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习近平关于新发展格局的系列重要讲话为依据，从系统思维的角度，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内涵进行了梳理，结果发现，构建新发展格局包含六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内涵：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最大优势是党的领导和拥有稀缺的市场资源，关键因素是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核心要义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最本质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指导原则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结合经济史，以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和习近平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政治与经济关系的重要论述为方法论基础，以剩余价值理论为理论基石，对其背后的学理基础进行了揭示。
关键词：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发展与安全;市场资源;党的领导
中图分类号：D61;F1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22）02-0011-12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国内循环为主体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后，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研究的文章如雨后春筍般涌现①，但是究竟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是什么，就笔者掌握的文献看，目前尚未有完整和清晰的概括，即便是以“准确理解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全面理解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等命名或类似命名的文章也不例外，仿佛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成了一个筐，其内涵可以根据需要剪裁去装②。考虑到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时期乃至今后很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因此准确完整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科学的态度”为出发点，以习近平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系列重要讲话为依据，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从系统思维的角度，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内涵进行了梳理，结果发现：构建新发展格局包含六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内涵，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最大优势是党的领导和拥有稀缺的市场资源，关键因素是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核心要义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最本质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指导原则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结合经济史，以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和习近平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政治与经济关系的重要论述为方法论基础，以剩余价值理论为理论基石，对其背后的学理基础进行了揭示。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尽管从“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理论出发去寻求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充满诱惑，从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增长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去寻求理论基础也是一个不错的视角，但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此，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讲话上明确指出：“就理论依据而言，马克思主义是远大理想和现实目标相结合、历史必然性和发展阶段性相统一的统一论者”[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2]
（一）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
生产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马克思早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就讲过“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了进一步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此产生的现成基础”，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分析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确定经济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它的生产力状况。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误读为“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把基础和先决条件当做了决定因素，并试图用“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来解释不能解释的事实[4]。事实上，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还存在生产方式中介，亦即“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变革的基础，但是生产方式不是生产力的单调增函数，甚至也不是它的单调函数，生产力是生产方式滞后变量而不是相反[5]。由此，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选择生产方式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并使得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能够满足发展的需要[6]。我国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非常落后的条件下，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那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阶段，计划经济体制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方式[2]，同样，在改革开放之后，依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情况，逐步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区别是政治制度的不同，要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就需要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基本原理进行发展，充分认识党的领导、国家、发展理念、文化等上层建筑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从而带来经济基础改变方面的作用，习近平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论述为突破这个误区提供了指引。习近平指出：“经济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经济，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应是经济和政治辩证统一关系和谐发展的集中体现”[7]。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习近平更进一步做了分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为实现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找到一种迄今为止的最佳形式。在这一体制下，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加雄厚、经济内涵更为丰富，形成了显著的政治经济化特征;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推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并在优化经济资源配置的同时，优化了政治资源的配置，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趋于完善和巩固，经济政治化的特征和运动趋势也更加显著”[7]。
