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建设中的广深联动:条件与路径

徐常建 魏小飞

[摘要] 广州和深圳同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中心城市和区域发展核心引擎,广深联动发展对于广东全省经济社会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广深各具优劣势也面临不少机遇和挑战。目前,广深两地缺乏持续沟通合作机制,产业结构同质化造成激烈竞争,基建重复建设导致资源浪费,政策制度衔接不畅制约联动发展。探索广深联动新路径要建立广深间的常态化联动机制,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间的交流合作;加强广深两地的规则衔接,进一步助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开放;深化分工协作和产业链资源共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共同体;促进教育医疗资源优势互补,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医疗高地;加强环境保护合作,共创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之城的范本;实现民生领域的共建共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富裕。

[关键词] 广深联动  优势互补  协调发展  路径  SWOT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2)0104-09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学科共建项目: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基础创新能力的研发财税政策研究(GD20XLJ01);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校级青年创新类项目:发展成果的劳动分享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影响研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校级科研启动项目: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校级重点课题:R&D税收政策的最优支持力度研究。

[作者简介] 徐常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魏小飞,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推进广州与深圳联动发展,对于广东全省经济社会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广深在联动机制、市场一体化水平、产业链供应链分工配合、科技创新、教育科研等方面切实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就能够发挥“乘数效应”,对实现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一、文献综述:需要从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视角研究广深联动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城市空间组织结构演变的规律及发展绩效进行了许多研究。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城市空间组织结构就会由单一中心空间结构转变为多中心(Fujita、Ogawa,1982),由传统中心地模式向多中心、网络化模式转变(Castells,2010)。区域中心城市间的联系对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成为重要问题。如多中心城市体系更有利于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并促进经济均衡发展(Brezzi、 Veneri,2015)。这些都是基于欧美等经济体情况进行的研究。我国的城市化晚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发展的不均衡性也比较高。多中心是区域发展的趋势,也是新时期区域发展的必然方向(朱俊成,2011)。中心城市协同度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正面影响(高玲玲,2015)。还有些学者认为,多中心结构对我国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特征(陈旭、邱斌,2020)。长三角城市群作為我国城市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典型区域,已呈现出多中心化发展特征(高丽娜,2018)。但是,区域多中心协调发展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本位主义路径依赖、区域制度结构复杂性导致制度不互补以及过度竞争等问题(姚宝珍,2019;丁如曦 等,2020)。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长期发展,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形成了多中心竞逐发展模式(张紧跟,2008)。粤港澳大湾区的多中心网络化布局经历了由广州单极放射向广深港多极组团网状发展的演变过程,呈现“多核、多轴、多团体”的空间特征,但虹吸效应明显(谢永琴 等,2021),内部关系仍存在竞争性大于互补性(陈明勇、廖冰武,2018)。对广深协调的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广深交通的互联互通。交通网络建设将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内部联系的网络化,高铁打破了两个城市之间的藩篱,加强了广深的联动效应(冯其云、周靖祥,2017;覃成林、柴庆元,2018)。二是广深联合打造科技创新中心。粤港澳大湾区要构建“香港、广州知识创造—深圳知识转化—珠三角产品应用”三位一体的协调创新体系(陈广汉、谭颖,2018)。广深“双城”联动要始终坚持创新在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和战略支撑作用,强化广深“双城”联动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的支撑引领、整合协同、开放门户和辐射带动四个方面功用(丁焕峰 等,2021)。三是广深在金融业方面要加强合作。要通过深化金融合作加快深圳、广州两大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并与香港一道,共同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辐射力的金融中心圈层(冯邦彦,2014)。

已有文献对广深协同发展的研究有了一定成果,但多是从创新合作、金融发展等某一方面进行研究,本文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视角,研究在大湾区建设中推进广深联动并形成示范的基本条件,广深联动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障碍以及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推进广深联动并形成示范的路径选择。

