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
随着3月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和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召开，今年的两会再一次拉开了序幕。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悠悠万事，吃饭为大，要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全面压实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大力抓好农业生产，完善和强化农业支持政策，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促进农业丰收、农民增收;要共同努力，装满“米袋子”、充实“菜篮子”，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要严格食品全链条质量安全监管……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今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又提出了哪些与食品行业相关的意见和提案呢？
粮食安全不容有失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022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一年。围绕着“三农”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代表委员们在两会上积极建言献策。
尽管去年我国粮食生产第十八年丰收，为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但还面临不少挑战，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端牢中国人的饭碗不容任何闪失。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粮食产量要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目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陈萌山提出以下建议：1.明确产业带建设战略地位。把建设粮食安全产业带作为东北振兴、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制定一揽子支持政策。2.加大种粮农民政策扶持。建立技术补贴制度，加大符合国际规则的转移性补贴力度。3.加大粮食大县政策扶持。加大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提高地方在主要税种上的分成比例，研究建立主销区向产业带的补偿性转移支付机制等问题。4.促进加工养殖业发展。强化政策引导，鼓励粮食就地加工转化。通过用地、贷款、补贴等手段，鼓励养殖企业规模发展，推动农牧循环。5.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齐水利设施短板，提高标准、健全管护、全面覆盖，确保高标准农田持续发挥效益。6.增强科技装备支撑服务能力。实施良种工程，揭榜挂帅选育高产优质抗逆新品种;实施沃土工程，改良土壤，合理轮作，提升地力;加大绿色低碳技术的集成推广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德州市政协原副主席马传先认为，开展“吨半粮”（即小麦、玉米两季亩年均生产能力达到1500公斤，其中小麦产量650公斤、玉米产量850公斤）生产能力示范区建设，对于高标准推进粮食安全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为推进“吨半粮”生产能力建设，马传先建议加大对德州等粮食主产区农田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提升农田基础设施配套水平;加大对现代种业的支持力度，鼓励支持国家级科研育种单位在粮食主产区设立研发机构，建设先进种业技术集成推广应用基地和政策试点先行区;支持粮食主产区提高农机装备水平，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农机购置补贴力度，出台农机用油专项补助政策，推广大型动力机械、联合作业机械等，降低作业成本、提高作业效率;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资金支持力度，健全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完善产粮大县奖励等激励政策;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农业用水的保障力度，加大对黄河流域粮食主产区的引黄指标，统筹考虑主产区粮食面积、总产、单产等因素，实现科学精准分配。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局长赖应辉表示，据测算，南方农民种一亩水稻的直接成本约需1380元，按中晚稻最低收购价计算，每亩利润144元;北方农民种一亩水稻的直接成本约需1450元，按最低收购价计算，每亩利润约118元。“这100多元利润，实际上就是农民种一亩水稻一年的收入。”赖应辉认为，要想提升粮食的基础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就需要向土地要效益。“要围绕‘确保旱涝保收和提高地力与质量’的目标，区分南方和北方、平原和山区的耕地特点，制定不同投入标准，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向种粮农民提供质量更好的耕地。”赖应辉建议，在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大农业科技投入，选育高产优质粮食新品种、研发耕作生产新方法，向种粮农民提供良种良法，用科技的手段增加农民的收入。
向土地要效益，一方面要提高土壤肥力，建设高标准农田，另一方面也要培育良种，提高亩产效益。全国政协委员、荆楚理工学院副院长杨希雄在基层调查中了解到，近年来选育的水稻新品种很多，尽管产量、米质均有所提升，但水稻种业产业链各环节之间仍有衔接错位的现象，制约着水稻种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因此他建议，要大力支持水稻种业的科技创新力度。一是加强产学研合作，开展智慧水稻栽培、加工新技术试验研究，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开发一批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和新工艺。二是充分发挥科技引领、支撑和撬动作用，挖掘品种特色、产地特色，开展专用水稻、米粉稻、控血糖水稻等功能型水稻、彩色水稻的品种开发。
