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双燕
摘要：基于湖南Y村乡—城务工型流动人口的实证调研，从中微观视角分析发现：脆弱性与延续性的双重叠加强化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语境中乡—城务工型流动人口的群体特性。一方面，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作为流动现代性的产物，务工型流动人口在返乡过年和返城复工两个方面受到影响，脆弱性是该群体对抗现代性风险结果的表征。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敏感期形成的烙印效应持续影响了该群体的行为。Y村流动人口在2021年返乡过年时策略性地选择“请假返乡”来应对疫情防控升级，同时对国家表现出了较强的信心，体现了个体在敏感期形成的价值、认知和行为模式影响力的延续性。公共卫生事件凸显了流动人口抵御风险的脆弱性，国家在应急响应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样会影响其公民的价值、认知与行为模式，并有可能引导公民形成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关键词：流动人口；
公共卫生事件；
脆弱性；
延续性；
新冠肺炎疫情
中图分类号：C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1）04-0080-09
基金项目：中南大学研究生自主探索创新项目“产出性老龄化视阈下农村养老秩序研究”（2021ZZTS001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新阶段。随着户籍限制被逐渐松绑，大规模人口在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长时段、跨区域的流动。据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指出：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占总人口的18%[1]。此后两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有所回落，但直至2017年该群体仍旧保持着2.44亿之众的人口规模。“人生本平等，职业无贵贱”，“特别是农民工，既是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2]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或区域间流动，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3]，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巨大贡献[4]。
2019年底，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从人员流动、材料源与资金链等方面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各省的经济活动往来频率均在下降，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节奏与计划被打乱。人口流动对于疫情传播具有较强的潜在风险[5]是学术界就人口流动造成的疫情传播与公共健康安全问题所达成的共识。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暴发时期，与流动人口相关议题的研究往往成为学术探讨的热点。在过去一年中，有关疫情期间流动人口研究，学界的主流范式是基于百度地图迁移大数据，从宏观视角预测人口流动对于疫情传播的影响，通过模型对流动人口实施管控以形成对疫情发展走向的预判，并向有关部门提出政策建议。不可否认，大数据在捕捉人口流动信息上的实时性、动态性与完整性和对公共危机的强大预测力为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6]，但既有研究大多将流动人口作为无差别的群体置于人口流动议题中进行整体性的探讨，而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的乡—城务工型流动人口的研究鲜有涉及。基于此，以中微观视角深入地对该流动人口群体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公共卫生事件语境中对该群体抵御风险的脆弱性与烙印效应下的延续性进行研究。脆弱性的存在是乡—城务工型流动人口对现代性的风险抵抗能力弱的表征；
而烙印效应的延续性则体现在社会环境对该群体价值、认知与行为的持续影响力。脆弱性与延续性的双重叠加强化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语境中乡—城务工型流动人口群体的特性。
（一）概念界定
