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治理的研究现状、动态及展望:一个文献计量视角

谢川川 郭锦墉

摘 要:国家要振兴,乡村必振兴,必须建立健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为对国内乡村治理领域的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本文以2010—2020年乡村治理主题相关的841篇高质量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从文献计量角度出发,从发文数量、科研机构、核心作者等方面分析乡村治理研究现况、发展动态,同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聚类分析等计量方法绘制科学图谱,客观呈现和分析国内乡村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存在的不足,以期为我国乡村治理研究的未来发展建言献策。

关键词:乡村治理;共词网络;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

一、引言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问题,强调要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这是21世纪以来第18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国家对三农发展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新时代,国家要振兴,乡村必振兴,而实现乡村振兴又必然要加强乡村治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7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着重强调“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并将其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具体路径之一;2018年,我国出台了首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五年规划,进一步指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在党和政府不断加大乡村治理力度的同时,我国学术界也紧跟时代热点,围绕乡村治理展开了多方位的研究与探讨,成绩喜人[1]。为了更加客观、完整地了解我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全貌并揭示乡村治理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不足,本文運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通过对乡村治理主题相关期刊文献关键词的提取、归纳、统计后形成共词矩阵,并绘制共词网络加以定量分析。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现今社会学家在分析社会关系时常用到的一种较为成熟的方法,是综合了数学方法和图论发展而来,其从“关系”的视角出发阐释社会结构和社会现象。具体而言,就是以点和线的形式来建构网络,量化分析网络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可视化的图形展示个体之间的深层次关系,达到解析群体关系结构的目的。目前,该方法的概念和思路已在管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中得到了检验,受到了广泛认可[2]。据此,本文借用这种思路和方法,对乡村治理主题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结合描述性统计与密度测度、中心性分析及核心边缘分析,相对客观地揭示乡村治理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短板。

(二)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截止到2021年,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乡村治理相关研究文献已超10000篇,考虑到文献和期刊的专业领域和影响力不同,同时参考黄建伟、冯朝睿等人做法[3, 4],为准确呈现国内乡村治理领域的研究现状,本文将样本文献搜索范围锁定为高质量文献。即本文只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选取CSSCI(含拓展版)期刊和北大核心期刊作为样本文献数据来源,同时期刊2021年复合影响因子要求在2.0以上,检索条件设定为高级检索模式,选择“学术期刊”项,主题词输入“乡村治理”,时间范围限定在2010年至2020年,并勾选“CSSCI”和“核心期刊”作为期刊来源类别。检索条件确定后,通过数据库中自定义格式导出样本文献的题名、发文机构、关键词、作者等基本信息。按照上述设定方式进行检索,初步检索到851篇文献,剔除无用的期刊征文目录等文献,最终确定841篇文献作为本研究的样本库。

接下来进行数据提取,使用NoteExpress的文件夹信息统计功能提取样本库所有文献关键词,发现关键词存在重复、命名不规范等问题,因此本文作如下处理:①将近义或属于同一研究范畴的关键词统一合并,如将“农村社区”“乡村社区”等合并为“农村社区”,将“农村基层党组织”“村党组织”“村级党组织”等合并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等;②删除对研究无益或不存在领域专指的词汇,如“路径”“对策”等;③计算剩余关键词词频数。

最后对数据进行预处理,本文参考同类研究采用Donohue高频词与低频词界分公式确定高频词阈值:

公式中,I代表关键词中词频为1的数量,而T是区分高频词与低频词的界限。根据Donohue公式计算出T值,确定高频关键词范围,并以此构建N阶矩阵,然后对原始矩阵进行二值化处理,保存后用于数据分析。

三、数据统计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1.词频统计情况

841篇文献经合并处理,删除无助于研究的词后得到关键词958个,其中词频数为1的关键词共计157个。将相关数值输入Donohue公式求得T = 17.23。因此,将词频数在17以下的关键词删去,最终确定65个高频关键词,仅仅占关键词总量的6.8%。初步发现,除关键词“乡村治理”外,学术界较多关注于“乡村振兴”“村民自治”“乡村精英”“城乡一体化”等内容,词频数约为110;而从“数字乡村”“合作社组织”及“党建引领”视角研究关注度较低,词频数约为30。另外在统计中还发现,国内学者对“人情治理”“腐败治理”“生态文明”“村务公开”等关注度极低,词频数均为3左右。

