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
前言
人类社会学是一门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在人类的“轴心时代”曾经出现过大量的优秀社会学家，其中以东方的老子、孔子、孟子、韩非子、释迦牟尼最为著名。同时期西方的先贤主要在研究古典哲学，以及从哲学中衍化出来的分类学科，并没有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或代表著作。而“轴心时代”的东方出了那么多社会学家，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了人类自身上，却在对大自然的思考上有所欠缺。由此分别衍化出了东西方如今相差甚远的价值观。
两个文明的差异，跟东西方文明发源地的自然条件有直接的关系，东方不管是黄河文明还是恒河文明，都有肥沃的土地可以耕种，所以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可惜后来恒河文明因为没有地理上的屏障，在一次次的异族入侵中，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内核。
好在佛教在华夏大地上被保存下来，虽然做了一些本土化的改变，但精髓还在。于是，华夏文明最终成为农业文明的代表，跟华夏文明同时期或者更早出现的古埃及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也先后在历史舞台上谢幕。
如今的尼罗河流域以及两河流域，早已经没有人还会使用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而华夏文明孕育的人们依旧在使用汉字。虽然现代汉字已经更接近于表音字，但都是从文明初发期一步步衍化过来的，是文明核心从未中断过的最好证据。
纵观早期农业文明的消亡，可以发现农业文明初期最大敌人是游牧民族。就像是一个笑话所说的那样：在冷兵器的战场上，就算骑着一头驴，也比步兵的杀伤力大，毕竟在打仗的时候，步兵要先杀死敌人的驴！
游牧民族的优势不仅在于机动性，还在于战马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南美洲印加帝国的灭亡，应该是骑兵对战步兵取得最大战果的战例，因为印加帝国的人从未见过马，当西班牙人的骑兵出现在战场上的时候，印加帝国的精锐竟然不战自溃。
当然这个战例有浓郁的戏剧性成分，不具备代表性，不过一般而言，古代的农业国家身旁如果有游牧民族的话，要么称臣，要么灭亡。因为在农业文明形成一定规模之前，对游牧民族几乎没有什么抵抗的能力，许多辉煌过的古代农业文明，都灭亡在骑兵的铁蹄下。
华夏文明的起源地是个特例，四周要么是山要么是海，特别是北部的山脉阻挡住了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为历代文明的延续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在文明的初期，农业民族跟游牧民族也有过大融合的时期，据说黄帝族群的前身就是游牧民族。只不过不管怎么融合，最终都是以农业文明为文化核心。在相对稳定的生存条件下，人口肯定会激增，渐渐地内部的矛盾大于外部矛盾，就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轴心时代”是人类的人口第一次大爆发的时代，就中国而言，从春秋到战国，之所以各国间的战争越打越惨烈，就是铁质农具的出现，使人口激增进而引发了耕地危机，使华夏文明的内部矛盾激化到了极点。
所以，不管是老子、孔子、孟子还是荀子、韩非子、墨子等思想家，都在考虑人与社会的关系，就算在老子的《道德经》里，也不全是空明的哲学思考，也在构思理想中的社会结构。因为在当时的东方，急需解决大量的社会问题，所以东方的“轴心时代”留下了大量的社会学文献，一直指导着东方后来两千年的社会衍化。而西方文化的发源地爱琴海，则因为土地贫瘠，很难靠种地存活，于是他们早早地就开始了商业活动。那么东南亚也是一个多岛屿的地区，为什么这里没有出现商业文明？因为爱琴海的地理结构也是个特例，整个地中海都是一个内陆海，没有大洋上的飓风和巨浪。而且爱琴海的岛屿遍布，几乎划着一艘小舟就能从一个岛屿去往另一个岛屿。商人在海上航行的时候，视野中总是会出现岛屿的影子，很少会因为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大洋而失去方向感，行驶在这样的海上，也不会有心理压力。
特别是在“轴心时代”，在商业思维的驱使下，西方文明早早地就开始了对外殖民，没有太大的人口压力，所以，那时候的先贤们偏废了社会学方面的思考，注重于对自然和宇宙的思考。一直到现在为止，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依旧比较粗糙。
但是他们对哲学的思考，一路衍化出了以科学为社会主导的模式，于是，在当代和近代，出现了以科学为指导思想的人类学科。东方先贤在“轴心时代”对社会的思考，可以被看作是古老的人类学；
现代西方用统计、调查等手段，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社会研究，可以被看作是一门年轻的人类学科。
《菊与刀》是在二战结束后由美国的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以下简称鲁思）对日本文化和民族的系统性研究，一直到现在该书依旧是日本文化方面的权威著作。对于日本，我们跟这个邻国的恩怨情仇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依旧会觉得不太理解这个邻国的所思所想。
通过对《菊与刀》这本书的阅读和分析，我们才能明白一些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同时，因为鲁思在书中多次对美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作过比较，也能让我们作为旁观者，更清晰地看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本文内容乃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一、误解与报恩
鲁思是一个坚决反对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的学者，她在书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我认为民族之间应该认同并尊重彼此之间的差异。”[1]所以，鲁思的作品所表达的观念，才会相对开放和实事求是，这是研究人类学非常关键的前提。只有不拘泥于自家的民族文化，才能切身地体会各民族的文化所产生的过程和作用。如果一味地对一些不理解的文化形态保持偏见，那么注定只能得到一些自以为是的成果。
在《菊与刀》里，鲁思用了很大篇幅，阐述了美国人对日本天皇和武士道精神的误解，这样的误解不仅仅发生在美国，我们也有类似的误解。在我们主流意识中，日本人之所以打起仗来那么悍不畏死，就是因为他们崇尚武士道精神。
可是，鲁思却通过对大量日本人的心理分析，总结出日本军人打仗之所以这么卖命，是因为要报答天皇的恩，是因为日本人的价值观是以精神胜利为荣誉，而非模糊的对武士道精神的定義。
这样的结果，不光是大出当时美国当局的预料，也大出我们中国人的预料。《菊与刀》这本书对于当代中国很有用处，书中对日本人的分析不再是一些想当然，或者存在过多主观臆想的模糊认识，而是以紧密的逻辑，清晰地为我们呈现出了日本人的精神内核。
在这方面，以西方为主的现代人类学对一个民族的表达更清晰，更易理解。继续以对武士道的误解为例，武士道在日本确实有崇高的地位，可是鲁思用许多案例说明，武士道在很多时候不是忠诚和作战勇猛的象征，而是背叛和欺诈的象征。
鲁思用《四十七武士》的电影展现出了武士的价值观，并剖析了武士道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核。电影的大体内容是：有位大名受辱自尽，他属下的四十七个武士舍弃了自己的名誉、家庭和生命，最终成功为大名报仇。
《四十七武士》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很能代表日本人的价值观，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发现之前对武士道认识的片面和漏洞：武士道代表的，不是对天皇的忠诚，而仅限于对大名的忠诚；
武士代表的不是在战场上多么勇猛，在很多时候是对报复行动的张扬。
另外，日本的武士并不那么普遍，特别是明治维新后建设起来的现代化部队，一些长官可能出身于武士世家，但是大部分普通士兵并非武士的后代。那么他们作战的时候，所谓的武士道精神是从哪里来的？
况且自明治维新后，武士这个阶级就没有了斩杀庶民、享受俸禄的权利，基本上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有一批武士则以另一种形态出现在了政治舞台上，但是传统的武士阶级已经完全被打破。
鲁思敏锐地发现，与其说武士道代表日本人的精神核心，不如说武士道是日本核心精神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鲁思在《菊与刀》中，一上来讲的是明治维新之后的新政府对天皇的利用，以及日本人的精神胜利的特点。作为中国人，我们之所以觉得日本人跟我们有明显的区别，也正是双方在这两点认知上有明显的不同。
日本人的精神胜利在其他民族看来，总会觉得有些可笑和极端，而且还有种不尊重事实的自以为是。鲁思认为，这种精神胜利是日本人价值观的一种表现，是一种对自我认可的表现。这种表现不是经过简单地洗脑形成的，而是在日常的耳濡目染之下，形成的一種社会形态。想要明白日本人为什么会追求精神胜利，必须要到日本社会的日常中去寻找。
最终鲁思找到了答案，这种精神胜利来自日本人的“罪感文化”，以及森严的等级制度所引发的一系列表现。中国和日本虽然同属东方文化，但是在这一点上却有明显的区别。
日本人另外一个核心精神，来自对天皇的崇拜。自古以来，日本的天皇只在很少的时间掌握过实权，日本古代的实权，大多数在幕府将军的手中，二战之前掌握在军政府手中，二战之后掌握在内阁手里。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日本天皇就是日本的一个吉祥物。