流动人口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通常采用“永久迁移/临时迁移”“聚集迁移/非户籍迁移”“正式迁移/非正式迁移”等对偶概念对流动人口进行描述或研究[7]。针对流动人口中的“流动属性”学界并未形成清晰或统一的界定，主要从空间位移和时间长度上对其进行界定。有关物理空间上“流动”的界定，主要存在两个口径的统计方法：第一个是“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乡镇不一致的‘人户分离’的人口”；
第二个是“在第一口径中减去‘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8]。换言之，第一口径统计范围更广，包含了跨乡镇的人口流动；
第二口径则是排除了同城间的人口流动。时间维度的“流动”界定主要有“一年说”“半年说”“三月说”“一月说”和“一天说”等[9]。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乡—城务工型流动人口，因此采用上述“流动属性”中第二口径的空间维度界定与“半年说”的时间维度界定，即本文中乡—城务工型流动人口是指户口登记地为农村且离开户口登记地6个月及以上在城市中务工的人口群体。
（二）文献综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有关流动人口的研究文献持续增多。流动人口成为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议题。整体而言，40多年来与流动人口相关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传统议题研究与公共卫生事件议題研究。一方面，有关流动人口传统议题研究成果丰富，先后出现过不少研究综述，主要是对流动人口子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比如，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综述、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综述、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综述、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综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囿于篇幅，本文不予赘述。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非典”（SARS）和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是公认的、对我国影响最大的两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在公共卫生事件暴发时期，尤其是在“非典”与新冠肺炎疫情语境中探讨流动人口问题也成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议题之一。
一是“非典”语境中的流动人口研究。笔者在 CNKI检索到的与“非典”相关的流动人口的研究共计10余篇，研究的内容主要涵盖了流动人口预防知识与行为分析、完善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农村跨省流动人口数据分析等议题。整体而言，“非典”公共卫生事件时期，有关流动人口研究的文献较少，其中大多研究是基于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提出建议，属于对策性文章，且采用的是传统统计与抽样的方法。二是新冠肺炎疫情语境下的流动人口研究。同样的方法，笔者检索到的“新冠”“疫情”主题词下的2020年2月以来与流动人口相关的研究有30余篇。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研究大多摒弃了传统抽样统计方法而改为采用大数据分析方法来预测流动人口对疫情传播的影响，以及通过模拟对疫情未来发展的走向进行预测，为政府各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其中，杨冕与谢泽宇基于百度地图迁徙大数据的分析指出：疫情暴发初期，武汉出现了“恐慌式迁出”，疫情对于跨城市的人口流动的影响大于城市内部的人口流动[10]。李建军与何山通过百度迁徙的人口流动数据和各省卫健委公布的疫情数据，证实了人口流动对疫情传播的影响，同时指出了人口流动和新冠肺炎疫情确诊人数之间的线性关系，即人口流动每提高一个标准差，新冠肺炎疫情的确诊人数会增加12.8%个标准差[11]。叶玉瑶等人基于广东省人口流动的时空分析认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直接且有效的应急防控措施仍是限制人口流动的隔离防控策略[12]。邓晰隆通过对国内外消费结构的分析，预测了疫情结束后农民工用工量将呈现出先萎缩后大幅增加的趋势[13]。此外，也有不少学者基于传统的统计数据，分析了疫情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其中，魏后凯与芦千文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三农”的影响，指出农民工返岗受阻，2020年农民工的务工时间减少30-60天，收入下滑不可避免[14]。王礼贤等人基于问卷的logit回归分析，指出焦虑感、职业暴露风险、有无房贷（房租）与流动人口复工意愿呈显著负相关，抗压能力、肢体消毒频率、用人单位是否提高医用口罩、工作场所人员密集度、出差频率、子女数量、流动距离与流动人口复工意愿呈显著正相关[15]。