2.年度发文量统计

文献数量的扩大或减少能够有效解释当前这一学科领域的有关研究状况,进而对其未来几年的研究前景或发展趋势做出预测[5]。本研究对上文所筛选出的841篇高质量样本文献进行了年度发文量统计(见图2),同时为了更加全面清晰地了解发文量变化,还统计了2010年至2020年乡村治理学术文献年度发文量(见图1)。由图1可以看出,2010年至2014年,乡村治理研究处于稳步发展阶段,该阶段研究论文数量相对较少,重点对乡村治理内涵、模式、困境等进行了论述。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等政策的提出落地,2015年至2020年关于乡村治理的发文呈快速增长趋势,乡村治理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及社会各界的关注,研究内容开始向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建和生态环境等领域全面铺开,研究更加贴合时代背景,也更加深入具体。对图1和图2进行比较可以看出,2010年至2020年来高质量文献发文量与文献总量变化发展趋势基本一致,高质量文献发文总量约占文献总量的10%,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乡村治理研究领域的发展速度较快,但发文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3.文献作者和研究机构统计

统计作者发文数量可以一定程度上揭示该作者在某一学科领域研究的持续性、深度及贡献大小[6]。本研究将筛选后的841篇样本文献按第一作者进行统计,共包含663人,其中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发表篇数为7篇,位列第一。参考普莱斯定律,本文将发文数达到3篇及以上的作者列入核心作者群,核心作者共计35人,仅占总人数的5.3%,核心作者发表论文总量为132篇,占到了论文样本总数的15.7%。而发文量只有1篇的作者数量庞大,达到547人,占作者总人数的 82.5%。

同时,对乡村治理的研究机构进行统计(见表2),共涉及262个机构,本文列出了发文量前十的科研机构,其中综合类大学5所,农业类大学3所,师范类大学1 所和学术机构1 所。从整体来看,前10个机构共发表文章283篇,占样本容量的33.7%。华中师范大学发文量占据榜首,累计发表论文45篇,占所有样本的5.4% ; 华中科技大学发表论文42篇,占样本的5.0% ; 南京农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三所高校分别位列第三、四、五位。从二级机构来看,大部分研究机构都成立了与乡村治理相关的二级机构,发挥资源和人力集中的优势,推动乡村治理研究快速发展。在未成立专门二级机构的机构中,乡村治理研究主要由公共管理学院和社会学院承担。从地理位置来看,10所科研机构均位于教育资源极为丰富的城市,其中有4所位于北京,4所位于武汉,另有2所在南京,地理位置极为集中。

4.学科分布和研究分析方法统计

通过统计样本文献的中图分类号,可以发现我国乡村治理学术研究多为单维视角、单一学科研究,占到样本容量的86%。乡村治理不仅是公共管理、政府治理等领域的核心术语,同时也是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主题,因此样本文献中政治、法律类数量为最,高达样本总量的50% 左右,其次是经济、社会科学等分类(见图3)。另有122篇样本文献属于交叉融合类研究,交叉融合类型共分为17种,其中54篇为政治、法律和经济交叉融合研究,20篇为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交叉融合研究,其余类型数量均小于10篇。

此外,本文以“模型”“路径”“评价”“调查”“为例”“实证”“困境”等为检索词,对841篇样本文献的题目进行分类,分别列出现状式研究与理论式研究的文献。结果表明,11年以来,现状式研究论文数量占比增长了2倍左右,这显示包括案例分析在内的实证研究方法正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青睞,但需要我们警惕的是过度使用该类方法有可能会导致低水平的重复性研究。

(二)网络图及网络密度分析

使用BibExcel将高频关键词转换为共词矩阵,紧接着利用UCINET 6绘图功能将共词矩阵生成网络图谱 (见图4)。图中方形节点表示各高频关键词,节点面积大小表明这一关键词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连线则表示两个关键词同时出现在论文中,连线越多代表该关键词关系越密切。由图4可以看出,“乡村治理”“乡村振兴”“村民自治”“法治”等一些节点较大,周围连线也十分丰富,表明这些关键词受到较高关注,同时与其他关键词联系紧密。而那些处于网络边缘的点,如“精英治理”“乡村治理转型”“合作社组织”则较小,拥有的关系相对较少,一方面表示,在这些领域还缺乏深入研究和探讨,未能形成一定规模,另一方面也表明乡村治理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不断有新的研究热点出现。

为了对网络图谱总体情况进行定量描述,本文还测量了共词图谱的网络密度数值。网络密度表示网络图谱中各节点之间关联的紧密程度[7]。网络密度会对网络中知识、信息的传递和渗透产生影响,通常情况下密度越大的网络,其互动性会越好,更有利于知识的分享和流动。经过对共词网络图谱(图4)的密度测量,测得其总体网络密度数值为0.1036。网络密度的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理论上数值越趋近于1表示关键词指代子领域的交叉影响力越强。上述网络密度偏低,网络结构十分松散,关键词彼此之间联系不紧密,这说明当前乡村治理研究的各个子领域交叉影响力不强,整体性与系统性需要强化。

