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范式意义探析

王凯悦

刘勰的《文心雕龙》体系严密、论述严谨，堪称古代文论中的经典之作，刘勰在其中所传达出的思想与创作方法、原则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为当时的文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对《文心雕龙》及刘勰本人的研究是学术界的一个重点，写出的专书和专篇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研究者的眼前，成了与“诗经学”“楚辞学”“三国学”等相提并论的“龙学”，受到了研究者的极大重视。《梁书·刘勰传》中提到沈约对《文心雕龙》“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也称其“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鲁迅则将《文心雕龙》与西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并举，《文心雕龙》的意义可见一斑。

南北朝浮靡文风盛行，文学创作中也存在着轻视内容，只注重形式工巧、华丽光彩的藻饰等问题，文学离背了传统的发展，面对此现象，刘勰感到不满，他认为此时文体讹滥、文体不清，并大胆指出当时文学作品存在的缺点，“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他力图救弊，挽救此时的风气，在传统力量中为文学寻求支持，通过《文心雕龙》将自己的理想传达出来，正本清源，想要做出一番事业，找到文学的出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精心构建的理论体系，对古代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为之后的文学理论提供了一种范式，指出了文学之后该走向何处，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理论意义。《文心雕龙》以其灵活性、实践性、包容性等特点为后世文论做出了经典的范式，为文学发展找到了一条更加广阔的道路。

一、“执正驭奇”的灵活性

《文心雕龙》理论体系严密，文之枢纽论、文体论、创作论、发展论等部分有各自的论述原则，篇次秩序井然，精心安排的结构显得严密完整，思想观点之间互相呼应、互为补充，形成了一个完整、精密的庞大理论系统。

刘勰对于儒家经典有着原则性的使用，同时也兼具灵活性，这是他颇有见识的地方，也为之后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机会。刘勰身上兼有儒、道、佛三家的思想，但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巨大。刘勰十分推崇儒家经典，《序志》篇中，他提到梦中与孔子相伴而行的经历，企图通过儒家经典的阐发使得当时文坛上追新逐奇的不正之风得到更正，想要激活儒家经典的文学价值和情感世界，认为文学最理想的著作典范、作家写作的典范就是儒家的经书。他主张后世一切文章的写作都将儒家的经书作为楷模，认为五经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把立德建言作为人生的重要追求，继而创作出“雅丽”的作品来正末归本，从而回归到道，也就是“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刘勰将将宗经作为救弊的终极方案，有着道、圣、经三位一体的宗经式思想。

新的理论范式的出现，必然导致旧有规则的改变，从而使得有志之士对现存的文学现象加以重新审视。刘勰处在新旧交叉的十字路口，寻找着文学向何处去的答案。

刘勰在对待经书方面是非常灵活变通的，原则性的内容可以用灵活的态度。刘勰在“去圣久远，文体解散”的情况下想要挽救文学的风气，在视经典文学为本源的基础上也并不排斥“非经”的内容，用儒家经书来匡正纬书，用经书的“真”纠正纬书的“伪”。刘勰的思想是非常辩证的，虽然他并不认可“谶纬之书”，却能寻找其可取之处，刘勰认为这些经书虽然包罗万象、文辞华美，对经书的发展没有益处，但对写文章很有帮助。在刘勰看来，《楚辞》和经书是既有同一性的地方，也有相异的一面，在创作方面，刘勰概括出一个文学创作的原则，以经书为正，把握学习楚辞的内容，将经书与《楚辞》、纬书中有益的内容结合起来。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不能逐奇失正、舍本逐末，要做到“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使得文学走向一条更广阔的道路。

刘勰以经典为正，并不排斥其他因素存在于经典之中，因为各种因素结合的最终目的都是与经典相辅相成，对文学采取一种灵活的态度，达到刘勰力图挽救当时风气的目的。

二、“执术驭篇”的实践性

刘勰赋予经典以文学权力，《文心雕龙》将荀子以来原道、征圣、宗经的观点继承下来，并且将这一思想贯穿于《文心雕龙》一书的始终，这也成了他理论的根本立足点，从而达到了思想原道、情感宗圣、文体宗经。

刘勰由“术”到“法”的精神从理论到实践的层面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局部到整体、由小到大将《文心雕龙》的体系建构起来，为之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基本的准绳。文之枢纽和文体论部分之后，在“剖情析彩”部分，刘勰论述文学创作方法、修辞手段和文学批评鉴赏等问题，这就是他的“术”“法”精神。“执术驭篇”是刘勰力图重建儒学精神的理论和实践，并以此希望儒学可以为解决当下存在的问题做出努力。

刘勰的文学观念包含着很强的实践性，他的“驭”文观念将《文心雕龙》的思想贯穿起来。“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刘勰使用“驭”字來形容作者对文章的写作，就好像驾驭马车一样，需要作者或驾马车的人来统筹全局，首先找到正确的方向，这便是“文之枢纽”中所提出的宗经思想，在此基础上“执正以驭奇”，从而实现他救弊的最终目的。刘勰不只是在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简单指导，他的实践性也是非常强的。驱遣和运用语言的能力是一个作家不可或缺的重要本领，所以用“驭”字也体现了刘勰救弊的自信与决心。

