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先生对我的影响

许渊冲

1939年秋，我升入联大外文系二年级，选修了吴宓教授的欧洲文学史，陈福田教授的大二英文，莫泮芹教授的英国散文，谢文通教授的英国诗，刘泽荣教授的俄文，贺麟教授的哲学概论。

关于吴宓，温源宁在《一知半解》中有非常生动的剪影：“吴宓先生真是举世无双，只要见他一面，就再也忘不了。”“吴先生的面貌呢，却是千金难买，特殊又特殊，跟一张漫画丝毫不差。他的头又瘦削，又苍白，形如炸弹，而且似乎就要爆炸。胡须时有迸出毛孔欲蔓延全脸之势，但每天清晨总是被规规矩矩地刮得干干净净。他脸上七褶八皱，颧骨高高突起，双眼深深陷入，两眼盯着你，跟烧红了的小煤块一样——这一切，都高踞在比常人高半倍的脖之上;那清瘦的身躯，硬邦邦，直挺挺，恰似一根钢棍。”

关于吴先生的为人，温源宁接着说：“他以学识自豪，他的朋友们也因这位天生的名士而得意。他绝不小气，老是热心给别人帮忙，而又经常受到某些友人和敌人的误解。对别人的良好品德和能力，他有点过于深信不疑;外界对他有意见，他也过于敏感。这样，对自己也罢，对外界也罢，吴先生都不能心平气和。”

吴先生的学者风度，可以从他对钱钟书的评论中看出。钱钟书是他的学生，他却能虚怀若谷，慧眼识英雄，可见他是多么爱才若渴！我自己也有亲身的体会。

1940年5月29日，我在日记中写道：“上完欧洲文学史时，吴宓先生叫住我说：‘我看见刘泽荣先生送俄文分数给叶公超先生（系主任），你小考100分，大考100分，总评还是100分，我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分数！我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分数！”

吴先生是大名鼎鼎的老教授，这话对一个十九岁的青年是多大的鼓舞！我当时就暗下决心，欧洲文学史一定也要考第一。

结果我没有辜负吴先生的期望;但却因为搬动讲桌没有搬回原处，挨了他一顿批评。那时，吴先生的讲义贴在昆中北院9号教室墙上，要我们下课后自己抄写。我和几个同学把讲桌搬到墙边，抄完后我们走了;又来了几个同学，最后抄的同学没有把讲桌搬回原处，吴先生气得大發雷霆。但他并没问清楚谁是最后抄写的人，却只批评最初搬讲桌的学生。由此也可看出他不“心平气和”了。

关于吴先生的年龄，温源宁写道：“他实际不到五十岁，从外表上看，你说他多大年岁都可以，只要不超过一百，不小于三十。他品评别人总是扬长避短，对自己则从严，而且严格得要命。他信奉孔子，在人们眼中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孔门学者。他严肃认真，对人间一切事物都过于一丝不苟，采取了自以为是的固执态度。”他品评别人扬长避短，如对我的好评就是一例;他过于严肃认真，如为了讲桌批评我们一顿也是例子。

他的一丝不苟，首先表现在他的书法上，他写中文非常工整，从来不写草字、简字;他写英文也用毛笔，端端正正，不写斜体，例如S和P两个字母，写得非常规矩，五十年来，我一直模仿他的写法。其次，他的一丝不苟，还表现在排座位上。联大学生上课，从来没有排座次的，只有吴先生的欧洲文学史是例外，学生的座位都按学号排好。

关于教学，温源宁接着说：“作为老师，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外，吴先生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总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枯燥，容或有之，但绝非不得要领。”

关于背诵，我是得益匪浅。上课时，我一听到老师照本宣科，就会心不在焉，因为照本宣科不能融入自己的感情，不能引起听众的兴趣，不能导致心灵的交流，不能使听众受到感动，所以多半失败。

吴先生讲课有条有理，我记得他讲到英国五大浪漫主义诗人时说：“华兹华斯是自然中见新奇，柯勒律治是新奇中见自然，拜伦是表现自我的诗魔，雪莱是追求理想的诗神，济慈是沉醉于美的诗人。”真是要言不烦，一语中的。

