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全
一个深秋的周末，我忙完了手头上的事务，决定到市里的古玩文化街去转悠转悠。每逢周末，古玩文化街上总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古玩地摊点始终是最吸引人的地方，而地摊货是我唯一主攻的方向。我对超过两百年以上的古玩毫无兴趣，因为我没有任何鉴别能力，无法识别其真伪，而对近几十年来出现过的一些旧物件却情有独钟。比如：锈迹斑驳的缝纫机头、咿呀作响的留声机、带藤编外壳的双层玻璃内胆热水壶、印有“先进工作者”字样的搪瓷大口杯等，这些旧物件总能吸引我的注意力，让我驻足不前、依依不舍。
在一个不太起眼的地摊点上，我发现了一盏煤油灯，我对它有一股强烈的亲切感，我想：这盏煤油灯就是今天的最大收获了。然后，我蹲下身去，仔细观摩、把玩着那盏煤油灯。
这盏煤油灯由三个部分组成：底座是个口小肚子大的玻璃瓶，是盛煤油的容器，瓶口上有螺纹，拧接着一个铜制灯头，灯头上面是玻璃灯罩。灯头中间有一个放置棉织灯芯绳的小圆筒，灯头旁边有一个带动小齿轮的旋转把手，是用于升降、控制灯芯绳的，灯头四周还设置了许多稍稍外翻的花瓣状叶片，用来固定上面的玻璃灯罩，叶片下面还有许多通气小孔，在点燃灯芯绳后，这些小通气孔就是煤油灯的氧气通道。取下玻璃灯罩后，那个灯头的形状很像一朵盛开的南瓜花。
我轻轻扭下灯头，发现底座瓶口和灯头的螺纹沟里还残留着黑色的污迹，这是旧货真品无疑了。玻璃灯罩和灯芯绳明显是新配的，但这点瑕疵未超出我可以容忍和接受的范围，不影响成交的决定。地摊主人一直喋喋不休地向我介绍这盏煤油灯的来历、特点和收藏价值，我一句都没有听进去，仅问了一下价钱，直接把这盏心仪已久的煤油灯收入囊中。
我要买的不仅是一盏煤油灯，而是一些揮之不去的往事。我家是在一个很偏远的、交流电通不到的小山村里，老家的方言管煤油叫作“火水”，煤油灯自然就称之为“火水灯”了。在儿时的记忆中，煤油还有布匹、粮食是凭票定量供应的，因此，“火水票”“布票”“粮票”就成为那时家里最珍贵的财产。煤油灯的灯光是微弱模糊的，但它曾经照亮过的那些历史和往事却是清晰可见的。
据史料记载，煤油灯是1853年由一名波兰的科学家发明的，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本土。可以想象得出，刚传入中国的第一盏煤油灯绝对是非常新奇、时尚、尊贵的奢侈品，估计只有王公贵族才有资格使用。据说，后来洋人免费向中国老百姓赠送煤油灯，然后高价销售石油产品即煤油。
我们的祖先在数千年的漫漫长夜中使用的照明工具一直是火把、清油灯、蜡烛，用起来远没有煤油灯方便。当然，煤油灯传入中国应该属于一个重要的历史性事件，因为一些西方文明也随着那昏黄的灯光一同传入了中国。
1980年秋季，我在村办的初中就读二年级，这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专生已经毕业。加快培养人才、努力学习冲刺高考的春风已经吹到偏远的家乡了。所以，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我就有幸参加晚自习了，家乡的方言叫作“晚自修”。尽管美国科学家爱迪生在1879年就发明了电灯，但是偏远的家乡因为没有交流电，所以一直没有用上电灯。我们上“晚自修”课时，只能使用波兰人发明的煤油灯了。
每当“晚自修”课的钟声响起，同学们都自觉地点燃自己的煤油灯。当教室里数十盏煤油灯同时亮起来的时候，看着就像一片繁星点点的天空，整个教室里顿时弥漫着煤油燃烧后的特殊味道。从煤油灯的形状可以判断出使用者的家境情况。家境富裕一点的同学使用的是原装货，灯座、灯头、灯罩都是原厂配套的;家境差一点的同学只能使用组装品。组装品的灯座基本都是北京牌墨水的玻璃瓶子，灯头比较陈旧，有些玻璃灯罩还有残缺口。我的专用煤油灯一直是组装品，没有生产厂家、没有合格证，更没有质量承诺书和保修单。老师晚上批改作业、到教室巡查晚自习也是用煤油灯，但老师用的是公家配发的大号煤油灯。灯座、灯头、灯罩、灯芯绳都比同学们用的小煤油灯大几倍，所发出的亮光当然也强得多。每当老师提灯进入教室，那盏大号煤油灯就像一颗小太阳，能把半个教室照亮。当时，我曾经在煤油灯下萌发一个人生远大理想，长大后要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拥有一盏公家配发的大号煤油灯。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农民勇敢地吹响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声号角，随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村改革春风迅速吹遍神州大地，这股春风当然也吹到了我家乡的小山村里。记得从我读初二那年开始，大队（现在的村委会）除了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兴办副业，搞创收。大队当时办了个松香厂，用松脂提炼松香、松节油等产品。盈利后买了一台发电机，用一台大马力的柴油机来带动发电。柴油机启动后简直是地动山摇，震耳欲聋的响声能传到几里地之外。但所发出的电仅够供应大队部、学校和各生产队的队部，普通农户还用不上电。