杨希雄关注的是水稻种业，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关注的则是小麦种业。据统计，环渤海滨海区域淡水资源匮乏、土壤瘠薄盐碱，现有约4000万亩中低产区和1000万亩盐碱荒地，是我国重要的后备耕地资源。“如果采取措施推动中低产粮田的产能提升，该区域就有50亿公斤的粮食增产潜力。在人均耕地不足的背景下，有效挖掘盐碱地等边缘土地的粮食增产潜能，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李成贵表示，作物杂种优势利用是盐碱地等中低产区增产提质的有效途径。二系杂交小麦应用技术是我国首创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科技成果，创制的杂交小麦品种在环渤海滨海盐碱地表现出耐盐碱、耐瘠薄、适应性强等显著优势。“部分品种实现了多年多点大面积产量突破500公斤/亩的水平，增产潜力达30%以上，创造了盐碱旱作增产47.1%、贮墒旱作实打实收近500公斤/亩等示范典型，显示出了中低产区粮食生产能力快速提升的巨大潜力。”
李成贵认为，未来十年将是杂交小麦服务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战略、提升环渤海滨海盐碱地粮食生产能力的关键时期，急需政府像当年支持杂交水稻一样来支持杂交小麦在环渤海滨海盐碱麦区的发展，为挖掘中低产田增产潜能、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提供有力科技支撑。为此，他建议：一要充分发挥创新体制优势，由国家组织实施小麦强优势杂交种创新重大工程，针对环渤海滨海盐碱地耐盐碱丰产稳产小麦品种缺乏的突出问题，主攻抗逆绿色高效杂交小麦新品种的培育，充分挖掘利用小麦的杂种优势，着重提升环渤海滨海盐碱地、北方旱地小麦的产能，为打好种业翻身仗、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种业安全贡献力量。二要实施环渤海滨海盐碱地杂交小麦丰产增效示范工程，针对盐碱地水肥资源利用效率低、高产潜力挖掘不足、规模化丰产增效技术不完善等技术瓶颈，开展耐盐碱杂交小麦高产创建和綠色增产攻关研究，创建盐碱地小麦丰产增效生产技术体系，并在河北、山东等盐碱麦区进行大面积技术集成示范，逐步推广至全国适宜中低产区。三要增大财政扶持力度，建立专门针对盐碱地的杂交小麦种植补贴制度，充分调动环渤海滨海盐碱麦区农民种植杂交小麦的积极性，尤其是盐碱地种植前三年，给予种粮者适当的购种补贴，引导形成杂交小麦盐碱地持续发展的能力。
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政府也出台了不少的扶持政策，以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比如发放种粮补贴、农业保险补贴等。
“农民种植粮食作物的收益远低于非粮作物的收益，农业收益远低于外出务工收益，使得农户种粮动力不足。”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王红玲说，“要在‘晓之以理’、压实地方党委政府粮食安全责任的同时‘辅之以利’，让农民种粮多得利，综合运用政策、市场等手段来激发经营主体种粮的内生动力。要严格遵循‘谁种田、谁受益’的原则，构建补贴同粮食生产挂钩机制，精准补贴真正种地的农民或农业规模经营者。”
全国政协委员张占斌建议，设立专项种粮扶持基金，稳步提升农业补贴，完善主要粮食品种价格支持政策，建立稳定的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增长机制，让种粮农民切实得到实惠。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昌图县东兴村党总支书记吴艳良也希望国家能给予更多的补贴。昌图县是辽宁省最大的产粮县，据吴艳良介绍，目前“产粮大县、财政穷县”的局面仍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吴艳良建议考虑辽宁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作出的突出贡献，考虑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大产粮大县奖励资金对东北地区倾斜支持政策;考虑辽宁省财政困难、“三保”压力大的实际情况，对辽宁省实行与东北其他三省（自治区）同等奖励政策。
在政府给予的农业保险补贴方面，目前各级财政补贴可达保费的80%以上，近期国家又把三大谷物的种植收入保险和完全成本保险扩大到全国主产省的820多个主产县。虽然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势头良好，但也存在经营不规范、服务不到位、效率不够快等问题。为此，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建议，要继续“扩面、增品、提标”，不仅要稳步扩大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宗农产品保险的覆盖面，还要推进农业保险产品创新和服务能力建设。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辣椒行业协会会长谭建兰建议，由农业农村部牵头，搭建农业保险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农业基础数据、灾害风险数据统计，整合农业、财政、气象、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的信息资源，科学服务农民，解决农业保险“查勘定损难”等顽疾。
有了高标准农田、良种、财政的支持，如果没有人种地，或者不会种地，那么前面的一切努力都会付诸东流。因此，在两会上，农村劳动力“断代”、基层技术人员匮乏等问题也得到代表委员们的关注。
“充足数量和较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是保障粮食安全、推动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然而，我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农村正面临着生产领域一线劳动力、基层农技人员和农业管理人员严重短缺的‘断代’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湖南省委会副主委、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雷鸣强说。
