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武明
光阴荏苒，时轮匆匆。转瞬之间，我即将迎来90岁生日。随着年龄的增长，与众多老人一样，喜欢回顾过往，不断总结自己的功过得失，及时开启正确的生活方向方法，已成为常态。最近，我在回溯以往，细数重要具象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一个有趣的、与众不同的现象，那就是我与“三”字有着不解之缘，许多往事与绩效都与数字“三”相连。
“三”在我国老百姓的心目中是一个饱含喜庆吉祥内涵的象征性数字。民间庙堂、各行各业、商贾作市、人文交往都有“三”字的妙用。那么，这个“三”因何如此引人注目？从“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三星高照”;“三、六、九，往上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这些古今流传的历史典故和民间俚语早已给出了答案：这就是炎黄子孙对共同的人文祖先轩辕黄帝及一心为民的大禹等人纪念、推崇、敬仰的精神积淀广传中外的结果。当然，文中提及与“三”有缘，并非事先考量预设，完全是回顾思绪中的偶然相合。虽说如此，有此记述的契机亦令我感到欣喜异常，故而兴之所至，所以命笔行文并将此文标定为与“三”有缘，以示平生顺畅，无怨无悔。现在就把我在职和离休之后可提及与“三”有缘之事例，摘其要者陈述于下，以飨读者。
一、三月本村入党 同时光荣参军
1932年，我出生在河北省冀中平原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兄弟中我排行兄长。贫穷困苦是旧中国的鲜明特征，没有外力支持及社会关注，由穷变富绝非易事。我父亲为了摆脱贫困，年轻时除经营仅有的一点土地，还曾随人赴天津等地“打簾子”（苇草编）搞副业，后来又在村里搞一点小本经营。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少年时我就承担起了家中部分农活，还要帮父亲办理进货、记账等事宜。为了维持基本温饱，父亲付出了极大的辛劳，由于为人老实且脸皮薄等种种原因，父亲不愿主动讨要乡亲们购物的欠款，小本生意日渐亏损乃至停业，而且随着子女增加，家境每况愈下，生活几乎难以为继。
抗战胜利后，随着冀中老根据地人民政权的完善与巩固，党的政策落实及宣传工作的推广，1947年，深泽县委正式宣布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这一振聋发聩的惊人信息激起了广大贫困农民的极大希望和参与农村工作的积极性。我与父亲都主动参加了村中的土改。那时我虽然只有15岁，但已成为民兵队伍的正式成员，同时还承担了村务具体工作。土改的结果，我们家分得了土地、农具和四分之一的牛（四家共养共用），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全家人欢欣鼓舞，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领袖毛主席的想法深扎在我们心中。此时我就在想，共产党这么好，当一名党员一定很光荣，便开始产生了入党的愿望。
1948年3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经村里两名正式党员介绍，未满16岁的我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成为光荣共产党员的最大愿望。经入党教育，我才知道本村第一届党支部，秘密成立于1928年，曾有多名党员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流血奋斗，献出了宝贵生命。对此，我很受教育，决心遵照入党誓词要求，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恰逢此时，冀中军区号召动员青年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认为这是一次为国为民服务的难得机会，也是对一名共产党员的实际考验，征得父母同意后，我毅然报名参军。村里为我们同时报名参军的7名青年举行了入伍欢送大会。当日，锣鼓喧天，骑马披红，乡亲们千叮咛万嘱咐关怀备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记忆，时间虽然过去了好几十年，想起来仍恍如昨日。
二、军中服务三年半 初读马列第一篇