可是自古以来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和尊重，都是非常浓郁的，甚至日本在战败后都觉得天皇没有错，错的是那些将军和政客们，日本天皇至今也没有中断过传承。
当柏林被攻克后，日本在那样被动的环境下，那些战犯都没有把傀儡天皇推到前面挡灾。很多在岛屿上固守的日本军人，前一天还在叫嚣要战至最后一人，天皇宣布投降后，他们立即就投降了。可见天皇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占据着重要地位的。
这让人有些费解，为什么日本人都这么看重这个没有实权的天皇？鲁思在研究之后发现，这源自日本人的报恩心理，她发现日本人在出生之后就欠了许多恩，比如报答天皇的恩，报答父母的恩，报答老师的恩，日本人的一生需要不停地去报恩。
所以，日本军人嘴里喊着的是效忠天皇，但实质上自己拼命作战，是在报答天皇的恩。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知道“效忠”是并不可靠的，一般而言人们效忠的都是利益，谁给的利益大就会效忠谁。可是日本的社会内核不一样，自从生下来就欠着日本天皇的恩，需要用自己勇猛的作战，去报答这些恩情。
鲁思表现了一个社会学专家的职业操守，跳出了自己习惯性的西方思维模式，努力理解了这种恩情和报恩的由来。她也通过大量的案例，为当时的美国政府讲明白了日本“恩情社会”的细节。但这是东西方价值观最冲突的地方，到最后鲁思也没太明白，天皇代表的到底是什么？
在这方面，对于秉承着东方价值观的我们而言，更容易明白为什么会有“恩情社会”，笔者也会尝试以鲁思的研究为基础，总结出天皇所代表的意义。
二、东西方差异
鲁思作为一个西方人，对于东方思想中出现的孝道和报恩，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在《菊与刀》中她用了翔实的案例，来解释孝道和报恩。因为鲁思在研究日本文化的时候就发现，这些东西不光她不理解，整个西方都不是很理解。
比如说东方的孝道，在西方人的概念里，照看子女是因为母亲和父亲的责任感，子女对年老的父母的照顾，也同样来自责任感，可是在东方这全是因为孝道。对于孝道的理解，西方人就转不过弯儿来了，为什么要把人类自发的情感，赋予半强制性的道德标准呢？这完全是因为东西方在文明发源时就产生的差距。农业文明一般都很注重于对社会本身的组织和效率的营造，因为在农业生产中，需要一定程度上的互帮互助。特别是在农耕普及化之后，一旦发生天灾，往往会出现大规模的饥荒，让社会变得极度不稳定。所以，农业社会从很早的时候，就注重于各个阶级和各年龄之间的配合，也很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
为了让这个社会足够稳定，年壮者必须去照顾老人和孩子，照顾老人是为了给自己的未来留后路，照顾孩子是给社会新希望。谁还没有个年老的时候？必须给年长者足够的尊重和照顾，才能让年壮者没有后顾之忧，才会全心全意投入社会的生产中。在这样的道德观之下，年壮者才会认为自己的未来是有依靠的。
而对孩子的照顾就不必说了，东西方文明都将孩子看作是未来的希望。这些概念之所以会出现道德观，以及价值观方面的强制性要求，是因为农业文明更加务实。人是一种健忘的生物，长大之后一般都会忘记年幼的时候父母对自己的照顾，但是对父母的照顾却是近在眼前的难题，因此很多人都会选择逃避。古人们意识到了人的感情和责任感并不可靠，必须形成一定的约束力。
事实证明这个约束力并不是社会的负担，也不是一种道德上的劣根，而是一种人文光环。就拿在疫情防控期间东西方的对策作比较，我们是会照顾老人孩子的，可是西方国家却普遍认为老人是可以被淘汰的，被抛弃的。
西方人推崇解放人类的天性，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学习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人的天性不光有光明的一面，也有自私自利等阴暗面。农业文明的许多约束力，约束的正是这些阴暗面，只不过这些约束力也同时约束了一些光明面，所以，在西方人看来是一种累赘。
但是如今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这个约束力一定要有，解放天性过头后总是会出现人性中的丑陋，对人性不能过于乐观。至于农业社会当中的“报恩”，有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的一种统治手段，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也很容易理解，但是对于自古以来统治手段与农业文明不同的西方人来说，“报恩”就有些难以理解。
其实，“报恩”就是一种低成本的管理手段，人在出生后，就欠着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是每个人都深有体会的。自己年幼的时候被父母照顾，等父母年长再去照顾父母，这是人之常情。对这种家庭伦理进一步扩展之后，就出现了“君父”“臣子”“子民”之类的概念，甚至把大自然都囊括到这套父子理论体系当中。
君为父，臣民为子，整个华夏民族就是一个大家庭。既然是以君为父，那么每个人出生之后，就有报答“君父”恩惠的义务。这个手段的高明在于，一出生就在“欠债”，所以尽孝尽忠只不过是在还债罢了。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更像是一种“没本钱”的买卖。
在我们的概念里，这个手段并不难以理解，华夏大地的人口太多，在消息传播速度缓慢的古代，把这种“报恩”和互相监督的连坐作为管理手段，是一种维持社会稳定性的重要方式。
鲁思在《菊与刀》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就是在解释这一概念。西方人是很不认同这种管理手段的，他们更相信法律，连自己的政府都不相信，他们更乐意监督自己的政府，而非监督自己身边的人。
这些观念的不同，跟东西方古代的底层管理手段不同，有很大的关联。我们一直说华夏文明有悠久的历史，除了文字的传承，还有家族观念的传承。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从部落时代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君主集权制时代！
特别是在君主集权制时代，整个国家的最基层都是以家族模式在进行管理。河南南阳市有个叫内乡县衙的博物馆和旅游景点，如果去过这个景点的朋友一定会发现：清代的公务人员未免也太少了！
几十个人就能完成那么大一个县的日常管理，就现在的我们而言，这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先不说现在县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就说一个县里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加起来，恐怕也有几百人。
就算古代的时候人口少，土地平坦肥沃的河南，一个县十几万人口总有吧。县衙里那么少工作人员是怎么管理这么多人口的？答案是：县衙就是当时统治阶级最底层的行政机构，县衙之下全是宗族们在管理自己的族人，可以说当时的宗族相当于现代的镇政府和村政府的职能。
而在古代的西方，由于商业活动，家庭中有一部分人常年在外奔波，因此打乱了家庭这个基本单位。所以，西方人最开始用契约，约束他们的商业活动和一切社会行为，就跟我们用孝道约束大众是一个道理。
莫泊桑有篇叫《项链》的讽刺小说，其情节表现了西方的許多价值观：玛蒂尔德向朋友借了一条项链参加舞会，在舞会上她出尽了风头，可是却不小心把项链弄丢了。玛蒂尔德一家赶紧到处借钱买了一条一模一样的项链还回去，为此他们一家背负了十年的债务，也过了十年艰苦的生活。谁曾想，在玛蒂尔德还清账务后才得知，那条丢失的项链是假的，而他们却还了一条真的项链。
抛开虚荣啊之类的讽刺不谈，我们中更多的人会把这个故事当作一个奇谈来看。按道理来说，这条项链是应该由玛蒂尔德来偿还，但是这条项链已经完全超出了玛蒂尔德整个家庭的偿还能力，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玛蒂尔德一家最有可能做的一件事，应该是一家人逃到外地躲债。或者跟朋友实话实说，争取利用朋友间的情感脱债，毕竟没有偿还能力，作为朋友非逼得我家破人亡，那你也太不够朋友了。再恶劣一点，或许干脆就不认账，毕竟口说无凭，又没有借据。
把这些东西说清楚摆明了放在台面上，看着似乎让人有些不舒服，但是没必要觉得这种处理方式比较拙劣。因为东西方价值观的侧重点不同，对我们而言西方人抛弃老人，对贫富差距不闻不问的观念，也是一种道德沦丧的表现。
这就是因为文化的不同所带来的差异和偏见。虽然，我们也知道像玛蒂尔德努力偿还债务的行为是一种美德，但是我们始终更务实一些。在一家人吃糠咽菜十年和个人情感的选择上，我们一般会以牺牲个人情感来保护家庭的利益。
说到底这还是家庭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占比比较大，西方人却认为，借和还就跟我们的孝道是一样的，是天经地义的。虽然我们也一直在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可是，事实却一直是“借钱容易要债难”，“欠债的是爷爷，要债的是孙子”。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不同导致在处理经济问题上的不同表现。
玛蒂尔德一家人偿还债务，就是西方人契约精神的体现，请注意是一家人偿还债务，莫泊桑写的是一篇讽刺小说，却没有提一句玛蒂尔德的丈夫对妻子的埋怨。因为西方人的契约精神就跟我们的孝文化一样，是一种半强制性的约束力，玛蒂尔德的丈夫也觉得应该要偿还这条项链，所以，为了还债他只好做兼职赚外快。
之所以说是半强制性的约束力，是因为西方人中也有欠债不还的人，不过东方人中也有不孝的人啊。这种约束力只能约束大部分人，是一种促进社会稳定的方式，不像法律那样是强制性的。在契约精神形成之后，西方的统治者才开始用法律来约束西方人的社会行为。