究其原因，一是农业比较效益低。调查显示，一个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年收入是农民务农年收入的3-5倍。二是农业劳动强度大。在一些地形起伏较大的丘陵地区，由于不适宜机械化，农业生产仍要依靠传统的农作方式。三是农业风险较大。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作用下，虽然目前政府出台了很多补贴、奖补等支持政策，但增产不增收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对此，雷鸣强建议，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构建“专门机构+多方资源+市场主体”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创新农技推广人员激励机制，鼓励农技人员在岗创新创业，开展农技入股创新试点;加强校地合作，加大定向委培乡村农技人员的力度。
“农民对科技的需求很多，但是在一些乡镇很难找到农技推广人员。”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孙斌鸿源农业开发集团总经理孙斌指出，现在的农技推广体系存在管道不通的问题，其中乡镇一级的农技推广机构建设较为薄弱是主要症结。队伍不稳定、人员素质不高，让新技术、新品种、新肥料推广到乡镇就遇到了断层。为此他建议，实施农业院校农技推广专业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同时提高县、乡镇农技推广人员的福利待遇，适当放宽职称评定条件，改善农技推广人员的工作条件，引导人才向基层流动。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站长张莉同样认为，打通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关键点在于乡镇。“以畜牧技术推广为例，目前，全国县、乡两级独立设置畜牧技术推广机构的不足一半，县级独立设站的占比不到50%，乡镇级独立设站的占比仅为20%左右。”张莉指出，目前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还不健全，乡镇一级大多成立农技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身兼数职，日常的技术推广服务工作难以延伸到基层，阻碍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张莉建议，应着眼于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以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为目标，加强市、县（区）、乡（镇）三级技术推广机构建设。推行“管理在县市、服务在乡镇”的管理模式，把乡镇推广机构的人财物支配权收归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进一步明确基层技术推广的职责和岗位，通过整合机构、明确职能、充实人员、健全制度来完善技术推广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孟平红认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时期新需求下，科技特派员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农业早已不仅仅是‘种地’的问题。农户在品种选择、栽培规范、加工标准、质量安全等多方面有科技需求，需要科技特派员有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目前具备综合知识技能的科技特派员少之又少。”另外，科技特派员多以委派方式到农村工作，未能真正实行双向选择，导致科技特派员和企业、农民之间难以达到契合，并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真正需求，使科技特派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对此，孟平红建议，应由省级有关部门牵头，建立由农业农村、林业、金融、生态、法律等各方面专家组成的专家数据库，为产业发展链条中的突出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成为科技特派员在基层开展工作的坚强后盾。同时，吸纳企业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进入科技特派员队伍，提供全产业链服务，使技术把脉更精准，更能契合当地产业的结构调整。也可以建立网络平台或大讲堂，录制技术培训课件，把技术小视频上传云端，实现线上线下互动服务，提高技術服务的质量。
对于农村人才短缺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信阳文新茶叶公司董事长刘文新建议国家出台特殊政策，鼓励大学毕业生、外出创业成功人士等青年力量返乡回乡发展，充分发挥青年主力军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为实现乡村振兴奉献青春、作出贡献。首先，进一步营造青年发展的良好环境。树立乡村振兴的人才导向，积极营造青年成长发展的良好环境，鼓励、支持、吸引大学毕业生、外出创业成功人士等青年返乡回乡发展，建功立业。要把返乡回乡青年人才和“引进人才”同等对待，享受优惠政策中的有关待遇，同时帮助解决他们工作、生活、学习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激发青年面向“三农”创业、创新、创富的活力，让青年人愿意回、回得去、留得住，安居、安心、安身、安业，不断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其次，进一步建立青年发展的激励机制。要建立适应青年成长、体现青年特点、符合青年发展的“回归”乡村振兴激励机制，积极引导青年回归家乡、建设家乡，在乡村振兴中充分发挥青年主力军的作用。针对农村青年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要从工作机制、能力提升、选拔评聘、培训扶持、服务保障等方面入手，完善管理服务、评价考核、流动竞争等制度机制，增强青年对乡村工作的认同感、归属感，不断激发青年人才发展自我、奉献社会的内在动力，让青年在实现乡村振兴过程中，创业有机会、干事有平台、发展有希望，真正享受在农村和在城市工作一个样的环境和待遇。最后，进一步优化青年发展的知识结构。实现乡村振兴，要培养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分布适宜、作用明显的新型青年职业农民队伍，不仅培养和强化他们的家乡情怀意识，更要优化和完善他们的知识结构，增强和提升干事创业的本领。一方面支持、吸引农村大学毕业生回乡创业，可以发挥他们在电子商务和直播平台的乡村网红作用，成为乡村创业的先行者;一方面引导鼓励外出创业成功青年返乡带头组建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的农业经营合作主体，高起点发展现代农业、乡村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从而带动农民走新型的农业经营之路。
