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鹏
【摘要】1941年豫皖苏根据地的国共摩擦是皖南事变之后中共同国民党之间发生的一起重大军事冲突，摩擦后中共武装受到了仅次于皖南事变的重大损失。中共豫皖苏根据地的核心区位于淮北浍河与涡河之际的狭长地带，三面为日军包围，一面面向国民党军，被邓子恢称为“半敌后地区”。国共关系恶化后，“半敌后”困境逐渐暴露。豫南会战中，在日军按计划返回驻地后，西进的新四军第四师同国民党军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淮北日军在国共冲突中采取了旁观的态度。经历三个月反摩擦斗争后，新四军第四师不得不撤往津浦铁路以东的皖东北根据地。
【关键词】新四军;国共摩擦;豫皖苏根据地;彭雪枫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1-0041-10
1941年初豫皖苏根据地的国共摩擦是皖南事变后国共摩擦的一起重大事件。中共中央华中局事后记述：“部队伤亡逃散约四千余人，失枪二千余支及资材等。豫皖苏边区根据地除睢杞太及萧县部分地区外，我军全部退出，群众组织、政权机关全被破坏。这是在全国范围内，抗战以来仅次于皖南事变的损失。”a1941年豫皖苏根据地国共摩擦的大背景涉及皖南事变前后国共关系的演变，对此的研究在21世纪以来取得长足进步。
b 但对于同时段豫皖苏根据地国共摩擦的历史考察仍有尚待完善之处。
c 一方面已有研究仍相对较少，缺乏综合利用中共、国民党、日方各方文献，部分史实论述不准确。另一方面已有研究缺乏对中共与日伪、国民党多方互动的关注，未能呈现出各方力量犬牙交错状态下多方博弈的历史样态。因此本文试图在学界已有研究基础上，利用中共、国民党、
日军的多方史料，重点围绕豫东、皖北多方势力犬牙相制的军事地理形势、日军发动豫南会战中的多方判断与行动、三个月反摩擦斗争中的多方互动等方面展开论述，动态呈现根据地的“半敌后”处境及其主要影响。
一、“半敌后”根据地的形成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抗日敌后根据地被敌军“四面包围”和“三面包围”的概念。形成于1939年的中共豫皖苏根据地就是一块典型的“三面包围”敌后根据地。根据地的北、东、东南面为日军控制区，西南方向沿涡河对岸是国民党部队的控制区。豫皖苏根据地的形势被彭雪枫、邓子恢称为“半敌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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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皖苏地区位于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交界地带，东靠津浦铁路，西临新黄河（花园口决堤后的黄河河道），南跨涡河，北至陇海铁路。徐州会战之后，中共中央提出向豫鄂苏皖四省敌后发展的方针，彭雪枫、彭明治、钟辉等各自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八路军陇海游击支队分别挺进敌后，以彭雪枫部为主，于1939—1940年间开辟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豫皖苏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既是中共向东争取苏北的关键跳板，又是向西发展河南的前进基地，同时还起着联结八路军与新四军的特殊作用。
“三面包围”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日军主要属于日华北方面军。根据地以北沿陇海铁路属驻商丘的日骑兵第四旅团控制夏邑、亳州等县城，根据地以东沿津浦铁路属驻徐州的日军第二十一师团控制萧县、宿县、砀山、怀远等据点，根据地淮上地区以南，控制凤台县以东至蚌埠的日军属华中日军。武汉会战后，日军因兵力不足等原因无力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豫东、皖北，中日军队在大体沿花园口决堤之后形成的黄泛区对峙至1944年4月。
b 日军在皖北守备兵力相对较少，仅有一个联队常驻宿县，主要集中在以宿县为中心的南平集、临涣集等地，将浍河以东视为其“治安区域”。
c
