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机关说”事件窥见日本国家的学术统制

吴玲

[摘要]1930年代后，在文部省、陆军、警视厅施行的一系列钳制学校师生思想的举措中，“天皇机关说”事件构成日本政府对学术进行公开压制的标志性事件。在日本近代，由于天皇制国家在理念上未能彻底解决立宪原则与天皇神权的关系，因此，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被认为触及天皇“神格”，成为牵动全社会敏感神经的话题，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日本首相颁布《国体明征声明》，宣布“天皇机关说”违反“国体”后，文部省一方面采取严格审查公开发表著述、处置发表不当言论者等高压措施;另一方面以提供研究经费资助等优厚待遇为手段，将从事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吸引到对天皇制国家和对外侵略战争有利的方向上。终使大正时代培育出的科学主义、自由主义学术风气受到全方位压制，“天皇中心主义”“国家至上主义”不断侵蚀人文学术领域。

[关键词]“天皇机关说”事件;学术统制;人文学术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22）02-0128-06

进入昭和时代，文部省致力于对大学的教育内容、课程设置等进行以“国体”原理为基础的改造，日本各大高等教育机构面临来自文部省的种种思想压制和侵害。在大学中权威最高的帝国大学先后发生泷川事件、天皇机关说事件、矢内原忠雄事件等多起对大学教授处以强制退职、起诉、被检举、禁止刊行著作、辞职等事件。其中，“天皇机关说”事件被认为构成文部省开始实行真正意义上学术统制的分水岭。[1]（P33）近代日本学者立足学术研究的国家观念受到来自右翼、大众狂热天皇信仰、“国体”崇拜的剧烈冲击，给日本近代人文学术界带来深远影响。本文以文部省1930年代后逐步推行思想统制政策为线索，梳理日本政府、军方、舆论界乃至大众对“天皇机关说”事件的应对，关注日本政府在各方舆论压力下，逐步实行学术统制的过程，探寻政府和社会舆论的集中压制对日本人文学术界的影响。

一、“天皇机关说”事件前文部省的学术统制政策

在大正时代，伴随着都市化和产业化的发展，日本社会基本实现了中等教育大众化，新知识分子阶层崭露头角，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领域不断产生影响。面对知识界的上述动向，日本政府和军方意识到压制进步言论、钳制学生思想的紧迫性。1928年4月，文部大臣水野錬太郎在内阁会议的发言中认为，导致学生思想左倾主要是教师的责任，接下来，水野在《官报》上发表训令，宣称：“在教育者和指导者的思想中，应在确乎不拔之根基处，拥有对我国体本意、建国精神之信念，且以身示范，在行走坐卧中体现出来。”告诫教育者和指导者应经常观察大学生、中学生的思想动象并加以指导，以防外界诱惑有可乘之机。[2]这是日本政府官员首次以训令的形式向各大学、中学等教育机构发布严格指令。随后，河上肇、大森义太郎等5位教授被迫从京都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等高校辞职。同年，日本政府改革官制，设置担任“学生生徒辅导”的“学生主事”和“生徒主事”，加强对学生的思想监督。随后，文部省为了在思想上“善导”学生，在学务局内设置学生课，一年后扩充为学生部，成为监督大、中学生思想动向的常设机构。鉴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学生界和教育界广泛蔓延，1931年7月，文部省设置“学生思想问题调查委员会”，主要职责为研究学生左倾思想的产生原因及对策。

