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推动城市治理方式创新不断提升城市精治共治法治水平

一、前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城市治理的重要论述,着力推动城市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创新,2021年2月,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指导下,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组织开展了“城市治理方式创新”研究。在吸收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聚焦城市治理问题短板,提出了城市治理方式创新的思路对策,对于加快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升首都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二、开展城市治理方式创新的实践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推进城市治理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市委市政府注重顶层推动,强化党建引领,积极开展城市治理模式和手段的探索实践,取得扎实成效。

(一)抓完善法治,形成全约束治理体系

法制建设是推进城市治理的基础和保证。近年来,针对城市治理工作中遇到的机制性、障碍性、瓶颈性问题,先后制修订《街道办事处条例》《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物业管理条例》《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以及《燃气管理条例》《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管理条例》《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等多部地方性法规,打出一套适应首都城市治理实际需要的“法治组合拳”,特别是《街道办事处条例》填补了城市基层治理的法规空白。法规体系的完善,强化了各级政府的法治思维,织密良法善治体系,补齐城市治理短板,注重运用法治手段破解城市治理难题,形成了全面覆盖的法制约束屏障。

(二)抓源头自治,形成全参与治理体系

城市治理的源头在街巷,也难在自治。近年来,针对背街小巷环境“痼疾顽症”,明确“十无十有”标准 ,用六年时间分两波次,持续开展环境集中整治和精细化提升,使一批群众诉求强烈的违法建设、开墙打洞、店外经营、垃圾清运等环境突出问题得到有序治理,全市3000余条背街小巷面貌焕然一新,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明显提升。开展背街小巷治理的一条主要经验,就是抓住城市治理源头发力,构建多元主体协同自治工作机制,发挥街巷长、小巷管家的引领示范作用,从源头上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全市共选派街巷长1.6万余名,招募小巷管家近3.6万名,整合网格员、协管员队伍,开展街巷日常巡查,发现和解决问题,带动社会单位和市民群众参与到街巷治理中来,形成了全员覆盖的自治网络。

(三)抓系统共治,形成全链条治理体系

垃圾分类是城市治理的重点难点之一,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近年来,结合首都城市特点,坚持系统思维,注重央地联手、部门联动、社会联合,着力构建文明引导共时尚、央地携手共普及、纳入教材共培育、社区治理共发力、行业协同共推进、十类主体共尽责的垃圾分类“六共”治理体系,做到了地域全覆盖、过程全链条、人员全响应、责任全落实,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北京实践”。推行垃圾分类的关键在“分”,重点在“户”,效果在“桶”。紧紧抓住居民三率(知晓率、参与率、准确投放率)、生活垃圾管理三率(厨余垃圾分出率、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其他垃圾减量率)和分类设施达标率等“七率”指标,通过开展敲门宣传行动、桶前指导行动、巡回宣讲行动、餐饮光盘行动、包装瘦身行动、净菜上市行动等“六项行动”,激发了广大居民自觉分类意识,推动了基层治理水平实现新的提升。

(四)抓综合慧治,形成全响应治理体系

“接诉即办”是北京城市治理的又一模式创新。发挥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信息源优势,梳理市民诉求和反映问题,运用大数据技术汇聚分析,“算”出市民“吐槽”最集中的民生问题,坚持区分类别,强化综合施策,将属于基层解决的事项直接派发街道和乡镇,减少信息传递的中间环节,促进问题在基层一线解决;将属于区级政府和政府部门、公益事业、国有企业等职责范畴的事项,实现双重派单或直接派单,推动不同层级政府和部门主动到基层解决问题;同时,倡导区政府和市政府部门直接与市民沟通接触,直面需求和问题,打通“最后一公里”,形成解决问题的多元治理体系。“接诉即办”机制重在创新智慧治理模式,将全市16个区、338个街道(乡镇)、市级部门和公服企业接入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受理平台,统一模式、统一标准,左右协调、上下联动,建立起接诉响应率、问题解决率和群众满意率“三率”考评机制,定期进行考评并排名通报,推动了市民诉求和问题的快速精准解决,创造了超大城市治理的“北京样本”。

三、推进城市治理方式创新的问题短板

主要体现在“八难”:

(一)多头管理统筹难

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必须实行“大城管”“大综合”的体制机制,但基层普遍反映,管理职责分散、体制不顺、机制不畅的问题依然存在。有的管理职责分散于多个部门,本该由一个部门管的事情却由多个部门分管;有的管理职能交叉重叠,同一件事情由多个部门分头管理;有的城市管理主管部门综合手段少、统筹不起来,“九龙治水”局面仍未改变;有的强调部门利益,各自为战,难成合力。如:城市道路地下管线安全隐患治理,涉及建设、环保、路政、交管、城管、园林等多个部门,路由、开工、掘路等审批条件互为前置,影响了安全消隐效率。