皖北伪军数量较多，正规的伪军有驻扎浍河沿岸南平集的第十五师，地方伪军有县警备队、区自卫团、乡镇自卫队，固镇伪军自卫团有六七百人，宿县浍河沿岸的湖沟集有伪军一个团1000人。
d1940年下半年，从东北伪满洲国调动来的伪军更受日军信任，直接驻守铁路两侧据点，编制和武器与日军警备队一样，战斗力较其他伪军强。皖北的日伪军以津浦线为中心，以连接津浦线上的宿县、固镇及公路为依托，守备津浦线两侧几十里的范围，在津浦线西侧主要控制浍河沿岸有公路连通的主要据点，其主要军事目的仍是津浦线的警备工作。
总体而言，因为日军以津浦线警备为主要目的，所以部署比较分散。正如彭雪枫分析：“豫皖苏边敌之防务要较华北各地薄弱些，向我扫荡时须要从徐州等处调兵。”a 但豫皖苏地区因为地势平坦，津浦线、陇海线铁路交错，海郑公路贯穿其中，各县之间均有公路通达，这使得日军集结尤其是从徐州和陇海线调兵较为容易，可以组织对涡河以东地区的“扫荡”作战。因此，驻守皖北日军
多在津浦线沿线采取守势，但也可以借助交通便利在统一指挥下进行“扫荡”，这也是国民党军不愿以正规部队驻守涡河以东的主要原因。
“三面包围”的另外一个面则是皖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徐州会战后，国民党军大规模西撤，豫东皖北的黄泛区并没有正规的国民党军，各类地方武装盘踞于此，因此被认为是真空地带。
b1938年徐州会战前夕，李宗仁发动地方抗日武装，将安徽各地的抗日自衛武装编为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并按地域划分为五路。在皖北，余亚农被委任为第五路指挥，主要在皖北的临泉、太和、亳县活动。余亚农早年多次反蒋，在彭雪枫率部挺进豫皖苏地区后，余亚农与彭雪枫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c后这支部队被新桂系收编，余亚农被迫引退。1939年秋，原属东北军的骑兵第二军转移至皖北，军长何柱国作为旧东北军将领曾参与西安事变。同年秋末，何柱国前往豫东路过延安时曾与毛泽东会晤。在皖北，何柱国与彭雪枫建立了电报往来和互通情报，还帮助新四军建立前往洛阳、延安的交通线。
d 何柱国与彭雪枫形成了防区划分的默契，何柱国部的防区为“东起怀远、正阳关，西经蒙城、涡阳、阜阳、临泉、界首至河南沈丘、项城、漯河一线”，中共彭雪枫部的防区为“东起安徽宿县、江苏铜山，西经河南永城、拓城、太康、扶沟，直抵许昌”e，双方大体以涡河为界。彭雪枫总结豫皖苏边工作时提到：“同骑兵第二军的统战建立很好关系，争取了和平，使我们能和平的发展，因之其他各方面求得谅解。”f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与原东北军所部大多保持了较为融洽的关系。例如，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山东八路军与于学忠部进行了良好的合作。这种合作不仅改善了中共武装的发展环境，对于国民党军而言，中共武装的抗日斗争也缓解了其军事压力。
形成防区划分的默契后，彭雪枫部位于皖北国民党军与日军之间的中间地带。对于皖北国民党军而言，彭雪枫部可以起屏障和预警的作用，使其可以避免直接遭受日军的“扫荡”。考察日军驻皖北宿县附近的第六十二联队的作战记录，日军第六十二联队在1940年并无与皖北国民党军作战的记录。日军历次“扫荡”的主要对象均为彭雪枫部，涡河沿岸的国民党一线军队并未与日军直接接触，可以比较从容地在日军“扫荡”时及时撤退回避。例如，1940年11月的板桥集战斗，14日驻宿州的日军第六十二联队大田支队协同伪军“和平救国军第三军”计划对涡河沿岸进行“扫荡”，“扫荡”行动以涡河沿岸的涡阳、蒙城附近的中国军队为目标。日军沿宿蒙公路“扫荡”前进至宿蒙公路上的板桥集据点时与彭雪枫部1500余人遭遇，爆发战斗。
a 坚持作战两天后，滕海清b 率坚守的八路军第四纵队第五旅c 主动撤出板桥集。
d
待日军在板桥集战斗后继续前进进攻涡河沿岸的蒙城、涡阳时，原在涡河两岸活动的骑二军与皖保一三五师等均已向太和、阜阳方面撤退，并未与日军直接作战。何柱国向战斗的新四军四师发出电文称“此次敌之扫荡绝非普通之扰乱可比，企图为完成涡河封锁线，并逐步向南推进，欲粉碎其计划，非贵我两军协同作战，放弃私见，解除对立，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截断敌之归路，俾得收复涡河”e。可见中共武装在应对日军“扫荡”过程中给予皖北国民党军的重要帮助。
