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敏
摘 要 文章对《辞海》（第七版）进行了简单而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比较详细地回顾了《辞海》（第七版）的全部编纂过程，通过梳理《辞海》（第七版）编纂过程中的审稿工作，展现了编辑与作者共同将《辞海》（第七版）打造成为传世精品的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关键词 《辞海》（第七版） 总体情况 编纂出版过程 审稿工作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2020年8月，随着《辞海》（第七版）彩图本的面世，六年来的辛苦仿佛蒸发一般，烟消云散了。但是平静下来，细细历数过往，在近两千个日日夜夜里，我社同人上下齐心，共同努力，为这部国家重大出版项目付出的辛勤汗水，令人万分感慨。在此，笔者不揣浅陋，对《辞海》（第七版）的编纂出版工作做一个简单回顾，并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期来者能有所感悟和借鉴。
一、 《辞海》（第七版）的总体情况
作为一部以字带词，集字典、词典和百科词典主要功能于一体的超大型综合性辞书，《辞海》在人们心目中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个中缘由，自然与《辞海》收词的丰富和释文的权威分不开，也与《辞海》始终以解决读者所需为最大目标分不开。自第一版开始，《辞海》的编纂者就践行《辞海·初版编辑大纲》（陆费逵1936/2015）中所说的“辞书为一般人治学应用之工具，其职责在揭举固有词类之意义及用法，期供给用者以确切适当之解释，俾遇有疑难立得解决;故为辞书者，自当体察用者之需要，恰如其所需以予之”。
在《辭海》收词的过程中，“古今兼收”是一以贯之的原则。“古”指历史上积淀下来的知识，“今”指当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中有一定稳定性的条目。这个原则，自形成“十年一修”的制度后一直得以继承和延续，尤其更关注于对新条目的增收，也就是关注当下，反映现实，以体现时代的背景和社会的变迁。因此，历经修订的《辞海》，被誉为“历史和时代的大事记、档案馆和里程碑”[1]。
《辞海》（第七版）收录词条近13万条，总字数约2300万字，图片约1.8万幅。按照词目大类来分，包括语词条目和百科条目两大类，其中，语词条目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弱，百科条目约占全书三分之二强;从学科来说，涵盖语言文字、自然科学、哲学社科等共140多个学科，尽管由于学科差异，作者在具体撰写时侧重点不同，但是由于有前六版的扎实基础、专业的作者撰稿、负责的分科主编把关，稿件整体质量较好。
第七版编纂工作的重点是力求系统完整地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新事物、新成果;释义方面，严格根据权威材料精心撰写，或对原有释文予以完善，与第六版相比，全书约四分之三的词条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订。
科学性是工具书最基本的特征。《辞海》尤须牢牢把握科学性，以权威的知识内容满足读者的查检需求。该收的条目一定要收，应有的义项、应有的定义不可缺漏，释义尽可能兼顾词目指称对象所具有的多方面内容，而不是以偏概全;删除过专、过细、过时条目，保证整部辞书的简明性、权威性与便查性。因篇幅限制，各学科严格把控新增条目的数量，但是对于发展迅速的学科则适当放宽限制;修改释义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客观准确;涉及人口、面积等数据和行政区划变动等资料，以最新、最权威的数据和资料为准进行更新;国家相关学术机构执行的新规定，国际有关科学机构颁布的新标准，也及时予以反映。
创新性是工具书的生命力所在。《辞海》（第七版）的创新性首先体现在收词方面。（1）通过对接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新理论、新思想以及国家发展战略进行收词。第七版首次以工具书词条形式系统收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条目，全面反映了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重要发展战略、重要建设成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更趋完善，集中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年的新事物、新成果，特别是10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新发展。例如，围绕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收录了“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强军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可持续发展战略”等词条。呈现出有体系、有层次、有深度的特点。（2）通过对接国家标准、国际标准进行收词，使《辞海》（第七版）的内容更具科学性、权威性。例如，依据国务院2013年颁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明确了表外字处理原则，第一次实现了《辞海》（第七版）用字的规范和统一，以及内部用字的自洽。根据民政部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的成果及新颁布的行政区划变更情况和标准地名资料，对各学科的地名使用进行了全面查核和规范。自然科学领域的专业名词和外来词的翻译等，也根据新的标准进行了调整。如相关国际组织2016年正式确认113号、115号、117号和118号四个新发现化学元素的英文名称及符号，四种新元素的中文命名也于2017年正式公布，第七版及时进行了补充。（3）通过对接学科进展、社会发展，通过调整学科进行收词，以更大程度地满足读者的查检需求。如新增独立的能源学科，收词涵盖了能源生产方式、能源系统和设备、能源管理和政策、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节能产品等;系统地充实、完善、增加了军事、法学、经济学、管理学、航空航天、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材料科学等学科的收词量，其中环境科学增补了反映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环境管理、环境污染和治理、环境医学等块面的条目。其次在形式方面，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辞海》（第七版）开发了网络版。经过半年的试运营，2021年5月27日，《辞海》（第七版）网络版正式上线。