(三)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是社会网络分析的另一重要测量指标,其主要反映个体在整个网络中的地位。中心性在本文中被用来测算某个关键词在整个研究中是否占据重要位置[8]。根据计算方式的差异,中心性可以分为度数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与中间中心性。虽然计算方式各有不同,但结论却类似,所以本文主要选取度数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对共词网络进行分析。利用UCINET 6得到网络中每个节点的中心性数值。

1.度数中心度

度数中心度原本主要用来识别出团体中最核心人物,是网络中极其重要的个体结构指标。在本文度数中心度用来反映某个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同时出现在文献的频繁程度,以“技术治理”为例,其度数中心度值为8,表明“技术治理”最少与其他8个关键词共同出现在某篇文献中。受篇幅限制,本文选取了度数中心度值8及以上的关键词绘制了共词网络度数中心度图(见图5),从图5中可知,除搜索关键词“乡村治理”之外,“乡村振兴”“村民自治”“法治”以及“乡村精英”等关键词的度数中心度远高于其他各点。这表明在当前乡村治理研究中,这5个关键词所代表的子领域在乡村治理研究受到了重点关注。

2.中间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主要衡量个体对资源控制的强弱,在本文表示某一关键词在网络中串联其他关键词的能力。众所周知,若某一个体位于信息流通交汇处上,其必然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他可以借由控制或歪曲某些信息进而影响整个群体。假设一个关键词在许多其他关键词对应的路径上,则该点中间中心度数值较高。对65个关键词进行中间中心度测量,结果显示“乡村治理”“乡村振兴”的中间中心度数值远远大于其他词。这两个关键词的桥梁作用十分明显,从而使共词网络互相连通,没有出现离散。另外,我们还发现多达38个关键词的中间中心度数值低于0.1,占关键词总数的58.5%,表明有较大一部分关键词位于网络的边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够(见表3)。

(四)边缘关键词的聚类分析

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核心-边缘分析法对初始共词矩阵进行数据重排,获得核心-边缘矩阵,矩阵可划分为两部分,分别为核心和边缘,其中核心矩阵由“城乡一体化”“村干部”“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等共18个关键词构成,而边缘矩阵包括“资源下乡”“党建引领”“数字乡村”“多元治理”等共47个关键词。由于边缘关键词数量较多,且边缘关键词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对边缘关键词进一步聚类分析。47个边缘关键词主要划分成3个聚类,本文将“党建引领”“协商治理”“基层民主”等词组成的聚类归纳为“三治融合”研究,“文化治理”“农村公共产品”“数字农村”等词组成的聚类总结为“公共服务”研究,“扶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多元治理”等词组成的聚类概括为“治理有效”研究,代表着乡村治理的3个研究不足领域。

四、结论与展望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对乡村治理高质量文献关键词的提取、归纳、统计后形成共词矩阵,并绘制成共词网络图谱。结合描述性统计、密度测度、中心性分析以及核心-边缘分析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研究规模方面,当前乡村治理受到了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自2015年以来相关文献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单从文献规模来看,乡村治理问题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且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研究成果数量还将保持高速增长。但与规模庞大相对应的是高质量文献占比低,表明发文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2)研究机构方面,高校是乡村治理的主要研究力量,不少高校通过设立专门的二级机构开展乡村治理研究,发挥头部作用和集群效应,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研究机构较为单一、地理分布较为集中的问题;(3)研究队伍方面,乡村治理领域研究者群体庞大,但研究队伍缺乏稳定的核心作者群,绝大部分作者只是偶尔涉猎乡村治理研究,研究力量较为分散,研究缺乏持续性。此外,乡村治理研究的文献几乎都是由科研教师独自撰写,科研教师之间、与乡村治理具体实践者间的合作极为稀有,这可能导致科研成果与具体实践相脱离的情况;(4)共词网络方面,“乡村振兴”“村民自治”“法治”以及“乡村精英”等关键词所代表的子领域是研究热点。但从整体来看,共词网络密度较低,整体结构较为松散,表明当前乡村治理研究的各个子领域交叉影响力不强,关键词彼此之间联系不紧密,整体性与系统性需要强化。同时网络中的信息传递很大程度上依靠个别关键词,整个网络信息流动不完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二)研究展望

梳理现有研究,学者从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出发,对乡村治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为今后的研究夯实了基础。本文總结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术界从功能主义、目标管理等视角对乡村治理的内涵要义展开了深入讨论,使得乡村治理的概念、范畴、内涵日渐明晰;第二,为勾勒乡村治理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视角,使得乡村治理的理论基础、现实背景、政策变化能够较为清晰地呈现;第三,对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和相应对策进行了详细阐述,使得乡村治理当前所面临的农村空心化、治理理念落后、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得以充分暴露;第四,对乡村治理的价值和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使得乡村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能较好地融合。学者对乡村治理研究的不懈钻研,为后面的研究人员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也推动了开放、多元、创新的学术环境的形成。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国内学界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还处于发展阶段,既有的研究从总体上看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加强。依据当前乡村治理研究中的现实状况和薄弱环节,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突破,以更好地推进乡村治理研究和实践。