而中国古代的普通人，基本上面对的是家法，实施家法的都是族中的长辈，不管是审判者还是被审判者，基本上都有亲属关系。作为主要约束大家行为规范的，就是孝道之类的道德观念，而不是冷冰冰的法律。
因为有亲情作为纽带，不会像西方那样完全由陌生人执法那么冷漠，所以，一般而言，东方人对政府基本上有一定的信赖，而西方人对政府却毫无信赖可言。
这些社会活动决定了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鲁思在《菊与刀》中，用过很大的篇幅在东西方之间作比较，以此来凸显东方价值观与当时大行其道的西方价值观之间的不同。
日本人的价值观，跟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价值观有很多地方相似，但也有很多地方不同。比如还是“玛蒂尔德偿还项链”这件事，估计日本人首先会质疑，玛蒂尔德为什么要去借不符合自己身份的项链？虽然日本的等级制度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被完全打破了，但是等级却依旧留在他们的心中。
三、明治维新
鲁思在《菊与刀》中形容日本的社会形态为：“各得其所，各安其分。”鲁思举了很多例子，比如日本人在吃饭和坐这类的日常举动时，都有一个明确的规矩，面对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敬语，甚至对不同等级、性别、年龄的人，鞠躬的角度都有不同。
从这些细节上，鲁思推断，虽然日本社会的将军、大名、武士这类的阶层都没有了，但是日本人的等级制度还在！只不过是在社会活动中做了隐性地处理，贵族不再有爵位，不再有领地，不再有武士，不过他们依旧过着贵族的生活。
为此，鲁思认真分析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结果发现日本人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跟欧美完全不一样。欧美是靠着一次次地竞争，一次次地优胜劣汰，社会才逐步完成了转型。而日本虽然喊的是“脱亚入欧”的口号，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地学习欧洲，穿西服打领带，让日本的社会面貌跟欧洲相似，但是他们在制度和经济上的转型，却没有完全学习欧洲。
先说经济制度，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新经济体系，是由新政府出资、出力建设起来的，特别是一些关键的军工企业，都是新政府建好厂，运营得当后，再低价卖给私人公司。比如三井、三菱，这些关系到日本命脉的大企业都是这么来的。
鲁思总结道：“日本政治家觉得，工业发展是关系日本存亡的大事，供求法则和自由企业并不能得到他们的信任。”[2]
这一点在西方人看起来完全是荒腔走板，但对我们东方人来说却没觉得怎么样。就拿中国宋代和明代来说，跟外国人做买卖都是由官府组织的商业活动，清代的广州十三行，就是半官半商的进出口商业组织。
以现代的经济学来说，宋代的GDP根本不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经济实力，宋代政府也并没有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国力。这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对经济体系的操作，東方文明一直认为，商业是一定要抑制的！再不济也要受中央政府的管控。
许多西方人认为这不可理喻，就给这种政治行为冠以愚昧无知等解释，我们国内的许多人都信了西方人这套说辞。其实不是这样，这是西方跟东方的文化体系的差异问题。
前文中说过，东方文明的发源地比较封闭，在华夏大地从事商业活动，大部分都是跟我们自己人的商业活动。了不起的商业活动就是跟北方的游牧民族和中南半岛、日本这些地方的人交易。可是那时候航海技术不行，路也不好走，对外的贸易活动非常困难。
由于大部分的商业活动是对内的，这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经商的收入比务农要高出很多倍，如果不去抑制商业活动，那么将没人再愿意务农。没人种地了整个华夏大地就没粮食了，大家吃什么？
这才是中国一直以来重农抑商的原因，并不是什么愚昧无知，只不过这套管理体系适合古代的中国罢了。不过清政府因为封建王朝的短视、傲慢和自大，让华夏民族错失了最佳的追赶世界并与世界接轨的机会，确实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日本在古代也是一个农业国家，他秉承的经济观念，自然也偏向于东方文明。同时日本作为后发达国家，急切需要追赶先进的西方国家，由政府出面做规划的新经济，自然能实现短时间快速崛起。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把建设起来的经济体系卖给了私人公司，但是政府还对这些企业掌握着足够的管理权，这就好像是一次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的实验。日本政府既希望利用西方的竞争精神，让日本的关键企业茁壮成长，又希望利用对关键企业的控制，掌控整个国家的经济走势。
这次经济实验应该来说是比较成功的，只是这个制度却给日本政府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在明治维新初期，普通民众依旧很穷，谁有实力买下新政府低价卖出的企业？还是那些保留了财产的大名，以及武士与商人联姻的家庭。
在明治维新成功后，大名的封地就全部被中央政府收回了，不过新政府为了笼络大名的势力，开始以国家的名义给大名发工资。武士没有了大名发的俸禄，所以大量武士失业，生活很潦倒，此时社会地位比较低的商人抓住机会跟武士联姻，成为了日本政坛的新贵。
当年可以购买新企业的，大多是这两类人。于是在这次社会大变革当中，日本的阶级被延续了下来。虽然大名没了领地，武士也没了特权，但是他们却依仗经济优势依旧过着贵族的生活。
大概在本世纪初，有很多人讽刺中国自称为礼仪之邦是在自吹自擂，很多人认为日本人和韩国人才是有礼貌的人。其实他们那些礼貌是等级森严的体现，他们之所以那么谨小慎微，就是因为他们一不小心就会触动等级社会的敏感神经，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甚至可能会从原来的等级上跌落下来。还有被西方人鼓吹的工匠精神，比如有的人一辈子都在专心做寿司的案例，因为他们所在的社会等级就只能做这个，可不就得一辈子专心做寿司吗？
一直到现在，日本虽然有党派，但是统治阶级一直没有什么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只有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多次担任过首相，他们都是出身于政治世家。而历任首相的内阁成员，也多是政治世家之后。
这一点在《菊与刀》中有过这样的描述：“政府被掌控在等级制高层人物手中……通过选举产生的议员，在遴选、任命内阁成员及财政部或交通部部长上，谈不上有什么话语权。普选诞生的众议院代表国民的观点，即使拥有对政府高官提出质疑或者批评的某种权利，但在任命、决策或预算等方面完全没有一点真正的话语权。”[3]
为什么日本人总是那么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因为他手里没权啊！因为很多大人物想收拾他就跟捏死一只臭虫那么简单！
鲁思对这种等级制度做了追溯，很快发现古代日本虽然非常推崇中国文化，但还保留了自己独有的文化特色。《菊与刀》中有这样的描述：“7世纪时，中国佛教被大力引进到日本，成为‘保护国家的至善’宗教……天皇以中国京城为参照，重新建造了奈良城……日本使节还将中国的官阶、品位以及律令引进到日本。纵观世界历史，恐怕再也找不到另一个自主民族像日本这般，成功地有计划地学习和吸收外国文明。然而，日本并未引进中国的无等级的社会组织。”[4]
对于鲁思所说：“纵观世界历史，恐怕再也找不到另一个自主民族像日本这般，成功地有计划地学习和吸收外国文明。”这句话，笔者表示怀疑。农耕文明本身就有吸纳其他文明特色的特点，鲁思之所以觉得不可思议，是因为西方文明一直秉承着：你跟我的认知不同，我就消灭你，或者打到你跟我的看法一致为止。
当然《菊与刀》成书的时候，中国还未崛起，西方文明完全盖过了东方文明，于是日本成为文明的个例。现在再来“纵观世界历史”，作为后发达国家，只有中日韩三国，在追赶列强的历史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更多的后发达国家，则被西方的体制和经济制度严重带偏，发展得颇为畸形。其实日韩两国也是有些畸形的，只不过没有印度、巴西、沙特阿拉伯等这些国家畸形得那么严重。
鲁思还认为，日本跟中国的差别，可能就在于对“仁”的认识。“仁”基本上是古代中国政府施政的指导思想之一，因为在中国自古以来民众是有反抗精神的，如果政策太过苛刻，那么难免会爆发农民起义，作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还是不要把百姓逼得太紧为妙。
而在日本，完全把“仁”踩在脚底，“仁”几乎跟“做作”是画等号的。鲁思举了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日本庶民由于赋税太高的起义形式，就是向当地的藩主（大名）请愿。如果藩主将此事不了了之，庶民们会选出代表带着状书去幕府告状。一般幕府会立即展开调查，但是庶民们派出的代表，却会被幕府斩杀！
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操作是不是很奇怪？接了状书都展开调查了，为什么还要杀庶民代表？如果打算杀庶民代表，为什么还要调查？幕府的立场在哪里？还有更奇怪的，被杀的庶民代表会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人们甚至会给他们建祠堂供奉。但是人们却不会继续反抗，都认为就该这么办。
这一切都是“各安其分”的表现，幕府对藩主的调查，是因为藩主增加赋税的操作意识不安本分；
幕府斩杀告状的庶民代表，是因为他们越级传达自己的意愿，也是不安本分的表现！