质量可靠是工具书服务读者的最基本要求。从总体来看，《辞海》（第七版）的内容质量和编校质量均较为可靠：一是有历版修订扎实的基础，释文的修订兼顾了稳定性和学科发展;二是作者和主编专业水平较高，尤其是重大条目，或由权威部门撰写并由专家审定，或由专家根据权威资料进行撰写、由权威部门审定，保证了内容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准确性;三是作为国家级的重大出版项目，我社在《辞海》的出版流程管理方面更加严格，编纂过程中词目单的论证、审稿等流程都力求科学规范，并根据实际需要增加了一些审读环节，手续完备，保证了编校质量。
二、 《辞海》（第七版）的编纂出版过程
《辞海》（第七版）是在新时代背景下编纂而成的。它的编纂工作，筹备于2013年7月，正式启动于2015年4月，经历了准备阶段、撰写阶段、定稿排校阶段等各个环节，其间穿插有重点条目送审、专家通读、专项检查等工作。
（一） 准备阶段
1. 全面分析解剖《辞海》（第六版），并认真搜集、整理各方读者意见进行研究，这为制订《辞海》（第七版）编纂方案和编纂手册打下了基础。2012年6月起，为进一步提高《辞海》质量，编委会组织力量对第六版进行全面的解剖，客观分析研究其优缺点，以吸取经验教训。200多人参与了这项工作，历时一年多最终完成了80篇约25万字的学科解剖报告。这样大规模和系统性的解剖工作，在《辞海》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为第七版的编纂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2013年第四季度开始，上海辞书出版社和辞海编纂处联合召开了三次社内外专家会议，听取各方对第七版编纂工作的建议，在此基础上组织力量制订和完善《〈辞海〉（第七版）编纂方案》和《辞海编纂手册》。形成初稿后，发给社内外十几位专家征询意见，进行修改。前后陆续修改了九次之多。在2014年7月3日召开的《辞海》主编会议上，又对上述两个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做了进一步的修订。11月，辞海编辑委员会将有关《辞海》（第七版）启动编纂出版工作的各项安排正式上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并获批准。
与此同时，在辞海办的牵头下，各学科编辑收集、梳理、认真研究读者意见，并与分科主编、作者共同协商对相关条目的修改工作。讀者对《辞海》所提意见——或在报刊、网络发表文章，或来电来函，或登门来访——辞海办均认真对待，一旦发现有读者提意见，便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将意见汇总整理后按学科发至各编辑部门，督促编辑部门进行处理，并整理成档案，以便《辞海》（第七版）修订。对于内容广泛，数量较多且质量较高的意见，我社甚至组织编辑进行加工整理，出版内部学习材料，编辑们举一反三，根据所发现的问题顺藤摸瓜，连带解决了一系列类似问题。这样做既汇总、保存了《辞海》编修的资料，也提升了编辑的业务能力。
2. 培训队伍，打造一支能够胜任《辞海》（第七版）编纂出版工作的团队。《辞海》的编纂出版队伍，由作者和编辑两部分组成，这是一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第七版启动之前，我们对全社编辑队伍的状况进行了摸底分析，当时能够参与《辞海》（第七版）纸质版工作的编辑人员约80名，但是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参加过《辞海》历版的编纂工作，其中35岁以下的年轻编辑有37人，经验相对较少。好在大家对《辞海》都充满崇高的敬意，并有强烈的意愿和责任感、使命感去承担编辑工作。因此，我们制订了精准的编辑培训计划，延请多位辞书编纂专家担任讲师，向编辑们讲授《辞海》编纂的历史、传授业务知识，并举行了一次编辑实务闭卷考试，还在试后就试题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此外，还以通读《大辞海》28个分卷为考试项目，让每位参加培训的编辑提交通读检查质量表和通读报告作为考试答卷。通过这种实战培训，大大提高了编辑的整体水平，为《辞海》（第七版）的编纂出版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与此同时，通过比较灵活多样的方式对作者队伍进行了相应的指导和培训。《辞海》的分科主编、编委从1979年第三版到2009年第六版，都实行“留老增新”原则，第六版分科主编达220多人。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分科主编和编委不幸去世，许多专家因各种原因，无法继续承担编纂工作。从第七版起，分科主编实行“一版一聘”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并征求第六版各分科主编的个人意见，是否愿意继续参与第七版的编纂工作，最终共有67位专家留任。对于空缺学科的分科主编，我们则聘请上海和全国各地该学科领域的权威学者担任。在征询主编和副主编的意见后，对分科主编进行了增补，直至启动大会召开时，已有156位分科主编;后在编纂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又陆续增补了几位，最终共有分科主编160多位。确定分科主编之后，由分科主编组织撰写队伍，各责任编辑也通过论证会、座谈会、沟通会等各种形式，利用微信、邮件等各种渠道，对各学科的分科主编、编写人员进行培训，对作者撰写稿件提出要求，使他们深刻理解《辞海编纂手册》所规定的体例规范。同时加强与各分科主编的联系，并注意协调进度，解决各学科在撰写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编纂出版《辞海》（第七版），在作者队伍和编校队伍建设方面，实现了“以老带新”和“传承有序”，为《辞海》的持续修订编纂出版提供了有力支撑。