二、推进广深联动并形成示范是大湾区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关键一招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城”是计划的产物,“市”是市场的产物,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干预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为了寻求更多机会和价值提升,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促进了城市发展壮大。而区域的发展也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具体表现为省内的发展以省会城市为核心,这在世界范围内也非常普遍。还有部分非省会城市具有资源禀赋优势,也发展成为区域中心城市,或者地理位置优越,因特殊政策而发展为区域核心城市。广州和深圳就是这种典型代表,广州作为省会城市自然是区域中心城市,而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逐步发展为中心城市。广州和深圳在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上都很接近,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目前两市常住人口分别是1867万人和1756万人。经济总量广州长期处于领先,近几年来深圳实现了超越。2020年,深圳GDP达2.77万亿元,广州2.5万亿元。广深两市同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也都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中心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世界上还没有哪两个超级大城市在地理位置上像广州和深圳如此接近。

然而回顾以往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到,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多中心竞逐模式在拉动经济迅速繁荣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外部和内部竞争的挑战。长期以来,以行政单元为限发展城市的路径依赖成了城市发展的主要路径(苏雪串、舒银燕,2012)。而发展存在行政壁垒,必然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不利影响,阻碍区域的良性发展。广州与深圳避免行政壁垒、发展的虹吸效应,发挥双城联动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关键一招。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提出,要充分发挥广州、深圳“双核联动、比翼双飞”作用。广深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两大核心城市,广深的联动发展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就要求廣深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双城联动”发展中,以对方的优势弥补自己的劣势,发挥“乘数效应”,实现“1+1>2”的效果。广深的联动发展将会带动广东全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够进一步推进高质量开发,为更好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

三、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推进

广深联动并形成示范的基本条件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推动广深联动发展,首先要充分研究广深联动发展的基本条件。本文基于SWOT分析法,运用系统思维,将广州(表1)和深圳(表2)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部优势与弱势、外部机会与威胁,这些看似独立的变化因素相互匹配来进行综合分析,这有利于分析对比广州和深圳各自的优势与不足,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广州的SWOT分析

1. 内部条件: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存在的优势和劣势

广州地处亚太地区几何中心,濒临南海、毗邻港澳,具有突出的交通区位优势,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非常便捷,发展的空间优势比较大;医疗、教育等资源丰富,如拥有三甲医院数量排在全国前三;文化底蕴深厚,广州是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老城市;还有包括广交会、中新知识城在内的一些重大国家级项目在广州落户。同时,广州也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发展的地方,离中国经济发展全局对广州的要求还有差距,其经济结构有待进一步提升,新动能、新经济的比重还不大,所蕴含的创新能量还不充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广州拥有丰厚的科教基础资源,科技成果转化是薄弱环节;空间利用效率不高,广州空间开发潜力大,但目前还存在大量低效产业,单位面积实现的GDP较低。

2. 外部条件: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纵观国内外发展形势,广州面临的发展机遇很多,如“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发展,我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加速形成;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家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广东省委、省政府以支持深圳同等力度支持广州改革发展。与此同时,广州面临的挑战也不少,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而深远,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给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带来了挑战;区域和城市格局面临调整,各大城市加速集聚高端资源要素,对城市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社会转型加快,社会结构、价值取向、利益诉求日趋多变,需要在提升超大城市治理能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付出更大努力。

(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深圳的SWOT分析

1. 内部条件: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的优势和劣势

深圳毗邻香港,位于珠江与南海的交汇处,背靠繁荣富饶的珠江三角洲腹地。改革开放初期,深圳承接产业转移和吸引香港的资金,凭借经济特区的有利条件,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和配套服务,吸引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深圳进一步集聚。深圳也是国内唯一拥有海陆空立体口岸的城市,有现代化国际深水良港盐田港,有众多陆路口岸,在地铁、邮电、通信、供水、供电、供气和城市防灾系统等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建立了创新生态链,形成了“6个90%”的创新模式。同时,深圳的发展空间不足,人口稠密、地域狭小,土地开发强度高,房价高;教育、卫生、文化事业严重滞后于城市的发展,从小学到大学,数量都严重不足,医疗、教育等短板非常突出;基础研究能力不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数量较少,基础研究人才数量偏少。