记得在初二的第二个学期，晚自习课用上了大队发电机发出的电，教室里装上了日光灯。那时候，老师和同学们都无比兴奋，终于可以告别昏黄暗弱的煤油灯了。当时大队的发电机组和松香厂安放在同一个厂房里。即将放暑假的一天下午，由于松香厂的工人操作不当，引起一场大火，数十吨易燃、易爆的松香和松节油被点燃。整个厂房几乎被夷为平地，发电机组也被烧毁了，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日光灯下晚自习的美好时光仅持续了一个学期。火灾发生后，被短暂遗忘的煤油灯不得不重出江湖，再度成为晚自习课的光明使者。
我读初三那年，父亲承包了大队集体所有的几块水田，水田就在学校的边上，坐在教室里可以从窗口看到田里的庄稼。那年夏季，我上早读课的时候，父亲已经在稻田里忙活了，从耙田、施基肥到拔秧苗到插秧都是父亲一个人在做，我估计母亲在家里的田地里忙着。按照家乡的习俗，插秧是女人干的活，一个大男人去插秧是很值得怜悯的事情。那天我频繁地从窗口看望父亲忙碌的身影，很想帮他一把，但课还没有上完，不能离开教室，心里只能干着急。直到下午第二节课的时候，父亲还没有插完最小的那块田，按照这样的速度估计三天都插不完。
好不容易等到下午第二节课下课钟声的响起，我急忙离开教室，跑到田里帮父亲插秧。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我刚插了几株秧苗的时候，班里的十七八个女同学齐刷刷地来到田边，二话不说就挽起裤腿、袖子下田帮忙插秧。她们在家里都是干农活的好手，插起秧来速度飞快。那时候种植的还是常规品种水稻，每束秧都五六株苗，水稻之父袁隆平培植的单株杂优品种还没有推广到家乡那里。我那时候还处于青春懵懂时期，看到那么多女同学来帮忙，心里紧张得连头都不敢抬，感激的泪水混杂着汗水不停地滴到手上的秧苗里。在她们的帮忙下，在晚自习的钟声响起之前，所有的水田全部插上了秧苗。那天下午，我和那十几个女同学都没有时间吃晚饭，插完秧苗上田洗干净手脚后，晚自习的钟声已经敲响。我们又像往常一样回到教室，点燃自己的煤油灯，开始复习各自的功课。我向来比较自卑、腼腆，竟然没有勇气开口向那些女同学说声谢谢，那份无言的感激一直深藏在心底，珍藏到现在。
1982年秋季，我考上了镇上的高中，镇上已经通了交流电，在高中上晚自习课不再用煤油灯了。但是，煤油灯还没有完全退出我的生活，因为家里还没有通电，夜里还离不开煤油灯。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实施村村通电的宏大计划，家乡才用上交流电，煤油灯终于失去了最后的栖息地，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从地摊上淘到的这盏煤油灯，不仅仅为了收藏，而是为了点燃一些回忆。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展出的珍贵文物中，就有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用过的煤油灯。在陕北枣园后沟，毛泽东在煤油灯下写了历史名篇——《为人民服务》。在西柏坡，革命领袖们曾经在煤油灯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最终赢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5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陕北梁家河插队时，与农民群众朝夕相处、同甘共苦，曾经有一盏用墨水瓶拼装起来的煤油灯陪伴着他青年时期的成长，这段时期坚定了他“要为人民做实事”的人生目标。
煤油灯传入中国的初期，是因为中国贫穷落后，是洋人推销煤油、掠夺财富的一种手段;煤油灯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是因为中国发展了、强大了，是大国崛起的体现。尽管煤油灯已经成为古董玩物，但是，那昏暗浑浊的灯光却照亮了曾经那段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历史，照亮了那些难以遗忘的往事，也照亮了昨天那段来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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