不论从流动人口研究的传统议题或公共卫生事件议题来说，有关流动人口的研究成果是较为丰富且相对聚焦的。传统议题研究从流动人口的某一维度为突破，成果最为丰富；
而公共卫生事件语境下，既有的研究大多将流动人口置于人口流动视角下去研究，且研究多专注于论述人口流动和疫情传播与防控的相关性研究。既有研究为了解与理解流动人口提供了多样性的视角，但对乡—城务工型流动人口的关注不足，尤其是将该群体置于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语境下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眼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已一年有余，从流动人口的主体性视角出发，回顾并探讨公共卫生事件对该群体务工的影响，以及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研究该群体务工返乡的心态、行动及其变化尤为必要。
（一）案例地
Y村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是一个苗族村寨。其地处武陵山脉中段，高山溶岩地貌，四面环山，平均海拔700米。Y村的现代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村中年青一代开始在花垣县、吉首市周边“打零工”。而“进厂”意义上的外出打工，即“固定工”始于2005年前后。截至2020年9月，在Y村外出务工人员中，跨省务工167人，省内县外务工93人，县内打零工兼顾农业生产55人，占Y村劳动力人口50.2%①。Y村流动人口跨省打工的流入地多集中在沿海发达省市，其中以浙江、广东两省最为集中。外省打工的年龄界限一般在50岁，50岁后主要以县内周边“打零工”为主。2007年后，随着“打工经济”带来的效益，村里逐渐流行建砖房，现今村中民居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砖混结构，即便是传统的木房也大多经过修缮，内部装修风格也较为现代。随着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多，尤其是男性青年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加，村中空巢老人、留守妇女与留守儿童的数量增加。Y村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和以子代务工与父代务农的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Y村的乡—城流动人口一般过年才会返乡。庞大的务工人员、空巢老人、留守妇女与留守儿童群体使得Y村成为中西部地区典型的人口外流型农村。对Y村乡—城务工型流动人口的研究可以为理解公共卫生事件语境下的人口外流型农村乡—城务工人口提供参考与借鉴，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
（二）研究进路
笔者曾于2020年9月14日至30日和2021年1月5日至29日前后两次深入湖南省湘西苗族村寨Y村进行为期1个多月的田野调研。调查采取驻村调研形式，文献法、观察法与访谈法是笔者最常用的三种方法。在田野调研之前，笔者就已通过当地州、县、镇政府官网和期刊文献等渠道，收集与案例地相关的档案资料和文本信息。随着调研的深入，笔者在整理笔记时不断推进对调查对象文献资料的收集。观察法主要包括参与观察和非参与观察。非参与观察主要是对Y村家庭日常生活、社会交往等内容的观察；
参与观察主要是笔者参与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与重大人生事件，如丧礼与婚礼，以参与者的身份进入现场进行体验与观察。访谈法是本研究最重要的方法。在驻村期间，笔者完成了大量的访谈，访谈的形式主要包括闲谈、入户访谈、事件访谈和个体生命史访谈，访谈对象包括村民、村干部和乡镇干部。受访者来自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不同家庭背景。通过长时段的驻村调研与入户访谈，笔者与村干部、村民建立了较为亲密的联系。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Y村务工型流动人口的访谈，主要源自2021年1月中旬湘西州政府发布“返乡人员必须到所辖村部进行登记”规定的契机。笔者2021年1月22日至29日曾协助Y村大学生村官C某②完成返乡人员的登记。在登记之余，笔者运用偶遇访谈的方法共计访谈了24名返乡流动人员。因本文主要探讨的乡—城务工型返乡人员，笔者经过数据筛选剔除2名，其中一名是求学返乡，另一名流动时间仅66天，最终获得Y村务工型流动人口纳入样本22人（见表1）。
