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型文化资源旅游竞合发展格局构建及其应用研究

段春娥 徐卫民 李昕蒙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秦汉时期的国家构建、民族认同与社会整合研究”（17ZDA180）。

作者简介：段春娥（1984—），女，湖北荆州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与文化遗产管理、文化遗产旅游;徐卫民（1960—），男，陕西华县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秦汉历史与考古、文化遗产管理;李昕蒙（1991—），女，甘肃平凉人，硕士，平凉博物馆文博馆员，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旅游、博物馆管理。

摘 要：基于线路型文化资源特点，借鉴文化廊道旅游开发方式，引入竞合理论，探讨文化廊道旅游竞合发展格局构建。首先，以层次分析法建立文化廊道各区段旅游发展能力评价体系，其权重结果表明资源条件（0.49）是影响其旅游发展的关键因素，其余为区段发展能力（0.23）、区段环境条件（0.16）、区段社会条件（0.12）。其次，对秦直道文化资源进行实证研究，根据其区段旅游发展能力综合评价结果，确立了“近期—中期—远期”的开发时序，及 “一个龙头、一处基地、两个中心、三大圈层”的空间竞合策略。据此，线路型文化资源要构建文化廊道旅游竞合发展格局，应对文化廊道进行区段划分，并以各区段旅游发展能力评价结果为基础，以此明确各区段特色，构建差异化的区段旅游格局，进而确立整体空间竞合策略，助推沿线旅游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线路型文化资源;文化廊道;旅游竞合;秦直道

文章编号：2095-5960（2022）03-0080-10;中图分类号：F590.7;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旅游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加强。2009年国家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1]此后，绝大多数省和城市将旅游业定位为战略性产业。随着201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2016年《“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颁布，旅游业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2]而《“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中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提出，意味着旅游业作为一门综合性产业，其作用不再局限于其政治或经济功能，而是要成为带动国家和地方发展的重要领域。

旅游业的发展必然离不开旅游资源的支撑，文化资源作为一种独特的、稀缺的资源，无疑是旅游业所依托的核心资源之一。冯俊新等人就此展开过实证研究，其结果表明文化遗产资源对地区旅游业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3]随着亲子游、研学游、自驾游、骑行游、徒步游等多样化旅行方式的出现，旅行者更倾向于线状的旅游。在此种背景下，线路型文化资源自然而然得到了更多的青睐。线路型文化资源能将各文化要素、文化景观联结成一个整体，不仅重视线路物质文化资源，也重视线路上节庆、民俗、宗教等非物质文化资源，及沿线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对于旅游开发者来说，将这些散落在不同空间的文化资源及自然、文化景观资源串点成线、由点及面地进行主题式的开发，能极大地增强旅游产品的吸引力。对旅行者来说，他们追寻文化线路足迹而展开的文化旅游，不再是走马观花式旅游观光消费，而是深度的文化体验，旅行者在旅行体验中与历史和当下对话，在阅读体验和对话中生产旅游的价值和生活意义。[4]而对沿线政府来说，对线路型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一是有利于增强地方吸引力，二是可通过旅游业的带动效应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满足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

关于线路型文化旅游的研究，国外主要集中在旅游利用方式上，其中与生态旅游[5]、可持续旅游[6]的结合成为其重要研究方向，此外，旅游景观规划也是其研究热点。[7，8]国内则主要以大运河、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线路文化资源为依托，侧重于旅游开发模式[9-11]、旅游价值评价[12，13]、旅游功能开发[14]等方面的研究。事实上，纵观目前线路型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除上述经典线路外，大多数仍是以景点景区为主体的开发方式。沿线区域缺乏相互合作意识，难以实现资源优势互补，最终呈现出局部的、分散的旅游开发局面，应有的整体文化吸引力得不到有效发挥。如此现状，严重阻碍了线路型文化资源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关于线路型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陶犁提出“文化廊道”概念，他指出“文化廊道作为一种新的线性遗产区域旅游开发思路和方式，可以成为旅游线路的灵魂，将单独的旅游景区景点、设施服务、城镇聚落、环境生态通过跨越时空的故事联系起来，形成线状、带状和网状的旅游目的地特征，是一种对旅游产品最深刻的体验方式”。[15]然而，关于如何突出线路各区段特征，构建差异化的旅游格局，以此提升沿线区域整体旅游吸引力和竞争力，却鲜有研究。