1.在研究深度上,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践导向相统一

当前,国内学界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极大部分为案例讨论和现状分析等浅层次研究,这些研究以描述事实解决问题为主要目的,聚焦于前文提到的村规民约、村民自治、城乡一体化等热点主题。毫无疑问,在乡村治理研究中,现状式研究必不可少,这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乡村治理实际,但也绝不能忽视理论式研究,理论对话的缺失只会使研究始终处于泛泛而谈的浅层次,无法形成系统而深入的学理知识。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研究的准确性和指导性,推动乡村治理向深层次创新与拓展。首先,要加强理论抽象研究,从现象延伸至概念,探寻现象背后的理论机理。通过对现象的理论抽象,逐步建立完善乡村治理研究的概念术语体系和理论框架,进而为今后相关研究夯实理论底基。其次,要提升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应,概括出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做法。案例结论往往因其特殊的形成条件而难以被借鉴,导致外部效应较低。在研究中要多采用跨案例研究,比较分析相似案例,强化事实概括性,得到具有推广性和一般性的研究结论,从而构建出新理论或拓展原有理论,以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应和对具体实践的指导性。

2.在研究视角上,注重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

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任务繁重且复杂,包括精神思想问题、社会管理问题和公共服务问题等内容[9],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管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但现有研究中单维视角、单一学科研究占比大,而多学科交叉研究相对缺乏,难免出现以偏概全的情况。因此不同学科的研究机构、科研人员应当加强交流合作,以跨学科交叉研究为要旨,融合多维视角,创新研究内容,推进乡村治理研究向纵深发展。此外,国外在乡村治理方面已经较为成熟,有着很多先进的经验和难能可贵的教训,这对于我国乡村治理的推进和落实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国内学者可以广泛借鉴海外农村治理的经验性研究以此来推动我国农村治理的研究取得新进展。

3.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田野调查与定量分析的结合应用

众多学者采取了实地走访、问卷调查以及深度访谈等方式收集乡村治理的一手资料与素材,但遗憾的是,学者们大多停留在描述性统计或案例研究等层面,较少采用计量统计方法对乡村治理中的各项公共事务设计指标进行数理定量分析,借助多个变量来解析和评价乡村治理效果的更是屈指可数。当无法运用数理统计和抽样数据建构区域比较研究模型时,自然也无法推动个案研究上升到区域研究层面了[10]。因而,除对上述方法继续沿用外,要加大对定量分析方法的使用。在研究时不仅要在实地调研方面下足功夫,广泛收集调研数据,还要利用相关模型和计量分析方法开展更具有说服力的定量分析研究,凭借更加科学和更加规范的方式对一手资料展开多方位阐释。

4.在研究内容上,注重加强乡村治理研究的前瞻性

当前乡村治理研究通常是从乡村治理现实实践和政策问题出发,解释或者合理化基层治理实践中已出现的现象,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阶段性。这就导致乡村治理研究大多慢于实践发展,鲜有研究能够运用科学的理论开展预测并形成可行方案以指導乡村治理实践。接下来,研究人员应该在完善理论架构和加强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努力提出乡村治理的中国方案以实现政策咨询和智库的作用。为了给后续研究人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路,本文运用核心-边缘分析法对边缘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将聚类结果归纳总结以探求未来乡村治理的研究热点和亟待开拓的领域。通过分析与归纳,本文认为研究者应该将今后的主要研究精力投入到“三治融合”“公共服务”“治理有效”三个领域,从而能更好地对现实政治实践发挥引领作用,解决乡村治理中的实际困难,为我国乡村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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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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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陈柏峰.华中村治研究:问题与方法[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4(03):58-64+126.

(中文校对:彭水洪)

Research Status, Trends and Prospects of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A Bibliometric Perspective

XIE Chuanchuan1 GUO Jinyong2*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45;

2.Jiangxi Province Institut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45)

Abstract:
In order to rejuvenate the country and the countrysid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review and prospect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the author takes 841 high-quality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Rural Governance from 2010 to 2020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bliometr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rural governance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core authors, and at the same time draws a scientific atlas by using the econometric methods such a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objectively present and analysis the hot spot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field of domestic rural governance research, with a view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governance research suggestions.

Keywords:
rural governance; co-word network; keyword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英文校译:翟世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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