3. 梳理原来的学科划分和条目归类，并根据学科实际进行必要的调整，同时梳理作者情况，从而确定作者队伍和编纂方式、编纂规范。《辞海》的学科划分，在历版修订过程中随着各学科的发展而进行过几次调整。如在1989年《辞海》（第四版）的编纂过程中，社会学、美学、伦理学都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形成体系，分别从哲学中划分出来，成为独立学科;政治学从法学中独立出来;经济法、国际法增列为法学的分支学科;固体物理学作为二级学科，增补了词目;电子技术学科中增设了光纤技术、微电子技术、电路与系统等二级学科，数学中增设了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等二级学科;环境保护成为《辞海》的独立学科。（巢峰2007）482此外，也相应地将有些条目从原来所属的学科划归到新的独立的学科中。由此，完善了《辞海》的学科体系，使其基本趋于合理。这次《辞海》（第七版）的编纂，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根据学科的需要，新增了独立的能源学科，同时将机械、动力、地质、管理、环境等学科中的相关条目划拨入该学科，重新进行分类梳理，确立了能源学科的学术体系和收词范围。在完善学科架构的同时，还根据学科建设的需要，系统地充实、完善、加强了旧有学科的学科体系。如管理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今教育部）所规定的12个大的学科门类之一，但是长期以来，在《辞海》的学科系统中所占分量很小。第六版管理学收词量仅300余条，第七版编纂启动之初，经过反复论证，将管理学的收词确定为800条左右，收词量增加了1倍多。经济学的收词存在着厚古薄今、收词陈旧、学科内部收词不平衡等问题，缺少对日常现实的关照，缺少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成就的反映，缺少对国家经济政策、经济理论的收录。第七版经过编辑与作者的共同努力，使经济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并且新设立了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二级学科。此外，对军事、法学、航空航天、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材料科学等学科的收词也进行了系统性增强，有些学科新增条目超过80%，如环境科学增补了反映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环境管理、环境污染和治理、环境医学等块面的条目，使学科内部架构更趋合理、协调，能够及时反映相关学科的新概念、新发展、新趋势。
（二） 撰写阶段
1. 制度先行
集团层面高度重视《辞海》工作，为了保证第七版的工作进度和质量，2016年初，组建了《辞海》（第七版）编纂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由集团主要领导担任领导小组正、副组长，分管《辞海》工作的领导担任工作小组组长。根据《辞海》（第七版）领导小组、工作小组的指示，结合实际情况，在每个环节工作开展之前，首先下发制度性文件，用以优化流程、明确要求、确立规范。如《〈辞海〉（第七版）编纂出版工作的时间表、任务书、流程图》（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辞海〉（第七版）编辑考核方案》（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辞海〉（第七版）收词工作细则》（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辞海〉（第七版）词目单格式、递交要求》（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辞海〉（第七版）编纂和审稿的要求》（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辞海〉（第七版）释文编写的技术要求》（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辞海〉（第七版）配图工作注意事项》（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辞海〉（第七版）发稿要求》（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等。实践证明，正是有了这些制度保障，才使《辞海》（第七版）的编纂工作流程规范、环节严密、运转有序，有条不紊地保证了进度和质量。
2. 审订词目单、样稿
在全面梳理《辞海》（第六版）各学科收词情况的基础上，由各分科主编对词目单进行审订，我社负责三审，于2016年3月形成第七版各学科正式的词目单。之后，陆续将定稿的词目单交工厂抽取第六版的释文和图片并进行打印，由责任编辑对释文打印稿进行预处理后送交分科主编，并与其沟通释文修订和撰写的各项要求。在正式修订和撰写释文前，还要求分科主编先提交样稿，再经过专家论证，对样稿提出修改意见。2016年6月起，各学科陆续进入正式撰稿阶段。
3. 设立图片工作组
分科主编与编写人员项目责任人共同商定哪些条目需配备图片，确定沿用、更换、新增图片目录，并将需配图的条目以及所知的该图来源线索、图片和文字稿一并转交图片组。图片同样经过三审，由图片组完成彩色图片的拍摄、搜集和征集以及线描图绘制工作。
（三） 定稿排校阶段
《辞海》（第七版）在原稿、校样两轮编辑三审基础上，历经两次专家通读，三轮专项检查，九次校样处理，十二遍全稿校对以及重大条目审读，并充分利用各类权威数据资源，在数据查核、表述统一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1. 强化管理