在两会上，针对电商助力乡村振兴、数字化推动乡村振兴等话题也是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互联网已经成为农产品产销对接的重要渠道。随着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不断完善，线上销售渠道进一步打通。特别是拼团、社区团购、直播带货等新型电商模式不断涌现，农产品网络销售规模不断扩大，农产品滞销卖难的现象减少。”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表示。
电商“下乡”发展潜力固然大，但农民做电商直播，缺资金、人才、设备、流量等是普遍现象。对此，刘文新建议，一方面要培养更多的电商人才，另一方面要加強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在一些偏远地区，受地形或人口分布等影响，农产品生产较为分散，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需要让更多专业生产者组成规模化的生产主体。
赵皖平建议，结合国家数字乡村试点、“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点等，借助数字化机制和手段，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建设，生产更符合市场需求、标准化程度更高的优质农产品，拓展农产品价值链的增值空间。鼓励发展农村快递末端服务，引导利用村内现有设施，建设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支持发展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加快广大农村地区物流末端服务市场的建设，构建长效的农产品产销模式。
全国人大代表梁倩娟建议，电商要想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就要加快实施物流快递入村工程，促进农村消费;县级要实现统仓共配，降本增效;村级活跃站点可配备公益性岗位，让偏远地区的群众享受电商发展带来的红利。
在“数字化”为农业赋能、推进乡村振兴方面，不少代表委员认为，数字技术赋能有利于农业构筑起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优势。“数字技术的应用，正在深刻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表示，“数字和农业的结合，能够激发新的业态、新的模式，帮助农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霍学喜表示：“提升全链条数字化水平，推进农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一方面可以推动农业业态扁平化发展，减少生产、物流、交易等流程中的冗余环节;另一方面可以实现供应链短链化，通过大数据、云计算进行精准化匹配，精准连接供需双方，大幅缩短供应链;再一方面可以提升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运营的精准化水平，抵御各种市场风险，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催生农村智慧产业的成长。”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原巡视员李云才说，“不少农村地区在实践中，以智能系统平台作为支撑，激活农业金融服务动能，形成了农村电商、直播带货、智慧物流、远程医疗、广告等跨界新业态，探索出线上线下相结合、产加销于一体、产学技于一炉、产业融合贯穿始终的新模式，实现链接到户、服务到户。”
需要注意的是，数字农业发展方兴未艾，同时也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认为，数字技术助力乡村振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是农业农村数据资源分散，数据共享开放程度不足，数据价值挖掘利用不够;二是核心技术研发创新跟不上，农业机器人、智能农机等装备适应性较差;三是乡村数字化复合型人才不足，经营主体整体数字化素养不高。”
就如何更好地释放数字技术助力农业发展的动能，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魏后凯表示：“要把数字技术和农业深度融合作为一个重大战略，从国家层面来推进，引导数字技术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渗透。”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农业大学常务副校长马传喜建议：“既要加大投入，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农业大数据平台、智能监测平台等硬件载体的建设，还要加强对基层干部、农民和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数字素养培训，让从业者更好享受数字时代的发展红利。”
全国人大代表、华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连增说，实施乡村振兴，就要坚持质量固农、绿色兴农、品牌助农、科技强农，让农业发展从专注于增量向提质增量双重转变。
出台更多税收等扶持政策
助餐饮行业渡过难关、转型升级