这也是我们在很多时候，感觉日本人的行为有些奇怪的原因，他们有许多价值观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鲁思又做了进一步的追溯，希望搞清楚这种“各安其分”，也是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由来。
鲁思认为，这些社会特色的源头，应该来自日本人的“报恩”和“情义”。说到这里，日本天皇是个绕不开的元素。
四、文化形象和文化源头
前文中已经说过，对于“报恩”，东西方文化有不同理解，鲁思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成为“负恩者”，就好像我们不明白西方人为什么要崇尚竞争一样。在西方人看来，一个人生下来之后不应该欠统治者的恩，也不应该欠父母的恩，这些“恩”似乎是强加到人们身上的累赘。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应该换一个方向思考，在农业社会为什么这么看重“恩”？原因有二，第一是在远古时代，权力被部落首领掌握，而当时部落首领基本上就是个大家长，跟部落里的每个成员都有一定的亲属关系。在亲情的维系下，对部落的管理一定不会太严苛。
随着国家的出现，管理者逐渐跟大部分被管理者没有直接的亲属关系，没办法继续用亲情维系统治，那么就用到“恩”了。一个人一出生就欠统治者的恩，等于是在个人和统治者之间建立了一个脆弱的纽带。当然这里的“恩”，被称作“忠”更恰当，一个人出生后是必须要尽忠的！
一定要尽忠的原因，就是农业社会为什么看重“恩”的第二个原因：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农业社会是一个集体性社会，许多人聚在一起，张三想当首领，李四也想当首领，整个社会就全乱套了！
所以，在农业社会人们对于首领或者后来的君主，一定要“忠”！这样在一个集体中，才不会出现山头四起的现象，现代人不傻，古代人也不傻，他们之所以会心甘情愿地尽忠，并不像一些西方人认为的那样被统治者洗脑了，而是有了尽忠的概念后，社会会越发稳定，这样每个人都能得到好处！所以大家都会拥护这样的思想，这是一种生存方式！
还有就是鲁思带着批评的口气，论述日本人的“帮亲不帮理”。这个现象也是农业社会的生存环境所致，可以想象在部落时代，大家抱团生活，那么跟自己部落里的人一定更加亲近，而跟其他部落里的人都不认识。这时候如果遇到自己部落的成員跟其他部落的成员发生纠纷，那么人们一定会帮亲近的人，而不会帮不认识的人！
西方人在古代的生活环境却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早早地就外出经商，一直是行走在陌生的环境下，遇到困难他身边没有亲人可以帮助他，只能独自直面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更愿意构架一个大家都能遵守的法律体系，来保障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西方崇尚竞争也是跟他们的生存环境有关系，试想在古代，商人要用商品换取其他部落里的粮食。而粮食在那个农作物产量低下的时代，就是一个部落的命根子！所以商人的商品一定要有特色，人们才会愿意拿出粮食进行交易。
商人A的商品比商人B更有特色，更符合一个部落的审美，或者是那个部落更需要的东西，那么商人A就能换到粮食，生存下去。而商人B很可能会因此换不到粮食，就这么饿死！所以为了生存，必须具备竞争意识。
在农业社会，这样的竞争被视为会扰乱社会秩序！所以，在农业社会一直是抑制竞争的，就算进入21世纪，东方社会对于竞争都不是很提倡，只是倡导在一定范围内的竞争，或者将竞争当做一个手段来用。
而西方的“自然选择论”，等于是给竞争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在竞争中胜出的强者才能活下去，在未来组成更强大、优秀的社会，弱者却会被淘汰！西方人认为，这样构建出来的社会才会越来越优秀。
鲁思虽然有尊重其他文明的高尚情操，但是因为这些基本认知上的不同，让她对日本文化有许多误判，以及一些根源上的因素无法探究。就像让鲁思不理解，为什么日本人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是“负恩者”这样的事实？
其实在东方人眼中，“恩”更像是一种社会纽带，就像西方人的契约一样，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不过鲁思对日本人的总结基本上是正确的，只不过一些成因她没能说明。
日本文化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天皇！本文在一开始就说过，日本军人都认为自己在为天皇作战，自己作战勇猛是为了报答天皇的恩情。鲁思对日本天皇的研究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她认为天皇被抽象化了，就像是一个国家的国旗和国徽一样，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所以，天皇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有那么崇高的地位，可是天皇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抽象化当中，又有他的能动性！这正是统治者手中，一件非常好用的工具！所以，日本自古以来的统治者都在维护天皇的地位，维护天皇的象征性。
反过来，执政府利用天皇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以及他的象征性，来引导日本民众。于是天皇“希望”改革，就发生了明治维新，天皇“希望”军人作战勇敢，军人就拼死作战！天皇对日本各个时期的政府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用的宣传工具和精神工具。
这也是为什么战后有许多人日本人自杀的原因，他们有的人认为辜负了天皇的信赖，没能在战场上战胜敌人，所以才让天皇受辱，只能宣布投降。另外，就是有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天皇之前明明说全力奋战是正确的，现在为什么又说那是错误的？内心的信念倒塌了，所有的坚持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才会自杀。
笔者认为，鲁思的这些研究结论基本上都是符合事实依据，能解释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重要性，以及解释战后一段时间，日本军人自杀的心理原因，也能解释大部分日本基层人民跟天皇的隔空互动。可是为什么日本天皇有这么崇高的地位？日本人为什么愿意崇拜日本天皇？这些问题鲁思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笔者尝试着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以下内容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笔者认为，日本天皇的“经久不衰”，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首先我们要知道，日本人在祭拜祖先的时候，基本上不会祭拜超过三代的祖先。
在我们的日常中，也会根据一些文化产品了解日本的文化，我们应该很容易发现，日本从古到今虽然会对祖先有所崇拜，但是不会像中国古代那样，崇拜比较久远的祖先。在中国古代，列祖列宗是经常会出现的名词，大家族祠堂里的牌位往上追溯，经常能追溯到几百年上千年！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一直没有崇拜更久远祖先的习惯呢？因为日本有天皇！笔者认为：日本天皇所具备的更深层次的意义之一，就是给了日本人一个源头！就像中国人称自己为“炎黄子孙”一样，日本天皇就是日本人的一个源头！
当人类有了足够的思想和自我意识之后，就需要给自己的族群寻找一个源头。这就是那个经典的哲学问题——“我从哪里来？”手握设问，东西方的先祖们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处理手法大体是一样的：人类是被神创造出来的！
日本天皇自称是日本创世神，天照大神的后裔，就相当于亚当和夏娃的直系后裔，或者黄帝的直系后裔。在现代社会这样的身份没什么号召力了，但是在古代是不同的，天皇的存在就是对创世神存在的一个有力证据，这让更多的日本人相信，他们的祖先真的是被天照大神创造出来的。
日本的本土宗教是神道教，这个宗教明显区别于基督教和佛教，跟伊斯兰教的教义多少有点相似的地方，不过却有明显的日本本土化特色。很多人会奇怪，对日本天皇的定位既不像教皇，也不像政教合一的领袖。他没有实权，只有象征意义，但他又偏偏在政治界和宗教界有很高的地位。
很多人认为这很矛盾，其实如果把天皇看作是一个文化的源头就很好理解了，天皇代表的文化意义非凡，所以他受到广泛的尊重，日本人必须承认天皇的存在，否则就是对自己对整个民族的否定。就像是女娲造人一样，一个文化的源头被赋予神话意义在所难免。
而自古以来，日本贵族的特权和地位多来自家传，并不是天皇给予的，因为没有实际的任免权，因此天皇在政权方面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所以，天皇地位崇高却没有实权，但是有天皇这个等级制度的最高层在，就代表等级制度依然稳定，因此其他等级的贵族都会自发地维护天皇的地位。
日本战败后，美国迫使天皇发布《人间宣言》，旨在去除日本天皇的“神性”，但是至今为止天皇的象征意义还在。就像在国内，我们知道炎帝和黄帝都不是神之后，会否认自己是“炎黄子孙”吗？
这就是日本天皇在日本的“源頭作用”，他代表着日本一切文化的生发源头，是日本整个族群的象征，所以，天皇的体制还会继续传承下去，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依旧会继续崇高下去！
另外，天皇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维护日本社会制度的稳定。只要日本的社会制度不瓦解，天皇就会一直存在，因为日本天皇还是该国制度的代表。
五、稳定胜过一切
