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军海
读米兰·昆德拉，得知道“现代危机”这回事。不是现代的危机，而是现代即危机。否则，我们只能在其中读到“复调”技巧，抑或等而下之，读到“下半身写作”、性解放，甚至只读到或读出多得不能再多的荷尔蒙。
现代
现代之为现代，至少有两个界碑。一是上帝之死，二是个人主义的兴起。这在根本上也是一件事，也就是文学史专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人的解放”。这一点，昆德拉也知道。这是他为自家小说撰写的一个辞条：
【现代】TempsModernes现代的到来，是欧洲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上帝成了隐匿的上帝，人成了一切的基础。欧洲的个人主义诞生了，并随之产生了艺术、文化与科学的新局面。a跟文学史专家不太一样的是，他要探寻，这个所谓的“解放”意味着什么。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还是先从我们这些现代人引以为傲的“艺术、文化与科学的新局面”说起吧。
我们所接受的现代正统教育，大都在讲述这么一个故事。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然而现代以前，落后蒙昧，人类一直生活在自然的阴影之下，生活在恐惧之中。现代，科学昌明，技术进步，人类第一次成为自然的主人。
米兰·昆德拉所受的教育，也许跟我们差不太多，也许不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笛卡尔笔下发现了这一著名论断：“人是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昆德拉也承认，笛卡尔的断言并不虚妄，还真的成了现实。然而，然后呢？然后，就再也骄傲不起来：
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实现了许多奇迹之后，这个“主人和所有者”突然意识到他并不拥有任何东西，而且既非大自然的主人（大自然渐渐撤离地球），也非历史的主人（他把握不了历史），也非他自己命运的主人（他被灵魂中那些非理性力量引导着）。可是，既然上帝走了，既然人也不再是主人，那么谁是主人？地球在没有任何主人的情况下在虚空中前进。这就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当然是昆德拉小说的一个关键词。昆德拉说，他小说里的关键词并不多，小说人物的“存在密码”就在那几个关键词里。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个关键词，跟“人是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结对出现。由此大概可以推断，假如我们仍以后者为傲的话，大概注定不是在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而是在阅读自己，甚至在阅读自己的荷尔蒙。
堂吉诃德沦为土地测量员K
昆德拉是一名个人主义者，而且是颇为坚定的个人主义者，但不是习见的那种以为个人主义就标志着历史进步、人类解放的那种。且看他就冒险主题所勾勒的小说史。在他眼中，冒险，是小说的头号主题：
《堂吉诃德》和《宿命论者雅克》：无限的外在世界，无限的未来。“堂吉诃德启程前往一个在他面前敞开着的世界。他可以自由地进入，又可以随时退出。欧洲最早的小说讲的都是一些穿越世界旅行，而这个世界似乎是无限的。……对于欧洲而言，未来是永远不会终结的。”
巴尔扎克：“警察局、法庭、金融与犯罪的世界、军队、国家等等”这些现代建筑，取代了可供冒险旅行的无限的外在世界;“历史列车”所驶向的未来，取代了无限的未来。“上车容易下车难”，但不必害怕，不必悲观。因为这趟列车向乘客许诺：“前方会有冒险，冒险中还能得到元帅的指挥棒。”
《包法利夫人》：根本不敢奢望冒险，只能梦想“灵魂的无限”，以代替曾经的世界的无限。于是产生了“最美的欧洲幻觉”：“个体具有无法取代的唯一性。”
卡夫卡：“灵魂的无限”成了人身上“无用的附庸”，因为所谓的“历史列车”，以“一种全能社会的超人力量控制人类”;历史列车，不再许诺“元帅的指挥棒，它甚至不肯向他许诺一个土地测量员的职位”。土地测量员K，“只能不停地想着对他的审判，想着他那土地测量员的职位”。c（引号内为直接引用，其余则为间接引用，下同）
这段小说史，让昆德拉得出一个石破天惊的论断：土地测量员K，就是三个世纪前的堂吉诃德。三个世纪前，他寻找冒险;如今，“冒险是强加于他的”。
你我可能不会同意昆德拉的简笔勾勒。然而，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就是昆德拉的勾勒;更重要的是，这就是昆德拉所发现的“悖论”。
现代的终极悖论
堂吉诃德，行走了三个世纪，成了土地测量员K，这只是昆德拉所发现的悖论之一。其余还有：