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除了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论述外，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论述，“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8]“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是对马克思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基本原理的创新和发展，为理解为什么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为什么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为什么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等提供了依据③。
新发展阶段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的历史阶段，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优势，根据我国的生产力水平，选择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以满足人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高质量发展需求。
（二）以剩余价值理论为理论基石
《资本论》揭示的是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它的剩余价值理论尤其是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以严密的逻辑和翔实的材料，论证了为什么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能够激励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对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之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习近平早在2001年就做过论述：“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难以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因为，无论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只要市场经济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管理体制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同样都是适用的，诸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积累规律、社会总产品实现规律、利润最大化原理、提高利润率和积累率的方法、竞争与垄断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都同样适用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并未过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依然闪烁着真理光芒，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要求我们必须深刻地去学习和掌握《资本论》所阐述的这些科学的共性原理，并善于运用这些原理去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习近平讲道：“自主经营、追逐利润最大化、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公平竞争激发经营主体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性、运用灵敏的经济信号及时对生产和需求进行协调等显著优点，能够比计划经济体制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7]
就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而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只要对它进行创造性转换，即把他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分析转换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来，就可以用来作为经济循环的理论指导。具体而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生产（《资本论》第一卷）理论是生产环节的理论基础，只有从生产环节入手，才能真正理解新发展阶段为什么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国际贸易要遵循比较优势原理、为什么要超越静态和动态比较优势等经济循环背后的深层次逻辑;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资本论》第二卷）是流通环节（注意还包含消费环节）的理论基础。以“国家”为内生变量，在附加国际贸易条件下，可以构建出科学的经济循环理论分析模型，该模型不仅有助于理解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结构演变的过去，而且对于如何畅通经济循环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样，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资本论》第三卷）为基础，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属性，可以构建经济循环的分配环节的分析模型。由于离开社会主义生产谈经济循环将本末倒置，离开社会主义分配谈经济循环既无助于解决经济循环的畅通问题，也背离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共同富裕的生产目的，因此经济循环的理论基础只能是剩余价值理论的系统整体而不是流通环节的局部。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不仅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论证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对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内生性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而且还对市场经济的缺陷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剖析，这不仅为国家或政府克服市场失灵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给为什么要坚持党对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新发展格局重要论述正是剩余价值理论这一科学原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用和创新发展[9]。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最大优势：党的领导和拥有稀缺市场资源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制度优势，雄厚的市场资源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巨大优势，它们既是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依据，也是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基础，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市场资源的优势。
（一）党的领导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我国经济得以健康快速持续发展的现实基础，是带领我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和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100 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國成立以来70 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2]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2]，踏上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而言，党的领导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形成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扫清前进路上的各种障碍，推动新发展阶段各项目标的实现;第二，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做好顶层设计、营造良好环境，以减少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为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掌好舵、护好航;第三，克服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失效”和“市场失灵”，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确保国内国际循环的畅通;第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推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共同富裕的实现。
（二）拥有稀缺的市场资源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
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5]其中，“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的提法非常新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创新成果[10]。