鉴于此，本文引入竞合理论，探讨文化廊道旅游竞合格局构建。一来促进沿线区域在旅游发展中通过整体合作与区段竞争互动，改变文化资源间的不良竞争关系和孤立发展僵局，变无序竞争为良性互动。二来打破区域藩篱，在实现要素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又将遵守区段差异化的旅游发展战略，以满足旅游者的高品质需求，实现文化资源保护、生态修复、经济发展的统一，助推沿线区域经济文化高质量发展。

二、竞合理论及其在文化廊道旅游竞合格局构建中的适用性

耶鲁大学教授A.M.Brandenburger与哈佛大学教授B.J.Nalebuff于20世紀90年代在《合作竞争》一书中首次提出竞合理论。该理论核心观点是“为了创造出更大的饼而合作，为了瓜分这块饼而竞争”。[16]简而言之，就是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促竞争。通过合作中的竞争、竞争中的合作，集二者优势于一体，最终实现 “双赢”甚至“多赢”的目标。

一般而言，线路型文化资源空间跨越的地区，大多景色秀美、资源丰富，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不高，且沿线经济实力有高有低、贫富有异、产业结构欠合理、基础设施有待完善。旅游业作为一种关联度高的综合性产业，具备强大的乘数效应和带动能力，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不均衡性。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旅游业已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竞合发展已成为其新路径。当然，旅游竞合发展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一是区域的资源与环境应有一定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差异性能突出彼此不同，达到优势互补之目的;相似性有利于区域整体形象的构建。二是区域空间要有一定的关联性，能为游客行为的先后组织安排提供条件。[17]

线路型文化资源作为拥有特殊文化资源的线性景观，将沿线空间范围内与线路相关的文化资源或其他资源紧密相连，形成一个文化区域整体。在这个区域内，既有共通的整体文化，又有独特的单体文化元素，彼此和而不同，存在资源与环境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与此同时，在区域交通支线的支撑下，以线路为主脉，能将若干旅游吸引物、旅游基础设施相串联，其空间关联性为旅行者顺利进入旅游目的地提供了条件。因而，在“保护性开发”与“可持续性发展”基础上，可将竞合理论引入到线路型文化资源中，构建文化廊道旅游竞合发展格局。

要构建文化廊道旅游竞合发展格局，首先要确定廊道竞合资源要素，这既包括与线路相关的文化资源、自然景观资源，也包括与线路文化无关但对廊道旅游有促进作用的其他文化资源。然后对廊道进行区段划分，并整合各区段资源要素，分析其资源特色，进而明确区段旅游发展定位和廊道旅游竞合策略，促进廊道旅游一体化发展。由此可见，文化廊道各区段旅游发展格局的确立，是廊道旅游竞合发展的关键。因而，要明晰各区段特色，构建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廊道旅游竞合发展格局，就需对文化廊道各区段的旅游发展能力进行评价。

三、文化廊道各区段旅游发展能力评价

文化廊道各区段旅游发展能力评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评价结果直接关系到各区段在文化廊道旅游竞合格局中的发展定位，因此评价方法的选择、评价主体的确立、评价模型的建立、评价指标的选择、指标权重的确立都至关重要。

（一）旅游发展能力评价体系的建立

1.评价方法的选择

鉴于文化廊道的特点，考虑到评价体系中大部分因子可分层级归类并作出相对比较，且来自专家的主观比较可信度较高，故采用层次分析法（AHP）。AHP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决策分析方法，能将复杂问题进行不同层次结构的分解，通过比较和计算得出不同指标的权重，为最佳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

2.评价主体的确立

评价主体分为两类。一是遗产保护与利用、旅游管理、文化遗产管理领域内有一定研究经验的学者和资深从业者。他们对研究对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采用问卷定量评价方法，其结果是此次评价体系的主要依据。二是文化廊道附近的居民和游客，个体素质差异较大，因而采取问卷或访谈形式进行定性评价，其结果作为辅助参考。