吴先生不但自己背诵，也要求我们多背诗。考清华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有一个必考的题目，就是默写一首你最喜欢的英文诗。我考试时，曾把雪莱的《云》八十四行，一百二十二韵，从头到尾默写出来。这不但使我考入了清华研究院，更重要的是，为我后来把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文，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如果不背英诗，翻译诗词是难以想象的。回忆起来，不得不归功于吴先生的教导。

最后，温源宁作结论说：“一个孤独的悲剧角色！尤其可悲的是：吴先生对他自己完全不了解。他承认自己是热心的人道主义者、古典主义者;不过，从气质上看，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他赞赏拜伦，是众所周知的。他甚至仿照《哈罗尔德公子游记》写了一首中文长诗，自相矛盾，然而，谁也不觉得这是个闷葫芦，除了他自己！”

在我看来，吴先生是古典主义的外表，却包含着浪漫主义的内心。前面提到，我们搬动讲桌没有搬回原处，在他看来，这是违反了尊师重道的古典主义原则，即使从浪漫主义观点来看，也是情无可原的，所以他批评了我们一通。而杨静如坐到赵瑞蕻旁边，虽然也不合乎论资排辈的原则，但却有一点浪漫主义的精神，所以他就通融处理了。

这种例子很多，如欧洲文学中，他最推崇希腊的古典文学，和近代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他讲中世纪的文学，最推崇但丁的《神曲》，《神曲》中游地狱的向导是古典主义诗人维吉尔，游天堂的向导却是但丁一见钟情的美人贝雅特丽齐。他讲法国文学，最推崇卢梭的《忏悔录》，最爱读卢梭牵着两个少女的马涉水过河那一段，认为那是最幸福的生活，最美丽的文字。他讲英国文学，最赞赏雪莱的名言：“爱好像灯光，同时照两个人，光辉不会减弱。”由此可见他浪漫主义的内心。

吴先生讲欧洲文学史，其实也讲了欧洲文化史，因为他讲文学，而哲学也包括在内。如讲希腊文学，他却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后来他为外文系三年级学生开欧洲名著，讲的就是《柏拉图对话录》。

他最善于提纲挈领，认为柏拉图思想中最重要的是“一”“多”两个字：“一”指抽象的观念，如方、圆、长、短;“多”指具体的事物，如方桌、圆凳、长袍、短裤。观念只有一个，事物却有多种多样。柏拉图认为先有观念，然后才有事物。如果没有方桌的观念，怎么能够制造出方桌来？他还认为观念比事物更真实，因为方的东西、圆的东西，无论如何，也没有方的观念那么方，没有圆的概念那么圆。因此，一个人如果爱真理，其实是爱观念超过爱事物，爱精神超过爱物质，这就产生了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观，后来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但是观念存在于事物之中，一存在于多中，所以爱观念不能不通过事物或对象。而对象永远不能如观念那样完美，那样理想，因此，恋爱往往是在多中见一，往往是把对象理想化了。但理想化的对象一成了现实中的对象，理想就会破灭，因此，只有没实现的理想才是完美的。但丁终身热恋贝雅特丽齐，正是因为她没有成为但丁夫人呵！

吴先生还为外文系四年级学生讲作文和翻译。我第一次听他讲翻译是1939年暑假在昆华工校的大教室里。记得他的讲话充满了柏拉图多中见一的精神，这就是说，翻译要通过现象见本质，通过文字见意义，不能译词而不译意。其实，他说的词就是后来乔姆斯基所谓的表层结构，他说的意就是所谓的深层结构，不过他是言简意赅，没有巧立名目、玩弄字眼而已。

他讲英文作文，还是强调背诵、模仿。也就是说，要我们背熟一篇名作，然后模仿写篇作文。在他的教导下，我模仿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写了一篇叫做《吉诃莱特》的故事，吴先生看了我的作文，说是他不喜欢我描写的人物，但是英文写得还好，善于模仿前人用词造句;写诗也是有韵有调，读来琅琅上口，给了我80分。