中共武装位于国民党军与日军之间对国民党方面有利的观点同样可见于国民党高层。蒋介石在1940年1月27日的日记记载：“后方‘共匪无心，其力全在战区，故抗倭‘剿共可以双管齐下，且‘共匪适夹在敌我之间，更易于为力，此则抗战之初使‘共匪调往前方之效，未为其所期，其利用甚大。”f 蒋介石这种寄希望于中共武装可以夹在“敌我”之间以图“利用”的心态跃然纸上。因此在1940年末至1941年初，在豫东到皖北的中日战线上以河流为界，由西向东形成了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实力派、新四军、伪军、日军渐次分布的军事态势。汤恩伯的三十一集团军部署在新黄河以西，旧东北军的何柱国部骑二军与国民党收编的皖北地方武装新七军部署在汤恩伯部的外围，新黄河以东至涡河的地区。涡河以东至津浦路日军据点之间的狭长地带是新四军第四师活动区域，即豫皖苏根据地，而伪军驻扎在距离津浦路较远的据点，作为直接守备徐州、宿县等津浦路要冲的日军的外围警戒。
对于新四军第四师a 而言，根据地“半敌后”的特性有利有弊。“半敌后”的优势在于并非被日军完全包围，存在一定意义上的后方，并能获得相关的补给。困境则在于“半敌后”毕竟不是完全的敌后，受制于国民党的军令、政令，根据地的存续依托于统一战线的维系。当国共关系恶化时，国民党选择动用武力解决江南、江北的新四军，“半敌后”根据地的劣势就更多地呈现出来。
二、豫南会战期间的多方博弈
国共关系的恶化势必影响到中共豫皖苏根据地的安危。1940年，国共两党就划界问题展开谈判，国民党内以武力肃清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张逐步占据主要地位。1940年初，蒋介石即指示“第九十二军（附何柱国骑兵一师及该地区内之地方团队）进出于涡阳、永城、夏邑、宿县、萧县附近，驱逐该地区内之新四军彭雪枫部后推进至洪泽湖以北地区，与第八十九军之一部协力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b。中共在豫皖苏根据地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东北军何柱国部。1940年后，受八路军南下及彭雪枫部进军淮上地区c 的影响，这一统战关系也产生微妙变化。7月30日，何柱国在给彭雪枫的电报中称：“寿凤之敌，仅有皖省部队已足，贵军越雷池，必致引起不必要之冲突，如此继续下去必致造成皖北不幸局面，本军势被卷入。”d10月4日，黄桥战役爆发，国共关系进一步恶化。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发电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悉数调往黄河以北。
e中共拒绝后，毛泽东甚至预计“国共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最黑暗莫过如此”f。
豫皖苏地理位置使得其成为国共军事冲突中国民党军有可能首先进攻的地方。1940年10月后，毛泽东、刘少奇、彭雪枫等人都在认真考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日益紧张的对峙局面直接导致了“耿吴刘叛变”的发生。12月12日，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和六旅副旅长兼第十八团团长吴信容在六旅第十七团团长刘子仁的策划下裹挟八个连叛变，投向国民党汤恩伯部。彭雪枫向中共中央报告称“700余人随刘叛变”g。这次叛变使得中共在萧县的军事斗争无法坚持下去，给随后的
“三个月反摩擦斗争”带来直接的不利影响。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刘少奇在12月底曾尝试缓和与桂系及何柱国部的关系，维系统一战线。刘少奇提议与白崇禧谈判“雪枫退过涡河以北”，并建议“雪枫亦向何柱国提出上述意见，以试探桂系态度”a。但从结果看此时豫皖苏根据地的国共关系难以维系。特别是在李仙洲部进入皖北后，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蒋介石在山东军事部署的一大弱点是没有嫡系中央军在敌后作战。徐州会战后，留在山東敌后的主要是东北军于学忠部。因此1939年下半年，蒋介石考虑派黄埔出身的李仙洲率三个师进入山东。
b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李部入鲁的计划直到1943年才得以执行。但在1941年1月，李仙洲已率第九十二军由湖北通城开赴安徽阜阳、蒙城一带，作入鲁准备。