3.评价模型的建立

按照AHP评价理念，拟建立文化廊道各区段旅游发展能力评价模型，基本框架见图1。

4.评价指标的选择

文化廊道各区段旅游发展能力评价，实质上也是文化廊道区段旅游竞争力的体现。关于竞争优势的取得，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波特菱形理论”，指出要考虑“资源要素、需求条件、环境条件、介入机会、区域行为”五要素。[18]因而，根据波特菱形理论，参照《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标准，从文化廊道区段资源条件、区段社会条件、区段环境条件、区段发展能力入手，以此构建文化廊道各区段旅游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共包括4大准则、9项因子、27项参考因素。

（二）指标权重的确立与结果分析

1.建立判断矩阵

采用萨蒂1～9标度法（表1），对指标逐层两两比较得到正反判断矩阵。

2.指标权重计算步骤与方法

步骤1，确定权重向量，分为以下几点。首先计算判断矩阵每一行元素乘积

一般情况下，当CI≤0.1时，就说明其判断矩阵具有一致性，其权重结果合理。然而，随着指标n的增加，判断误差也会增加，因此一致性检验还需考虑n的影响，于是就有了一致性比值

其中RI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值（表2），当CR值小于0.1时，判断矩阵权重结果可信。

3.权重确立与结果分析

根据AHP的要求，邀请15位行业专家对各评价指标打分赋值。他们分别来自于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其研究领域涵盖旅游管理、文化遗产管理、遗产保护与利用。专家评分后，以准则层为例构建其矩阵关系（表3）。

最后，根据公式（6）得出CI值为0.04，根据公式（7）得到CR值为0.04<0.1，这说明准则层中区段资源条件、区段社会条件、区段环境条件、区段发展条件的权重指标可信。

运用相同方法计算其他指标，得出文化廊道各区段旅游发展能力评价指标权重（表4）。

从表4可知，在准则层中，文化廊道区段资源条件权重最大，占比为0.49，其余依次为区段发展条件（0.23）、区段环境条件（0.16）、区段社会条件（0.12）。可见，线路型文化资源的好坏是影响其文化廊道旅游发展能力的核心因素。在因子层中，排在前几位的分别是：文化资源核心价值、区段客源条件、区段生态环境条件、区段发展竞争力。可见，文化资源价值的高低直接影响旅游产品吸引力的大小，同时区段发展竞争力的高低、生态環境的好坏、客源的多少对文化廊道区段旅游发展能力亦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四、实证分析——以秦直道文化资源为例

（一） 秦直道概况及其构建文化廊道旅游竞合发展格局的意义

秦直道是秦帝国为了防御北方匈奴南下而修建的军事通道，它南起秦林光宫（今陕西淳化梁武帝村），北至秦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九原区），空间跨越今咸阳、庆阳、延安、榆林及内蒙古地区，全长约700km。作为军事交通道路，它有着一整套的道路系统、军事系统、通信系统，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促进了沿线区域的人口迁徙、商贸往来、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因此，秦直道沿线集合了宫殿、古城镇、兵站、城障、宗教遗址、烽燧等作为线路见证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并与沿线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融为一体，相连成整体。作为一条纵横国土、串联古今、维系统一的国家遗产线路，具有重大的文化遗产价值，是绝佳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载体。

秦直道处于中国北部地区，有着整体的相似性，又因其空间跨度大，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从文化视角来看，秦直道地域相通，山水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近，具有整体层面的文化意义。然而，内部和而不同，存在着文化的多样性，可分为以游牧文化为主的内蒙古段，以半农半牧文化为主的榆林段，以黄土农耕文化为主的咸阳段、延安段、庆阳段。在此基础上，将秦直道划分为咸阳段、庆阳段、延安段、榆林段、内蒙古段，各区段在历史背景、自然环境、文化构成等方面有同有异，有构建旅游竞合发展格局的基础。

如今，如能以秦直道文化资源为载体，与沿线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相结合，构建其文化廊道旅游竞合发展格局，再次发挥其连通南北，沟通东西的通道效应，那么沿线区域便会在日益趋同的地区语境中展现出独具特色的秦直道文化旅游吸引力，进而促使秦直道文化认同感在沿线区域深深扎根。在我国现有的经济带或经济圈中，如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京津唐经济圈都是以文化为依托而形成的。[19]同理，秦直道文化认同感的形成，也会促进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二）评价方法、数据来源及其结果