脆弱性（vulnerability）是指個人、家庭或社区由于缺乏资产而面临生计风险的增加[16]，是个人或家庭面临风险、遭受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水平的可能[17]，包含了遭受冲击的可能和抵抗冲击的能力[18]。换而言之，脆弱性是人类与各类冲击相抗衡所得结果的可能性，败的可能性越大，则脆弱程度就越高。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流动人口与公共卫生事件问题。因此，本文中“脆弱性”是指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期个人或群体面临风险的可能性。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就已经蔓延到了世界范围内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公共卫生事件中也暴露了人类之于突发事件的脆弱性。
“人口流动在时间、空间和区域上呈现出规律性”[19]，结合人口流动规律采取疫情防控措施是普遍的共识。由此，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期，流动人口注定是遭受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控制人口流动所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在某一时期内限制劳动力人口的流动，有效降低了疫情传播的速度，但也使得原本就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乡—城务工型流动人口的处境更为艰难。对于Y村务工型流动人口而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该群体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滞留：出租房内过年
2020年1月23日上午10点武汉开始实施封城。换言之，全国范围内陆续实施人口流动管控是在2020年农历腊月二十九之后，此时，外出务工的“候鸟”群体大多已经返乡。2020年，Y村流动人口中的大多数在农历腊月二十五前后已经返乡，因此疫情导致其返乡受阻情况较少。但是，仍有少数受访者表示“被滞留过年”。具体来说，在受访的22人当中，有20名务工人员表示“已经返乡”“没有受到影响”，另有2名务工人员由于公司加班，后因实施流动人口管控而被迫退票，滞留在出租房内过年。以下为受访实录：
案例1：“我去年在台州过年。公司加班，（放假）③很晚，（我本来）买好了正月初二的票，退了。想（坐其他车）回来，路都封了，根本没有车。我自己隔离在租的房子里，两天去买一次菜。那段时间，物价贵嘞，东西还少，炒饭本来10元1份，涨到20元（1份），土豆1块1斤都涨到5块（1斤）。我们出来打工的要么吃食堂要么自己开火，真的不容易。”
（SXY，男，34岁，务工地：台州市，2021年1月24日访）
案例2：“去年呢，因为我在灯具公司上班，（公司）业务很好，国内、国外都有订单，所以总加班，老板放假也很晚。我自己也想多挣点钱，（所以）没有提前买票。后面疫情暴发，（我）很着急，想回家，（可是）已经没有办法（买票）了，什么车都没有了，后面就是（我）自己在租的房子里过年了。”
（SQF，女，22岁，务工地：宁波市，2021年1月29日访）
Y村流动人口的务工流入城市以浙江和广东两省的地级市最为集中。22名受访者中，有10名流动人口的务工地在广东，9名在浙江。2020年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确诊患者人数最多的五个省份分别为：湖北、广东、河南、浙江、湖南。不考虑经济等其他因素，单就确诊人数而言，上述五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省份。Y村流动人口不论是从务工流出地或流入地来说，都与2020年确诊病例最多的前五个省份重叠。在此背景下，2020年疫情对Y村流动人口的影响呈现出了叠加效应，该群体受到“管控”风险的可能性是相对较高的。虽然疫情防控是利国利民且无可厚非的举措，但相较于其他群体而言，乡—城务工型流动人口无疑彰显了现代性背景下人类面临突发事件时更高的脆弱性。
（二）误工：平均复工时间推迟46.33天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流动人口返岗受阻，面临失业风险，待工待业时间更长，家庭出现生计返贫的风险增加。对于正常返乡或滞留城市过年的Y村流动人口来说，疫情所导致的超长误工期都是其始料未及的。原本计划在正月初八或正月十五陆续返工的Y村流动人口在家度过了一个超长假期。据笔者对22人的误工情况统计（见表2），误工时间在30天以内的有4人，31-60天的有13人，61天及以上的有4人，另有1人失业。新冠肺炎疫情造成Y村流动人口返城复工时间推迟，平均误工天数为46.33天，误工时间最短的是26天，最长的为84天。