辞海办公室在《辞海》（第七版）编纂进度和质量的管控方面，起到了中枢作用。为了顺利推进各项工作，制订了多项规定，如在编辑读样、退样和专项检查等方面，制订了《〈辞海〉（第七版）初校样读样要求》（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辞海〉（第七版）初校样退厂流程》（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辞海〉（第七版）通读和专项检查的要求》（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辞海〉（第七版）二校样读样要求和退样流程》（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等;每个校次都强化了相关责任人签字制度;组织专家通读前，拟定《辞海》（第七版）通读要求和流程，根据校样具体情况，组织专人按照各类专项检查的要求进行专项检查;为保证排版质量，每次退样后都对排版公司提出书面的排版、改样要求，并多次赴排版公司协调解决排版中出现的问题。为摸清各学科词条撰写、审稿进度，辞海办公室每月统计工作进度，确保各环节工作按既定节点推进。此外，还不定期召开《辞海》工作通气会，通报工作进展，解决疑难问题，明确工作计划和任务。
2. 发稿、读样、专项检查等工作
2017年6月，《辞海》（第七版）开始根据学科陆续发稿，发稿时，同时发彩色图片和线描图;2018年7月，全部学科13.5万条分十一批发稿完毕。在初校样排出之后，编辑、作者分别审读按学科排出的校样;专项检查小组进行了近10项的专项检查，包括规范用字、注音、中国古今地名、中国历史纪年、数字及数学公式、量和单位、统一用语、组织机构等;请专家对重点学科进行审定。2019年1月10日，完成了三校样的编辑、校对工作并退厂修改，隐藏线描图（缩印本时再隐去彩图、显示线描图），同時进行了版面处理（如三样隐去线描图时缺漏小学科名，串行、错排通栏等排版失误）。我社图片组人员对隐去线描图的校样进行审核，1月19日，审核完成。1月27日，进入四校样合成阶段，从按学科分类编排转为按音序编排后，社内派专人分两组（语词和百科各一组）对四校样进行删重条、义项编排与合并;组织60多位社科、科技、语词专家通读全稿;对单字、复词、繁异体字、注音、历史纪年、统一用语、外国地名、中国古今地名、现代汉语异形词、引书格式、引书书证、科技名词术语、外文、组织机构（含高校）、数字及数学公式、量和单位、参见落实与明暗交叉、改名词目的相应处理、图片、汉语规范用字等20多个项目做专项检查和规范化处理。4月19日开始陆续退样。退样之前，各编辑室进行了通读认定、总处理组确认，通读过样、通读过样核查，专检过样、专检过样核查，移动条目处理，分管副总逐页翻阅，总编辑逐页翻阅，退责编修改质疑，图片组过录图注和图片修改，整理校样并核对页码顺序等工作。5月开始处理五校样，并做了地名、年号、外文、统一用语、参见落实和明暗交叉等专项检查，使用方正智能审校系统对其进行全面审核。7月开始处理六校样，进行参见落实和明暗交叉检查。9月开始处理七校样，再次进行了参见落实和明暗交叉检查，并填写参见页码，编制笔画、部首、外文和四角号码索引。前言、凡例等附件已完成四次校样的处理和校对。10月28日至11月2日，组织10位专家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对七校样进行了封闭式集中通读，进一步提升了书稿质量。
3. 通读工作
通读工作有利于不同程度地发现和解决前续工作中的遗留问题，因为即便是最有经验的编辑或审读者，也会存在着知识面、业务水平等方面的局限，或多或少地遗留一些问题，因此，加强通读工作，是提高质量的必要手段之一。前已简单述及《辞海》（第七版）的通读工作，以下再做详细介绍。《辞海》自第五版开始，就将通读视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第五版、第六版均做了一遍通读工作，第七版对全稿的通读做了两遍，并对部分学科增加了一遍通读。2017—2018年，第七版按照学科陆续发排之后，请专家对中国地理、世界地理、民族学等学科进行了通读审定。2019年1月30日起，《辞海》校样转音序编排并进行义项合并、排序之后，组织上海、北京等地的60多位专家，从社科、科技、语词三个维度通读全稿，重点解决从按学科分类收词（强调各个学科的系统性）转为按音序编排（强调各个学科的平衡性）后所凸显出来的交叉、重复、宽义窄释等问题，以及新的提法、名称、数据的使用，图文是否相符等。同年10月底11月初，又组织出版界10位资深编审（其专业领域包括中外历史、政治、哲学、文学、语词、法律、科技等学科），集中进行了一次封闭式全稿通读，又发现了一些遗留问题。多版《辞海》的工作经验证明，组织高水平的专家进行通读能够有效地提高书稿质量。
4. 重大条目的送审工作
《辞海》系大型综合性工具书，其中有部分学科属于需重点备案的内容，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权威性辞书，《辞海》的送审工作自然是编纂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我社不敢有丝毫马虎，优先安排重点学科进行三审和发排，一遍又一遍地筛选、审核需送审的条目和内容，并进行恰当的分类。2018年6月21日，由专人赴京，将《辞海》（第七版）第一批送审条目（民族、宗教、统战、外交、近现代史等学科）呈交新闻出版署转相关审稿部门。10月17日，呈交第二批送审条目（党史、军事等学科和重大政治理论条目等）。在新闻出版署的大力协调和帮助下，11月11日，我社收到新闻出版署转来的外交部、中央统战部审核过的条目。2019年4月19日，收到中宣部出版局转来的自然资源部、中央台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家民委、国家宗教局、中国社科院等审稿部门的审读意见。对重大条目送审进度，集团和我社及时跟进，多次派专人赴京对接送审事宜，赴京人数、频次均为历史之最，并且，辞海办一直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仅2019年6月至8月，我们专程赴京与中宣部出版局、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地图出版社等单位汇报沟通出版进度、送审条目及地图送审相关情况，就达八次之多，并均根据审读意见对相关条目进行多次修改，力求送审条目尽快获得批复。