曾经有社会学家称东方社会为“超稳定性社会”，比如古代中国，从秦朝开始的君主集权制一直维持了两千多年。虽然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一次改朝换代，但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几乎没有多大的变化。
在这方面，日本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不管日本天皇有没有实权，他一直是日本名义上的最高领袖；
第二，日本的农民起义很少！
到了现代社会，中国跟日本依旧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差别。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已经不太重视一些繁文缛节，而日本人给人印象还是那么礼数周到，甚至在我们看来有些过分。中国人也会尊敬老人，但不会像日本人那样体现在礼貌上和敬语上。当然最大的区别还是，中国人现在很少鞠躬，而日本人则喜欢鞠躬，从普通人到首相，在不同场合都会不同程度地鞠躬。
这方面鲁思在《菊与刀》中做过详细解释，并列举了日本人对长辈、对长官不同的鞠躬和敬语上的区别等等。之所以会解释得这么详细，是因为西方人很奇怪日本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礼？在我们看来这个很好解释，就是用“礼”来规范等级罢了，在中国西周时期，规矩比日本人还要大，什么等级的人听什么级别的音乐，怎么喝酒都有规定。
日本人把这套“礼”的东西保留了下来，就说明他们对等级的认识和尊重心理依旧存在。鲁思形容日本人是：在日本社会中，每个人的行为细节规定仿佛是一张精密的图纸，社会地位是早已经定好的。[5]
“精密的图纸”这个比喻非常形象，但鲁思对日本社会的研究到此为止，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述这张“精密的图纸”，却并没有说明这张“精密的图纸”为什么会出现？
所以，以下又是笔者的一家之谈。笔者在比较了现代中国社会和日本社会以后，发现两个社会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日本社会的固有階级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前文中谈明治维新的时候说过，虽然现在原先的日本大名不叫大名了，武士也不叫武士了，可是，他们还是利用一些手段成为了新的得利阶级。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日本普通民众对这一现象，并没有多大的反感情绪，甚至还在自发地维护这个等级社会。笔者总结了一下，原因有二，第一，中日两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有区别；
第二，日本社会需要这样的等级制度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先说第一个原因，明治维新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往什么方向改，改到什么程度，基本上都是当时的一部分得利阶级说了算。所以，纵观世界历史，一些自上而下的改革都不是很彻底。
而中国在“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失败后，就开始了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然后就是辛亥革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土地改革，彻底结束了地主阶级的历史。原先盘踞在中国的得利阶级被清除，中国自上而下焕然一新，所以，这时候的中国才被称为“新中国”。
这一点非常重要，看一看现代的印度，就是因为当年的改革力度太小，才让他们至今都裹足不前。由于中国原先的阶级都被清除了，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日本的明治维新，颇有点换汤不换药的意思，所以，他们残留了许多旧的东西。其中就包括等级制度，只不过这个制度变得隐性，而且做了民主化的处理。
第二个原因是日本社会需要等级制度来维护社会稳定，日本自古属于儒文化圈，它跟中国最明显的区别，就在等级制度上。在古代的中国也分等级，而且一般都被形容为等级森严，可是这个等级是会出现变化的。比如古代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有的是像嬴政这样，祖上是天子封的一方诸侯，也有李渊这样的出身于地主阶级，还有刘邦和朱元璋这样的庶民。
而日本的等级非常之稳定，天皇永远是天皇，大名可以通过战争成为将军，武士可以通过战争成为大名。可是庶民阶级，却完全没办法进入以大名和武士为代表的贵族圈。
正如前文中所说，日本的农民起义似乎很少，起码没什么出名的农民起义。而在古代中国比较著名的比如黄巾起义、黄巢起义，甚至有进占北京的李自成农民起义。日本的农民起义却是以请愿和告状为主！起义的首领都会被处死，而大多数起义者当然还会支持这样的结果。
前文中说过，这是日本人对“各安其分”的一种表现，可是为什么古代中国也讲“尽忠尽孝”，但是古代中国却没有这样“各安其分”？
这跟华夏民族和大和民族的发源地的环境有很大的关联，前文中说过华夏文明的发源地，那是一片肥沃而且很适合耕种的土地。再看日本，整个日本多山，可耕种的土地并不多，而且还在地震带上，时常会发生地震。
自古以来，日本人的生存环境都非常恶劣，在这样的环境下，必须要抱团才能生存。而且团体内部不能有不稳定性因素，否则整个部落或者村庄，可能扛不过一次地震，或者一次台风的灾难。
是生存的压力让日本人意识到，必须有一个超级稳定的社会模型，才能扛过一次次的灾难。由于这是大家的共识，所以，会取得所有人包括被压迫者的支持。毕竟受到剥削，总比死了强吧！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民族，是极具危机意识的，一直到现在，这个危机意识还在。鲁思曾经用其他的“岛屿文化”跟日本文化做过比较，两者非常相似，可惜鲁思只做过宗教和个人行为上的研究，没有用“岛屿文化”中的危机意识去解释日本超稳定的等级制度。
这个危机意识，会让日本民众自发地忽略很多个性化的东西，自发地去维持社会的稳定。在他们眼中，稳定是可贵的，是最重要的。比如面对新冠疫情的时候，日本政府确实也做过许多防范工作，但是日本民众对此的态度却是，就算是疫情大规模暴发了，但也不要公布，因为这会引起社会的恐慌！
一个危机意识十足的民族，他们对安稳的渴望，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用这个理论再去解释日本人身上发生的一些自欺欺人的现象，就很容易说得通了。比如鲁思在《菊与刀》中的描述，日本政府曾经在广播中宣传：“美国军队攻陷基什加岛之后，日本本土也陷于美军轰炸圈之内，这件事我们很早就预料到了，也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6]
这些宣传很有些自欺欺人，就好像做好了准备就万事大吉了一样。鲁思总结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任何事情都要预先安排好，在他们的观念里，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自己未曾预见，未曾准备。[7]
鲁思认为日本人这种自欺欺人，来自他们对“精神胜利”的追求，认为是对日本人精神上的一种激励，是对可笑的“精神力量能够战胜物质力量”的一种偏向于愚昧化的表现。笔者猜测，鲁思在举这个例子以及总结的时候，就好像是我们现代人看待白莲教的“金刚不坏之身”，认为这是一种心理安慰，普通人碰上刀枪棍棒，该怎么死还怎么死。
但是笔者却认为，日本人的这些表现的根源，都来自深藏在他们心中的危机意识。只有一切都在计划当中，天灾人祸才不可怕。地震发生了，不要慌，我们早就有准备！啊，听到这样的话，真让人安心啊！
我们一般都会说“放心”，而日本人却会说“安心”，从这些细节上就可以看出广大日本群众对安稳和安定的心理需求。只要社会还稳定，能发挥正常的功能，就没什么可怕的。这样的心理逻辑更顺畅也更合理。
正是因为这样的心理，日本人才不希望自己的社会结构有所变化，在他们看来，稳定是一切的源泉。而超稳的等级制度，几乎又是所有日本文化形成的源泉。
六、社会制度的延续
前文中提到过，日本天皇不光在文化上和宗教上有独特的意义，同时在等级制度上，也有特殊的意义。日本在古代的等级基本上是天皇、将军、大名（藩主）、武士，这是贵族阶级，庶民阶级有农、工、商。
将军的权利是世袭的，或者是经过战斗得来的，大名和武士的权利也是世袭的，甚至连庶民的工作也大多会以世袭的形式传承。这一点跟中国的君主集权制有明显区别，很像东周、春秋时期的样子。将军像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大名像诸侯，武士就像战士，而天皇像是蜗居洛阳、名义上的天子。
齊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在法理上并没有指挥天下诸侯的权力。天子会赐给霸主节制诸侯的特权，但是这个权力在法理上，仍旧是天子的赏赐。日本的幕府将军更像是春秋时代的霸主，在名义上他统御天下的权力来自天皇。但是在日本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天皇明明没有实权，幕府将军为什么不再上前一步，自己做天皇？
就像是战国末期，秦灭了周天子取而代之，在那样的乱世，实力就是法理！这是因为日本天皇还是日本文化的源头，在宗教中也意义非凡，是日本人精神上的领袖。而中国的周天子却只是世俗力量的领袖，并不具备精神领袖的意义。
幕府将军不具备成为天皇的法理，他消灭了天皇，就等于消灭了所有人，也包括他幕府将军的精神领袖。在古代，世俗权力的领袖靠谁拳头大就能决定，可是精神领袖却不是单单靠武力可以解决的。
日本天皇的另一个安全保障，是日本人对社会稳定的需求。如果时常更换精神领袖，会引发精神领域的混乱，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就像是前文中日本人的农民起义情节一样，所有人都用拥护“各安其分”的法则，自然也会拥护精神世界的稳定。