案例3：“去年农历（腊月）十二我就回来了。公司是在广州，我主要做推广手机游戏软件。每个月2000元底薪，加提成，提成就是（根据用户的）点击量和下载量，每个月最多可以拿七八千（工资）。本来计划是初八回去打工，（结果）我在家等到了3月份。公司在微信群里发通知说没办法正常开工，资金周转不过来，叫我们不要过去，我工作就没了。后面我就索性在家考了驾照。一直到（去年）9月份，我找到了现在的工作，在佛山。”
（SJJ，男，23岁，务工地：佛山市，2021年1月26日访）
案例4：“我现在东莞的一家五金公司做程序设计，（公司业务）主要是给华为等厂家做手机配件，像支架什么的。去年，我是農历（腊月）二十三回来的，本来是计划（正月）初六开工的，后来到2月28日才出去。出去的倒也还算早，但是因为疫情，公司订单量不行，到了6月20日开始，（公司）就放了（我们）2个多月的假，后面就倒闭了。好在我做这行（做了）好多年了，有不少人脉（资源），9月份我又重新入职（现在的公司）了。”
（SJF，男，29岁，务工地：东莞市，2021年1月26日访）
新冠肺炎疫情语境下，2020年流动人口返工时间推迟是普遍的现象，到岗时间的不确定性和面临失业风险的可能性增强。在Y村的受访人员中，除案例3中SJJ是在家就“被失业”外，另外的21名陆续复工的流动人口中，有不少受访者表示复工后公司出现了“订单不足，中途休息”的现象，更有甚者出现了案例4中SJF所面临的“放假-失业-再就业”的情况。上述现象与Y村流动人口务工所从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密切相关。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处于产业链和供应链底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当其冲，尤其对于依靠“两个市场”的企业而言，在内外夹击、订单不足的压力下，其生存处境尤为艰难。而该产业往往又是乡—城流动人口的就业高地。在人口流动管控与产业低迷的双弱态势下，受雇于上述企业或工厂的流动人口工作的稳定性也往往难以保证。特殊时期，受雇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Y村流动人口显示出了更低的抗击风险能力，这是该群体脆弱性的表征。
烙印理论（imprinting theory）认为个体经历社会环境“敏感期”（sensitive period）会呈现出与外部环境相匹配的特点[20]，即使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但特殊时期外部坏境形成的特征也会持续影响个体与组织的行为，且不会轻易消失[21]。角色转换是在社会环境敏感期内完成的。在原有的认知模式遭到挑战和新角色要求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双重压力之下，处于该时期的个体为了降低不确定性而进入认知解冻状态并采用与新环境更趋一致的认知模式和剧本[22]。敏感期个体极易受到环境影响，人际因素、宏观经济或技术因素和中观的制度化机构或场域是塑造个体的三大环境因素[23]。在脱离环境敏感期后，个体在该时期形成的价值、认知与行为模式仍对其产生作用。换而言之，个体在环境敏感期形成的价值、认知与行为模式被转化为个体的习性与习惯，并在特定语境中被唤起，从而对个体产生持续影响，体现个体能动反作用于社会环境的延续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社会环境“敏感期”不仅改变了人类对疫情传播速度快与范围广的认知，也形塑了其在公共卫生事件时期的习惯。“戴口罩”“勤洗手”“保持安全距离”已经成为普通大众的认知与实践。2021年1月恰逢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一周年。随着农历牛年的临近，腊月初Y村流动人口纷纷踏上了返乡的归途。经过了农历鼠年特殊的春节之后，Y村流动人口2021年返乡与务工又有了不一样的叙事。
（一）请假：应对疫情防控的策略性选择
2021年1月初，我国多地出现零星散发病例甚至是局部聚集性病例，而1月底又即将迎来牛年春运。春运不可避免会出现人口聚集，大量的人口流动也为疫情传播创造条件。在此背景下，我国29省份陆续发出“非必要不返乡”与“就地过年”“精神意义上的返乡”等倡议。“就地过年”的实质是分级分类的，即中高风险严格执行，低风险地区倡导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行”“确实需要出行的……各地不能擅自加码，阻断其出行或返乡”[24]。换句话说，对于低风险地区，“就地过年”是一种倡议而非强制。在笔者访谈的22人当中，有11人是提前请假返乡，请假的时间从1天到12天不等，有6人是公司提倡错峰返乡而提前放假返乡，有4人表示公司没有确切的放假时间，过年期间可自由选择就地上班过年或者返乡，另有1人告诉笔者自己向打工店铺提出请假返乡，店铺不同意而辞职。
案例5：“今年呢，我本来打算多干10天（再回来），可以多挣点钱。可是又担心万一和去年一样，或是浙江有（病例），我就回不来了，所以我就是提前了10天返乡。早点回来，钱挣少了点，但也安心些，请假也是没办法的事。”