根据文化廊道各区段旅游发展能力评价体系表，对于秦直道各区段经济发展水平、旅游接待人数、年度旅游收入、人口数量、城乡居民收入、服务业发展状况等因子的数值，直接从各地2020年统计年鉴或政府工作报告中获取。对无法直接获取数据的评价因子，则邀请专家对其评价赋分，分值为1～10分，并对所有因子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将各区段各因子值和旅游发展能力评价体系中相对应的指标权重代入乘法模型，最终得到各区段旅游发展能力综合评价值（表5）及各区段旅游发展能力统计图（图2）。

（三）评价结果分析

现对表5和图2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秦直道文化廊道咸阳段旅游发展能力得分位居第四，为7.1分。作为秦直道起始段，其文化资源完整性、资源组合度、文化资源真实性、文化资源保护等级得分都较高。与此同时，该段途径的淳化县、旬邑县在努力打造生态宜居新家园，因而区段环境条件得分位居第二。然而，淳化县和旬邑县位于黄土高原沟壑区，受地形地貌影响，发展能力有限，导致该段总体得分较低。

秦直道文化廊道延安段旅游发展能力得分位居第二，为7.67分。秦直道文化资源在延安地区质量高、数量多，虽沿山脊线分布，但通达性较好，因而该段文化资源条件得分最高，为3.92分。同时，延安是祭祖圣地、革命圣地、黄河文化圣地、黄土风情胜地，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一批高质量的历史文化资源，人文旅游、红色旅游已蓬勃发展，有着良好的旅游基础设施和充足的客源条件，因而该段社会条件和发展能力得分亦不错。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其环境条件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该段环境条件得分最高，为1.3分。

秦直道文化廊道慶阳段旅游发展能力得分最低，为6.99分。庆阳段也沿子午岭山脊布线，途径区域多森林，文化资源保存良好，因而文化资源条件得分为3.88分，位居第二。如此之外，庆阳扎实推进“再造一个子午岭”工程，因而该段的环境条件得分仅次于延安、咸阳。然而，庆阳段的社会条件和发展能力有限，直接导致该段旅游发展能力处于弱势地位。

秦直道文化廊道榆林段旅游发展能力得分居中，为7.12分。秦直道在榆林地区的走向，无论是经过靖边还是定边，其地形地貌都多为梁峁、沙漠区，地面支离破碎、水土流失严重，加之数千年的农业开垦、风沙侵害，直道惨遭破坏，因而该段文化资源条件得分最低，仅有3.39分。然而，榆林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强大的发展能力、丰富的旅游资源，北接鄂尔多斯草原，南连陕北高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中转站，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因而其社会条件和发展能力得分均位居第二，仅次于内蒙古段。

秦直道文化廊道内蒙古段旅游发展能力得分最高，为7.92分。秦直道在内蒙古地区基本穿越沙漠和丘陵沟壑区，尽管风沙和水土流失严重破坏了该段的道路遗迹，但多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已基本确定其道路走向，且鄂尔多斯东胜区保留了一段完整的直道道路遗迹，因而该段遗产资源条件得分大于榆林段，为3.79分。尽管其遗产资源条件不占绝对优势，但鄂尔多斯的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交通发展、旅游客源条件、服务业发展状况等得分都很高，因而内蒙古段旅游发展能力稳居第一名。

（四）秦直道文化廊道旅游竞合发展格局构建策略

秦直道文化廊道旅游竞合发展格局的构建，首先要以秦直道文化廊道各区段旅游发展能力分析结果为基础，以此确定不同区段的旅游发展定位，构建差异化的旅游格局，然后确定其旅游发展竞合策略。

1.秦直道各区段差异化旅游格局的构建

秦直道文化廊道咸阳段旅游发展能力虽然得分较低，但该段作为秦直道起始段，沿线有以甘泉宫、石门关、黑马峰烽燧为代表的遗址，以扶苏庙为代表的历史故事。因而，该区段可作为秦直道旅游发展的重点区段，充分利用咸阳现有交通网络，将秦直道相关文化资源作为有效空间节点，打造秦汉文化主题旅游产品，并在不同的遗址空间打造差异化的子主题旅游线路，提升旅游吸引力。