1932年8月23日，文部省成立“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文部大臣鸠山一郎在《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所报》创刊号上撰寫发刊词指出：“我国当下之急务在于，对于思想问题进行充分的应急性指导监督，务必批判、排击恶思想，进而从更高、更宏大的立场出发，对我国体、国民精神等进行学问性的研究与阐明，将其广泛普及到一般国民之中，明示我国民应向往之理想，以确立国民生活之指导原理。”[3]（P6）强调以“国体”观念为中心普及和创造“新学术”。“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从事的主要事业包括教员再教育、指导左倾学生、国民精神文化研究三项。其中，教员再教育是事业部教员研究科的核心任务。1932年10月，研究科举办第一届为期半年的教员研究班，学员主要是各地师范学校教员。[3]（P15）此后，培训对象逐渐扩大为中学、高等女子学校、实验学校教员。直至1942年11月第21期研究班为止，接受教育的师范学校教员将近600人，中学校、高等女子学校、实验学校的教员合计超过600名。[1]（P143）从第2期研究班开始，包括台湾、朝鲜、库页岛、关东州、伪满洲国等殖民地、占领地的教员也参加研究班，表明文部省试图通过对中等教员的再教育，确保殖民地半殖民地中等教育的规范性。研究员完成学习后，要提交一份研究报告书，报告书题目必须围绕“马克思主义批判”“国体本义”“无产者教育实际”等问题撰写。每一届研究班结束后，组成以研究班成员为对象的“同窗会”“志同会”。这些“志同会”成员在回到各地后，纷纷担当起国民精神文化讲习的实际工作。在《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月报》中开辟“志同会相关报道”专栏，频频刊载“志同会”会员担任各县教育检查官员的报道。可见，参加“国民精神研究所”的研究班将为学员未来的职业提升带来好处。1943年11月，“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与国民錬成所合并为教学錬成所，研究部改为教学部，由理论性较强的教学研究机构转变为以实践训练为主的青年再教育机构。1943年10月，教学錬成所在明治神宫外苑举行出战学徒“壮行会”，开始将大量学生送上战场，此后，教学錬成所多次开办学生合宿形式的“錬成会”，完全变成训练学生参加对外侵略战争的短期培训学校。值得注意的是，“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并未得到以东京帝国大学为首的经院学派学者的首肯。许多经院学派的研究者对于参加这样的研究所毫无兴趣。对此，研究部部长吉田熊次指出：“刷新教育，若不以刷新学术为背景，则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4]（P135）。文部省官员也意识到“危险思想”已经波及到从事国民教育的师范学校教员那里，计划通过“刷新学术”的方式扑灭违背“日本精神”的“危险思想”。

由于帝国大学对文部省和军方钳制学生思想的诸多举措并不在意，因此，日本政府筹划进一步采取措施，对大学中的自由学术和进步思想进行严厉压制。1933年8月，内阁会议通过《思想善导方案具体案》，旨在“究明不稳定思想并改正之”，在大学中努力培育具备“日本精神”之国民，表明文部省的思想控制已经由中学扩展到大学。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对教育组合运动和自主教育运动展开集中压制。在1933年2月的校园“赤化”事件中，很多教师受到检举。左倾杂志《新兴教育》被废刊，镇压大学自治运动的“泷川事件”成为日本政府介入大学，压制大学中自由主义教师的开端。1934年6月，文部省改组学生部，将其升格为思想局，思想局的主要职责不仅局限于学校，而且承担了社会大众的思想统治工作。在文部省、陆军、警视厅上述一系列钳制学校师生思想的举措中，“天皇机关说”事件构成日本政府对学术进行公开压制的标志性事件。

二、“天皇机关说”事件与日本各界的态度

“天皇机关说”论争是指由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与御用学者穗积八束、上杉慎吉之间展开的一场关于“国体”、主权等问题的论争。论争起初仅局限在学术争辩层面，进入昭和时代后，随着天皇的“神性”被绝对化，对天皇进行法理学分析的“天皇机关说”不断受到攻击。1934年2月18日，贵族院议员菊池武夫对“天皇机关说”发难，指责“天皇机关说”破坏“国体”，并攻击美浓部达吉是“叛逆者”“学匪”，挑起所谓“国体明征运动”，“天皇机关说”论争从此上升为政治性事件，广受学界、思想界关注。