（LHB，男，32岁，务工地：绍兴市，2021年1月27日访）
案例6：“今年公司没有确切的放假时间，就是响应国家号召，就地过年嘛。我本来只是请两天假回来，（因为）我哥哥结婚嘛，（原本）计划是28号就返工了，可是（湘西）州里出了规定28号以后返乡必须要核酸检测，怕到时候回不来了，所以我就改了计划，不返工了，继续请假（到过完年）。”
（LZW，男，30岁，务工地：佛山市，2021年1月27日访）
案例7：“去年上半年我专科毕业，因为疫情，我都没有参加招聘会，3月份就直接去了长沙一家餐饮店铺上班，主要负责外卖业务。（我）昨天刚辞职。（因为）担心疫情不能返乡，我就向老板请假，老板不同意，还有我也不是很想在那做了，就辞了。等（正月）初四、初五再出去找工作。”
（SSF，女，21岁，务工地：长沙市，2021年1月25日访）
作为三大环境要素之一，中观制度化机构或场域对个体价值、认知与行为模式的影响是显著的。11名提前请假返乡人员向笔者透露：提前请假是因为“害怕回不来”“必须要核酸检测”等。稍加细品不难发现，所谓的理由不过是捕风捉影。原因有二：一是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不同，Y村流动人口的流出地（湖南）与主要流入地（广东、浙江）经过1年在疫情防控上的努力均已降级成为疫情的低风险地区；
二是上文提到各省政府的“就地过年”是分类分级的，对于低分险地区而言是可自主选择返乡的。仔细推敲，不难探寻出Y村流动人口“请假返乡”背后的行动逻辑——烙印效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形塑了务工候鸟群体对公共卫生事件敏感期的价值、认知与行为模式，该群体普遍掌握了国家对于疫情管控的规律，尤其在春节返乡时对人口流动管控的力度，便有了“管控升级”与“不能返乡”的认知对等，“提前请假返乡”成了Y村半数人应对疫情防控升级的策略性选择与实践样态。“请假返乡”一方面体现了国家自上而下政策法规的约制力，另一方面反映了2020年敏感期形成的价值、认知与行为对该群体影响力的延续性。
（二）信心：疫情常态化下的心理调适
在经历了疫情后的第二年，随着疫情带来的烙印效应，公共卫生事件敏感期的社会环境特征塑造了流动人口的价值、认知与行为模式，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个体的认知和行为产生持续性的影响，上文中Y村流动人口“请假返乡”的策略性选择即是其中之一。此外，疫情烙印效应也为该群体面对可能出现的“误工”等情况有了心理预期。与此同时，国家在疫情防控上的作为也为流动人口的返工注入了强心剂。
案例8：“我计划是正月十五返工。不过也看情况，主要看疫情了，时间是不一定。担心（误工）是肯定担心的，万一又做不了几个月，1年不就又没了。本来就没挣多少钱，误工几个月，（挣的钱）就更少了。但是，也是没办法，对吧。大家都受影响，不止我一个。”
（SGQ，男，28岁，务工地：岳阳市，2021年1月26日访）
案例9：“担心倒也没那么担心，（万一误工）公司也可以理解对吧。公司的岗位也不会说没就没有了。今年心态上会不一样。去年有点焦虑，第一次经历嘛。而且去年（我）是刚换工作不久，新员工嘛，也害怕丢工作，（毕竟）那么久没去开工。反正跟着国家政策走，不让你出去你硬要出去会更麻烦的。大不了就跟去年一样在家再呆几个月嘛。”
（SF，男，30岁，务工地：台州市，2021年1月27日访）
案例10：“去年呢，听说有封路封山，有些人回不来。今年我是不担心（因为）疫情回不来，我是公司放假所以回来的。今年是第二年，（我觉得）广东（在疫情方面）做得非常好，像我公司防疫物资和措施都提前准备好的。然后就是说错峰放假，提前返乡避开高峰期。公司还集中（给我们）做核酸检测，都是免费提供的。公司通知是正月十一复工，我也不担心（复不了工）。去年复工的时候公司就提前准备了消毒水、口罩什么的，都做好准备了。（所以）今年我是一点都不担心。”
（LL，女，33岁，务工地：东莞市，2021年1月28日访）
Y村流动人口对于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的返工都有一定的心理预期，绝大多数人对于可能出现的误工表示“有一定的担忧”，但心态明显较2020年有所好转，大多表示“看情况”“没办法”“可以理解”。显然，2020年疫情所导致的誤工对Y村流动人口产生了烙印效应，导致该群体在复工认知上有了预期与兜底准备。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一种复合型危机，考验政府在应急响应中的作用。一般而言，政府在应急响应中的作用主要包括了政府的舆论引导作用、以完善法律为主的应急主导作用、科研创新促进作用以及对信息、物资等资源的多方协调作用。换言之，政府在公共卫生事件中扮演了风险沟通者、应急主导者、资源协调者和创新存进者的角色[25]。不论从何种角色上看，我国各级政府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角色扮演都是相对成功的。相应地，绝大数受访者表示“跟着国家政策走”“对国家有信心”“没有那么担心”。由此，可以说2020年疫情导致的误工和国家各级政府在疫情防控上的作为对流动人口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误工”和“复工”都产生了烙印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26]的伦理意识。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他们开始将自己置身于国家一员的视角或高度进行思考，从“不止我一个受影响”“硬跑出就是添麻烦”等表述可以窥见。