(二)数据共享联通难

“让数据多跑路”是推动城市治理方式创新的有效手段,但目前全市城市运行信息平台分散,市有大平台、区有中平台、街镇有小平台,有的社区还有微平台,导致相互之间纵向难以贯通、横向无法联通,普遍存在信息孤岛、数字烟囱,数据难以共享的问题。基层智慧管理平台缺乏基础数据支撑,规划和建设等部门的基础数据滞后,管理服务线上与线下业务信息不同步、标准不统一、流程不衔接,线上运营与线下管理“两张皮”,导致多部门、多区域、多单位之间联动处置的业务出现“数据盲区、数据打架”等现象。

(三)应用场景搭建难

应用场景建设是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新型模式,但在推进城市运行智能化应用场景建设中,缺乏顶层設计、系统思维,应用场景布局和建设仍局限于各专业领域,零打碎敲,没有形成自下而上、相对完善的生态体系。城市管理智能化场景搭建的功能性较弱,针对城市这个特殊的有机生命体,系统构建数字化感知、智能化思考、智慧化执行等应用场景,没有做到城市生命体征全面实时感知,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真正形成常态运行情况、精准预警研判风险隐患、高效应对处置突发事件、复盘提出补短堵漏建议的闭环管理。

(四)“非现场执法”实施难

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在城市治理和综合执法领域广泛应用,给传统的“现场执法”手段提出了新的挑战。但由于人们对大数据等技术认知不足,导致大数据在城市治理领域的应用相对滞后,对“让数据多跑路,让执法队员和市民群众少跑腿”的新理念落实不到位,推广实施大数据条件下的“非现场执法”新模式主动性不足、没有形成执法态势。如:在现场执法过程中,对建筑垃圾运输遗撒、乱倒垃圾污水等随机性违法违规行为,调查取证难,实施暂扣和证据登记等手段阻力大,采取“非现场执法”手段可有效破解此类难题。

(五)设施老化安运难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老城区的城市基础设施逐渐达到使用年限,进入超期服役周期,特别是平房区的市政基础设施欠账多,部分道路供水、供热、天然气等市政管网老化严重,地下供暖管线很不完善;胡同内以雨污合流管道为主,标准低、掩埋浅,地下管道断流及堵塞现象相当普遍,低洼积水问题在汛期更加严重。由于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十分脆弱,给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带来极大风险隐患。近年来道路塌陷、管线断裂、燃气爆燃等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是长期困扰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城市安全风险防控工作的心病和难题。

(六)多元共治协同难

基层单位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基础,大多治理要素、管理资源聚集在基层。多元主体的组织、参与对象的发动、活动载体的选择、共治场景的营造等,都需要基层组织“领唱领舞”,去推动形成协同共治氛围。但由于受多种因素制约和影响,有的基层单位对多元主体参与重视不够,态度冷漠、服务冷淡,挫伤了大家的积极性;有的多元主体受思想认知局限,在处理一些公众诉求问题上,往往考虑主体利益多、考虑自身利益多,很少从其他群体和个体利益出发,增添了達成协同一致意见的难度;还有的组织方式简单粗放,发挥“市民议事厅”等共治载体作用不够,协同共治优势没有得到很好发挥。

(七)社区自治持久难

社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主战场。在多元参与治理的模式下,普通公众和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意识越来越显现,社会治理各主体的地位作用越来越显著。但也存在着社区自治参与和组织动员松散乏力的问题,部分社区居民的自治意识还不强,主动参与自治的热情不高,导致遇到社区治理难题时,容易出现“视而不见”或“袖手旁观”的现象。如:一些社区居民对诸如垃圾不分类投放、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电动自行车充电棚侵占等违规行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很少有人主动站出来纠正,发挥作用很有限,参与自治的积极性需要进一步激发。

(八)对治理方式认知难

尽管推进城市治理已经有几年时间,但在基层发现,部分人员对城市治理的概念和内涵,特别是对由政府包揽向政府负责、社会共同治理转变,管控规制向法治保障转变,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从根本上解决矛盾、防微杜渐等城市治理基本形态了解不多、知之不多。有的甚至说不清楚治理与管理的区别,嘴上讲的是治理,手上抓的仍然是管理,对城市治理的主体变化、方式方法和地位作用等认识不清、了解不全、理解不深,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生事物的推广和发展。

四、深化城市治理方式创新的思路对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让城市运转更聪明、更智慧。”深入推进首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北京工作论述为遵循指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建设宜居、绿色、韧性、智慧、人文城市为目标,以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为抓手,坚持党建引领,突出机制创新、模式创新、手段创新和保障创新,构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新格局,切实增强城市治理系统性、协调性、科学性和实效性,努力走出一条符合首都特大城市治理特点和规律的发展新路。