《史传》篇中“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的原则，也可以看出刘勰在文学创作的实践方面也有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见解，提供了一个创作的方向。

从创作伊始，刘勰提出了“三准说”，这一概念强调创作中三层最重要的问题，针对的是创作的全过程。作者要首先设定好写成的风格，确立作家的情志理趣的重要位置，斟酌选取有价值的材料，用语言文字来表现内容，要善于收尾，达到文字之外的效果。内外相交，文字之内的功夫和文字之外的功夫都要做好。对于“三准”之说，可以看到刘勰极强的体系观念，《文心雕龙》整体也是一个首尾非常圆融的、大的系统。除此之外，刘勰所提出的构思论、文学发展论、文术论等文学创作问题和方法都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意义。

《知音》篇主要论述了做好文学批评的方法，批评者首先需要广泛地知晓各种知识，有一个博观的态度，提高鉴赏的能力，采取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评价作品。刘勰提出了六观说，将这看作评判作品的标准，从体裁的安排、词句的应用、继承与革新、表达的奇正、典故的运用、音节的处理六个方面入手，来考察其表达的思想内容和这六个方面能否恰当地为内容服务。

《文心雕龙》从创作、文学批评、鉴赏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体现出了强大的实践性，为后世做出了典范与榜样。

三、“并总群势”的包容性

刘勰的思想是定与应、变与通的统一，有定有应、能定能应，才能包容而不失法度。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虽然刘勰对于前代的文学多有批评，但也并不排斥它们进入作品之中。在学习经典的基础之上，要对各种文体进行了解，感情的变化也要熟知，“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从而使得文章具有风骨。《通变》中文学创作的继承和革新问题也是刘勰论述的重点。文学作品创作的基本原则当然是要传承下去的，但是文学作品创新的方式必须随着时间的演进而逐渐改变。刘勰也认为通变的方法与要求，也是要在掌握大纲的基础之上，“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作者需要根据自己的气质、感情和内涵，在秉持前人优秀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更新，“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文学创作的发展才能够更加长远。

刘勰认为先天的才气在创作中是非常重要的，强调人先天的差异，提出要根据自身特点来培养不同的风格。同时，刘勰不承认先天的才华后天不可变，通过后天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才华与个性气质。所以，他十分注重“学”这一方式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将这作为驭文的首术、谋篇的开始，“学而能”才可以出现。“童子雕琢，必先雅致”，先天的才气也需要在学习和外在环境的培养之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与生俱来的，宇宙无穷无尽，天才和普通人都存在。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刘勰十分强调要根据人本身的特点和文体自身的特点来进行文学创作，要尊重作者内心的性情和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定法。

除了培养作家创作的风格之外，文章的体式也是要确定的。文体有其自己的内在要求，这也需要作家有清晰的辨体意识，尊重文体的内在规定性。定势就是根据自然形成趋势的变化来确定体式。自然的趋势是确定的，那么文章的体式自然也有一定的准则和尺度。“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相关的文章，典雅为其标准，而赋颂歌诗等的创作，则要以清丽为其准绳，根据不同的内容选择跟它相应的体制和风格来写。掌握了一种文章的势，也要“并总群势”，文章的体制和风格是复杂的，同一内容也可以适应不同风格，根据文章变化来做出恰如其分的调整，要兼解以俱通，随时而适用。但是刘勰也提倡定势、出新要顺乎自然，维护旧式和本土语言的严肃性，厌恶穿凿取新的潮流。

刘勰在《体性》篇中提出了八种风格或是组成文章的八种因素，但并不简单规定只有这八类，这八种风格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每一种风格都有不同的特质，不能够随便使用，作者需要根据个人的特点与写作的要求选择适宜的文体风格，如此才能将文体中风格的意义体现出来。

刘勰虽然厌恶他所在时代的浮靡文风，但他本人还是赞成充实内容与华丽的文辞相结合的作品的，刘勰对文章的修辞、章句、剪裁等问题都做了恰当的论述。“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刘勰的思想包容性很强，他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和合与共，从而为后代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一种范式，不可偏激，而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文心雕龙》的体系严密，文之枢纽部分所提及的觀点是建设其整个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文体论部分不仅仅按照“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原则概论了各种文体，还将晋宋以前多种文体的写作经验进行了总结。刘勰的思想虽然以儒家为主，但也从前代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总结、归纳、概括，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刘勰的创作论内容是复杂又丰富的，涉及了众多的文学理论，如艺术构思、继承与革新、作家作品的风格，以及各种艺术方法、修辞技巧等问题，在考察和提炼前人经验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具有价值的观点，十分具体地探讨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相关创作原理和艺术方法，为后世提供了模范与样板。批评与鉴赏论也对文学批评提供了方向，使作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学术界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歇，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可能在未来得到新的解释，而《文心雕龙》对后世形成的影响，也将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加鲜活，更加具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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