到达部队之后，我们被引领至石门市（今石家庄市）附近一个称为北大营的地方，这是个专门教育培训军队新兵的营地。我们被分配到补训五旅八团一营各连，由于我年龄最小，留在四连连部任通信员。经过几天的接触，我对连首长的个性与作风有了大体的了解。连长原在国民党军队，是起义战士，岁数偏大，带着家眷与幼儿一起生活，说话比较直白，但心地善良。指导员姓冯，知识丰富，富有想象乐于助人。有一天，我给老家书写平安信时，他无意间发现了几个错别字，便一面帮我更正，一面给我讲解。在北大营期间，他在政治上、文化上给了我很多的启蒙教育和帮助。他曾对我说，蒋家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不会太久了，建设新中国需要大量有作为的人才，你没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怎么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怎么堪当大用？
就这样，我开始懂得了学习提高文化的重要性，并把它列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之一，从不懈怠。经过3个多月的政治教育与严格军事训练之后，我们部队奉命经冀南向山西省开拔，经过40多天徒步行军，到达山西省新绛县停止前进。这时才知道部队原本从晋南向北参加解放临汾之战，此时，临汾已解放，部队就此休整几天后，即奉命调转方向南下经风陵渡过黄河，参加解放陕西之战。就在休整的这几天内，我的工作方向和工作岗位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变化。部队转移前，我接到通知，立即去常驻邻村的晋绥军区卫生部机关报到。一位股长接待了我。他说部队首长对我很关心，考虑到我年龄还小，到前线有诸多不便，卫生部宣传队正需要招收一些学员，然后就直接带我去了宣传队。在一间集体宿舍内把我交给了正在和几位乐手练习音乐的队长，队长即介绍我认识了几位学员，并安排我同住在这个宿舍。自此，我成了晋绥军区卫生部宣传队的一名学员。经过一段时间，我了解到这是个综合性的文艺宣传队，既演出音乐舞蹈节目，又吸收了几位京剧老艺人和演员、演奏员，能够演出不同的专场晚会。从演出频率看，许多伤病员和老百姓更喜看京剧。所以虽然规定我是小提琴学员，但更多时间也上京剧舞台跑龙套，扮演八将兵丁之类的群体角色。随着对舞台的熟悉，队里安排我学了一出老生折子戏，饰演《黄金台》里的主角田单。经过学习排练，很快达到了老师要求并能登台演出。
在一次为战地医院伤病员演出时，还引出过意想不到的故事。那天风和日丽，天高气爽，伤病员全体到临时舞台观赏京剧演出。当我演完《黄金台》后，有护士搀扶一位40岁左右拄着双拐的伤员来到后台见我，我打量来者，认出他是本村很有影响的积极分子何造江。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不知道我参军后改了名字，仍然呼唤我的小名，十分亲切激动。我俩互相介绍了参军经历。原来在抗战后期他参加了八路军，现在已是领兵的干部了。在解放临汾时受了伤，但他表示一旦痊愈后立即返回前方。我向他讲述我们7人参军的经过之后，他说，我知道你们的情况，但有些刚传来的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部队过黄河后立即投入了解放陕西大荔的战斗，有不少人员伤亡，其中咱村赵五等3人光荣牺牲了。他说，战争总要死人，但我们共产党人什么都不怕，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新中国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不过你从事文艺和宣传工作安全系数就大多了，好好努力吧。听了老乡的谈话，特别是想到同日参军而英勇牺牲的3位烈士，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不是惧怕牺牲，而是他们勇于牺牲的精神感染了我，为我树立了榜样。我下定决心，要踏着他们的血迹以不怕流血犧牲的精神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做好本职工作，这也是对烈士们的致敬和回报。