对于市场资源稀缺性的认识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三章“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中指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11]”可惜，亚当·斯密这一论述并没有被古典经济学的继承者或传播者所吸收，因为正如“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所示，不存在市场资源稀缺问题;也没有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吸收，因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那里，供给和需求永远是平衡的，也不存在市场资源稀缺问题。凯恩斯虽然认识到“生产过剩”的存在，提出“有效需求不足”，但并没有站在“市场资源稀缺性”深度去认识这一问题，从而提出的“政府干预”政策带有内生的缺陷。
虽然对市场资源稀缺性的认识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逻辑之中，但是就笔者掌握的文献看，还未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直接论述，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对麻布商品需求时看出：“社会对麻布的需要，像对其他各种东西的需要一样，是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竞争者已经满足了这种需要，我们这位朋友的产品就成为多余的、过剩的，因而是无用的了。”[12]
“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既深化了对市场的认识，也深化了对新发展格局现实逻辑的理解，还为加强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协同提供了理论支撑，促进了宏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理论创新成果。
在新中国成立的70多年历程中，我国创造了巨大的稀缺市场资源，主要表现在：第一，我国是唯一拥有全球工业体系分类中全部39个工业大类的国家，大大节约了上下游产品之间的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这不仅是“去制造业”的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具备的优势，也是越南等发展国家不具备的优势，生产环节优势非常明显;第二，我国拥有世界最发达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并且拥有微信、支付宝、银联等世界最便捷的支付结算方式，建立起了四通八达的物流体系，流通环节非常畅通，这一点从新冠疫情暴发后医疗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快速配给可以看出;第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安排，既调动了资本的积极性，也保证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尤其是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分配环节优势非常突出;第四，我国拥有14亿人口、4亿多的中等收入群体、1.3亿户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容量，为再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3]。从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可以看出，我们具备实现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诸多条件，必须利用好大国超大规模市场容量的优势，使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充分发挥，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除了雄厚的国内市场资源外，我国还拥有全球广阔的市场空间。已经建成包括海南岛自由贸易港在内的 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14]、与 140 个国家和 31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5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5]、先后建成或签署了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等14个新的自由贸易区。广阔的国外市场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因素：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
经济活动本质是一个基于经济分工和价值增值的信息、资金和商品（含服务）在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不同的主体之间流动循环的过程[16]，任何经济体的正常运行都需要保持经济循环各个环节畅通，任何一个环节中断都会出现经济问题甚至引发经济危机。习近平讲道：“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就像人们讲的要调理好统摄全身阴阳气血的任督二脉。经济活动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循环流转。”[1]
（一）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循环演变规律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结束了鸦片战争后沦为帝国主义附庸的状况，并依据我国生产力状况和国内外环境，融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循环，实施“出口替代”战略，引进技术和设备，1953—1957年进口总额年均增长率为7.52%，以苏联援助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依托，重点进行了694个大中型项目的建设，形成了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比较畅通的格局[17]。只是需要强调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一穷二白”，供给短缺严重，处于低水平的“供给创造需求”阶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彻底打乱了国内经济循环的格局，而且也因为独立探索中国发展道路还惹怒了苏联，国际循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都进行了经济封锁，中国被迫走向了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道路。虽然从“出口替代”转向“自力更生为主”，但是积极利用国际市场资源依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例如，1963—1965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口总额分别增长5.6%、17.9%、31.4%，出口总额分别增长6.6%、13.1%、21.4%，而且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粮食比重明显降低，轻工业品成品比重明显增加，重工业品出口增长幅度也很大[18]。统筹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积极利用国际市场资源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
改革开放后，不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想禁锢被解除，而且世界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封锁被打破，和平和发展成了时代的主题，以廉价的劳动力为基础，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市场，成了一个可选项。除了众所周知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考察西欧经济、邓小平访问日本和美国外，還有一个重要事项就是1979年开始尝试在深圳和珠海两地建立“特区”。当时正值全球“代工贴牌”生产的兴起时期，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开展对外贸易成了一个自然选择，于是在广东沿海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即“三来一补”企业。1987年原国家计委副研究员王建提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用换回来的外汇加快我国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走‘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建议[8]。这个有争议的建议，在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下，很快发展成了中国的一个发展战略。1988 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际大循环”战略，标志着我国出口导向战略的正式形成。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要素低成本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逐渐形成了国际大循环主导地位，到2006年中国出口额占全球比重一跃居于第一名，中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也达到了最高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大循环主导的发展模式问题暴露，为应对国际金融风暴的冲击，我国切断了由于经济过热采取的紧缩性经济政策，出台了“四万亿”财政投资计划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扩大内需，转向国内循环，不过出口导向战略并没有改变[6]。需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出口导向战略是基于我国生产力发展阶段的正确选择，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是这个时期的主旋律，为我国经济“富起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增加、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加上人口红利消失和资源价格上涨，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引进技术和设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实现合作共赢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出现了系列变化。根据江小涓和孟丽君的研究[19]，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4.48%，较1980年提高近5.2倍，比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高17.6个百分点，而到了2019年外贸依存度下降到35.68%，比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低近7个百分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我国GDP增长率贡献总体为负值，2009—2011年货物和服務净出口连续三年贡献率为负值，2012—2019年的贡献分别为0.2%、-0.3%、-0.1%、0.6%、-0.8%、0.3%、-0.5%、0.7%[20]，这说明国外循环已无法推动中国这艘巨轮继续前行。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了经济封锁，关键技术上“卡脖子”事件汹涌而至，对中兴的巨额罚款和限制、对华为的全面围剿等，加上新冠疫情的持续冲击，国外循环的条件已经破坏，国外循环为主的战略必须调整。
