今天，挖掘出更多网络“圈层化”隐含的现实意义。

1.从大众传播到小众分发的传播形式转变。

网络“圈层化”的重要表征之一即为大众传播领域整合传播能力的減弱，而作为新生代的小众传播甚至非众传播逐渐进入到公众视野。在大众传播时代，“大众”背景下的共同社会情境是媒介进行传播的基础和出发点。[10]媒介本身面对的是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受众的注意力也集中于一个或几个共同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上，“精英型”意见领袖对社会热点问题拥有较高的话语权。而网络“圈层化”时代，由于受众的圈层属性及身份标签愈发突出和明显，大部分的媒介平台开始尝试同时进行大众、小众甚至非众三种传播模式，即面对共同社会的“大众”进行中心式传播;面对小众或分众，进行小众化社交分发式传播;更精确进行受众细分，针对不同的圈层群体或个人，进行定制化个性传播，也即非众传播。[11]

面对圈层受众而产生的社交式分发式小众传播，是通过分析圈层受众之间共同或相似的人生经历、价值偏好以及情感认同等而进行的定制化传播，圈层成员间强连接或者弱连接的关系决定了定制化的内容生产和传播表现形式。以订阅号为例，针对订阅号用户进行小众甚至非众传播，要从社会、技术及文化等多个层面进行考量，注重互动、分享、社交及可移动的阅读体验，强调内容与关系的双重内驱模式，借助终端延伸情感及圈层文化，尝试圈层阅读与整合文化的构建。

2.圈层“信息茧房”以及对社会文化的误读。

从“圈层化”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特征不难看出，圈层的稳定要源于其圈层身份的认知以及圈层内部通过互动而产生的情感黏度。同时，这种稳定性在另一个层面也造成了圈层“信息茧房”的出现，使得圈层与圈层之间的交流受限，将所谓的“圈层文化”误读为社会文化。

“圈层文化”的形成与固化，一方面源于“圈层化”构建层面的特殊因素，包括圈层成员身份、情感互动以及价值观层面的持续趋同，进而持续深入到文化趋同及行动趋同的层面。同时，“圈层化”本身的“排他性”特征也决定了圈层与圈层之间的交流受限，随着“圈层文化”的固化，圈层与圈层之间的“异类文化”再难进入，包括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不同表达也会被贴上“异类”的标签而排除在外，将“圈层”牢固圈定为一个“茧房”，固步自封，与公众及社会产生隔阂。另一方面，有学者提出了关于传统管理范式对“人人都是传播者”时代管理的理解缺失和引导缺失问题。如喻国明老师就提出了传统管理范式的“压力”和“管制”从反方向促成了大众表达的“退回小群”甚至“强化圈层”现象[12]。传统管理范式最严重的缺失是对于受众需求的理解及对关系传播模式的规范，在当下强调身份、情感及互动关系的传播时代，受众的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从而退求“圈层”内部满足。建立在身份认同、情感认同基础上的“圈层”，在很大程度上极易满足用户需求，甚至强化，长此以往，就容易产生将“圈层文化”误读为社会文化的趋势。

Ann Swidler曾指出，文化对于行动的影响不仅在于它提供了行动起源所依赖的价值观，而是在持续深入的文化引导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思维模式和习惯，将从多个维度建构起人们的“行动的策略”[13]。网络“圈层化”尤其是“圈层文化”的解读，其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圈层内部，在对于人们参与国家话语体系的内容生产、公共传播的意义输出、个人与社会关系等层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网络“圈层化”时代，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不应该是“冲突”的常态，而是一个开放包容与不断扬弃的过程。无论是大众传播媒介平台、小众传播媒介平台甚至非众传播媒介平台，其出发点都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个“圈层”内的无下限满足，持续健康的引导是我们不变的行为标尺。

3.“圈层网红经济”的思考及探索。

“圈层化”在产生“圈层文化”的同时，也势必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而带来新的“圈层经济”。“网红经济”作为互联网时代的特殊产物之一，随着互联网技术赋权的不断升级和“圈层化”的逐渐深入而向“圈层网红经济”演变。