日本的各个阶级对天皇的拥护，也等于是对自身阶级的拥护，因为日本的将军名义上是天皇册封的，所以，天皇才是政治界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只要天皇的位置稳定，统治阶级和得利阶级的位置就会相对稳定。
我们再看现在日本社会的表象，人们普遍多礼，在《菊与刀》中鲁思用大量的篇幅，来描述日本繁琐的礼仪。但是鲁思对日本人为什么会坚持这么繁琐的礼仪，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对日本的许多社会现象，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时至今日，日本女性的权力地位依旧远远低于男性的权力地位，长辈的权力地位要远远高于晚辈的权力地位，一般长子要继承家业，所以在家里有一定的发言权。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把这些表象归咎于日本人的刻板和严谨，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前文中说过，日本的等级制度是换汤不换药，而刚刚笔者列举了日本古代的等级制度，跟封建制的周朝是何其相似！从这两方面我们不难推导出：日本人繁琐的礼仪，就是等级制度的一个文化上的外在延续。
这一点东方人是很容易理解的，周朝的统治者发明了“礼乐”，那个时候“礼乐”可不是只指礼貌和音乐，而是一种等级地位的象征。见了天子要行什么礼，见了诸侯要行什么礼，这都要明显地区分开！
当然，周代的时候是要强行地区分开这些，而日本人现在依旧处在一个遵循着等级制度的社会中，他们会下意识地用“礼”来区分等级，同时可以以此找到自己的位置。既然等级制度延续了下来，所以那套“礼”也延续下来了。
所以，日本人繁琐的礼仪只是一个表象而已，它内部的逻辑是等级社会运作的产物。如果把如今的日本社会，看作是一个以封建社会为内核，披着民主社会外衣的模板，再去看日本社会就没那么复杂了。
为什么当政者多是政治世家？因为“霸主”只能从诸侯中产生。为什么曾经有段时间，日本的商人会极力地跟武士联姻？因为成为了贵族，他们的地位才能提高，才能参政。为什么长辈和男人的地位高？因为他们在法理上有分配社会资源和支配家庭资源的权力。
当然，现代日本社会为了适应时局，也在经济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改变，可是从根本上来说，如果用看封建社会的眼光，更容易解释我们看上去很奇怪但又似懂非懂的行为。正是对这种等级制度的传承，日本人才表现得那么多礼和谨慎，这等于用实际行动在阐述自己拥护并愿意维护这样的等级制度。
同时，在日本套用封建制度，也能对日本人的一些行为给出更合理的解释。鲁思在《菊与刀》里，阐述了许多日本武士的行为，在鲁思看来，他们既忠诚又不忠诚，而且恩怨分明。在许多时候日本武士对恩怨的重视，甚至超过了对社会等级的尊重。同时，他们把尊严看得无比重要，甚至舍弃生命都要维系尊严。
鲁思用“情义”来囊括出现在日本人身上的矛盾现象，花了非常大的篇幅，来解释什么是“情义”。其实对东方人来说，鲁思所说的“情义”，就是“礼”，是西周、春秋时期的“礼”，而不是单单指礼貌。
七、“礼”和等级制度
我们对日本人最直观的印象，除了喜欢鞠躬，就应该是在我们看来有些偏执的性格，以及在一些方面认死理。这种偏执和认死理的最极端表现，就是切腹自尽。但是一些主观认知往往跟现实有些出入，鲁思在《菊与刀》中，列举了在德川幕府时期的一次切腹自尽事件，结果自杀的人并没有死，却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所以，切腹自尽在很多时候，是一种谈判策略。只不过这种谈判策略很奇怪，是在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威胁，取得谈判上的胜利。
在当今世界，以及未来几十年，文化战争将会是各个民族之间的主战场。未来世界的主要矛盾，也将是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的东西方文化传播与地域性文化的矛盾。
这样一个特殊的战场，要迫使我们去了解地域化的文化，而不能再像原先那样，只给予些“偏执”“认死理”之类的评价就可以了。我们对其他国家人们的一些行为觉得奇怪，只是还不明白他们的心理逻辑而已。
像日本人的切腹自尽，会让人联想到吴王阖闾跟越王勾践的槜李之战。吴王阖闾伐越，勾践见吴军军阵严整，就派了一批人在两军阵前自刎，也有说是剖腹自尽的。结果把吴军上下吓得不轻，勾践趁机攻击，吴军大败，吴王阖闾也在这一战中因重伤而死。
勾践为什么这么干？我们仔细来分析一下这场战争，当时的吴国得到了晋国的帮助，用现在的话说，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建设。而越国此时还处在部落联盟制当中，他们的军队跟吴军没法比，但是他们还留有一些土法子，比如：斗狠！
可以想象一支现代化军队，去攻击一些落后国家，现代化军队在进攻的时候，面前突然跳出来一帮敌军在阵前剖腹自杀，肠子、内脏流得满处都是，谁也得吓一跳！不光被吓一跳，或许还得留下心理阴影。心惊肉跳的情况下，说不定真有许多人没有勇气再战。
把槜李之战和日本人的切腹自尽放在一起对比，那么切腹自尽的逻辑基本上就有了。两个人有了争执，一个人说我敢打人，另一个人说我敢杀人，说着说着，突然有个人说，我敢自杀。这就跟赌局一样，如果另一个人不赶紧跟上一句，我也敢自杀！那么他就输了！如果两个人都敢自杀，那么就看谁敢真动手，谁敢对自己下狠手。
当然这个描述有点片面，但是这种以伤害自己震慑对手的行为，就是一种斗狠！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斗狠？前面也说过，日本古代的生存环境是比较恶劣的，甚至一些地方老人年纪大了之后，就会带上少量的食物上山，把自己的生存资源全部让给后代。
现在人类基本上在地球上称王称霸了，在古代跟天斗跟地斗的时候，没有那么浪漫，也没有多少田园之乐，一切只为了生存，一切只为了活命！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一般越是穷山恶水，越容易出现一些激烈的事情。
当然日本武士身上的矛盾，并不只是由生存环境造成的，在《菊与刀》中，鲁思举了很多例子，来阐述日本文化中特殊的地方。前文中提到的《四十七武士》就是其中之一，四十七个武士抛弃了妻子、家庭、尊严，甚至向要除掉的敌人献上了自己的妹妹，最后终于替死去的家主复仇。
鲁思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了她的心境：做出了如此大的牺牲，所完成的复仇值得吗？同时鲁思对日本人崇尚报仇很不理解，甚至认为日本人没有一种现有的通用的道德，来当作是良好行为的试金石。[8]
另外，鲁思还举了许多例子，比如用日本画家牧野芳雄的自传，讲述日本人的自尊心极容易被打击到。有位传教士只是跟牧野芳雄说了句实话，牧野芳雄就认为那是对自己的羞辱。还有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在《哥儿》当中，对一杯冰水的执着，认为日本人过于喜欢在细节上计较。
这都是一些死板的表现，但是偏偏日本人却又很务实，当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他们的国门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下定了要改革的决心。并在明治维新的努力下仅用了30年左右，就在甲午海战打赢了清帝国，成为亚洲霸主。
鲁思形容日本人的性格为“二元性”，因为她似乎找不到日本人遵循的道德规范，日本人的许多表现都是矛盾的。这也是我们很不理解的地方，按理说日本也在儒文化圈，为什么他们的行为跟我们相差这么大？
虽然搞不明白，鲁思还是努力地归纳日本人的道德规范，最后她总结出了“情义”的概念，认为这是日本文化中矛盾的根本。可是鲁思的这一总结，一直是《菊与刀》中的薄弱点，大部分日本人都不赞成“情义”的观点，我们在读《菊与刀》的时候，也会认为这是一个逻辑硬伤！
其实这又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让鲁思没能彻底理解日本人一些性格和规范，最终只能用“公式”一样的“情义”来解释日本人的性格。同为东方人的我们，如果找对了方向，是很容易理解日本人的一些行为的。就像前面那个切腹自尽的例子，其实日本人所推崇的一些东西，在我们的历史上，也能找到相似的事件。
比如日本有《四十七武士》，在中国春秋时期，也有刺客豫让。刺客豫让的故事，发生在三家分晋的时候。当时知氏势力最大，智伯（知氏的族长被称为智伯，那时候知和智是通假字）率领魏、韩围攻晋阳。
此时赵氏的当家人是赵襄子，他眼看晋阳要被攻破，便派人出城策反魏、韩。刚好魏、韩也担心，灭了赵襄子，智伯会再拿他们开刀。于是三家里应外合，干掉了智伯。赵襄子恨极了智伯，把智伯的头颅做成了酒具。
智伯有个叫豫让的属下，他先是假扮成劳役犯人，到赵襄子的住处粉刷厕所，伺机刺杀赵襄子。赵襄子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他在上厕所的时候，注意到了豫让的杀意，命令卫兵逮捕了豫让。得知了豫让的身份和目的后，赵襄子觉得这是个义士，就把他给放了。
可是豫让并没有放弃刺杀赵襄子，为了不让赵襄子认出自己，他毁了容，又吞碳把嗓子烧哑，最后连他妻子都认不出他来。做了这些准备工作后，豫让再次去刺杀赵襄子。
就在豫让要动手的时候，为赵襄子拉车的马突然惊了，那些马估计也是战马，感受到了豫让身上的杀气。豫让再次被抓，赵襄子不明白，为什么豫让愿意付出这么多，只为了给智伯报仇？易中天教授在《易中天中华史：青春志》（以下简称《青春志》）里，对此情此景有这样的精彩描述：
豫让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把我看作国士，看作天底下最杰出的人，臣就像最杰出的人一样报答他。
襄子听了，泪流满面长叹一声：好吧，好吧……请先生准备好，寡人不会再放你一马了。
言毕，下令侍卫把豫让围起来。
显然，襄子是要让这位令人崇敬的刺客体面地死去。而战死，无疑是最光荣的。……
然而豫让却不迎战。
自知必死无疑的豫让面不改色，昂然上前一步说：君上！……臣斗胆请君上成全，让臣行刺君上的外衣，也算了却一桩心愿。