1934年9月，美浓部达吉的后继者、法学家宫泽俊义在东京帝国大学举办“宪法初级讲义”时说：“奥古斯特·孔德指出，人类的精神经过了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进而到达实证性、科学性阶段。在日本宪法学中，属于神学阶段的是穗积宪法学，属于形而上学阶段的是美濃部宪法学，实证性、科学性宪法学从此开始。”[5]（P195）可见，在“国体明征运动”之前，日本的社会学和宪法学界对“天皇主权说”和“天皇机关说”已经有了明确的学术性判定。在上升为政治性事件之前，“天皇机关说”论争作为学术争论持续存在。然而，在日本近代政治学和法学领域，这一论争不仅未能在理论和现实层面获得学术成效，反而在国家认同这一精神层面掀起波澜，表明学术领域的争论难以解决明治宪法体系中存在的根本矛盾。这场学术论争体现出科学与神学的冲突，暴露出明治宪法体系中存在“神赋统治”与“合法统治”的对立。美浓部立足德国法学传统中的国家理论立场，上杉则立足天皇制意识形态这一神话祭司立场，导致这场论争经常跳脱出宪法学、政治学的理论辨析范畴，变成攻击对方“干犯统治权”，是“关于国体的异端”，进行超越学术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攻击。这场论争也可以视作天皇制绝对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对立，明治宪法颁布以后的日本国家步入由法学家治理的法治化国家道路，美浓部“天皇机关说”能够对宪法的现实运用作出合理性解释，在大正民主主义时代得到进一步认可，这是在日本国家实际运行过程中，由政治精英和官僚阶层构筑起的基本结构。因此，在大正时代，美浓部达吉担任高等文官考试委员会委员，其撰写的宪法学教科书是日本官僚录用考试中最权威的参考书，“天皇机关说”在政界、学界、官僚界知识精英中倍受推崇。然而，在日本初等教育和军队教育中，美浓部学说被完全排除在外，“天皇主权说”占据统治地位。在学术论争延伸出的阶层意识形态割裂的形势下，日本遭遇中国反帝爱国运动高涨、对华外交屡屡受挫以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连锁打击，民众期待在天皇的带领下走出外交和军事困局，呼吁“发动天皇神权”“革新国内政治”的呼声甚嚣尘上，过激的政治运动不断出现并得到军方支持。美浓部学说开始受到“革新派”攻击，“天皇机关说”论争从学术争论发展为政治性事件。由于“天皇机关说”事件触及到天皇“神格”在日本近代国家中的定位问题，这一甚为敏感的问题一直是明治维新以来，作为近代君主立宪国家的日本在法理上和信仰上未能解决的遗留问题，这促使“天皇机关说”事件在短时间内成为日本各大媒体最为关注的热门话题。

1934年2月，面对菊池武夫的批判，文部大臣鸠山一郎在答辩中说：“《大学令》第1条提出，应以研究国家需要之学问或探究其奥秘作为目的，兼及陶冶人格及培养国体观念，当前，吾等正尽最大努力使此《大学令》第1条在各大学彻底实施”。[6]（P136）比较谨慎地透露出文部省的立场：强调学问研究要服务于“国家需要”这一宗旨。在1935年3月4日贵族院召开的预算审议会议上，贵族院议员质问冈田首相对“天皇机关说”的态度，首相明确表态“不支持、不赞成天皇机关说”，但“关于在我国是否允许此学说的存在，在此时回答是困难的”。[7]表明作为首相的冈田启介尚未下决心以禁止学说的方式处置“天皇机关说”。3月9日，《朝日新闻》报道标题为《攻击“美浓部学说”，贵族院极度紧张》的新闻，体现出对事件的高度关注。同一天，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在贵族院发言中说：“我国体拥有无比之尊严，此认识并非源于宪法学说的答辩，而是必须从信念出发”。[8]表达了对“天皇机关说”的不满。3月11日下午，政府召开治安维持法改正委员会，面对政友会成员的提问，首相冈田的回答仍然是：“对待学说，要以学说的方式展开争论” [9]，表达出对学说的谨慎态度。

随着事态不断受到关注，日本社会对“天皇机关说”的不满情绪持续发酵，媒体报道的口吻亦发生变化。3月13日的《朝日新闻》夕刊以醒目标题再次报道事件进展，标题为《美浓部学说与国体不相容》，副标题为“山本君痛击”，刊载了政友会出身的众议员山本悌二郎在众议院会议上严厉抨击美浓部学说的发言。报道最后评论说：山本的发言“认为美浓部博士的机关说将国家比拟为法人会社，应对该学说加以痛击。然而，阐释这一思想的著述至今仍横行于世，这不得不让人对社会思想倍感忧虑”。[10]这是完全站在批判“天皇机关说”立场上的新闻报道，且措辞恳切，易于使读者产生共鸣。3月14日，《朝日新闻》抨击政府在菊池等人提出质问后，未就事件的处理表现出应有诚意，督促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化解世间疑惑”。[11]可见，在媒体看来，美浓部事件已经由宪法学说内部的学术争议性事件上升为关系到国家存在宗旨的政治性事件，关乎日本“国民精神”走向。