5. 图片工作
《辞海》（第七版）纸质版较第六版新增图片约2000张，在四校样至七校样阶段，图片的增改达799处，图片组同志对四校样至七校样的图片进行了认真通读和校核中，首先要确保重要图片不漏收，其次对同类词目的用图类型和大小、不同词目是否使用了相似图片、同类图名和图注的统一等做了专项检查。
地图的新绘是第七版工作的一个亮点。中国地理、世界地理学科条目中的地图共340余幅，与第五版、第六版相比，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视觉效果颇佳。首先，第七版中所有的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均由全国最大的地图绘制、出版专业机构——中国地图出版社进行绘制。绘制方法专业、科学，内容权威，质量上乘。其次，地图的内容完全按照《辞海》条目的释文而定，充分体现了“形式服务于内容”这一宗旨。第三，绘制时一改第五版、第六版地图中仅绘制政区平面地图的做法，而是使用了晕渲的技法，呈现出立体效果，直观地突出了地形地貌。以陕西省为例，地图很好地表现了陕西省的地形全貌：北面是陕北高原，为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南面是秦岭山地，秦岭、巴山间为汉江谷地，汉中市坐落于此;中间是八百里秦川，古都西安，八水环绕，非常清晰。而且城市、山脉、湖泊、交通路线等，均在地图上一一体现，地图的内容与《辞海》“陕西省”的释文非常贴切。
我们还对历史地理学科、考古学科中有些条目的平面图进行了增绘、重绘。如历史地理学科，增绘了“岱庙”“幽蓟十六州”的平面图，重绘了“六镇”“鸿沟”“中都”等示意图，使读者在查阅条目的同时，对其历史地理形势有比较清晰的了解。
6. 辅文工作
《辞海》（第七版）整体上是由正文和辅文构成的。正文包括词目、释义、图片等，辅文有前言、凡例、目录、图例、附录、索引、名单等。前言综述了《辞海》的性质、编纂的历史、第七版的基本概况和特点等内容。凡例共十九条，分为五类：单字和多字条目，字体和字形，注音，编排和检索，其他（包括纪年、古地名括注今地名、外文括注、量和单位用法等）。图例系正文中地图的图例。附录有《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表》《中国少数民族分布简表》《世界国家和地区简表》《世界货币名称一览表》《计量单位表》《基本常数表》《天文数据表》《元素周期表》《全球地质年代表》《中国地震烈度表》《汉语拼音方案》《国际音标表》，这些附录均根据新的权威资料进行了更新。其中，《基本常数表》根据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CODATA）2014年公布的资料进行了更新;《元素周期表》中的原子量录自2017年国际原子量表，补充了几个新发现并命名的新元素;《国际音标表》根据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2007年公布的资料进行了更新;《中国少数民族分布简表》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重新进行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表》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资料进行编制，其中的面积、人口数据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18）》资料，并补充了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资料;《中国历史纪年表》修改了原来的讹误之处，如汉武帝征和年号，第六版之前，“征和”年号均在“征”字后括注“延”，以示该年号有两种写法，第七版编纂时，吸纳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将“延”改为“GF8A7”。南宋的孝宗皇帝名赵昚，但历版均将“昚”字错写为“眘”，此次修订时，对正文与附录均做了更改。《辞海》索引包括笔画索引、四角号码索引、外国人名索引等。其中笔画索引主要涉及部首的归部问题，此次编制，所有单字按《GB 13000.1字符集汉字部首归部表》归部，确定了一些单字的部首归属，如“辈”当属“非”部而非“车”部，“龟”当属“龟”部而非“刀”部，“剅”当属“豆”部而非“刂”部，“劓”当属“鼻”部而非“刂”部等;所有单字，据《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范》《GB 13000.1字符集汉字笔顺规范》《GB 13000.1字符集汉字字序（笔画序）规范》《GB 13000.1字符集汉字折笔规范》等列出笔顺，排定字序，并依此全面审定了《部首索引》《笔画索引》，重点核对确认了增补单字在索引中的位置。
三、 《辞海》（第七版）编修过程中的审稿工作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改革创新，打造传世精品”，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辞海人”的殷切期望，也是“辭海人”在第七版编纂过程中始终不渝遵循的守则。在审稿过程中，“辞海人”将总书记的期望作为工作的方向和指针，继承和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努力将“辞海”这块金字招牌擦拭得更干净亮洁。
审稿工作是《辞海》（第七版）编纂出版工作的重心，包括对词目单、对释文的审稿等。虽然《辞海》书稿整体质量较好，但是由于总篇幅较大，学科涉及范围广，作者和分科主编人数较多，且其中有不少人之前未曾参与过《辞海》的编纂工作，因此书稿中还是存在诸如缺漏、交叉、重复、矛盾等问题。在审稿过程中，系统性是每一位编辑都要考虑的问题。《辞海》（第七版）正文根据学科划分，总体分三个块面：普通语词、自然科学、人文社科，具体而言，涵盖大大小小共140多个学科，每个学科都可视作一个独立的整体，而整部《辞海》是一个大的综合体。当《辞海》的每一个学科编辑在对该学科的稿件进行加工时，它是一个小体系，学科内部的审稿，可以当作一部独立的书稿来进行。但是，由于每一个学科又与外部学科有联系，有交叉，因此，需要在审稿时同时关照相关的学科。比如：宗教学，需关照的有民族学、建筑学、历史学等学科;考古学，需关照的有历史学、建筑学等学科;文学，需关照的有历史学、艺术、书画等学科门类。所以，编辑在审稿中，依据《辞海编纂手册》的规定，结合书稿内容，贯彻国家标准，执行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并且大大加强了会稿的工作，解决了不少系统性问题。编辑审稿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 收词立目工作