（1）战争与滑稽。在昆德拉眼中，哈謝克的《好兵帅克》，“可能是最后一部伟大的通俗小说”。然而它，既是喜剧小说，又是战争小说，战争成了笑料：
在荷马和托尔斯泰那里，战争具有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意义;打仗是为了得到美丽的海伦，或是为了捍卫俄罗斯。帅克和他的战友走向前线，却不知道为何而战，而且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对此根本就不感兴趣。
（2）理性与非理性。法庭处决K，城堡搅乱K的生活，没有动机;德国和俄罗斯想统治世界，不是为了更富裕，也不是为了更幸福，只是出于“想确证自己力量的力量”，只是出于海德格尔所谓的“意志之意志”。然而现代之为现代，正是由高扬理性开始的，一切传统，都得接受理性法庭的审判：
在现代，笛卡尔的理性将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价值观一个个全部腐蚀殆尽。但是，正当理性大获全胜之际，纯粹的非理性（也就是只想体现其意志的力量）占据了世界的舞台，因为再没有任何被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可以阻挡它。
根据昆德拉的界定，“纯粹的非理性”就是“只想体现其意志的力量”，“这种力量的进攻性完全没有利益性，没有动机;它只想体现它的意志”。
（3）人类一体与永久牢笼。从理性主义走向纯粹的非理性，昆德拉称之为“终极悖论”。他很喜欢这个词。终极悖论，当然包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还有，现代之初所梦想的人类大同、永久和平，也走向“终极悖论”：
现代一直孕育着梦想，梦想人类在被分为各个不同的文明之后，终有一天可以找到一体性，并随之找到永久的和平。今天，地球的历史终于形成了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但却是战争，游动的、无休止的战争，在实现并保证这一长期以来为人所梦想的人类的一体性。人类的一体性意味着：在任何地方，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
昆德拉提醒我们，伴随着人类的一体化，任何灾难都会波及全世界，不再是区域性的了。其结果就是，我们无处可逃：“我们越来越受到外界的制约，受到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处境的制约，而且这些处境使我们变得人人相似。”
个体在现代世界的五个向标
再啰嗦一遍，昆德拉是个人主义者，很坚定的那种。正因坚定，故而终生坚持，个体性是艺术的灵魂;他认为，说不定是固执地认为：“任何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谜。”所谓“自我之谜”，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自我是什么？通过什么可以把握自我？”h“什么是个体？个体的同一性寓于何处？”
既然我们已经无处可逃，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换个提法：“在一个已经成为陷阱的世界中，究竟一个人的可能性有哪些？”
为探讨这一问题，昆德拉分析了五部小说，以五位小说主人公象征五种可能：
1.K的可能性：跟权力同化，绝对严肃。2.帅克的可能性：对权力的拒不接受，绝对的不严肃。3.帕塞诺夫的可能性：偶像崇拜者，道德命令来自“制服”。4.埃施的可能性：狂热者，道德命令来自“激情”。5.胡格瑙的可能性：何必认真，什么都可以。
前两种可能，面对的是世界的官僚化：“官僚并非众多社会现象中的一个，而是世界的本质。”诸君若读过卡夫卡或哈谢克，大概就知道，官僚化如何就是现代世界的本质了。面对世界的官僚化，昆德拉说，卡夫卡和哈谢克帮我们理出了两种可能：
我们的生活空间一方面受到了K的可能性的限制，另一方面则受到了帅克的可能性的限制，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空间的一极是跟权力的同化，甚至受害者跟自己的刽子手产生默契，另一极则是对权力的拒不接受，其方式就是不把任何事当回事;也就是说：我们曾经生活在绝对严肃——K——与绝对不严肃——帅克之间的空间。
昆德拉说，既然20世纪已经见识过极权主义，那么也就应该懂得，这两种态度虽看似不自然，有点夸张，有点文学化，其实却“再真实不过”。后面的三种可能，则来自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Broch）的三部曲小说《梦游人》（流畅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三部小说的副标题分别是：《1888年：帕塞诺夫或浪漫主义》《1903年：埃施或无政府主义》《1918年：胡格瑙或现实主义》，故事时间跨度是30年，间隔是15年。小说揭示的这三种可能，起于现代以来的传统式微、价值崩溃：
世界是价值（源于中世纪的价值）贬值的进程，这一进程绵延现代的四个世纪，是现代的本质.