流动人口研究因其研究对象或群体的特殊性成为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学界主流的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传统议题研究和公共卫生事件议题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语境中的湖南省Y村乡—城务工型流动人口的实证调研，本文指出：一方面，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作为流动现代性的产物，务工型流动人口在返乡过年和返城复工两个方面受到影响，出现了被滞留在流入地过年和平均46.33天误工周期的现象，体现了该群体在对抗风险时的脆弱性。另一方面，在新冠肺炎疫情敏感期形成的价值、认知与行为模式对该群体产生了烙印效应。Y村流动人口在2021年春节返乡时策略性地选择“请假返乡”来应对疫情防控的升级。与此同时，面对疫情可能带来的新一轮误工，大多数受访者有了心理预期与兜底准备。此外，国家在疫情防控上的作为为该群体注入了强心剂，对于正常复工表现出了较大的信心，体现了中观制度化机构或场域对个体的形塑，体现了敏感期形成的价值、认知与行为模式影响力的延续性。区别于当下主流的大数据宏观视角，本文从中微观视角对流动人口展开研究认为：脆弱性与延续性的双重叠加强化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语境中乡—城务工型流动人口的群体特性。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保障流动人口的安全与利益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就地过年”倡议与“请假返乡”选择的对垒，反映了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博弈，是底层民众生存智慧的表达，同时也促使政策制定者反思当前政策法规的制定与推行。首先，应该明确“请假返乡”的对策不应上升到道德层面。“请假返乡”背后的行动逻辑是敏感期的烙印效应所导致的捕风捉影。捕风捉影的重要前提在于政策文本的模糊性。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如何做好流动人口返乡过年的政策解读与宣传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应提前做好春节假期的事项安排，尤其在制度或措施的制定上应增加政策文本的确定性，避免给政策解读留下过大的空间。其次，“就地过年”倡议不应只停留在宣传层面，对于乡—城务工型流动人口而言，实实在在的保障措施比倡议口号更为重要。“就地过年”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一方面意味着与家的暂时性隔离；
另一方面也隐射了“就地过年”的成本。如果片面强调“就地过年”的疫情防控作用而忽略流动人口的经济需求是无法将其落到实处的。笔者认为只有真正落实“以岗留工”或“以薪留工”，才能在尊重和切实维护外来务工人员经济权利的基础上，使其安心，使其扎根。最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凸显了流动人口抵御风险的脆弱性，国家在应急响应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样也会影响其公民的价值、认知与行为模式，并有可能引导公民形成“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政府需要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提升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在实现“优者有其荣、劳者有其得、工者有其居、孤者有其养、力者有其乐、来者有其尊、农者有其地、外者有其归”[27]的流动人口发展目标基础上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①资料来源：Y村村支书YXA，内部资料。YXA，男，52岁，2020年9月22日访。
②CQN，Y村大学生村官，女，22岁。
③括号内的文字是作者为方便读者阅读而酌情添加的内容，下同。
[1]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发布[EB/OL]. http：//www.nhc.gov. cn/ldrks/s7847/201610/d17304b7b9024be38facb5524d a48e78.shtml.
[2]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137.