收词工作包括增补条目、删除条目、对条目进行定名等方面。
（1） 增补条目
考查作者新增条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根据《辞海》（第七版）收词的要求检查作者失收的条目。如：普通语词新增条目主要是根据《通用规范汉字表》（以下简称《字表》），将全书字头与《字表》逐一核对，确保《字表》中的字（包括异体字，未立目者当括注）在《辞海》中无遗漏，并根据《字表》确定的规范字形，审定《辞海》字头与其后括注繁体字、异体字的对应关系;对成套词、成对词、相关词等进行统一梳理;借助计算机手段梳理全书用字情况，将全书用字与全书字头进行反复对比，对正文中使用而未立目的字予以增立，进而实现全书用字的内部自洽。人文社科、自然科学方面主要从系统性、完整性方面增补条目，侧重于增补《辞海》（第六版）出版以来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和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发展而涌现的新事物、新现象、新名词和逝世的重要人物等，发现失收的条目后及时与作者进行沟通解决，在审稿过程中亦结合最新信息及时同作者联系增补新条目，如科技类补收了部分缺失的上位词，并与作者协商补写了释文。人物条目的新增是一个需要综合考虑的难点工作，有的学科作者只考虑了本学科或本专业的增补条目，而忽视了学科整体性、学科间的平衡性等，因此增补了不少人物条目，责编在审稿时严格控制，反复斟酌，删除了一些不适合收入的人物条目;有的学科作者不熟悉《辞海》（第七版）体例，收录了在世人物，而根据《辞海》（第七版）收词的要求，在世人物一概不予收录，因此将误收的在世人物条目分别予以删除。
（2） 删除条目
考查作者所删除条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重点检查作者所提交的词目单中是否已将查检率低、过时陈旧或内容空洞的条目删除，是否存在作者从本学科角度删去而从全书角度需保留的条目，是否有误删的条目，是否有多个学科均收录而造成重复的条目，参见条的设立是否合适，等等。如政治学科中，作者将词目单中的“政治教育”条删除，但政治教育属于“德育”的一部分，德育还包括“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后两条分别收入教育学和哲学，无论从政治性角度还是收词体系完整性角度，都不应删除本条，因此编辑恢复了该条;作者将词目单中的“次长”“政务次长”“常务次长”三条都做了删除，但鉴于其他条目中有提到“次长”，因此编辑建议保留“次长”条，而将后两条过专、过细的条目删除。又如世界史学科与军事学科同时收录“阿富汗战争”条，军事学科认为世界史学科已收，而世界史学科认为军事学科已收，两个学科都进行了删除，致使该条目在《辞海》（第七版）中消失，后来在审稿过程中才发现遗漏进而补回;作者将“伯恩施坦”“考茨基”两条从世界史学科中删去，建议移至国际政治学学科，但是两个学科没有做好衔接工作，后来责编通过会稿，才落实了两个条目的收录。此外，还对形异实同的交叉条目进行了检查，保留常用条目，删除不常用条目。还在有些学科中发现了一些暗交叉的条目，既有本学科内的暗交叉，也有和其他学科的暗交叉，如能源学科的“空气电池”和材料学科的“金属空气电池”，“铅酸电池”和物理学科的“蓄电池”，“保温玻璃”和建筑学科“中空玻璃”，“垃圾焚烧发电”和本学科的“垃圾发电”，等等，均已做了删除或参见处理。除此之外，还对某些学科中过专过细的条目进行了调整，如中西交通史学科中，唐代人物“周庆立”，为市舶使官职见于现存史籍最早者，而“市舶司”一条已有相关内容，而周氏仅因为最早的市舶使即列专条，不妥，故删去;“蓝毗尼国”与“临兒国”条，原稿以后者为正条，前者为参见条，编辑根据查检率的高低，将前者改为正条，后者为参见条。
（3） 定名方面
虽然词目单是经过分科主编审定和出版社三审后确定的，但是作者交稿后，责编在词目定名上又进行了反复斟酌，最终确定条目的名称。如，法学学科作者交稿较早，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尚未公布，2017年公布后，责编根据该法，核对了原词目单中所定条目，修改了一些条目的名称，如将“无效民事行为”改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将“可撤销或可变更的民事行为”改为“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将“事业法人”改为“事业单位法人”。政治学学科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际政治学科原计划增收的“新兴国家”条目，其实并非一个确切的名词，正确的表述应该是“新兴市场”，强调的是其经济地位，而且归类应归入经济学科，因此，经与经济学科编辑、作者进行沟通，最终决定由经济学科进行收录并撰写。科技类词目根据学科规范名词以及国家标准定名，或按使用情况定名，如“低电压穿越”条在国家名词委的规范名词为“低电压过渡能力”，故将词头改为“低电压过渡能力”，释文中则增加“曾称‘低电压穿越”的说明。“医疗废弃物”这个名称是2002年的国家标准，2008年的国家标准已改为“医疗废物”，故词目定名采用了后者。矿物学中，有关“硬度”的名词原本是用“莫氏硬度”，国家名词委公布的规范名词也是“莫氏硬度”，然而该名词来源于人名Mohs，中文译名为“摩斯”，按照名從主人的原则，相关的术语应当按人名译出。经与作者商榷后，决定采用“摩斯硬度”这一术语，这也是几十年来矿物学教材中统一采用的术语;“环境化学物安全”，改为“环境化学品安全”。因为相关机构的中译名、认证名的中文名称都是“化学品”。
2. 释文的审稿加工工作