在贵族院议员及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开始着手对美浓部学说进行调查。司法部通过短期调查，迅速向检视局提交对以美浓部为首的各学者著述的调查结果。4月5日，司法大臣小原直召集司法次官和刑事局长商讨对美浓部学说的处理问题，决定传唤美浓部，在给予美浓部申辩机会的前提下，迫使其针对日本国体问题直接表态，以此确定是否构成“不敬罪”，同时劝告美浓部改正著述中“不谨慎”“不稳重”措辞。[12]在同一天召开的内阁会议上确定应对“天皇机关说”事件的具体解决方案，[13]体现出政府面对舆论和社会压力，不得不迅速采取应对的立场。同一天，内务省也宣布将对美浓部学说实施行政处分。这样，在一天之内，内阁、司法、内务部门均针对事件明确表态，且制定具体处置方针，表明此时的日本政府已完全改变3月11日不介入学术争论的折中立场，着手处置学术观点的立场已经十分鲜明。4月13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围绕明征国体观念问题，向关东军各部兵团长及直属部队长作出训示，警示各级军官警惕美浓部学说的影响，要不断对部下进行适当指导，“使其坚守确乎不拔之国体观念、皇军意识”。[14]表明军方已经在谋划防止“天皇机关说”对官兵产生思想影响。

在右翼势力、在乡军人等大众性广泛的舆论压力下，1935年8月3日，日本首相冈田启介颁布《国体明征声明》，正式以政府名义宣布“天皇机关说”违反“国体”。由于美浓部的“机关说”被裹挟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导致日本社会对这一事件的关注成为一个持续性过程，参与讨论的范围不断扩大，也由于政府各部门在军部的压力下，对这一事件高度重视且各部门联动协作，导致此后的“国体明征运动”向各领域、各层次深入开展，从而对知识界和教育界产生深远影响。大正时代培育出的科学主义、自由主义学术风气受到全方位压制，“天皇中心主义”“国家至上主义”不断侵蚀学术领域。

在“国体明征”风潮的推动下，日本学界致力于从宪法学理论入手驳斥“天皇机关说”的理论基础。帝国宪法学会专务理事、全国大学教授联盟常务代表板桥菊松撰写《国体明征资料·当代宪法学界展望》[15]（P18），力主排斥西方思想，批判美浓部学说。昭和神圣会高知支部游说部坂本请马刊行《大日本皇国天皇宪法论》一书，将美浓部斥为“带着国家主义假面具的共产革命主义信奉者，是危险的思想家。”[16]（P82-83）学术界掀起的狂热尊皇情绪在抨击“天皇机关说”的过程中不断被强化，极大地影响着昭和初年日本社会思潮的认知方向。

1932年之前，立足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解读近代天皇制国家存在合理性的“天皇机关说”不仅被大多数学者认同，甚至成为日本知识阶层的普遍性认知素养。然而，“国体明征运动”后，整个学术界、知识界、政治界在军部和民间情绪的压力下，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迅速发生转变，“包括检察官在内，所有官僚均在陆军的压力下，在宪法上逐步地完成转向，也就是由美浓部达吉依据自由主义倡议的‘天皇机关说’，转为美浓部以前的法学者所主张的‘天皇主权说’。”[17]（P28-29）在学界和官僚阶层，来源于神道传统的神秘主义认知，排斥严密的科学逻辑，宣扬对皇室进行情感及精神皈依的“天皇主权说”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天皇机关说”面对“至高无上”的“天皇权威”和“国体威严”，变得毫无抵抗能力，完全沦落至被攻讦、被声讨的地步。

三、严厉思想统制下的人文学术界

近代日本政府学术统制的主要手段不仅包括严格审查公开发表的论文与著作，对发表不当言论者处以开除教职处分等高压措施，还包含以资助研究费用等优厚待遇为手段，将研究者吸引到政府提倡的研究方向上来，即从对国家有用的宗旨出发，引导学术研究内容及结论的种种鼓励性政策。这种政策并未将国家权力与研究者个人对立起来，而是通过资金鼓励、政策性推动的方式，逐步培育研究者个人的自发性意识，从而不自觉地以个人研究助力国家权力。[18]（P177）战争体制下的日本政府试图以镇压式统制和诱导式统制相配合的方式，实现将学术研究和教育引导到为“总力战”服务的方向。