c 李部进入皖北后，因其反共立场豫皖苏的局面日益紧张。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在皖北的国民党军更倾向于使用军事手段解决彭雪枫部。汤恩伯把“淮北进剿区”划分为三个“清剿区”，以第十二军孙桐萱部、骑兵第二军何柱国部、第九十二军李仙洲部分别“进剿”。其中李仙洲部第九十二军负责“太和、阜阳、颍上、凤台、怀远、蒙城、涡阳、宿、萧”的“清剿”，并计划于1941年1月到达涡河以西指定位置，预备向涡河以东的宿县、怀远等地“扫荡”前进。
d 毛泽东、朱德于1月7日致电刘少奇、陈毅，指出：“彭雪枫地区（即涡河两岸）、谭希林地区均不应放弃”，“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
e 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华中局预期国民党军即将发起对豫皖苏根据地的进攻，于1月22日命令彭雪枫坚持现有阵地，“坚决阻止反共军向津浦路东及陇海路北深入”f。
豫皖苏根据地一触即发的国共冲突因日军1月24日发动豫南会战发生新的变化。日军发动豫南会战的具体背景是日军明确得知“由于国共斗争激化，汤恩伯集团的东进意在讨伐安徽省方面的新四军”，因此在1941年1月2日得知汤恩伯部集中至豫东地区后，“第三师团很快做出要求对汤军作一决战的提议”g。1月下旬，日军第十一军即组织豫南作战，“在襄西的汤恩伯集团军移驻信阳北方的时候，击破该军与在豫南平原上的敌军，摧毁其抗战企图”h。为应对日军的攻势，皖北涡阳、蒙城、太和一线的国民党军各部迅速西撤。《李宗仁回忆录》记载：“敌军所用的战略，仍是以大兵团向我主力迂回包围的老套子。我对敌我战斗力估计甚为明白，断不与敌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中其圈套。凡敌包围尚未合围时，我便主动地转移，使敌扑空。”a
国民党军的不战而退使得大片地区成为敌后，新四军四师在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下开始西进。1941年2月2日，毛泽东指出：“敌有占洛阳可能，汤胡卫主力有被击溃可能”，“新四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
b 在彭雪枫的建议和中共中央以及华中局的指示下，新四军四师随即跨越涡河西进。
c 在新四军四师西进的过程中，2月9日，日军结束豫南会战陆续返回驻地。日军的行动略显突然，部分研究认为“日本侵略军似乎察觉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意图，于2月9日突然停止豫南战役”d。从日方资料看，日军确实获得了彭雪枫部计划在驻商丘的日军骑兵第四旅团出动作战时扩大根据地的情报。
e 但日军结束豫南会战的原因与这一情报关系不大。因为在日军作战计划中，豫南会战是以华中日军为主力，华北日军主要以豫东的骑兵第四旅团配合“在新黄河一线牵制住何柱国部队，策应这次作战”f。因此华北日军并没有计划攻占皖北、豫东的城镇。2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这次日军进攻河南，扰乱了反共军对新四军的进攻计划，但在豫南战役后中央军损失不大，他们仍能布置进攻我们。”g 因此新四军四师被迫放弃向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后来的中央军委报告总结了日军的行动如何影响到豫皖苏的根据地“半敌后”的特性：“皖北是敌、友军斗争的前线，还不是完全的敌后，所以在敌、友、我三军的斗争中，有其伸缩性（豫南战役前，友军伸，我军缩;豫南战役开始后，友军缩，我军伸;战役结束后，顽军又伸，我又缩）。如敌再‘扫荡时，我军又可再伸。如敌占平汉路，该区变为敌区时，国军大军在新黄河以东地区不能存在，且与其大后方联系隔断，则我才将好转。”h2月9日，日军结束军事行动返回驻地。日
军未由津浦铁路跨越新黄河至平汉铁路，因此豫皖苏根据地仍是一块“半敌后”根据地。此时，撤退的国民党军各部随即向豫东、皖北地区反攻，新四军四师由此进行了三个月反摩擦斗争。
三、“半敌后”根据地的顿挫