2. 外部条件: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总体来看,广深同处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外部条件有很多相同之处。机遇方面,如“一带一路”建设、我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正在加快构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等。挑战方面,如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而深远,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给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带来了挑战等。

从广州和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SWOT分析来看,广州的优势如发展空间大、潜力大,医疗、教育、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基础研究能力强等,这些反而是深圳发展过程中的短板。深圳发展的优势如创新发展,是广州发展所不足的。并且广州和深圳同处于我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均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面临着同样的外部机遇和挑战。广州和深圳要各自发挥好自身优势,通过合作,利用好面临的机遇,弥补自身发展存在的不足,从而共同应对挑战。同时,广深“双城联动”也会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交流和发展,以及广东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进一步推进高质量开放,广深的联动发展将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合作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有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也将为广深双城联动发展提供更好机遇,助推粤港澳大湾区两大核心城市广州和深圳的融合发展,为广深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四、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推进

广深联动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障碍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认识制约广深联动发展的矛盾和障碍,关系到广深联动发展的成效,关系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广深联动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广深两地缺乏持续沟通合作机制

在同一个城市群区域内,往往可见相邻的两个体量较大、区域影响力较为接近的城市,它们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相互排斥和竞争的现象。国内具有这种特征的城际竞争案例不少,如京津、成渝、济青、沈大、福厦等。广深相距仅100公里,广州是省会城市,深圳是中央计划单列市,由于行政区划的制约和长期以GDP为主导的考核机制的影响,也形成了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发展格局。并且,近几年深圳经济总量反超广州,广深之间的经济差距仍在加大,广州重返经济龙头地位困难不小,二者经济龙头争夺战可能仍将持续。一些地方官员长期存在“单打独斗”的思维框框,只关注自己主政地区的发展,视野不够宽广。这种认识导致即使广深两地领導偶尔互动走访一下,但是实质性的深度互动和合作不多,合作领域不够全面,更没有形成一种双方高度认可的可持续合作机制。同时,在沟通合作中还存在“大门打开小门未开”,具体的落实推进在基层还存在诸多障碍。广深要联动发展,必须摒弃这种“单打独斗”的现象,真正认识到只有协同发展才能在更大范围、更优层次上配置资源要素,才能最大限度地集合发展能量,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只有在思想上统揽,才能做到“真心实意地联,积极主动地融,以及犬牙交错式地合”。

(二)产业结构同质化造成激烈的竞争

珠三角各城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均实行“赶超战略”“逆向开发战略”,即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导致各地把投资重点集中在投资少、见效快的少数几个行业上,致使区域内产业结构雷同,减弱了区域内分工和规模的双重效益。广深在产业发展方面存在一定的分工,但是行业结构和布局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同质化竞争问题。根据2020年《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纺织服装和服饰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10个行业均为珠三角各城市的重点发展行业,这10个行业生产总值在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制造业生产总值中都超过了60%。

广深聚焦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城市行业同质化竞争问题,为广深互补协同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地区间产业同质竞争和重复配置是对区域发展的显著伤害。反过来,产业的协同发展提升将促进区域加快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如何加强合作、避免同质化带来的恶性竞争,是广深产业发展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三)基建的重复建设将导致资源浪费