秦直道文化廊道延安段旅游发展能力得分最高，其文化资源质量优、价值高，环境条件优越，发展能力亦不错，因此本区段可作为秦直道文化廊道中心区段，重点打造秦直道交通功能主题、秦直道文化交流主题等核心旅游产品。同时还可与生态资源、红色资源相结合，开发深度休闲游憩和徒步越野活动，将文化与自然之美、社会之美、生态之美有序结合、高效融合，满足当今游客对高品质文旅产品的需求。

秦直道文化廊道庆阳段文化资源质量优、生态环境好，且直道途径的正宁、宁县、合水、华池四县正好是甘肃子午岭国家森林公园所在地。因此本区段以秦直道文化资源为中心，结合黄土农耕文化、宗教文化发展人文生态旅游的同时，将子午岭国家森林公园作为秦直道庆阳段的核心旅游吸引物，大力推动自然生态旅游的发展，使两种类型的资源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秦直道文化廊道榆林段作为连接秦直道文化廊道其他区段的交通枢纽和中转基地，适合发展旅游服务相关配套产业，提供吃、住、行、购、娱等旅游配套设施。在完善秦直道文化廊道旅游发展功能的同时，促进本区段社会经济文化更上一层楼。

关于秦直道文化廊道内蒙古段，该段不仅区位优势、产业条件得天独厚，且作为秦直道的终段，一直是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核心之地。因而，内蒙古段旅游发展要将秦直道文化与民族文化相结合，重点打造秦汉边塞文化、匈奴故地文化及少数民族历史人居文化，并将内蒙古段作为整个秦直道文化廊道旅游发展的引擎，发挥其龙头带动作用，给其他区段注入活力。

2.秦直道文化廊道旅游发展空间竞合策略

秦直道文化廊道旅游發展空间竞合策略，主要是根据开发时序和空间发展板块两方面来进行。简而言之就是“整体保护、逐段开发、综合利用”的“近期—中期—远期”开发时序，及 “一个龙头、一处基地、两个中心、三大圈层”的合作发展方向。

“一个龙头”指秦直道文化廊道内蒙古段，以鄂尔多斯东胜区秦直道为中心点，凭借其独特的文化资源条件、成熟的旅游市场和良好的基础设施，实行近期优先开发，发挥统领全局的核心作用，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秦直道文化廊道旅游竞合空间增长极，是文化廊道区域旅游发展的动力源。“一处基地”指秦直道榆林段，榆林位于陕甘宁蒙接壤地带，接近我国消费中心和经济重心区，是呼包鄂榆城市圈、京津—呼包银榆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也是陕甘宁蒙旅游圈的中心，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极易形成大区域旅游板块，可打造为陕甘宁蒙区域旅游集散基地。“两个中心”指秦直道延安段及秦直道庆阳段。它们是秦直道文化廊道旅游竞合空间的增长节点，作为次中心对秦直道榆林段、咸阳段起着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三大圈层”指北部秦直道内蒙古段秦汉边塞文化和匈奴故地文化旅游圈、中端秦直道延安段人文生态及庆阳段自然生态旅游圈、南端秦直道咸阳段秦汉文化旅游圈，三大圈层分别对应各自的资源禀赋优势，实行错位开发，形成结构优化、功能明确、文化分区的秦直道文化旅游体验地。

通过龙头、基地、中心、圈层的确定，最终构建点轴开发与圈层开发相结合的秦直道文化廊道旅游竞合网络体系，将秦直道打造为国内知名的线路文化旅游带，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五、结语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的成立，不仅更加明确了文化资源对旅游发展的重要性，也进一步理顺了文旅融合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以文旅融合发展为契机，旅游业将更加生动地参与到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各大领域中，在此背景下，线路型文化资源无疑是旅游开发的关键资源。然而，纵观大多数线路型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目前依然是以景点景区为主体的、分散性的局部开发，恶性竞争、重复开发、同质化现象严重，而采用文化廊道方式对线路型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可成为旅游路线的灵魂。因而，建立文化廊道各区段旅游发展能力评价体系，以确定各区段的旅游发展定位，最终构建差异化的区段旅游格局和有吸引力的文化廊道旅游发展空间竞合策略，对实现文化廊道旅游一体化发展，助推沿线区域经济文化高质量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