这三种可能性，分别标示“价值贬值”的三个阶段：
3.帕塞诺夫的可能性：上帝已死，但人总得有所坚守，有所固执。于是“制服”取代“神袍”，成为绝对权力的象征。活，就得活在“制服”里。
4.埃施的可能性：“失去了上帝的时代的一种狂热。”！3“渴望价值又无法区分价值。”！4既然上帝已死，既然一切价值都靠不住，为了拯救世界，就得拥抱激情，哪怕是“血淋淋的历史中肆虐的激情”！
5.胡格瑙的可能性：“一个幸福的、没有任何负罪感的凶手。”！6“在一个没有共同价值的世界里，胡格瑙是一个天真的、一心向上爬的人，觉得非常自在。没有来自道德的命令，这就是他的自由，他的解脱。”！
这五种可能，在古老中华的现代大地上，也许有人觉着似曾相识，也许没觉着。这无所谓。觉着与没觉着，又有什么好争辩的？还是回到昆德拉吧。他说这五种可能，是“五种根本的可能性，五个向标”，“没有这五个向标就无法画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地图”
正在经历的现代终结
昆德拉还说，胡格瑙这个“幸福的、没有任何负罪感的凶手”，是“关于现代终结的一个愉快版本”。这话，也许不是出于他念兹在兹的“幽默”，而是在转述他的导师布洛赫的话：
对于布洛赫来说，终结的时刻是胡格瑙;对托马斯·曼来说，是希特勒。
布洛赫教导他，那个渴望是非善恶却又无法区分是非善恶的埃施，其前身正是马丁·路德：“埃施的过去是路德。”
联系他俩的那座桥，就是反叛，这座桥长四个世纪。正是遵从这一教导，他读托马斯·曼，读出了终结时刻就是“希特勒”。
昆德拉谈“终结”（end），与三十年前吵得沸沸扬扬的“历史终结論”无关，因为昆德拉的那些文字都早于1988年;但又似乎有关，因为福山（FrancisFukuyama）的那种乐观，昆德拉早有耳闻。否则，他不会有这样的提醒：
在欧洲，我们正在经历现代的终结、个人主义的终结，以及作为一种不可取代的个人独创性表现的艺术性的终结。这种终结预示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单一性时代就要到来。
注意，是“正在经历现代的终结”，时态应当是现在进行时。假如是现在完成时，那就意味着我们正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单一性时代”;那就意味着，我们终于迎来了希特勒，虽然希特勒已死。昆德拉的洞见，来自小说：
人仅需与自己灵魂中的魔鬼搏斗的最后和平时代，也就是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卡夫卡、哈谢克、穆齐尔、布洛赫等人的小说中，魔鬼来自外部世界，即人们称为历史的东西;这一历史不再像冒险家的列车;它变得是非个人的，无法控制的，无法预测的，无法理解的，而且没有人可以逃避它。
昆德拉怎可如此天真，怎可如此信任小说？小说不就是虚构，又如何当真？昆德拉当然知道小说是虚构，他一生都在强调，小说当不得真。正因为当不得真，所以“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从而审视“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
昆德拉说，就在一战刚开战不久，卡夫卡等这些中欧伟大的小说家，“看见、触及并抓住了现代的那些终极悖论”
两个现代
昆德拉谈小说史，缘于哲学家胡塞尔1935年发表了关于欧洲危机的演讲（中译本名曰《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胡塞尔诊断的危机根源，就在现代初期，就在笛卡尔和伽利略的理性主义。科学飞速发展，结果，人的“生活世界”被驱除了：
人原先被笛卡尔上升到了“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地位，结果却成了一些超越他、赛过他、占有他的力量（科技力量、政治力量、历史力量）的掌中物。对于这些力量来说，人具体的存在，他的“生活世界”（dieLebenswelt），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人被隐去了，早被遗忘了。
人的這种现代境遇，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称为“存在之遗忘”。