《辞海》的释义，要求使“外行看得懂，内行说不错”，因此，如何将专业的知识用浅显的语言予以准确科学地表达，而且又符合工具书的编纂规范，是对编辑工作的检验。在这方面，责编为使稿件通俗易懂，与作者反复沟通磋商，修改样条。各学科作者都是相关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对自己所在学科领域的知识掌握得比较精深，因此往往忽视《辞海》的读者定位而将释文撰写得过于专业、深奥。有些条目字数达到八九百字甚至上千字，严重超过体例要求。责编通过与作者的多轮交流，详细指出样稿中不符合《辞海》体例的情况，向作者说明释文中的要素顺序、主语的省略、语序、统一用语等要求，保证了样稿和最终来稿基本符合体例要求。
编辑对释文的审稿加工，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 修正原稿中释义有差错或不确切的内容
如中西交通史学科收词既有人名、地名，又有名物名、术语等，地名中又有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甚至欧洲等地地名，因此编辑逐条查核资料，改正了原稿中的错误，甚至发现了个别条目中延续几十年的错误。如：“常骏”“赤土国”两条均以常骏出使赤土国的时间为大业三年，而《北史》《隋书》等正史的本纪均为大业四年（608），根据其列传部分，则为大业三年。后查阅了更多资料，并结合今人的考证，认为，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前后，常骏为屯田主事，向炀帝请求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一带）。次年三月丙寅，与虞部主事王君政等出发，十月乙卯至赤土国，受到国王厚待，并遣其子那邪迦随常骏入贡。大业六年（610）春回国，与那邪迦于弘农谒见炀帝。其《赤土国记》即为回国后所撰。其生平事迹见《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卷二四《食货志》、卷八二《南蛮列传》、《通典》卷一八八《赤土》、《资治通鉴》卷一八一。所著《赤土国记》，在《隋书》《北史》《通典》中各有引录。故根据相关史料修改为“大业四年”。“张穆”条，释文中其表字作“字石洲”，根据张穆去世后时人所立《平定州张石州墓碑》文，应为“字石州”。“利类思”条，其来华时间原稿作崇祯十年（1637），根据史料记载，利类思于崇祯九年（1638）即来到澳门。“王延德”条，王延德回国时间，原稿作雍熙二年（985），而根据《宋史·高昌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均作“元年”，《西州使程记校注》亦作“元年”，因据改。但因宋史延德本传作“二年”，故括注中存一说。关于“张星烺”的出生年，有几种说法，《辞海》原稿作1881年;《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2期张至善《记张星烺先生》一文作1883年;而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88年第2期江学的《张星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将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9年第1期发表的刘逖的《学贯中西的史学家——纪念张星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以及燕京研究院所编《记张星烺先生（1888—1951）》（《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张先生曾任教于辅仁大学（后并入北师大）时学生的回忆录等比较权威的资料，均作1888年。因此基本可以断定，张星烺生年应为1888年。以上条目，《辞海》（第七版）均做了修订。
（2） 根据权威文件或工具书修改或补充、完善某些条目的释文
如“中国共产党章程”条新增中共十八大、十九大党章的内容，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目标这一重大内容补充进释文中。“山头主义”“反腐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等条目，党的十八大以后有新的含义，编辑根据相关文件进行了补充;国家机构的条目，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条目，宪法、组织法都有了具体规定，编辑根据法律原文进行了修改。国际政治学科中“最不发达国家”条的释文原稿仍按照1991年联合国的标准，其实2000年后标准有所变化。此外，根据联合国的规定，具体的数值每三年都有变化，被认定的国家每三年也有不同，因此编辑在最后一次校样前，根据2018年的联合国报告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植物学中，“桃”“杏”“梅”这三个植物原来是蔷薇科下的李属，按《中国植物志》，现“李属”已为“李亚科”，而原来李属下面的“桃”“杏”“梅”分别成为属名，各属名下面再分成具体的种名，因此，这些植物名称的拉丁文学名相应统改，其中药名所对应的拉丁文学名也统改，如“桃仁”“碧桃干”“杏仁”“乌梅”等。这些都参考了《中国植物志》、《中药大辞典》（第二版）、《中华本草》做了改正。
（3） 处理不同条目之间的交叉、呼应、前后矛盾等问题