这是襄子没想到的，但是他可以理解。
好吧，拔出你的剑来！
豫让把剑拔出，然后跳起来，跳起来，再跳起来，挥劍击斩襄子的衣服。他一边行刺一边哭：老天爷啊老天爷，我终于可以报答智伯了。
三剑之后，豫让从容自刎。[9]
这跟《四十七武士》中的故事何其相似？豫让也是抛弃了自己的家庭，甚至吞炭、毁了容，只为了给主君报仇。笔者再举两个例子，也是《青春志》里面的事故，这里就不引用原文了，只概述一下：
第一个故事是发生在晋、楚两国的第二次争霸战：邲之战，也叫两棠之役。此战晋军因为上级将领意见不合，被楚军击败，战斗中小将知罃被楚军俘虏。虽然晋军战败，但知罃的父亲为了救儿子，杀了个回马枪俘虏了楚国一名王子。
后来晋、楚关系不再那么紧张，两国交换俘虏。楚共王为知罃送行，他问知罃：先生回国后，打算怎么报答我？
知罃回答说：如果不幸再次与贵军相遇，下臣会拼死作战，绝不三心二意。这是下臣能报答王上的。
楚共王肃然起敬。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卫国，卫献公请卫国两个子爵吃饭，结果却把两个子爵晾在那里半天。到了下午两个子爵才发现卫献公之所以没见他们，是在外面射雁，而且连皮冠都没有脱，就接见了两个子爵。这是严重的失礼，因为在那个时候，皮冠是戎装和猎装，穿戴这样的服饰接见臣子，就等于是在将臣子当成敌人和野兽。
后来卫献公被臣子赶出了卫国，丢了国君之位。
这三个故事里的核心部分，就是鲁思冥思苦想，都没能理解日本人性格中的矛盾所在，最后她只能用“二元性”和“情义”来作概括。她不明白为什么日本武士看上去是忠诚的，又在背叛自己的主君的时候，背叛得那么理所当然。她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那么赞赏报复这类私斗，又提倡忠君报国。她不明白为什么不经意间的小事，就会让日本人感觉受到了侮辱。她不明白一个半铜板的冰水，日本人为什么会那么看重？
日本人这些性格中的矛盾她不明白，但是我们却很容易理解，这都是因为“礼”！卫献公的两个臣子攻击国君，是因为国君失礼了，臣子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就像日本的将军对待大名的时候失礼，大名也会处心积虑地攻击将军。鲁思所说的“情义”，甚至忠诚和道德，也要统统给“礼”让道。
说日本人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是不准确的，他们的标准就是“礼”。很多时候在我们看来可能是一件小事，但是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严重的失礼，所以他们才会感觉被羞辱了，从而做出让我们惊讶的反应。
就像卫献公的皮冠，对我们现代人来说，见什么人跟戴什么帽子有什么关系？可是在用“礼乐”维系整个社会的春秋时代，失礼是一种最大的不道德体现，甚至在士大夫们看来有些丧尽天良！卫献公的两个臣子在攻击自己国君的时候，没有觉得自己是在谋反，而是在报复自己受到的羞辱！
那么现代的日本人，为什么跟中国的春秋时期那么相像呢？这是因为等级制度社会在日本一直延续了下来，等级跟“礼”永远是相辅相成的，永远是一个缜密的逻辑关系。
八、毫无责任感的少年
易中天先生把中国春秋那段时期的历史，起名为《青春志》，形容那时候的华夏民族是个翩翩少年。后来的几百年里，我们完成了从少年到中年人的成长，可是在我们不远处的日本怎么没有完成这种成长？相反在德川幕府时期，还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不同服饰、出行标准等等，就像是中国东周的重演。
很有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华夏民族一直在跟游牧民族作战，让华夏民族不得不成长起来。华夏民族跟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死敌，对游牧民族的策略有时候是怀柔，有时候是清剿，多数时候是处于作战状态。游牧民族给华夏民族带来过巨大的灾难，但他们的存在也一直让华夏民族保持着血性。
而日本则因为在一片独立的海岛上，没有强大的异族敌人，最纷乱的战国时代，也是他们自己人跟自己人的战争。他们在生存上有压力，每个人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模式，再加上他们跟其他民族的交流不足，也没有来自外族的入侵所造成的整个民族的压迫感，所以，才让他们的社会制度非常牢固。
等级制度是比较古老也比较牢固的社会制度，这样的制度之下，每个人出生后就基本上知道自己一生的地位、职业等等信息。“礼”是对等级制度最好的维护，等级所带来的优越感或者对自身位置的认识，又是对“礼”最好的回馈。
从总体上来说，“礼”就是日本等级制度的一种表现，日本整体的社会环境又很难发生根本上的社会变革，于是，日本社会形成了一个由“等级”和“礼”组成的完整逻辑。这表现在日本人的日常上，就是等级决定的“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以及“礼”决定的每个等级、每个人都要尊礼的表现。
这个逻辑比鲁思在《菊与刀》中的逻辑更简洁，但是能更清晰地解释绝大多数日本人的行为。特别是“礼”这个概念，西方人是很難懂的，就像鲁思弄不明白为什么日本政府一方面积极让民众效忠天皇，一方面又崇拜大名对将军的背叛！这里面其实涉及一个核心的概念：对社会稳定性的维护，或者说对社会等级的维护高于一切。
将军失礼了，那么它远远不是缺少该有的礼貌这么简单，而是等于背离了整个等级社会，甚至可以看作是向整个国家和民族发起的挑战，大名有权利和义务来维护社会的稳定，来维护等级制度的稳定。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不忠诚或者叛乱的表现，相反是一种守护者的行为，所以，会被大家崇拜和津津乐道。
“礼”跟道德观是不同的，要表达道德观一般都是陈述句，比如：偷东西是不道德的表现。什么道德，什么不道德，基本上有一个既定事实。而“礼”则不同，在同样的场合，处理同样的事，同样的“礼”对待张三是很合适的，但对李四可能就是一种“失礼”。用道德观去描述日本人的行为，显然是不合适的。
日本人性格上的矛盾性，也大多来自“礼”，他们看上去彬彬有礼，上一分钟还在跟客人喝茶，可是下一分钟却勃然大怒，要动刀子。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客人做了什么“失礼”的行为，才激怒了主人。
日本的地理位置，让这片土地从古到今都没有大范围被异族侵占过，即便是二战结束，美国也给了日本足够的自主权。从古到今，日本人也没有被异族大范围地奴役过，如果说现代的日本是美国的属国，要唯美国马首是瞻，但是在日本也是由日本人组成的政府在统治日本人。美国虽然给过日本一些苛刻的条件，但也是日本政府在执行。
在这样的环境下，日本的社会体制可能一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比如在战国时期，中国内部的激烈内战，或者在清末，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在这样剧烈的变故下，社会制度才会迎来巨大的变化。
从这一方面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生得那么早，没有积累起足够的社会矛盾就完成了社会变革，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以前的所有问题，在“维新”之后还会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等级制度延续下来，就给现代日本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对国家的责任感不强。
我们再以日本古代明显的等级区别为例，几个等级分别是天皇、将军、大名和武士。将军的幕府里有家臣和武士，大名也有家臣和武士，从名义上来说，大名要忠于将军，可是大名的家臣和武士却直接对大名效忠，而并非忠于将军。从名义上来说，将军要忠于天皇，但是将军的家臣和武士，却效忠于将军，而非天皇。
如果是越级效忠，比如大名的武士效忠于将军，吃着大名给的俸禄，却给将军做事，这是一种严重的僭越！等级制度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效忠的断层，以及意志上的断层。
将军的意志只能传达到大名这里，大名属下的武士，只知道对大名效忠，而不会对更高一级的将军效忠。这个问题，在中国的东周和春秋时期，直接导致了天子失国，因此才有了君主集权制，所有人都向皇帝效忠。
大名在日本古代有巨大的力量，它的封地幾乎是一片属于家族的独立王国。这个现象至今在日本政坛中也还有体现，比如日本各县如今还有很高的行政自主权。
国家由这样一个个的独立王国组成，自然会造成意识上的割据局面，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归属感。“大和民族”有一种笼统的归属感，而“日本”也只是有一种笼统的归属感，古代日本普通人直面的是大名和武士，而远在京都的将军和天皇离他们过于遥远，同时民族和国家的观念也离他们很遥远。
这也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新政府积极地加强天皇存在感的原因，大家都向天皇效忠了，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原先的意志断层，让日本人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同时利用新教育，向日本民众普及国家的概念，增强民众的向心性。
但最终大多数人依旧是在向天皇效忠，而不是在向国家效忠。对民众来说，就算是有了国家的概念，但是对国家的责任感还是远远不够。同时等级制度变得隐性，并延续下来之后，这些隐性的等级制度也在稀释国家的概念。
比如在日本很多职工都是终身制的，一旦签订合同就要在一家公司工作一辈子，那么这个日本员工的眼里就只有这家公司，而忽略了对国家的概念。这个模式其实挺像家仆与家主之间的关系，就算不叫家仆，那么一辈子在一个老板手下工作，一辈子的生计和经济来源都被攥在一个经营私企的人手里，也会慢慢出现上下尊卑的情况。