“天皇机关说”事件后，日本政府不断对学术界提出明确目标与要求。1935年11月，文部省设立“教学刷新评议会”，目的是在秉承“国体观念”和“日本精神”的基础上，“刷新”教育、学术和思想，以达到控制学术、思想的目的。[19]（P257-258）将评议会名称确定为“教学刷新”，意在纠正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教育与学术领域存在的认识分歧与割裂现象，并将“教”与“学”并列，通过刷新“教学”实现教育与学术的高度统一。以吉田熊次、西田几多郎为代表的“稳健派”学者开始对天皇制国家理念进行学术合理性整合，这被吉田称为“人类文化史上最大的艰难事业”。[4]（P326-328）在文部省上述精神的指导下，“教学刷新评议会”积极召集大学教授、律师、外交官、实业家等社会名流，在大学开设阐释“国体本意”和“日本精神”的讲座。诸多在当时各學科领域活跃的著名教授成为评议员，在文部省提供的教学平台上诠释日本“国体”，宣扬“皇国史观”。

1936年9月，文部省思想局下设“日本诸学振兴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振兴”对象十分广泛，教育学、哲学、国语国文学、历史学、地理学、艺术学，以及经济学、法学，乃至所有自然科学均成为“振兴”对象。“日本诸学振兴委员会”是日本政府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领域进行思想统制的重要机构，其实行的种种“振兴”活动成为战时日本政府重要的思想统制措施。“日本诸学振兴委员会”下属各学科每年召开例行学术会议时，文部省官员均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讲话，在讲话中格外强调立足日本国家需求，明确表达对日本学界的要求：确立和诠释基于彻底“国体”本意的坚定的“皇国史观”，同时反思西方学术对日本学界的诸多影响，对西方思想加以批判。1936年至1945年期间，“日本诸学振兴委员会”共在9个学科领域召开45次学会。每次学会均设置共同主题，例如“世界观与国家观问题”“战时经济的诸问题”等。从总体上看，会议主题经历了由“国体”“日本精神”向“建设大东亚”转化的过程，特别是在1942-1944年期间，所有学会发表的演讲主题必须包含“大东亚”一词，表明学术界开展的学术研究及推广活动必须与时局的要求相适应。1940-1944年期间，“日本诸学振兴委员会”下属各学科会议参加者总计3，997人，其中，来自大学的参加者725人，占18.1%;高中、大学预科、专门学校、初中、小学等中等、初等教育机构参加者共计1，983人，占49.6%;专门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参加者566人，占14.2%;以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为首的文部省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参加者515人，占12.9%。从总体上看，在参与学会的人员中，承担高中和初中教育机构者占据多数，表明“日本诸学振兴委员会”发挥的教育功能主要面向大学之外的中等和专门学校。同时，在学会召开时，总计1，349人的旁听者列席会议。其中，初、高中教育机构和小学出身人员976人，占72.35%;大学出身者仅51人，占3.8%。这意味着各学会从事的并非深奥的科学研究工作，而是承担着面向中小学教师的再教育功能。

1937年起，在文部省的指导下，东京帝国大学正式规定“在纪元节、天长节、明治节当天，在大讲堂举办庆祝仪式”，仪式程序为：“入席、高唱两遍《君之代》、奉拜天皇御真影、奉读《教育敕语》、再次奉拜天皇御真影、退席”。[1]（P175）通过上演完整的“奉拜天皇”仪式，加强对大学生的军国主义教育。1940年，东京帝国大学在皇居外苑举办全校学生参与的大规模庆祝“天皇纪元2600年”的“奉祝会”，积极参与到社会上广泛盛行的天皇崇拜活动中，大学原本秉承的严谨学术风气和独立的批判精神逐步丧失。1940年12月，文部省向帝国大学总长、官公私立大学学长颁布第29号训令——“大学教授应基于国体本意、贯彻教学一体精神、感化教导学生、培育指导性人才之训令”，明确规定“大学教授在教导学生、指导其研究时，应在钻研国家需要之学术的同时，着力陶冶国家思想之涵养及人格。”[20]（P445）训令首次将私立大学网罗进以往只针对官立公立大学的教育刷新网络中，明确告诫全体大学教授必须坚持“教”与“学”一体的原则，在科学研究领域必须专注“国家需要之学问”，在研究及授课中必须贯彻“国体”本意，近代日本大学一度高擎的学术自由旗帜受到打击。