[3]张蔚文，卓何佳，董照樱子.新冠疫情背景下的用工荒：基于人口流动与复工复产政策的考察[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6）：29.
[4]段平忠，刘传江.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影响[J].中国软科学，2005（12）：109.
[5]牛建林.人口流动对中国城乡居民健康差异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13（2）：46.
[6]刘涛，靳永爱.人口流动视角下的中国新冠疫情扩散时空动态——传统数据和大数据的对比研究[J].人口研究，2020（5）：57.
[7]Fan C C.Migration and Labor-Market Returns in Urban China：Results from a Recent Survey in Guangzhou[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01（3）：479-508.
[8]张展新，杨思思.流动人口研究中的概念、数据及议题综述[J].中国人口科学，2013（6）：103.
[9]杨菊华，张钊，罗玉英.流动时代中的流动世代：近30年中国青年流动人口特征的变动趋势[J].中国青年研究，2016（4）：55.
[10]杨冕，谢泽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中国人口流动的影响——基于百度地圖迁徙大数据的实证研究[J].人口研究，2020（4）：87.
[11]李建军，何山.人口流动、信息传播效率与疫情防控——基于新型冠状肺炎（COVID-19）的证据[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0（4）：116.
[12]叶玉瑶，王长建，张虹鸥，等.基于人口流动的广东省COVID-19疫情风险时空分析[J].地理学报，2020（11）：2521-2534.
[13]邓晰隆.新冠肺炎疫情下“农民工务工结构重塑”的对策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20（3）：99.
[14]魏后凯，芦千文.新冠肺炎疫情对“三农”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经济纵横，2020（5）：39.
[15]王礼贤，姜茂敏，严运楼，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流动人口复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J].医学与社会，2020（11）：106-107.
[16]Moser C.The Asset-vulnerability Framework：Reassessing Urban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J]. World Development，1998（1）：1-19.
[17]李小云，董强，饶小龙，等.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J].中国农村经济，2007（4）：32.
[18]韩峥.脆弱性与农村贫困[J].農业经济问题，2004（10）：8.
[19]桂华.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疫情防控体系建设[J].人民论坛，2020（11）：71.
[20]Milanov H，Fernhaber S A.The Impact of Early Imprinting on the Evolution of New Venture Network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9（1）：46-61.
[21]Marquis C，Tilcsik A.Imprinting：Toward a Multilevel Theory[J].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2013（1）：193-243.
[22]Dokko G，Wilk S L，Rothbard N P.Unpacking Prior Experience：How Career History Affects Job Performance[J].Organization Science，2009（1）：51-68.
[23]朱沆，叶文平，刘嘉琦.从军经历与企业家个人慈善捐赠——烙印理论视角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20（6）：180.
[24]中国政府网.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权威发布《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EB/OL].http：//www.gov.cn/xinwen/gwylflkjz147/ index.htm.
[25]祝哲，彭宗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府角色厘定：挑战和对策[J].东南学术，2020（2）：13.
[26]习近平.团结合作战胜疫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N].人民日报，2020-05-19（2）.
[27]肖子华.习近平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思想研究[J].人口与社会，2016（3）：50.
责任编辑韦荣锋
猜你喜欢公共卫生事件延续性脆弱性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探析时代人物(2020年26期)2020-12-07现在完成时难点解析考试与评价·八年级版(2020年6期)2020-11-0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政府治理创新新丝路（下旬）(2020年10期)2020-09-03公共卫生事件预防与应急处理措施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2020年16期)2020-07-16主流媒体对公共卫生事件微博舆论的引导策略新媒体研究(2019年17期)2019-10-18基于PSR模型的上海地区河网脆弱性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年3期)2019-06-24陕西省资源型城市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智富时代(2018年7期)2018-09-03陕西省资源型城市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智富时代(2018年7期)2018-09-03基于脆弱性的突发事件风险评估研究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13年1期)2013-03-11企业网络系统脆弱性的产生扩散与阻隔现代企业(2010年11期)2010-12-13 相关热词搜索： 延续性 流动人口 公共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