餐饮业是活跃经济、繁荣市场、促进相关行业发展的重要行业，一直都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重点关注的行业之一。由于受疫情影响，餐饮业这两年的日子着实难过。企查查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吊注销餐企达到88.5万家之多，创了十年来的数据新高。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餐饮等行业就业容量大、受疫情影响重，各项帮扶政策都要予以倾斜，支持这些行业企业挺得住、过难关、有奔头。为了帮助餐饮企业渡过难关，代表委员们又提出了哪些建设性的意见和提案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严琦指出，餐饮行业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了大批基层劳动者的生存问题，为安置劳动就业、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人工成本负担却越来越重，且相比其他产业而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从业人员拿到手的工资收入也不多。近年来，餐饮业存在“高房租”“高能源”“高人工”“高物料”“低利润”的“四高一低”难题，让企业举步维艰，尤其在疫情的影响下，用人成本的上升更加使得餐饮企业经营困难。为此，严琦建议应降低劳动密集型低收入餐饮行业的社保缴费基数，建议以当地政府部门公布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为该地区餐饮行业社保缴费基数;对安置就业人数500人（含）以上的餐饮企业，给予专项就业安置补贴，激发企业发展活力，鼓励餐饮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为促进社会就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严琦进一步表示，疫情对未来餐饮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变革效应。公共卫生监管、市场监管、消费习惯、消费能力的调整和变革，都对行业产生巨大影响，传统餐饮业转型迫在眉睫。为此，严琦提出要支持传统餐饮企业迭代升级，加快数字化转型。
“要丰富传统餐饮企业升级场景，各地要率先在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学校，以及机场、车站、公园等地建立餐饮智能应用化场景，全国各省中心城市要率先建立一批‘无人餐厅’‘智慧餐厅’。”严琦建议，对于传统餐饮街区升级改造，各地也要出台扶持政策以吸引民营企业参与。
严琦还建议支持餐饮龙头企业数字化转型，鼓励餐饮龙头企业向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务领域延展，积极发展预订平台、中央厨房、餐饮配送、食品安全、餐饮智慧终端、餐饮机器人等支持传统产业升级的配套设施和服务体系。
对于餐饮行业的未来发展，严琦建议国家设立专门餐饮发展基金，扶持餐饮业发展，对重点监测的龙头餐饮企业、品牌餐饮企业加强扶持力度，给予部分所得税返还，将装修、房租、水电、菜品研发创新、企业人才培养（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项目纳入餐饮业增值税可抵扣项目。“还要积极培育地方餐饮特色品牌以及餐饮业领军人才。”严琦表示，各地要积极发展绿色饭店、主题饭店、有机餐饮、快餐团餐、特色餐饮、农家乐等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消费需求的细分业态;鼓励龙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按需定制培养人才，拓宽技能人才职业发展上升通道。
对于连锁餐饮企业如何应对疫情挑战、扛过寒冬，全国政协委员洪明基指出，关键仍在于及时应对消费习惯以及外界环境的变化，调整经营模式。“我觉得业界现在最大的挑战在于，一是消费习惯的改变，大部分的连锁行业包括餐饮行业在内对互联网模式还不够熟练，不适应当下的消费习惯以及消费链路，渠道分散，因此在销售上面临巨大冲击。二是外界不确定性因素造成的原材料成本上涨，销售降低加上成本上涨导致很多企业面临特别大的困难。”洪明基说，提高餐饮业效率的唯一出路就是数字化、科技化。想要多渠道甚至全渠道发展，没有数字化就做不了整个架构，这恰恰也是零售行业和餐饮行业的困境。
另外，洪明基也提出了一些十分具体的帮助餐饮企业减负，让餐饮企业顺利渡过特殊时期的建议。比如，专项出台房租减免指导性文件，包括：承租国有企业经营用房的，免去受疫情期间被要求停止堂食营业期间的房屋租金;对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出台房产税减免或者增值税抵扣等税收优惠政策;在疫情防控期间，继续实行阶段性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等。
为了更好地鼓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之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却将餐饮业列为不适用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行业，不能够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刘延云建议，应将餐饮业纳入适用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行业，允许餐饮行业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优惠，促进餐饮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体验、新期待而不断努力。
对于餐饮业的食品安全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丁梅表示：“通过对多地不同规模的西餐厅、中餐厅、快餐店等实地调研发现，他们使用的菜单存在一些普遍问题，亟需出台相关管理规范。”丁梅委员建议，尽快制定出台“关于餐饮菜单”国家和地方管理规范，明确餐饮菜单中名称的使用要求、原料产地要求、图片标注原则、添加剂安全使用等相关内容，以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帮助消费者选择合适的、利于健康的菜品。同时，应通过餐饮行业菜单管理规范和“行业自律公约”的制定，使餐饮经营者、政府部门的监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对促进规范行业发展、保证食品质量安全、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发挥必要和积极的作用。