部队是一所政治大学校。我在晋绥军区卫生部宣传队工作生活的日子里深刻感受到这一点。队里规定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必读必学书，后来又增加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不仅安排专门时间学习，还指定本队学历最高的队部文书殷老师辅导讲解，并用讨论和考试方法督促检查。这一安排正好与我如饥似渴学文化、政治理论的想法相符合。在时间利用上也为我提供了便利。因我的河北家乡话语音太浓，嗓子也不够用，就停止老生演员的学习，又因为京剧演出较多，小提琴老师的传授也有所放松，我几乎能用大部分时间读书学习。我的学习努力队领导很关注，受到了队长的队前表扬。通过刻苦学习文化知识，我在思想政治方面也有了一定提高，对党的文化文艺方向，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理论中唯物论、辩证法有了初步理解，并产生了进一步学习的兴趣。没想到这一兴趣竟成为我一生不离不弃的习惯，为多年后我被同事们誉为“没有学历的知识分子，没有职称的文化专家”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西进移驻三地市 调职扎根三江源
随着全国政治军事局势的迅猛发展，军内机构为适应形势也在不断地调整。西安解放后，宣传队奉命移驻西安市东大街马场子四号院。兰州解放后不久，我们又奉命进驻兰州市东教場，在这里并入西北军区后勤政治部文工团。这个团下设歌舞团与京剧团。为了加强京剧团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1950年5月30日分配我们4名共产党员去了京剧团，宣布我任二分队（即乐队）队长。
到团后，新任团长介绍说，这个团成立不久，从北京招请来一些正牌京剧艺人，许多人是北京富连成、荣春社等科班儿出身，艺术水平很不错，每天在兰州民国路民教馆演出颇受欢迎，上座率很高。但是，原任团长王更生吸食毒品，腐化堕落，无心工作，旧艺人观念意识、懒散作风等问题严重。他说，现在好了，王更生受到军法处置，你们也来了，要把党支部成立起来，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我们几个军人的到来，在艺人中引起议论，对我们有些戒心。说这几个当兵的来只会“一二一”（指出操），咱们可受不了。为了开展工作，在对他们尊重的同时，还用参加业务活动获取他们的认同。我一面与他们交流在晋绥卫生部宣传队学京剧、唱京剧的经历和学到的京剧知识，一面向鼓师学习打击乐，没想到只用了一周时间，我就能上台伴奏了。这不仅与他们拉近了关系，我也成了能天天上台演奏的乐队铙钹手了。后来，团里按计划开展了以诉苦为中心，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活动。通过诉苦，许多人以亲身经历控诉了在旧社会被歧视、打压、剥削、欺辱的事实，揭露旧社会不拿艺人当人看，视为“下九流”、臭戏子的情况。对比之下，他们开始由衷赞颂新社会、新生活，以被称为文艺工作者、人民艺术家而深感光荣。进而表示要听从党和毛主席的话，更好的为工农兵，为广大人民服务。团党支部以政治教育活动引领，深入实际安排，全团到部队演出，进一步组织参观、听模范人物报告等，不少同志受到教育，思想上发生了深刻变化。
有一位姓费的长靠武生演员，他是北京“富连成”科班儿排行“示”字辈儿的学员，也是现在团里的主演之一。京剧团成立初期，下部队演出多是临时搭舞台，他拒绝演出，说这辈子没在土台子上唱过戏，丢不起这人！团里组织义务劳动，他也拒不参加，说我是演员，不是卖苦力的。他还有一个习惯或可说是陋习，就是每次扮演关羽形象，演出前都要在后台一处焚香跪拜，以求关羽谅解。对这样一位暂时不能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团领导并没有急于求成和采取过激做法，而是通过全团政治学习，个别交谈，并特别赠送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帮助他学习提高。这一切使他在认识上思想上逐渐起了变化。后来，他不仅在土台子上认真演出，还到职工宿舍为大家清唱表演，在积极参加植树等义务劳动的同时，还动员其他同志参加。有次演出《走麦城》后，他出车祸受了轻伤，一些同志劝他恢复焚香跪拜，他反而指出这是迷信思想，说车祸与演出《走麦城》毫无关系。通过全团演职人员的思想变化，好人好事不断增多，我对党组织在剧团开展有效思想政治工作也有了新的体会，认识到旧艺人的思想改造与提高不仅必要而且确能搞好。在党支部领导下，我们二分队团结进步，工作成效十分突出。