“天皇机关说”事件后，日本文部省除了对学术研究进行强力统制外，也运用了鼓励式统制政策，即通过资助研究经费实行特别奖励，或者从国库拨付资金，对政府鼓励的研究方向进行资助。早在1929年，文部省在开始向自然科学研究支付科研奖励基金的同时，设立“精神科学研究奖励金”，旨在奖励那些“为明征国体观念，对日本及东方精神文化进行的研究”，奖励金由文部省专门学务局负责发放。[21]（P650-651）“精神科学研究奖励金”主要针对由文部省确定基本研究方向的人文学科课题。这些课题大多以“国体明征”“国体”“日本精神”“马克思主义批判”为主旨。1932年12月，文部省设立“日本学术振兴会”，对日本近代科学技术及人文学科进行年度资助。起初，与“精神科学研究奖励金”一样，“学术振兴会”的资助仅以“国体明征”作为主要目的和原则。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学术振兴会”对文科领域的资助范围逐步扩大到对东亚的军事侵略和统治的相关研究，包含与日本战争政策相关的研究和收集整理基础性资料等。对人文科学研究的综合性资助不断走向体系化，表现为分类齐全、体系完整。一些在“精神科学研究奖励金”中并未详细列出的具体小分类成为“学术振兴会”的资助对象。例如，历史学中的“西洋史”“历史地理”;文学领域的“阿伊努文学”“满洲与满洲文学”等。1940年，“学术振兴会”特设第二特别委员会，专门研究“满洲”农业移民问题;特设第三特别委员会进行关于太平洋岛屿地形及海平面变迁测定的研究等。[22]（P6-7）

1940年，文部省教学局授意吉田熊次对人文学科的研究及奖励进行调查，吉田提交《关于文科诸学的研究及奖励调查报告》。报告中涉及的“文科诸学”主要包括支撑帝国大学文学部的哲学、史学、文学三个学科，吉田在报告中认为：“以往关于人文科学的研究多为古典历史的研究，关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偏少。”强调人文科学也要与自然科学同样对“极具现实性的当前的实际问题”展开深入研究。[1]（P223-224）1943年8月20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科学研究紧急整备方案要纲》，提出以“进行大东亚战争作为第一绝对之目标”，试图强力推进大学及其他科研机构的科学研究工作。为贯彻上述方针，文部省决定在学术研究会议下设“人文学科学术部会”和“自然科学学术部会”，其中，“人文学科学术部会”会员68名，分为法学、文学、经济学三大门类，哲学、史学、教育学、语言学归入文学类。直至战败，“人文学科学术部会”对人文科学的研究资助和动员一直在持续。从总体上看，在总力战体制下，日本为了获得在亚洲和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在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竭力推行的“国体明征”研究最终未获实效。尽管诸多学者对“国体明征”这一资助题目积极响应，然而，由于在“国体”这一具有强烈宗教神学性质的国家意志高压下，自由的学术研究完全无法施展，因此，诸多研究者仅仅在“为大东亚建设做贡献”的虚伪呼声中从事所谓的研究与宣传。

综上，“天皇机关说”事件招致日本军部、文部省、社会舆论对美浓部及其学说的激烈声讨，在日本新闻媒体推动下的大众情绪步调一致地走向反动。政府在各方压力下宣布实行“国体明征”，以钳制思想、镇压舆论为主要手段的学术统制政策借助“天皇机关说”事件的推动走向了对全民思想展开广泛动员的大众层面，受这一风潮的推动，文部省加紧对人文学术界的研究方向进行压制和引导，最终，自大正时代以来致力于严谨学术研究的经院学术集体右转，在政府学术统制的高压下致力于论证“至高无上”的“天皇权威”和“国体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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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national academic control of Japan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ikado Organ Thought” incidentWUL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After the 1930s， among a series of measures which implemen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Army， and the Metropolitan Police Department in order to clamp down on the thought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schools， the “Mikado Organ Thought” incident constituted a landmark event which showed public academical suppression of Japanese government. In modern Japan， as the Mikado system country failed to completely sol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 and the Mikado theocracy in theory， Tatsukichi Minobe’s “Mikado Organ Thought”， which was considered to get to the heart of the “Divine Personality” of the Mikado became a sensitive topic for the whole society and aroused widespread public concern. Aft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issued the “Declaration of the National Polity” declaring that the “Mikado Organ Thought” violated the “National Polit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adopted coercion policy such as strict examination of publicly published writings and disposal of persons who makes inappropriate remarks，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provided generous treatments such as research funding to attract researchers majoring in humanities to the direction that is beneficial to the Mikado system country and aggressive wars. Ultimately，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of scientism and liberalism nurtured in the Taisho period was suppressed thoroughly， and “Mikado Centralism” and “National Supremacism” eroded the academic field of humanities constantly.

Key words：“Mikado Organ Thought” incident; academic control; humanistic academics

[责任编辑薄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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