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从畅通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三个方面进行了部署。
要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需要建立高水平供给和完整的需求体系。从供给看，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供给水平，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发展的问题，形成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高质量的供给。从需求看，需要建立起扩大需求的有效制度，在外需占比不断减少和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只有释放内需潜力，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才有可能。这说明，疏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堵点，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要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需要建立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体系，主要措施包括：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2019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金额高达1 412.3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 369.1 亿美元[14];坚持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至 2020年9月，历经5次扩容，我国已经建成 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次区域的合作，除了已经与 140 个国家和 31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5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外，2020年中欧列车突破1万列达到1.24万列，通达90多个城市，20多个国家积极参与，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我国先后建成或签署了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简称RCEP ）等14个新的自由贸易区[15]。
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统筹发展和安全关系
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在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博弈加剧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其核心要义就是要统筹发展与安全，把新时代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牢固地建立在安全基础之上。对此，习近平讲道：“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1]
（一）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采取向苏联“一边倒”战略，在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下，赢得新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相对安全国际环境，工业化建设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21]。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建设，初步建成了能源、钢铁、汽车、机床、机械制造以及国防军工等产业基地，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门类[22]。对于经济与安全的关系，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的分析堪称经典。对于国防费用是否增加以建造原子弹和更多的飞机大炮，毛泽东指出：“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23]在与苏联交恶后，我国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依据对当时国际环境的判断，毛泽东在1964年5月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思想，据统计，在1964年至1980年，国家在三线地区进行了2 000多亿元的投资，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40%以上，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等，经过长达 16 年的艰苦奋斗，先后建成了近两千个大中型骨干企业、科研机构和学校等单位，初步建成了三十多个工业城市和四十多个大型生产科研基地[22]。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较量，和平和发展成了时代主题。邓小平敏锐地抓住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在确保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以“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24]，放手发展经济，创造性地统筹经济与安全两件大事，为中国赢来了绝佳的发展机会。
统筹发展和安全关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的思想。早在2015年5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就提出了安全发展理念。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搞开放发展所面临的风险挑战。2018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习近平分别从八个方面对需要高度重视的风险进行了分析，安全理念进一步强化。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对八个领域的重大风险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明确要求[1]。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须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把安全问题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安全”成了高频词，出现次数高达 66次。不仅把“统筹发展与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纳入必须遵循的原则，而且设置专章对“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全面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渗透于全文的字里行间，如发展的目标已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的四维空间变成了“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的五维空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专设了“统筹发展与安全”一篇，并在第53章中从实施粮食安全战略、实施能源资源安全战略、实施金融安全战略三个方面对经济安全进行了部署。就粮食安全而言，每年低价玉米、小麦等口粮的进口，不仅冲击了我国口粮的生产而且还存在转基因等安全问题。在农产品大豆上，由于笃信“比较优势原理”（自由主义贸易思维）和错误的收抛储政策（计划经济思维），我国从最大的大豆净出口国变成了最大的进口国，2019年大豆进口量高达8 851万吨，占全球总量的60%左右。2004年震惊中外的“大豆危机”表明过度依赖国外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存在安全隐患。食糖、棉花、优质农产品等方面也面临着同样的安全问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调整农产品结构。[25]就能源资源安全而言，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每年需要消费大量的能源，2019年消费能源总量高达487 000万吨标准煤，煤炭和石油分别占比57.7%、18.9%，由于国内生产的不足，需要大量进口化石能源，2018年进口的比例高达23.48%[18]278-279。这带来两个安全问题。第一是能源对国外市场依赖性较强，一旦出现像新冠疫情、美国封锁等事件，将出现供给不足甚至链条中断事件。例如，我国中断澳大利亚煤炭进口以来，煤炭价格飞涨，期货焦炭指数已从2020年4月3日的1 596.6元涨到2021年9月3日的3 450.5元，涨幅高达116.13%，期货焦煤指数已从2020年4月30日的1 034.0元涨到2021年9月3日的2 804.0元，涨幅高达176.76%。第二是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碳中和碳达峰的目标实现难度大，迫切需要新能源的开放和利用。就金融安全而言，泡沫问题和债务问题都很严重，虚拟经济独立实体经济循环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化解房地产泡沫等的金融风险，实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任重而道远。