“网红经济”圈层化的这一表现，其实质也因互联网大背景下“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新传播革命的表现[14]，尤其是在圈层的“再中心化”过程中，随着“圈层文化”的深入和固化，圈层内意见领袖的信任度和引导力日益强化。源于“圈层内部”或者“圈层外部”的商家迅速抓住机遇，通过提供与“圈层”相匹配的内容生产，辅以“圈层”受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和手段，促进了“圈层网红经济”乃至“圈层网红经济链”的生成。“圈層网红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媒介经营与管理层面，因其高额的资本市场带入和高曝光率成为网络圈层内容创业市场的红海。

“圈层网红经济”的打造相较于“网红经济”时代，更加注重阶级及分层的归属。圈层与圈层之间明显的审美及情感隔阂增加了圈层网红与粉丝之间的黏性，圈层信任度提升，圈层流量稳定。依托于此的“圈层网红经济”打造，可以尝试从圈层信任机制以及圈层标签化角度进行探索。一方面，“个人价值通过互联网技术赋权而形成的情感吸附能力是网红经济得以实现的基础”[15]，新的圈层网红群体最为核心的资源在于提供了新的身份认同机制和信任资源聚合机制，圈层内部意见领袖话语权的确立及延伸就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圈层与圈层之间的区隔，也要求“圈层网红经济”更为注重圈层标签的打造，比如李子柒的古风美食标签，李佳琦的“口红一哥”标签等，标签化更容易让圈层内部成员获得一致的信息满足，也从品牌营销的角度证明了圈层的专业化水准。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EB/OL].http：//www.cnnic.cn/nlwxzbg/hlwtjbg/202/02/t202/0203_71361.htm，2021-02-03.

[2]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69.

[3]陆学艺.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7）：1-11.

[4]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

[5]方曙光.网络公共领域下我国社会结构的嬗变[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3）：107-112.

[6]蔡骐.网络社群传播与社会化阅读的发展[J].新闻记者，2016（10）：55-60.

[7]孙健敏，姜铠丰.中国背景下组织认同的结构——一项探索性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9（1）：184-216+246.

[8]廖杨，蒙丽，周志荣.微信朋友圈：“互联网+”场域中的身份建构与文化表达[J].民族学刊，2017（5）：11-20+97-101.

[9]单波，张腾方.跨文化传播视野中的他者化难题[J].学术研究，2016（6）：39-45+73+2.

[10]展宁.“大众传播”溯源：社会情境、根本问题与价值立场[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11）：75-93+127-128.

[11]刘燕南.从“受众”到“后受众”：媒介演进与受众变迁[J].新闻与写作，2019（3）：5-11.

[12]喻国明.重拾信任：后疫情时代传播治理的难点、构建与关键[J].新闻界，2020（5）：13-18+43.

[13]ANN SWIDLER.Culture in Action：Symbols and Strategie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6（4）：273-286.

[14]李良荣，郑雯. 论新传播革命——“新传播革命”研究之二[J].现代传播，2012（4）：34-38+65.

[15]朱春阳，曾培伦. 圈层下的“新网红经济”：演化路径、价值逻辑与运行风险[J]. 编辑之友，2019（12）：5-10.

责任编辑：艾 岚

猜你喜欢 社会结构大众传播 基于媒介融合视角下创新电视新闻采编形式的策略分析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2020年4期)2020-05-06村寨逻辑与纠纷调解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0年2期)2020-04-15“协商式解读”视角下的高雅文化传播今传媒(2019年6期)2019-07-10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经济广告转型和发展神州·上旬刊(2017年9期)2017-10-15司法如何汲取社会学的养料法制博览(2017年8期)2017-09-01大众传播时代越剧的非舞台载体传播与推广路径艺海(2017年4期)2017-05-05互联网时代下“沉默的螺旋”的变化与舆论引导新媒体研究(2016年23期)2017-02-09我国社会新常态的主要表征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1期)2016-03-30社会学视阀下职业教育吸引力分析广东教育·职教版(2009年7期)2009-09-08大众传媒转型与公共领域拓展学术论坛(2009年6期)2009-08-12 相关热词搜索： 社会 探析 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