三个月反摩擦斗争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1年2月9日至3月14日在涡河以南的战斗，第二阶段是3月31日至4月25日在涡河以北的战斗。军事冲突以不利于新四军四师的局面展开。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反攻的国民党军包括第九十二军三个师、骑二军、第十二军八十一师、第八十五军二十三师、骑八师，加之地方武装总兵力4万余人。新四军四师计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共三个旅，除十旅外均为成立不到两年的新部队，且第十旅（原八路军三四四旅）的主力六七八团已随黄克诚东进，余下的二八团（六八七团）新兵多、火力弱，总兵力1700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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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四师的西进使得部队处于分散状态，并且是在国民党长期经营的涡河以南作战。在缺乏群众基础的地区分散作战使得战斗形式变成不利于新四军的阵地战、消耗战，而非最初设想的游击战。而且豫东、淮北地区地势平坦，国民党军骑二军、骑八师的骑兵优势得以发挥，使得战场形势逐渐不利于新四军四师。刘瑞龙b 在总结中指出国民党军派出骑兵“向我驻地大概方向行宽正面搜索采取广大正面迂回”，“对我掩护部队则以小部队包围之，主力则采取平行追击迂回之，我虽有掩护主力，亦难退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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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歷了2月10日的江口集战斗、2月15日的王市集战斗、3月3日的半古店和罗集战斗等一系列战斗后，新四军四师基本放弃涡河以南。
d4月，李仙洲部在完全控制涡河南岸后计划继续向北推进，进入中共豫皖苏根据地的核心区域。李仙洲也意识到接近日军的军事风险，称“进剿地区敌伪匪犬牙相错，大部队通过困难，故编为多数纵队，分别控制涡河北岸要点，随时侦察奸伪主力所在，以奇袭方法，将其一举扑灭”e。新四军四师的将领们也曾预期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会顾及日军的“扫荡”，而不能全力与新四军四师作战。彭雪枫在1941年1月曾判断“彼目标大必遭敌之‘扫荡”，“汤军以目标大且背涡河，其不利更甚于我”。
但日军并未如彭雪枫所预期的“扫荡”进入涡河以北国民党军，综合各方资料可以得出以下三点原因：第一，如前所述，驻守津浦铁路沿线日军所认知的日占区是浍河以东，日军总体上认为涡河以北、浍河以南的地区是新四军等中国军队控制区域，这是豫皖苏地区“半敌后”的特性所决定的;第二，从日军的军事计划来看，此时华北方面军正筹备组织晋南作战即中条山战役，驻宿县、亳县、徐州等地的日军第二十一师团于1941年3—4月调动北上参加中条山战役。日军第十七师团于4月初由南京经津浦铁路到达宿县等地接替换防a，换防调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军对豫皖苏国共摩擦的态度，导致并未在这一时期发动“扫荡”;第三，日军对于豫皖苏的国共摩擦可能存在“坐山观虎斗”的心态，宿县日军的翻译曾向新四军告知，日军在一次武装侦察中遭遇新四军四师与国民党军战斗后就停止前进，有坐山观虎斗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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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c 总结经验时反思“过分估计敌顽矛盾，个别干部于是依赖敌顽的矛盾，放松了自己的准备，以致在实际斗争中受到损失”d。1941年4月以后军事斗争形势的恶化使得新四军四师不得不向东接近津浦铁路，日军也随之警惕并增加了在固镇、宿县湖沟集等据点的兵力部署。
e 彭雪枫设想通过对伪军的工作，能够“变腹背受敌为一面作战”，但效果并不好。为扭转局面，4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第六纵队队长陈锐霆率四二五团火线起义f，但仍未能扭转形势。四师三十二团于22日在大小营遭马彪骑八师等部袭击，伤亡、失联络者360余人。新四军四师在豫皖苏根据地逐渐不能坚持，势必转移到津浦铁路以东进行休整。