对于如何推动中华饮食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食疗营养部主任王宜提出三项建议：一是开展“国际中餐日”活动;二是组织现有外宣资源形成合力;三是设立专项基金，助力海外中餐發展。《中国餐饮产业发展报告》主编、红河学院校长于干千教授也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政府制定相关的支持政策;二是发挥国际性中餐业组织和海外华侨华人的积极作用;三是走出去的企业要认真研究海外的法律、法规和标准、饮食风俗、商务环境等。
针对目前餐饮行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党支部书记李君提出四项建议：一是加强对有意混淆品牌行为的监管。建议相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对有意蹭其他品牌热度、误导消费者、营销自己以牟利的行为加强监管，让相应的行为人和企业主体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经济赔偿乃至法律责任，深刻意识到此举对公平正义的法治营商环境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二是加强对故意虚假宣传行为的惩戒。尤其是餐饮外卖市场上存在的雇人刷单、恶意差评等行为，建议相关部门加强惩戒。三是加强对恶意低价营销行为的干预。对于餐饮市场上以排挤竞争对手、吸引投资者眼球，进而收割“加盟韭菜”为目的的恶意低价营销行为，建议相关部门严格干预、严肃管理，以维护稳定健康的经济环境，维持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四是加大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联动。目前我国的市场营商环境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国家层面还没有出台专门针对促进餐饮业发展的立法。有关法律法规仅从部分环节对行业进行了规范，无法实现各个监管部门的协同联动、信息共享。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在指导餐饮企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重市场竞争规律的基础上，能够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共同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
加大技术创新和金融支持
推动奶业振兴和绿色低碳发展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实施脱贫地区特色种养业提升行动;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继续实施奶业振兴行动。农业农村部等9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奶业振兴的若干意见》鼓励通过发展家庭牧场，促进奶业振兴。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以更大力度推动乡村振兴，并再一次对奶业发展做出“加快扩大奶业生产”的指示，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6年针对奶业发展做出政策推进，彰显了国家坚定奶业振兴的鲜明态度，明确了奶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关于如何推进奶业振兴，两会上也有不少代表委员提出了建议和提案。
家庭牧场作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和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有效带动了农业延伸产业链、拓展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在振兴乡村产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也为地方政府、农牧民、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然而，在家庭牧场实际建设中，牧场选址、设施农业用地土地复垦费用和税收、土地规模化流转、金融政策、人才振兴、水电路配套设施、防疫体系建设等方面依然存在一些困难和制约。家庭牧场在建设农业设施中如何取得土地、如何解决经营融资难和吸纳人才等一系列问题，亟需创新体制机制。为此，全国人大代表、君乐宝乳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建议，继续加强、完善和落实财税金融支农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更好地保障家庭牧场的土地经营权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产业融合发展、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推进奶业振兴。一是多渠道解决家庭牧场的建设用地难问题。建议加大奶牛家庭牧场的扶持力度，在年度农业设施用地指标中单列一定比例，专门用于奶牛家庭牧场建设。二是加大对奶牛家庭牧场的金融扶持力度。解决家庭牧场经营主体的融资难问题，根据家庭牧场信贷需求的特点，加强农业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扩大新型经营主体财产（牛舍、生物资产等）可纳入抵押的范围，采取多种形式的金融服务，扩大金融支持力度。三是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给予更多扶持。建议加大对家庭牧场的扶持力度，推进家庭牧场水电路改造、粪污处理、挤奶设备、TMR设备等配套设施建设，并支持家庭牧场自动化、智能化设施设备的使用。四是完善科技创新、培训和服务体系。进一步加大对家庭牧场的培训力度，提高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制定专门计划，对符合条件的中高等学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务农创业给予补助和贷款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蒙牛乳业研发创新部党支部书记、研发高级经理史玉东针对原料奶生产和消费存在季节性和区域性不平衡、奶源周期性过剩和短缺的问题也提出了不少建议。