不合理的重复建设现象集中在一些利润潜力较大的产业领域以及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领域,具体表现为数量较多、资源利用效率不高且利用方法上缺少协调等特点。如在机场规划方面,广州白云机场和深圳宝安机场相距不足150公里,广东将强化广州机场作为全国三大国际性航空枢纽之一的地位,构建覆盖全球的国际航空客货运输网络,提升国际中转功能。而深圳机场加快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强化区域航空枢纽功能,积极发展面向东南亚等地的国际航空客货运输网络。在港口方面,深圳港已对香港港口形成了巨大冲击,后来居上的南沙港吞吐量超过了深圳盐田港,珠三角港口星罗棋布,港口之间有竞争也有分工。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基于各自的优势,分工协作做大做强是避免恶性竞争必须考虑的问题。在会展场馆方面,缺乏科学布局,两市也存在互相攀比,抢建会展场馆,大力发展会展业现象。依靠“广交会”这一金字招牌扬名海内外的广州,在会展行业上有着传统优势;从福田旧馆到充满“国际范”的深圳会展湾,深圳在打造3.5倍规模于琶洲会展中心的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据悉,广州市政府正在谋划建设一座新的会展中心。这些情况表明,珠三角会展业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大都市、大展馆的“虹吸效应”将有加强之势。这些斥巨资打造的基础设施,如果不合理协同发展,就会造成资源浪费和行业的过度竞争。

(四)政策制度衔接不畅制约联动发展

政策制度的衔接是为了促进区域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等的充分流动,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广深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区域发展双引擎,在人才政策、招商引资等方面存在竞争。一是“抢人大战”。留住一流人才就留下了城市发展的动力,近年来各大城市“抢人才”竞争愈演愈烈,纷纷不断出台新的人才政策,广深也不例外,对不同层次的人才出台了扶持政策。如广州的“红棉计划”以及深圳的“孔雀计划”都是针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政策文件。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广州出台了“岭南英杰工程”,深圳出台了 “鹏城英才计划”,因为人才政策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抢人之争”。二是招商引资的竞争。如深圳的汽车产业与广州相差甚远,下了很大力气进行招商引资,如今宝能、恒大的总部都在深圳,它们都开始造车,广深营商环境的差别都会带来竞争。三是市场重叠。随着交通的完善,如深中通道的建设,使深圳能在更大范围进行资源配置。同时它与广州的市场腹地也由此变得更为重叠。广深各自为战必然会大大影响科技创新潜力的发挥。显而易见,把广深两城的优势资源整合起来,才能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在攻克原创技术、颠覆性技术、未来技术方面,取得更大的创新成就。

五、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推进

广深联动并形成示范的路径选择

(一)建立广深间的常态化联动机制,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间的交流合作

体制机制是引导广深联动发展的组织保障和制度基础。广州和深圳要着力打破行政体制障碍壁垒,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深化战略协同和合作,共同增强核心引擎功能,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之间的交流合作提供示范。为此,首先,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推进思想创新。要从单纯为自身“一亩三分地”、一味依靠自已“单打独斗”的思维框框中走出来,从总认为自身地区情况特殊、需要特殊对待的思想意识中走出来。真正认识到只有协同发展,才能在更大范围内、更优层次上配置资源要素,才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其次,建立广深联动发展协调机构。在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下,设立广深联动发展协调办公室,协调、研究、解决广深在联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设立一些专业委员会,实实在在解决产业、交通、民生等领域的联动问题。加快推进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的发展规划研制。加强宏观政策与规划综合协调,推进国土空间、基础设施、产业分工、生态建设、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的专项规划与编制,统领区域协同发展。再次,加强干部交流合作,提高干事创业能力。加强两地党政干部培训合作,深圳可以派党政干部到广州学习,广州也可以派党政干部到深圳学习;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或研讨班形式,加强两地区级和市级党校在党政干部培训方面的交流合作;两地互邀专家对党政干部进行授课。广州可以邀请深圳的专家介绍深圳的发展情况、创新的经验等,深圳可以邀请广州的专家介绍广州的发展经验等情况,扩展和深化两地党政干部的认识;形成两地领导定期挂职机制,广深两地可以互派领导干部进行一定期限的挂职,如到自贸区挂职,相互学习好的改革经验与做法。广深联动发展过程中建立的互动模式和机制,可以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之间的融合发展。