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疫情影响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等背景下，安全已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而是必须考虑的基础和前提。对此，高培勇在对“新发展格局简单等同于‘双循环”“将构建新发展格局简单归结于‘畅通”两种误区的剖析基础上，做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判断，他讲道：“透过现象看本质，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只有站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才能找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和着重点、出发点和落脚点，防止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践走偏变样。”[2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还对发展和安全问题进行了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2]
总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安全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经常性和关键性考量。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关系，既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又要维系经济安全，实现经济与安全良性互动[27]。
五、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最本质特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以人口红利消失为转折点，以关键技术“卡脖子”事件的不断出现为标志，我国进入了一个唯有自立自强才能健康发展的历史阶段，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一）独立自主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众所周知，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8]，不仅在战争年代，我们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帝国主义经济封锁下也是如此，而且面对苏联撤走专家，中止援助甚至战争威胁时也不例外。没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很难想象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能够造出原子弹、发射人造卫星等，更不要说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创造性地将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带领我们突破“贫困陷阱”，解决了几千年来都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并在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下，在高速铁路、5G网络、特高压输电等众多领域取得突破，不仅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而且在全球价值链、许多产业链、供应链中，位居中高端，这一点并不因为有一些“卡脖子”技术没有突破而改变。
（二）加快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下，我国关键技术关键领域的软肋彻底暴露了出来。据2018年《科技日报》连载的報道，我国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至少有35项，光刻机、芯片和操作系统位居前三，缺“芯”少“魂”是目前我国遇到的最大“卡脖子”事件。光刻机需要上万个零部件，是高度精密的仪器，具有垄断地位的荷兰ASML，因受到美国的要挟，不肯进口给我们，我国要突破它非常艰难。报道中提到的中科院的 22 纳米分辨率光刻机跟ASML垄断的光刻机根本不是一回事，所谓的弯道超车，如同中国出了个竞走冠军要超越飞人博尔特一样荒唐可笑[29]。中国生产的最好的光刻机，加工精度是90纳米，而ASML已经做到了10纳米以下。对于在手机、计算机、5G网络、人工智能等领域广泛使用的芯片，我国行业老大是中央企业大唐电信参与的中芯国际，其水平与美韩日相差差不多两代水平。该行业我国高度依赖国外市场，PC机的CPU、NANDflash 、DRAM的自给率都为0%④，在HS四位编码商品中进口额最多的商品种类，如表1所示，2015—2019年占比一直在14%左右，2020年提高至16.9%[30]。1990年代中期发生的倪光南与柳传志关于联想是否“自主生产芯片”之争，形象地展现了我国关键技术放弃自主研发的历史，联想成功了，但却走向了“资本追逐利润”的不归之路。华为在美国的围剿下竟然完成了价值链最高端的“设计”，但由于台积电受到美国的要挟也不敢生产，三星作为对手，自然也不肯生产，“卡脖子”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对于操作系统，其实技术含量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倪光南在离开联想回到中国科学院之后也曾经利用Linux开源软件组织力量进行自主研发，但是在那个“做不如买”的时代，并没有完成这一使命。当前，天河麒麟V10和华为鸿蒙已经在“天上”和“地下”完成了它的应用，只是尚不具备被国际三大巨头微软、苹果、谷歌在PC和手机垄断的操作系统那样的生态环境⑤。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遇到瓶颈、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全面上升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美国的“科技围攻”加速了这个进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了两条重大举措：第一条是科技创新，集中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第二条是突破产业瓶颈。我们必须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集合优势资源，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加快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在高速铁路、5G网络、特高压输电等许多方面出现了超比较优势，即便是被美国“卡脖子”的最关键的芯片技术，我国也有了很大突破。发挥我国举国新体制的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容量的雄厚支撑，我国完全有能力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六、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是引领经济发展的行动纲领，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对此，习近平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1]
（一）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格局的关系
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新时代不变的主题。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经济发生了历史的变革，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与高速增长阶段主要解决温饱之类的物质文化需要不同，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更加注重物质文化以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诸如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生活环境等。以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标志，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生产力水平更高的阶段，在这个新发展阶段，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从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关系看，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结果，没有新发展理念的引领，我国也许就会像拉美、西亚一些国家或地区一样跌进“中等收入陷阱”，很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仅从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格局关系看，新发展格局是高质量发展的格局，没有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无从谈起，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引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二）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由上面论述我们已经清楚，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因素是保持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而要保持经济循环畅通，就需要以我国雄厚的市场资源为依托，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而这需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行动指南才可以实现，换句话说，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深入贯彻以创新为驱动力，以共享为目的的新发展理念。
