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
2020年5月19日6时15分，我敬爱的良师益友陶西平先生在北京友谊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85岁。
去世的当天，我发了一则挽联：
闻讣我何堪？庚子杏坛悲折柱
登仙君勿念，神州教育欣换颜
——陶老千古，永新携新教育同仁泣挽
按照常理，我应该在第一时间写出悼念的文章，讲述我与先生的故事，讲述先生与新教育的故事，写写我眼里的陶西平先生，写写我心中的陶老。
但是，几次动笔，都没有能够成文。想说的话实在太多太多，反而不知道从何说起，先生对我帮助太大了，对我的关心太多了，对我的恩情太重了。一篇短文，难以表达我对他的感激。
陶老去世以后，《新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追忆陶西平：一个教育家的四个侧影》，用“基础教育改革先行者”“民办教育协会掌门人”“具备世界眼光的教育家”和“谦和务实的师长、挚友”来描写大家眼中的陶西平先生。这四个侧面勾勒出陶老作为一位教育家的立体形象。
是的，陶老是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先行者。陶老执掌北京十二中的时候，实施双基教学和校长负责制，在全国率先建立心理教研室，开设形体课、心理课和综合实验课，成立金帆乐团，把十二中变成了教育界的“小岗村”。担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后，他提出“校校精彩，人人成功”，推动北京八中招收超常儿童班，推进素质教育等。
陶老是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的掌门人。陶老从推进民办教育立法，到成立民办教育协会，从把民办教育定位为教育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到凝聚各方力量，团结政府、媒体、投资、教育各界助力民办教育发展，都亲力亲为，兢兢业业。中国民办教育在他的领导下得到了健康的发展。
陶老是具备世界眼光的教育家。陶老长期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副主席、荣誉主席等职务，多次带队到联合国和世界各国考察访问，从意大利的艺术高中到芬兰的教育改革，从“好望角以北的教育”到韩国济州的农村学校，他敏锐地观察着世界教育改革的动向和国内外教育热点问题，他始终把中国教育放在世界的背景下思考和探索。难怪顾明远为他撰写的挽联中，也竭力称赞陶老具有“世界眼光，博学睿智”。
陶老是谦和务实的师长、挚友。陶老具有师者风度、长者风范。他曾经这样评价自己：“我就是一名教育工作者，顶多算是一名比较认真的教育工作者。”对一线教师和我这样的晚辈学者，他几乎来者不拒，提携帮助。他经常走进中小学和幼儿园，听孩子们唱歌嬉戏，开心时还用俄语、意大利语、英语、日语为孩子们演唱。在母校北京四中演讲时，陶老勉励师生：“一个人不一定要跑得最快，但要做跌倒了爬起来最快的人。”
其实，陶老的侧影远远不止这四个方面。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是全方位、多维度的。
陶老亲自参与和领导了许多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如任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时力推《北京市学前教育条例》出台，成为全国第一部学前教育地方法规;作为专家组组长主持区域教育现代化研究，对全国20个实验区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持续跟进研究，为我国教育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和设计作出了基础性贡献;作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教育公平与协调发展研究组”组长，主持完成多项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作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组组长，多次带队深入中西部地区进行专题调研，向国家和当地政府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咨询意见。陶老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和学前教育领域几乎所有重大文件的制定和重大工作的战略谋划、组织实施，对义务教育、教育现代化、教育公平的推动发挥了重要影响。
陶老在教育理论与教育思想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他先后主编了《教育评价辞典》《启动学校内部活力的理论与实践》“多元智能与课程改革丛书”等著作，在多家教育报刊开设专栏，出版有《沉浸于求索之中——陶西平自选集》《让失败率为零：教育整体改革的思考与实践》《一路走来——陶西平教育漫笔》《追梦人——陶西平教育漫笔》以及他在2018年出版的四卷本教育漫笔选集《大家不同 大家都好》《在反思中创新》《涌动的潮流》《为生命而为》等。他的教育思想一直与时俱进，他始终是时代的弄潮儿。
我与先生上个世纪90年代相识于苏州。记得第一次见先生，是在1998年左右苏州教育局召开的一次苏州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论证会议上。那时，我刚刚担任苏州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长不久，听到先生关于教育现代化要关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现代化，特别是人的现代化以及苏州的教育现代化;要有区域特点，要有“苏州的味道”等论述，一下子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那个时候，先生只是60岁出头，但大家都尊敬地称他为“陶老”，我也自此跟着叫“陶老”。
2001年11月9—11日，苏州市政府和中国教育学会、江苏省教育厅、中锐集团联合主办了首届“21世纪教育论坛”。论坛的主题是国际化、数字化与基础教育，探讨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我国基础教育的所面临的新问题。在筹备这次论坛的时候，我就论坛主题和举办单位等问题请教了陶老，他亲自指导我，应该抓住“WTO与中国教育”的方向，同时让中国教育学会支持我们举办论坛。
2002年11月28—29日，第二届“21世纪教育论坛暨中国民办教育高峰会”继续在苏州举行。这次论坛及高峰会的主题是：多元化、法制化与民办教育。当时，陶西平先生是全国人大委员，也是教科文卫委员会的委员。我和《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的贺春兰主编等在商量会议主题的时候，也多次请教他，得到他许多具体而微的指点。由于这次会议是在全国人大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前夕召开，所以格外引人瞩目。来自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458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教育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教师报》等二十多家媒体、50多名记者跟踪会议进程，并进行了即时采访与报道。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汪家缪在开幕式上作了关于民办教育立法的专题报告。这次会议，为全国人大顺利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作为主持人的陶老和我，也在合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004年4月11日，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新教育理论的实践及推广研究”开题大会，在苏州的张家港高级中学和常州湖塘桥中心小学举行。这一次会议，我邀请了一些我非常敬重的教育家参加，如李吉林、杨东平、袁振国、周德藩、成尚荣、程方平、杨九俊、彭刚，以及美国的严文蕃、万毅平等。陶老是处于C位的头号嘉宾。在那次会议上，陶老兴奋地预言：“新教育实验将会是一条鲶鱼，搅动中国教育这缸水。”话语之中，既有对初生的新教育的溢美之词，更饱含了对于我们的殷切期待。
（责任编辑：苏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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