针对奶牛存栏量和牛奶产量相对较低、奶源自给率连年下降的问题，史玉东建议，阶段性开放相关国家的奶牛进口，同时出台政策鼓励育成牛等后备牛养殖基地的建设，提升国内奶牛自给率。
为了激励乳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史玉东指出，有关部门应出台鼓励政策，针对具有代表性的先行示范企业或“碳中和”案例给予政策支持，树立奶产业低碳发展标杆，带动行业加速推动科学减碳规划与实施，助力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的实现。
在奶业创新方面，史玉东提出，争取创建国家乳制品先进制造业集群;在产品创新方面，加大对高端乳制品的创新力度，实现产品结构优化，更好满足消费者对于新鲜、健康乳制品的需求;在技术创新方面，加大对乳业标准创新的支持力度，以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乳业）为载体，参与国际乳业标准创新工作，引领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和技术标准转化，培育标准化人才。
针对当前饲料使用率低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建议从优化育种、饲料配方和养殖三个维度入手，降低饲料用粮，并提高饲料转化率。包括大力推广数字化饲料配方技术、精准饲喂技术，对饲料养殖企业的软硬件技术改造给予资金补贴和支持，对养殖企业提升精准饲喂水平等生产设备的采购、技术改造给予资金奖励、信贷支持等;以政策支持龙头企业参与杂粕、粮食加工副产物、食用动物副产品和微生物蛋白、昆虫蛋白等蛋白饲料资源的研发利用等。
针对当前养殖企业普遍亏损的问题，刘永好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出台政策，加大对企业自研节粮育种项目的资金扶持。鼓励和保护企业自主研发的积极性，让企业免于因亏损而减少科研投入，保障育种研究在人员、资金上的持续性，让专业技术人员能够长期专注于优化种猪、种禽的选育研究，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降低生产成本，争取更大的利润空间。
除了以上关于农业、餐饮、乳业方面的建议，代表委员们还对食品营养、保健食品、益生菌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指出，现阶段必须坚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从中国传统食品现代化着手，凝练基础科学问题、关键核心技术问题，解决人民群众特别关心的食品安全、食品風味、食品营养健康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晨光生物董事长卢庆国表示，自2016年《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实施以来，保健食品的注册审批工作进展缓慢，2018年仅有10款保健食品注册获批。2019年审批速度虽然加快，但仍有许多2015年前申报的新产品未获得批准，2020年至2021年审批速度又有所放缓。针对保健食品的审批现状，卢庆国建议：一是加快保健食品新品种的注册审批速度，尽快审批处理多年积累的已申报未审批的保健食品新品种，满足保健食品行业发展需要。二是尽快发布保健食品声称的保健功能目录、功能检验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和方法相关文件，完善注册保健食品评审标准和流程。三是尽快建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研究指南和评审细则相关体系，鼓励企业创新，营造市场良好发展氛围，为保健食品新原料和新功能研究提供注册申报通道。
史玉东表示，当前在食品领域，针对儿童、老人等特定人群需求的食品基础通用标准仍处于空白状态，有必要尽快建立健全、完善特定人群食品的质量标准体系。另外，目前益生菌在食品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但在食品质量标准体系中尚缺乏相关标准，建议推动益生菌相关规范标准的制定，完善食品行业质量标准体系，有效提高这一类食品的质量水平，推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华社评论道，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举行的全国两会意义非凡，将为新征程注入新动力，为新未来开创新业绩。这次的两会是一次求真务实的大会、提振信心的大会、鼓舞士气的大会，近5000名代表委员不负重托、不辱使命，积极建言献策、扎实履职尽责，奏响了团结奋斗的时代乐章。
两会之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披露了过去一年全国两会建议提案办理情况“成绩单”。据了解，2021年国务院部门牵头办理代表建议8666件、委员提案5718件，分别占总数的96.4%和93.4%，已全部按时办结，共采纳代表委员所提意见建议4300多条，出台相关政策措施1600多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办理工作满意或基本满意的均在98%以上。
代表委员的真知灼见吸收转化为做好政府工作的实招硬招，这进一步激发了代表委员的工作热情。在今年两会上，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共收到代表提出的议案487件，收到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约8000件，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共收到提案5979件，内容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在两会结束后，代表委员们便会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把这些建议、提案一个一个地付诸实践，届时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目标将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中华大地上将会创造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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