路西与路东的最大区别在于津浦铁路以西的豫皖苏根据地是“半敌后”，铁路以东的皖东北根据地是完全的“敌后”。国民党方面对此也有类似的认知，军事冲突开始前彭雪枫即通过情报得知“汤部曾表示将我压迫到路东即为完成任务”g。在日军封锁津浦铁路的情况下，国民党军很难大规模进入津浦铁路以东地区，因为“顽大兵团通过津浦路，敌将不容他，尤以津浦路敌之严密封锁及石良河以西地区敌伪情况的严重，顽若通过，将遭到敌伪严重的‘扫荡”h。且国民党军大部队即便跨越津浦铁路，路东地带河流较多，渡河船只多为日伪军控制，大兵团前进缓慢，极容易为日军追击“扫荡”，军事上危险性较大。i这些因素造成了豫皖苏与皖东北不同的军事处境。
4月25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新四军四师“坚持津浦路西游击，我四师主力应由彭雪枫率领到皖东北，统一指挥皖东北部队创造根据地，由四师留三个团及巩固的地方部队在津浦路西，由张震率领坚持游击，保持我路西原有阵地，切实破坏津浦路，以阻顽军之东进”j。但津浦线西的游击战也很是艰难，5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在庙庄一役损失人枪60条。最后，新四军四师十一旅、十二旅不得不于5月间分批奉命转移到津浦铁路以东。新四军四师在1941年豫皖苏的国共摩擦后，基本退至津浦铁路以东的敌后根据地，在铁路以西不能立足。唯独在豫东的睢杞太地区，仍有睢杞太独立团等留在该地继续活动。睢杞太等“水东地区”恰是在新黄河以东的日占区，即完全的敌后，日军在商丘等地驻有重兵，国民党军难以深入，这也说明了军事地理形势对国共冲突发展走向的重要影响。
四、结语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中国战场，面对中国广大的国土面积，日军兵力明显不足，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也无力发起大规模反攻。所以，中日军事对峙线并非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是一条相对泾渭分明、两军前线部队战地工事相距不远的防线。实地的相持状态呈现着较为宽广的过渡地带。因各地地理和军事形势的不同，这种过渡地带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在豫东、皖北地区，这一过渡地带即是“半敌后”豫皖苏根据地。
皖南事變前新四军军部与豫皖苏根据地的新四军四师也有着共同的“半敌后”困境，即中共武装所控制的地域是国民党军事力量可以相对充分进入而日军无力或无意控制的地带。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日军占领了平汉铁路，大片国土沦为敌后，新四军四师也随之反攻路西恢复豫皖苏根据地。历史发展印证了1941年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如敌占平汉路，该区变为敌区时，国军大军在新黄河以东地区不能存在，且与其大后方联系隔断，则我才将好转”的判断。
为应对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局面，在国共关系尚未恶化之际，中共中央制定了在华中地区“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战略方针，努力扩展津浦路以东的皖东北、苏北根据地，并取得极大成绩。1940年国共之间关于防区划分的谈判破裂之后，1940年底至1941年的国共摩擦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另一种“防区划分”。在中日军事对峙的大背景下，国民党军大部队可以充分进入的“半敌后”根据地如豫皖苏，即更容易被国民党方面所控制。国民党军大部队难以充分进入的敌后根据地如皖东北，新四军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奠定了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局面。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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