(二)加强广深两地的规则衔接,进一步助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开放

规则衔接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关键突破口,通过广深的规则衔接,可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从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效率的提高,进一步助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开放。为此,一是聚焦市场准入等重点领域,梳理实施一批规则衔接创新举措;深入研究广深在科研项目申报等方面的制度经验,梳理提出一批可供相互学习借鉴、对接的规则和机制。二是共同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共同营造高效透明的政务环境,推进广深政务服务“跨城通办”;共同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构建广深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共同营造包容审慎的监管环境,探索建立两市信用信息系统和服务平台互通,实现信用信息全面共享和相互查询等。三是共同推进自贸区建设。推进制度创新,推动在放宽市场准入、完善产权制度、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城市空间统筹利用等方面的先行先试;共同推进粤港澳及国际合作,争取进一步缩减对港澳投资负面清单;共同建设国际多式联运中心、国际物流分拨中心,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多种运输方式无缝衔接的运输体系等。

(三)深化分工协作和产业链资源共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共同体

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科技创新也是广深两大城市的优势所在。广州和深圳在科技创新方面各有优劣,通过广深的联动发展,形成相互衔接和支撑的产业体系,协同打造各具特色的创新高地,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共同体的建设意义重大。为此,一是要推进两市产业协作,打造产业链条。广州现代服务业具备优势,深圳以先进制造业见长。应围绕各自优势产业和资源禀赋,优势互补打造立体式现代化产业链条。如汽车产业,广州以传统产业为主,新能源、自动驾驶、核心零部件等方面不足;深圳在新能源等领域确立了较明显的产业集群优势,广深可以实现深度合作;在智能网联汽车、智能装備、生物医药等领域合力打造产业集群。如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方面,两市要深度开放合作,优化产业环境,共享产业资源,强化产业融合。携手建立较为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标准法规体系、自主研发体系、生产配套体系等。二是共建园区等产业发展创新平台。联合搭建广深智能装备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共同探索开展广深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工作;探索推动广深两市智能制造产业园区共建等。三是要把协同开展科技创新作为重中之重,围绕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全面推进科技创新。共建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聚焦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合作等。四是合力打破体制机制约束,整合集聚两市产学研力量,推动两市科技创新平台的联动,着力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包括两市重大创新载体的对接合作,共建国家实验室、省实验室;建立服务共享和科技评审专家共享机制等。鼓励两市高校、科研机构与大型骨干企业合作共建共享创新平台,加强两市人员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创新联盟,形成创新共同体。

(四)促进教育、医疗资源优势互补,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医疗高地

教育是民生之基,医疗是民生之需。教育、医疗的发展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广州和深圳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各有优劣,总体来看,广州在教育、医疗方面实力雄厚,深圳基础研究不足,但在“科技+医疗”等方面具有优势,两地可以取长补短,深化合作,共同打造教育、医疗高地。为此,一是建立广深教育、医疗工作衔接机制和联动工作机制。加强两市教育主管部门的交流和合作,推动两市教育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开展交流和合作,促进两市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支持广州的医院或医疗机构在深圳设立附属医院,推动广深两地医院建立医疗联盟,开展远程会诊、双向转诊、联合救治、科研合作等服务。二是支持两市高校加强交流合作。加强两市职业院校经验交流与互鉴,支持两市高职院校、企业积极开展交流合作,开展技能竞赛等交流;鼓励和支持两市高校依托国家、省、市各级科研平台和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联合申报科研项目、联合共建重点学科;支持深圳引进广州高层次医学团队,提升深圳医疗服务质量和疑难重症诊断水平。借助深圳的“科技+医疗”力量,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共享。三是加大跨区域培训力度,开展中小学校长培养活动,互派校长到两市名校进行跟岗学习。推进两市优质教育集团(或学校)开展教育教学交流活动,鼓励广州优质学校在深圳设立附属学校或者分支机构等。支持深圳联合广州知名高校、医疗机构开展多元紧密的医学教育培训工作,包括与大学合作举办在职医学教育、联合开展深圳市医疗卫生系统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等。四是推进信息互通,打通广深两市的数据交换通道,实现两市电子病历互通互享和医学检验检查结果跨机构互认。依托省异地就医平台,实现两市参保人跨市就医享受异地就医结算服务。