(一)坚持机制创新,增强城市治理的系统性

一是整合治理职能。坚持全周期管理理念,强化市政、环境、交通、应急和规划实施等领域全链条综合统筹,合理划分城市治理职责权限,明确部门责任边界。建立清晰完善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突出核心职能,减少职责交叉,顺畅链条环节。二是机构综合设置。按照“大城管”“大综合”思路,将城市治理职能相近的机构进行优化调整,实现市政公用、市容环卫、园林绿化、城管执法等机构综合设置,合理配置、优化调配管理资源,从机构体制上推动城市治理难题解决。三是建立规划建设管理统筹机制。加快推进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监管平台建设,进一步健全管理环节发现问题向规划、建设环节动态反馈的闭环渠道,提升全过程信息共享、协同处置能力。四是构建“全周期闭环管理”体系。建立全时段、全要素、全流程的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动态监督考评,同时建立健全城市居民对城市治理的满意度评价机制,科学衡量城市治理成效。五是实施城市市容环境体检。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市容市貌干净整洁有序安全标准(试行)》,构建城市市容环境体检指标体系,识别诊断市容环境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动态反馈和及时解决体检出的问题,推动市容环境精细化水平提升。六是完善高位协调体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求,构建由政府主要领导牵头,上下贯通、高效快捷的城市治理体系,加强统筹协调。根据各城市实际,可建立由市长任主任的城市治理委员会,或城市管理主管部门“一把手”兼任政府副秘书长,强化城市治理高位统筹。

(二)坚持模式创新,增强城市治理的协调性

一是推行“接诉即办”,强化主动治理。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撬动城市治理变革,强化源头治理和重心前移,形成社情民意的全渠道、全时段、全方位响应,推动市民诉求的快速办理向“未诉先办”“主动治理”升级。二是推行诚信约束,强化信用监管。将信用监管引入城市管理领域,构建守信激励与惩戒机制,强化分级分类监管,实施信用积分管理,提高信用诚信对居民自觉参与治理的约束效能。三是推行网格升级,强化精细管理。加快“网格+”拓展赋能,以“网格+热线”联动治理,以“网格+微循环”精准服务,试行市容环境“路长网格化责任制”,精准补齐治理短板弱项。四是推行民主协商,强化多元共治。聚焦城市治理“最后一米”的难点焦点问题,尊重基层首创,推广运用“城社前哨”“向前一步”等自治新模式,动员公众参与,邀请专家解疑,构建多元治理新格局。五是推行“三长一站”,强化源头治理。整合街巷长、楼门长、区片长和城市治理服务站等社会资源,细化各方职能职责,开展“组团式”治理,形成基层治理“微循环”局面。

(三)坚持手段创新,增强城市治理的科学性

一是加快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建设。聚焦城市运行难点问题,建立全域覆盖、全时监测、动态预警的感知体系,构建“一网统揽全局、一网统领行业、一网统管全城”的城市管理新模式。二是加强城市风险防控共同体建设。梳理城市治理风险清单,建立分级响应管理机制,覆盖事前、事发、事中、事后全过程;建立城市风险监测标准和评估体系,提高精准防控能力。三是强化责任规划师作用。通过责任规划师的资源对接与协调组织,推动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对上”衔接政府,补充各层级力量不足;“对下”牵引公众,激发居民活力,引导参与社区治理。四是深化“城市大脑”新场景建设。依托5G、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以算法和算力建设为抓手,推动城市管理、城市交通、社会安全、大气生态等重点领域新场景建设,实现数据互联互通,提升精細化城市管理效能。五是探索城市管理领域“非现场执法”。运用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催生城管执法非现场调查取证转型,构建从发现违法行为到办案全过程的“非接触式”新模式,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实现综合执法“非接触式”无缝对接,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效能。

(四)坚持保障创新,增强城市治理的实效性

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强化党对城市治理工作的领导,创新“党建+”品牌,创新多元联动机制,把党建引领贯穿城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二是夯实“新城建”基础。结合“新基建”建设,全面推进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建设,实施智能化市政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加快智慧城社区建设,建立集感知、分析、服务、指挥、监察于一体的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为深化城市治理方式创新提供支撑。三是完善法规标准。坚持开门立法,完善过时的、补齐缺失的,加快出台《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构建城市治理法规体系,扩大覆盖范围;加快管理标准制修订,完善标准体系,强化实施监督,增强规范性。四是规范执法队伍。开展基层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构建执法主体资格、执法流程、执法行为、执法场所设置等规范化建设标准,改善执法条件,锻造业务素质,强化硬件保障,全面提升执法水平。五是拓宽经费渠道。建立城市治理经费保障定期增长机制,探索“管养分开、政企事企分离”新模式,规范专业企业准入条件,健全城市管理运维资金绩效评估机制和管护养护企业奖惩机制,确保城市生命线安全有序运行,进一步提升城市精治共治法治水平。

五、后记

在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关于“城市治理方式创新研究”的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课题组成员、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向大家深表衷心感谢!

感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领导的信任和指导;感谢北京、上海、杭州、宁波、青岛、广州、成都、苏州、宿迁、济宁、漳州、秦皇岛、昆山等城市的积极参与,献智献策;感谢陆军、王伟、杨宏山、李文钊、刘广珠、陈涛、周霞、温宗勇等专家教授的精心指导,咨询解疑;感谢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给予的智力支持,感谢大家为课题研究顺利进行、圆满完成提供的有力支撑。

(执笔人:贾明雁、堵锡忠、李娟、包启挺、毕晓佳)

(压题图片:通州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

摄影:付文辉)

(责任编辑: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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