这一问题既包括处理同一学科内部不同条目的交叉、呼应等问题，也包括处理不同学科之间不同条目的交叉、呼应等问题。如政治学中，“政体”条定义为“国家政权构成的形式”，“国家形式”条提到政体是说“国家的政权构成形式，即通常说的政体”，“政治制度”条提到政体是说“通常指政权的组织形式，即政体……中国的政权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三条对“政体”的描述不完全一致，但根据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概念，应统一为“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小资产阶级”条，释文作“参见‘小生产者”，似无参见必要，前者提到的自由职业者未必属于小生产者，后者也未提到资产阶级属性。政治学的“社会革命”条原释文作“参见‘革命”，但是“革命”条提到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都归经济学，而有关“社会革命”的释义在“革命”条中却有详细的描写，经仔细推敲，编辑将“社会革命”条的释义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作为独立条目，“革命”条只简单提及了社会革命，并且取消了两者之间的主副关系，如此一来，便主次分明，详略得当。政治学新增条目“国家主权”条，与法学的“主权”条内容有部分重复，编辑与法学学科协调后将两条释文合并，一条做主条，一条做参见条。“委员会制”条目原属政治制度学科，但是行政学作者也收条并撰写了释义，编辑就把两条合并为一条，把后一位作者的释文补充到政治制度学的条目中。“势力均衡论”和“均势理论”两条，在《辞海》（第六版）中分属政治学和国际政治两个学科，并分别撰写释文，但其实两条讲的是一个概念，编辑认为“势力均衡论”这个名词使用频率较低，可作为参见条，其部分内容补充到“均势理论”，并以后者做主条。
（4） 根据《辞海》体例，对释文进行规范、统一或补充
包括：统一同类条目的定性语;统一同类条目中的要素位置;统一同一学科内的同级、同类条目写法;统一不同条目涉及的相关表述，如“希尔斯”条释文中提到“20世纪50年代在默顿等理论基础上形成科学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成为科学社会学的创建者之一”，但“科学社会学”条却作“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两条矛盾，后续编校过程中对其进行了统一。补充原稿中缺失的释义要素，如物理学、力学等学科中，“光伏大棚”“燃料供给系统”“润滑油系统”等条目释文缺定性语;生命科学中个别植物、动物等条目缺少拉丁文学名和部分英文学名;体育学科中的体育赛事和机构等条目补充、核对外文括注，并补充相应外文缩写语。修改不符合体例的文字，如对称应作“与‘×××相对”，不作“‘×××的对称”。统一中国历史中纪年的表述方式，如近现代史（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部分采用王朝纪年（标明朝代时不加“代”或“朝”字），并括注公元纪年，不加“公元”二字，近现代史（1840年鸦片战争）部分一般用公元纪年，必要时加注旧紀年。妥善处理音译外来词，对人名、地名以外的音译外来词，按规则，在释文中以“×语×××的音译”的方式说明语源，其他为便于读者理解而必须说明语源的意译外来词，在释文中以“译自×语×××”的方式括注外文;外国人名、地名的翻译，根据《辞海编纂手册》所规定的“名从主人”的原则对外国人名、地名进行规范，如教育学中，新增补的两条条目“慕尼黑工业大学”“慕尼黑大学”释文中关于创建人描写均有误，前者应为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而非路易斯二世，后者应为巴伐利亚公爵路德维希九世，而非路易斯九世。此外，编辑还对释文中存在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现象进行了规范统一。
（5） 核改书证
如“水秋千”条，原释文所引书证为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又有两画船，上立秋千……又一人上蹴秋千，将平架，筋斗掷身入水，谓‘水秋千。”查《东京梦华录注》《东京梦华录笺注》，两文献均作“谓之‘水鞦韆”（鞦韆，即秋千），释文缺“之”字。“吴越同舟”条所引《孙子·九地》：“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比喻即便是原来相仇视的人，在遭遇危难的紧急关头，也会互相援助。经查原文，可知引文中“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前漏了一个“夫”字。
（6） 根据学术研究的进展情况，吸收新的成果对释文进行补充
如“赵汝适”条，根据出土的墓志，补充了其生卒年。“古突厥文碑铭”条原释文中将“古突厥文碑铭”仅释作中“突厥汗国领袖的墓志铭”是不确的，因为目前发现的古突厥文碑铭，还包括回鹘汗国首领的墓志铭，且根据有关学者的文章可知，目前鄂尔浑突厥文碑有十一通，其中六通属于后突厥汗国，四通属于回鹘汗国时期，还有一通属于回鹘灭亡不久时期，编辑在审稿时补充了相关内容。
3. 包括注音、义项编排等其他工作
《辞海》（第七版）发稿以学科为单位，但成书以音序进行编排，因此，注音和义项编排也是编辑工作的重点。
（1） 注音
由于《辞海》（第七版）采用的是音序编排，因此，对每个条目进行定音必须做到绝对正确。虽有专家团队负责对每个单字、复词进行注音，但编辑仍认真审定把关，从《辞海》的性质和特点着眼，重点检查不符合语言实际或与其他权威辞书不一致的字头字音，并相应增音、改音，或单列又音音项。复词的注音，亦根据《辞海》（第七版）所定的原则进行审定、考证。
（2） 义项编排
语词条目对义项释义差别较大的分立义项，将含义接近或联系较为紧密的不同义项适当合并;义项排列次序尽可能反映词义演变发展顺序，一般本义在前（本义过分冷僻或早已不用的，可以不收）、通假义在后，古义在前、今义在后，演变过程不清的，常用义在前。为照顾各义项的关系，相关义项尽可能衔接，使成系统。语词义和百科义之间的排列，按照语词义在前、百科义在后的原则编排，对义项的排序进行了调整。百科条目的义项也严格遵循《辞海》（第七版）的规范进行了编排。
以上是笔者对《辞海》（第七版）编纂工作进行的总结，虽然篇幅较大，但对《辞海》的工作来说，挂一漏万之处仍在所难免，疏漏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附 注
[1]出版家、辞书学家巢峰在2012年6月《大辞海》《辞海》主编扩大会议所做的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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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 200040）
（责任编辑 刘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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