1.创新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源动力。尽管对于创新的重视是我国一以贯之的传统，我们耳熟能详的“两弹一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不同时期关于创新的标志性术语，但是，只有经济进入新常态尤其是在美国“科技围攻”和关键领域关键技术“卡脖子”的新发展阶段才显得比较突出。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经济发展才有了新动力，才能保持经济的增长速度，经济循环才能转起来，我国才可以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较高的位置，避免陷入“低水平的比较优势陷阱”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6]。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对我国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来讲，如果动力问题解决不好，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两个翻番是难以做到的”[31]。“十三五”期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已从2015年的第29位跃升至2020年的第14位，这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结果。“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加快创新驱动，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将大于7%，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将达到6.3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达到7.8%[32]。
2.创新是保持经济循环畅通的前提。没有技术创新、机制体制创新，就很难突破关键领域关键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就无法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于是经济循环就会出现堵点，经济循环畅通就难以保证。在如何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方面，高速铁路技术为我们提供了经典的案例。根据路风[33]的研究，尽管我们分别支付了日本、法国、德国的高速铁路企业6亿元、9亿元、8千万元的技术转让费，但是高速铁路的成功并不是“以市场换技术”的结果，因为德国、日本和法国的高速列车，从来没有在中国真正生产和运行过，也不是“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结果，因为一开始我们就注入了“自主创新”的元素，这一点可以从最早投入运营的列车整车国产化率达到85%以上的CRH380系列看出，而且重要的是，国家对于发动铁路激进创新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当然离开我国的市场规模也很难发展。中国境内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列车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对于保持经济循环畅通具有非常高的价值。
3.绿色和协调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
绿色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階段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诉求，通过绿色发展生态经济，增加市场容量和推动消费升级，以加快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对此，习近平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等著名论断。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发展不平衡问题是新发展阶段的基本要求，也是疏通经济循环的堵点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对于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出发，我们要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31]特高压输电技术从零起步到世界领先，为我们提供了以创新为驱动力，绿色为基调，协调为主要特色的经典案例。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34]的回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压输电技术严重落后，拉闸限电非常常见，随着经济的发展，对电力需求十分强烈，进口的输电设备无法满足我国的需要，因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能源严重不足，也不适合火电和风电等的发展。西部地区正好相反，但由于传输的能源消耗与电压成反比，已有的高压传输技术根本无法满足长距离传输的需要，于是在美国、日本、德国等技术领先国家根本无法提供这样技术的情况下，我国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一跃成为特高压输电技术的领头羊，2021年德州停电冻死人现象与美国没有特高压传输技术有关。我国的特高压输电技术已经走向了世界，2014年中标的巴西美丽山I期工程和2017年中标的巴西美丽山II期工程就是一个标志。特高压输电是能源传输的高速铁路，是世界电力的“珠穆拉玛峰”，它以举国体制为基础，以自主创新为驱动力，破解了区域之间电力传输的难题，也为破解碳达峰碳中和难题和新基建对能源的需要提供了方案。
4.开放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础。要保持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需要统筹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实现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一方面，对外开放增加了我国市场容量，例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投资与贸易快速增长。2013—2019年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到1.34万亿美元;2014—2019年，进出口贸易值累计超过44万亿元，中国已经成为沿线25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14]。另一方面，实现互通有无，促进资源配置全球优化。例如，2013—2019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达到1 173.1 亿美元，承包工程营业额高达4 980亿美元[14]。对此，习近平指出，“我国3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对外开放。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31]在新发展阶段，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依靠劳动力低成本参与国际循环的优势已不复存在，需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之中。
5.共享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的和手段。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一以贯之的生产目的和本质要求，自然在新的发展阶段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的和本质要求，因此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时，必须坚持共享的发展理念，让所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都能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共享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的，而且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非常重要的途径。所谓的扩大内需，实际上就是提高消费水平，由于富裕阶层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小，所以只能提高广大群众的消费能力，而这需要建立公平有效的分配体系，让广大群众有能力去扩大消费和提高消费层次，离开共享也就无从谈起。
注释：
① 截至2021年7月1日，以“新发展格局”为主题在知网上可以检索到4 504篇文章。
②注意，这里强调的是作为一个系统整体的研究，裴长洪[14]、黄群慧[16]等都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做了深刻的论述。
③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凸显了文化的作用。
④只有手机上使用的应用处理器和调制解调器有较高的自给率，2017年分别为15%和22%。
⑤根据阅读文献和笔者长期从事该行业的经验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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