1951年11月，正在京剧团工作蒸蒸日上、生机盎然之际，西北军区后勤政治部做出撤销其建制立即合并至一野一军戏曲队的决定。军令如山，全团立即奔赴青海西宁。到达后得知一军要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军戏曲队与三师秦剧队均不随军前往。几天后的一个上午，负责处理善后工作的一军政治部主任吴融峰和青海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君一在省委小礼堂（那时省委在西宁东大街办公）召集我们开会，宣布两团正式合并，命名为西兰京剧院。任命院长韩景林、副院长袁静波，分设原一军戏曲队为第一演出团，原西北后勤部京剧团为第二演出团。鉴于特殊情况，西兰京剧院不随军赴朝，即日移交青海省委代管。大会明确大局之后，在青海省委宣传部具体领导决策下，京剧院对内部组织架构及干部进行了调整安排。我被选为院党支部书记兼第一演出团副指导员，时年20周岁。从此，在党的领导下，我在三江源头这片古老神奇的多民族地区，艰苦奋斗，努力工作，一心为民，无怨无悔，算来已有70个春秋。
四、三项专职离院 文教分家返团
西兰京剧院很快进入了正常工作。鉴于当时西宁市区仅有3万人口，除一军戏曲队投资在石坡街修建了一座席棚简易剧场外，再无演出场地。因而，院里决定半年一换，两团轮流在西宁、兰州演出。为使观众有新奇感，决定第二演出团先在西宁演出，果然售票情况良好，还售出了站票。党支部工作也顺利开展。为积极发展党员，在定期上党课的同时，党员分工对申请入党积极分子教育帮助，适时吸收发展。仅1953、1954两年就发展新党员11名。包括两团团长、部分主要演员。由于我兼任第一演出团指导员，为进一步了解该团历史及现实情况，随团去了兰州，在双城门外和大家吃住演出在一起。
在兰州我了解到一军戏曲队的历史和大家对军长贺炳炎的怀念、留恋及感激之情。是贺军长在1949年9月西进路过陕西蔡家坡时，亲自主持成立了戏曲队，并对戏曲队从政治教育到日常生活管理给予极为亲切具体的关怀，使队伍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素质不断增强。特别是1952年3月，他又将一野三军及三军八师两个京剧队的主要演员调进了一军戏曲队，这是一次大改观。联想到这次西北后勤政治部京剧团合并到戏曲队，也是他调任四川大区司令员之前策划决定的。实质上，西兰京剧院就是在贺炳炎同志的关怀支持下，是整个西北野战军中京剧团队的一个缩影、集合点，为后来组建青海省京剧团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在兰州演出工作生活几个月后，有天突然接到院部电话，让我立即返回西宁。回来方知第二演出团“三反”运动善后遗留问题需做了断，“五反”运动亦发现重点人的问题线索，按上级领导要求抽3人组成专门小组，专职负责此项任务。因此我暂时离开正常工作，成为这个小组的重要成员，投入这场由党中央深入发动的“三反” “五反”运动。“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五反”是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两项运动从机关到社会，从城市到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我们按照中央要求积极慎重地开展工作，对有问题的对象既有群众斗争的方式，也有更多的攻心谈话，把个人交代与内查外调结合起来。经过一段时间弄清了3个人的问题，除一名会计被判刑劳动改造外，另两个有少量问题的人，在退赃的同时作了深刻检讨并受到了教育，都免于刑事处分。我们也得到了锻炼，政策水平与工作方法有所提高。“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两次指示，经过准备阶段，又在机关单位展开了轰轰烈烈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称为“肃反”的激烈运动。由于西兰京剧院发现一名原国民党宪兵队成员，曾有在兰州残害我党地下工作者的罪行，省文教厅将其作为直接抓办的对象之一。在组织专门力量时，我又完全脱离了京剧团的工作，被抽调到厅机关完成这一清查任务。经半年多努力，查清了该对象问题并提出予以劳教的意见。在等待审批过程中，省委、省政府决定撤销省文教厅机构，分别成立省文化局和省教育厅。由于我在机关搞肃反，组织上对我有所了解，调入省教育厅机关人员名单中列有我的姓名并拟任工农教育处副处长。此时，另一个变动比较大的机构就是西兰京剧院。由于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调任甘肃省委书记，他考虑到我省有两个京剧团，甘肃却一个也没有，最后商议决定撤销西兰京剧院，将第二演出团交付甘肃成立该省京剧团。第一演出团改为青海省京剧团，拟定的名单上由我任党支部书记、行政副团长，考虑到我对京剧业务较为熟悉，“肃反”工作后，我毅然回到了省京剧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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