(五)加强环境保护合作,共创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之城的范本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珠江流经的广深等地河域相通、地脉相连、人口和经济深度融合,但是沿珠江河域地区违规倾倒固废物、违法排放污水等破坏珠江生态环境的现象屡禁不止,大气等环境污染问题也未得到根本解决。广深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核心引擎,经济发展具有相对优势,两地加强生态环境合作刻不容缓,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之城的范本,也是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为此,一是在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小组的领导下,加强广深两市及其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顶层设计。对照国际一流水准,充分衔接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现状、发展目标要求和国际一流湾区生态环境品质要求,研究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指标体系和评价机制。二是持续加大污染防控力度。提高环境准入门槛,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坚决打好打赢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饮用水源保护,加快推动重点污染流域污染治理,持续推动空气、水、环境监测、突发环境事件通报等领域的双边合作。三是提升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研究制定绿色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研究构建绿色供应链指数,推动碳标签互认机制研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交流与合作,共建环保产业园,开展绿色金融合作等事项,共建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等。

(六)实现民生领域的共建共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富裕

发展成果应由人民共享,决定发展的落脚点必须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实现共同富裕。两市应发挥核心城市养老、文旅等公共服务资源优势,推进两市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共建共享。在养老服务、社会救助、儿童福利、婚姻登记、慈善事业等民生领域深化合作,加强联动,探索创新。为此,一是成立广深民政部门协同发展合作领导小组,探索建立信息通报、经验交流、成果分享、问题会商等制度。二是推动养老、社会救助合作,积极推动老有颐养,为老年人跨市享受养老服务提供政策支持;积极推进两市社会救助信息共享,探索建立社会救助申请人收入和财产信息跨区域协查制度,畅通两市急难发生地临时救助。探索推动两市开展孤儿、实施无人抚养儿童跨市申请认定试点工作;加强婚姻登记和慈善事业合作,推动广深率先开展跨市婚姻登记试点工作;加强慈善事业交流合作互鉴,利用两地举办“中国慈展会”等慈善平台,共同打造公益慈善“高地”;推进文旅资源共建共享,深化文旅互融,加强文化艺术交流合作。通过一系列民生重点领域的合作、试点、探索,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创新两市民生服务模式。三是广深要加强对广东省其他地区的帮扶。广州要加强对粤西、粤北地区的帮扶,可以和云浮合作建立广云合作区等;深圳要加强对粤东地区的帮扶,在深汕合作区的基础上,建立深梅合作区等;加强广深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全面合作。四是广深要合作帮扶。广深可以合作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建立区域合作区,如在韶关建立广深韶合作区,在茂名建立广深茂合作区,发挥合作区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在合作区借助广州的医疗、教育等优势,深圳产业创新、资金等优势,实现取长补短,共同促进合作区的发展,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腾飞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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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Shenzhen Linkag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Conditions and Paths

Xu Changjian, Wei Xiaofei

(Shenzhe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Shenzhen, Guangdong 518055;

CPC Guangdong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53)

Abstract:
Guangzhou and Shenzhen are both central ci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the core engin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 and Shenzhen plays an important leading role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uangdong and Shenzhen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s well as man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t present, Guangdong and Shenzhen lack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continuous communicati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faces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the repeated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leads to the waste of resources, and the poor cohesion of policies and systems restrict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A regular linkage mechanism between Guangdong and Shenzhen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lead th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mong the city cluster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strengthen the convergence of rules between Guangdong and Shenzhen, and further boost the high-quality opening up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deepen division of labor, collabora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along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build a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mmunity; To promote th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of education and medical resources, and jointly build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ducation and medical highland;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reate a model for an eco-civilized city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realize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in areas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and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Key words:
Guangzhou-Shenzhen Linkag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ath; SWOT

(收稿日期:2021-12-25   責任编辑:张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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