我在吴先生班上只写了这一篇作文。1941年11月，美国志愿空军飞虎队来华对日作战，需要大批英文翻译。联大外文系四年级男生（除吴讷荪外）全部应征服役，我就离开了联大。

1942年秋，我回联大复学，又选修了吴先生开的文学与人生。他说：“文学是人生的精华;哲学是气体化的人生，诗是液体化的人生，小說是固体化的人生，戏剧是固体气化的人生。哲学重理，诗重情，小说重事，戏剧重变。小说包含的真理多于历史，所以小说比历史更真，我们可以从小说或文学中了解人生。”又说：“孔子注重理想生活（精神），对于实际生活（物质），则无可无不可。他有自己的事业与幸福（义），所以轻视外在的环境和物质的享受（利）。”

吴先生的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外文系的学生。

吴先生说过：“真境与实境迥异，而幻境之高者即为真境。”应用到翻译上来，我认为形似是实境，意译接近幻境，神似是意译的最高境界，接近真境。吴先生还要我们熟读英诗，这样才能从实境通过幻境进入真境，从机械唯物主义通过浪漫主义进入理想的现实主义，这样才能译出得意忘形的妙句。

我和瑞蕻学长通信时，他还补充了一件往事，说吴宓先生上欧洲文学史点名点到金丽珠时，用英文说了一句“A beautiful name”（一个美丽的名字）。现在回想起来，名字也是实境，通过回忆的显微镜看一下这个亭亭玉立的女学生，真境应该是“一个美人”！美国诗人弗洛斯特说过：“诗说一指二。”吴先生是诗人，所以说的是名，指的是人。

吴先生在清华研究院指导的研究生中，有女词人茅于美。于美是茅以升先生的女公子，联大同班徐璇的夫人。早在20世纪40年代，她就出版了《夜珠词》和《海贝词》，冯至先生说她是当代的李清照。她和璇兄都曾和我同听闻一多、朱自清几位先生的大一国文。我的题词是把贺铸的《青玉案》改为：锦瑟华年曾共度，听我追忆春知处。

吴先生的研究生中，还有历史系毕业的何兆武，他出版了英文专著《中国思想发展史》，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他是少数在清华大学做研究工作的联大校友，我送他的题词是：当年春城梦蝴蝶，今日清华听杜鹃。

联大中文系汪曾祺，外文系赵全章、袁可嘉（《九叶集》诗人）都对外文系女同学施松卿有意，我见到一张他们四个人在桂树前的照片。后来施成了汪夫人，我给他们的题词是：同是联大人，各折月宫桂。

清华研究生端木正和我同船赴欧，我还旁听了他在巴黎大学取得国际法博士学位的答辩会。回国后他任中山大学教授，参加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担任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我给他写了两句：香港回归在今朝，基本法规有萧曹。

留法同学吴冠中送了我一本《谈艺录》，第九页上说：“扬弃了今天已不必要的被动地拘谨地对对象的描摹……尽情发挥和创造美的领域，这是绘画发展中的飞跃。”我觉得这话如果应用于翻译，就可以说：扬弃了形似的描摹，创造性地发挥译语的优势，是翻译艺术的飞跃。因此，我在送他的题词中说：诗是抽象的画，画是具体的诗。

联大物理系同学朱光亚和我同在昆明天祥中学任教，我们同去阳宗海度过假，同在一起打过桥牌，他无论叫牌或打牌，计算都很精确，无怪乎他后来对我国的核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给他题词说：当年桥战阳宗海，今日核弹上青天。

南开大学化学系申泮文也在天祥任教，也同去过阳宗海，是中科院化学部院士。我给他的题词是：译学也是化学，化原文为译文。

联大工学院同班王希季，夫人聂秀芳是天祥校友，所以我们是双重关系。王希季是我国回收卫星的总设计师，回收安全率达到百分之百，超过了美国和苏联。我的题词是：卫星是天上的诗词，诗词是人间的明星。

（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永远的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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