这个跟中国人在一家公司上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有些人认为不平等那是他的观念问题。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在一家公司工作不开心，换一家就是了，不是什么大事，而对公司的效力，跟对国家的效忠完全是两种可以共存的情感。
日本人因为有隐性的等级制度，他们会优先效忠他的上一个等级，对国家的效忠永远都要排在第二位。这造成了日本人对自己的国家缺乏义务和责任感，同时对整个人类文明圈的认同感也不是很强烈。比如2011年发生的福岛核电站事故，该事故到现在依旧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可以对比20世纪的切尔诺贝利事件。虽然该事件被大家骂了几十年，最初苏联的官僚体系也确实出现了瞒报现象。但是当苏联中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立即就集中全国之力解决该事件。疏散的时候都是国家派车，并没有让民众自己想办法，并且有几十万人参与到该事件的抢险过程中。解决的方法很科学，所有人也都在认真对待。
反观日本的做法，就很让人失望，一直都是政府在督促电力公司解决该事件。而且解决该事件的方法一直就是注入海水冷却，而核电站的机芯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该事故的解决机制是有问题的，让电力公司这样的盈利机构去解决，他们肯定要用最节约成本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用海水给机芯降温，然后把核废水储存起来。后来他们连储存核废水的钱都不愿意花了，核废水经过简单处理，就被排进了海里。
这给整个世界的环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核污染。更让人惊心的是，核事故发生后，对核电站周围许多地区的居民进行了疏散，而这才过了十年，日本政府已经开始回迁这些居民了，早在几年前核污染地区的农产品就被卖到了全世界。而因切尔诺贝利事件而撤走的苏联人民，到现在也依旧没有回迁。
这个事故让我们看到了日本国家政府跟日本民众之间严重的隔阂，以及日本人普遍的没有责任感的心态。日本政府代表的并不是日本底层人民的利益，所以才会让日本民众冒着核污染的危险回迁，对该事件并没有积极地去解决，在迁走受灾人群的时候，甚至让民众自己想办法离开。而对核废水排入大海中的行为，大部分日本民众都选择了默认。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隐性的等级制度在作怪，只对上一个等级负责，让大多数日本民众普遍目光短浅，普遍缺少对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感。而日本国家政府则大多数是由政治家族成员组成，他们所代表的一直就不是普通民众的利益。
只不过在20世纪初日本武力掠夺的红利，以及在20世纪下半叶科技的红利和经济的红利，让日本普通民众的日子过得还可以，不会出现饿肚子、吃不饱的极端现象。所以日本普通民众的反抗情绪并不强，也一直没有积累足够的社会矛盾，促成日本整体社会的改革力量。
到此，日本的面貌就基本上呈现出来了，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方式，面对这个邻国呢？
九、如何面对现代的日本
在二战结束后，一开始也审判了一批日本战犯，但是美国后来为了恢复日本的经济，打造一个在亚洲跟苏联对抗的桥头堡，竟然多次释放过日本战犯！为什么现在的首相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因为现在日本的政治力量，有很大一部分是发动二战的军政府力量，所以去参拜靖国神社，就像是去祭祖一样。
另外，这也是日本政府不愿意承认在侵华战争中，曾经做下的那些泯灭人性的惨案的原因。因为战前和战后，基本上是同一伙人在统治日本，令人愤慨的是，他们从未自责过！关于这个问题，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退让半步！只要发现他们又要在这类问题上作妖，就要立即想办法制止。
至于文化上的交流，我们没必要太担心，因为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古代一个个叱咤风云的朝代。不管是汉王朝，还是盛唐、蒙元、大明，都是我们骄傲的时代，都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来源。
而日本人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对自己的文化不太自信的样子，比如他们很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鲁思在《菊与刀》中举例子说，日本人的军事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政府想要以此立于世界一流国家之林，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日本战败后，日本人于是开始用和平崛起的方式证明自己，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
另外日本普通人的“多礼”，让他们全民都过得比较敏感，很容易在一些小事上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正如鲁思举的那个《哥儿》里的例子一样，过于在一些小事上计较。现代的日本人依旧是如此，非常注重细节，在一些细微处出了差错，他自己就很难接受的样子。
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处处谨小慎微，这就是一个人没自信的表現！日本的等级社会制度，一直在压抑着日本人的性情，让他们不得不内敛，不得不小心应对每一天，每一件琐事。于是很多人称颂，这是日本人的严谨和细心的优点，这些优点其实是由整个社会环境造成的。
众所周知，平时谨小慎微的日本人却很喜欢“赌国运”，在19世纪末日本曾经透支了未来两年的财力跟清帝国一战，二战中的日军将领山本五十六也是一个标准的赌徒，这都是在赌国运的行为。如今日本又在氢电池汽车上下了重本，俨然还是一副赌国运的架势。
电动汽车将是未来的主流，如今世界的几个主要国家都已经开始在电动汽车领域布局。现在世界电动汽车的主流电池分为两种，一种是氢燃料电池，一种是锂电池。国内的电动汽车多是锂电池，而日本却在大力推广氢电池，如果赌对了日本起码还能继续辉煌二十年甚至更久，如果赌错了日本就会以更快的速度衰弱。
很多人都认为，日本人的谨小慎微和偶尔表现出来的疯狂矛盾性很强，这个矛盾性一来是由日本的社会等级制度造成的，二来就是他们自己的不自信表现，以及对未来的担忧。日本社会看似平稳，但是尊卑观念会让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下许多愤怒，在这些愤怒发泄出来的时候，就会一改平时彬彬有礼的样子。
东方文化一直是“忧患文化”，在正常运作的同时，还要为未来考虑和筹谋。而日本从古至今因为灾难频发，让他们对未来普遍持悲观态度，于是在面临抉择的时候，很容易做出一些赌徒行径，要么把胜利扩大到最大，要么一败涂地。
之所以说这是文化上的没自信，是因为这种赌徒行径就像是一个又穷又横的无赖：做成了出人头地，失败了我也是烂命一条。
如今的世界正处在一个文化交流的盛世，同时这也是文化上的战争，只有在文化上赢了，才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而日本自己都不太有自信的文化，在未来也难以有太大的建树，所以，在文化交流方面，我们会日渐占据上风。这也是在政治问题上我们一步也不让，而在民间交流上却比较宽松的原因。
日本在逐渐衰弱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至于衰弱的原因，一来是美国给出的巨大经济压力，二来是日本政府一直就没什么担当。前者是因为他们在为二战的暴行所付出的代价，在美国彻底衰弱之前，日本会一直是美国的属国，如果美国在未来没有继续衰弱，那日本完全没有出头之日了。
日本一日不承认其在二战中的暴行，其政府就一日不会有担当。在前文中说过，日本人对人类世界没有太多的认同感。他们作出的大部分国际贡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希望得到世界的认可，他们连自己曾经做过的事都不敢承认，谁会给他们太多的信任？德国就不同了，一直以来他们认错的态度就很端正，所以，德国现在一直在走上坡路，且前途不可限量，这正是因为德国比日本更有担当。
最后要说一说日本人的“凶性”，日本人还给我们一个印象，偶尔凶狠起来令人张目结舌。关于这一点可以回忆一下槜李之战中的越国士兵，他们已经到了没有任何手段，只能用凶狠虚张声势恐吓对手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是最不能对他客气的时候，一旦被吓住了，对方就掌握了主动权。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应该是日本人从部落时代传承下来的手段。日本人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从部落时代进入农耕时代，铁器的出现也很突然，很多史学家都猜测日本人的文明进展可能受到了外力影响。其中有史料记载的，就是在中国的盛唐时期，日本从唐代学习了大量的先进技术。
技术的革新没有经过积累的过程，社会对于新技术所作出的改观也不会太大，所以，一些久远时代的特色会被保留下来。就像华夏民族保存下来的宗族制度一样，新技术已经让华夏大地面目全非，但只要文化上不出现明显的断层，总会保留一些东西的。
对于日本政府的一些“耍凶斗狠”，我们要给予坚决地回击，只有让他们感觉自己的“最后手段”都没用的时候，才会放下所有的侥幸心理。而对于日本的民众，我们可以表达出足够的善意，因为从总体上来说，他们还是个善良的民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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