昆德拉当然认同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危机诊断。他这样解释二位哲学家的意思：“我倒认为两位伟大的哲学家指出了这一时代的双重性：既堕落，又进步，而且跟所有人性的东西一样，在它产生之际就蕴含了其终结的种子。”产生之际就蕴含了毁灭的种子，既堕落又进步，大概就是昆德拉所说的“终极悖论”。
不过他认为，有两个现代，哲学家只看到一个：“现代的奠基人不光是笛卡尔，而且还是塞万提斯。”假如有“存在之遗忘”，那是哲学与科学的事;而欧洲的伟大小说家，他们探询的正是被遗忘之存在，探究人的存在。至于昆德拉谈“终结”，缘于人们常把“小说的终结”挂在嘴上，尤其是未来主义者、超现实主义者以及先锋派。这些人谈“小说的终结”，是说在进步的道路上，小说注定消失，让位给更进步的未来艺术。
他想警告这些小说终结论者的是，假如小说真的终结了，终结了塞万提斯所开启的那个小说传统，那么等待我们的不是更进步的未来艺术，而是结结实实的现代终结。至于尽头站着谁，上文已经说过——是胡格瑙或……
唯恐不现代的现代人
跟你我一样，昆德拉也是个现代人。但他不是那种标配版的现代人，也即始终许诺跟青年站在一起、唯恐落后唯恐搭不上历史列车唯恐不现代的现代人。这是昆德拉为自个小说所写的一个辞条：
【现代（成为现代人）】Moderne（etremoderne）他们整整一代人都争先恐后地加入捷共，以免错过成为现代人之机。……正如兰波命令的那样，“必须绝对现代”。成为现代人的欲望是一种原型，也就是一种非理性的命令，深深地扎根于我们内心深处，它是一种坚决的形式，其内容则是不断变化、无法确定的：自称现代并被接受为现代人的人，就是现代的。
昆德拉见识过太多太多的这种追求进步的现代人，马雅可夫斯基只是其中之一。当一些现代知识人因马雅可夫斯基讴歌……忙着“审判”马雅可夫斯基的时候，昆德拉说了一句厚道话：
人是在迷雾中前进的。但当他回过头来评判往昔之人时，他在他们的道路上看不到一丝迷雾。……
马雅可夫斯基的盲目是人类永恒生存状态的一部分。
不看到马雅可夫斯基前进道路上的迷雾，就是忘记了人是什么，忘记了我们自己是什么
这丝厚道，是他从托尔斯泰那里学来的。至于这些事后急于“审判”马雅可夫斯基的人，在昆德拉眼中，恰好就是标配版的现代人。因为他们，“总想站在对的一边”
“反现代”的现代主义
跟你我不一样，昆德拉被目为现代主义小说家。这，他承认。不过，不是“现代的”现代主义，而是“反现代的现代主义”。又是一则辞条：
【现代（现代艺术;现代世界）】Moderne（artmoderne;mondemoderne）有一种现代艺术，带着抒情的极乐性，跟现代世界认同。阿波利奈尔是代表。是对科技的赞颂，对未来的痴迷。跟他一起或在他之后有：马雅可夫斯基、莱热、未来主义者、各种前卫艺术家。但跟阿波利奈尔相对立的有卡夫卡。卡夫卡的现代世界成了人迷失其中的迷宫。一种反抒情的、反浪漫主义的、怀疑论的、批判性的现代主义。跟卡夫卡一起以及在卡夫卡之后有：穆齐尔、布洛赫、贡布罗维奇、贝克特、尤奈斯库、费里尼……随着人们不断地冲向未来，反现代的现代主义遗产越来越显现其伟大性。
夏志清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中曾说，现代中国小说的致命缺陷就是，先贤们不知道“现代危机”，因而将现代中国的种种困蹇，只看作独特的中国病态，而没有看作“现代世界的病态”。至于个中缘由，夏先生说，是他们不敢。他们是否不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如今的大学讲堂，讲述现代艺术或现代主义文学，大多还是主讲那种颇为“现代的”现代主义者;当然会讲到后一类作家，甚至也大讲特讲，只是讲得跟第一类没什么区别。个中缘由，大概是因为他们只知道“现代”和“现代化”这一政治正确，很少听闻“反现代”这一政治不正确。他们总是或总想站在对的一边。
上帝之死
打开“喜马拉雅”，想闲听一点文学。鬼使神差，就听某著名教授又在大讲特讲上帝之死与人的解放。
大清早的，说什么好呢？于是想起了昆德拉颇为简短的一句话，当时，他在总结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的主题：“失去上帝，魔鬼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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