（1）着眼于线路型文化资源的特殊性和对其整体性旅游开发的需要，构建了文化廊道各区段旅游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文化廊道区段资源条件、区段社会条件、区段环境条件、区段发展能力四方面，并以秦直道文化资源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其评价结果与秦直道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这说明本文构建的文化廊道区段旅游发展能力指标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2）秦直道作为国家遗产线路，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组成部分，有着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且沿线将中国北部地区整体的具有过渡性的自然景观相串联，具有突出的景观价值，其旅游发展潜力和带动能力巨大。通过指标评价体系得出秦直道各区段旅游发展能力综合评价结果，据此确立了“近期—中期—远期”的开发时序， “一个龙头、一处基地、两个中心、三大圈层”的空间竞合策略，及点轴开发与圈层开发相结合的秦直道文化廊道旅游竞合网络体系。

（3）对线路型文化资源进行文化廊道旅游竞合发展，应在整体保护的前提下，突出线路各区段的特色和重点，寻求差异有别、主次定位、前后推进、整体联动的竞合发展模式，以期通过旅游业强大的乘数效应，推动沿线区域社会经济文化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EB/OL]. http：// www.gov.cn /zwgk / 2009-12/03/content_1479523.htm.

[2]曾博伟.改革开放40年：中国旅游业发展导向的演变[N]. 中国旅游报，2018-10-9.

[3]冯俊新，张凯云，钟笑寒. 文化遗产资源与区域旅游业发展——基于中国跨省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地理，2008（3）：497～502.

[4]杜彬.文旅融合背景下文化遗产资源推动旅游空间建设的思考[J]. 文化遗产，2021（2）：32～41.

[5]Thurau B，Seekamp E，Carver A D，et al. Should cruise Ports market ecotouris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assenger spending expectations within the Panama canal watershe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2015，17（1）：45～53.

[6]Erfurt-Cooper P. European Waterways As A Source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M]. River tourism.Wallingford，CABI：95～116.

[7]Sugio K. A Consolidation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Setting and Management-Protection Measures for Cultural Routes[M]. Xi"an：Xi"an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05.

[8]Harvey D. Landscape and heritage：
Trajectories and consequences[J]. Landscape Research，2015，40（8）：911～924.

[9]李創新，马耀峰，李振亭，等. 遗产廊道型资源旅游合作开发模式研究——以“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为例[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09（9）：841～844.

[10]李飞，马继刚. 我国廊道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以滇、藏、川茶马古道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2）：136～140.

[11]赵敏. 社会转型时期传统音乐文化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研究——以“六安茶谷”建设为例[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2）：115～119.

[12]杜忠潮，柳银花. 基于信息熵的线性遗产廊道旅游价值综合性评价——以西北地区丝绸之路为例[J]. 干旱区地理，2011（3）：519～524.

[13]任唤麟. 跨区域线性文化遗产类旅游资源价值评价——以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国段为例[J]. 地理科学，2017（10）：1560～1568.

[14]金平斌，沈红心. 京杭运河（杭州段）旅游资源及其旅游功能开发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2002（1）：115～120.

[15]陶犁. “文化廊道”及旅游开发：一种新的线性遗产区域旅游开发思路[J]. 思想战线，2012（2）：99～103.

[16]Brandenburger A M，Nalebuff B J. Co-Opetition[M]. Harper Collins Business，1996：15～29.

[17]宋增文，周之聪，周辉，等. 区域旅游竞合视角的珠海旅游发展策略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S1）：206～209.

[18]迈克尔·波特著，李明轩，邱如美译. 国家竞争优势（上）[M]. 中信出版社，2012：63～116.

[19]贺云翱，刘德奉. 访谈：长江经济带建设必须重视文化发展[J]. 中华文化论坛，2016（5）：7～15;191.

责任编辑：张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