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龙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凡的时代，是一个创造了辉煌成就和灿烂文明的伟大时代。北魏不仅出现了在中国乃至世界宗教艺术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和伟大成就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也产生了在中国乃至世界科技文化史上占有领先地位的鸿篇巨制——《水经注》和《齐民要术》。北魏不仅仅是一个征服性王朝，更是一个建设性王朝。从北魏进入中原之日起，典章制度的确立、完善和改革即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道武帝时期的制度草创和孝文帝时期的制度改革尤具划时代意义，北魏政权的生存和发展与此关系极大。
在北魏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拓跋鲜卑铁骑在道武帝拓跋珪、太武帝拓跋焘等杰出统帅的指挥下，纵横驰骋，征服了一个个部族和政权;立足代北，挺进中原，横扫关陇，跃马江淮，实现了中国北方地区的大统一。北魏的民族融合促进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北魏佛教的兴盛始于平定北凉后大量佛教僧侣和信徒的东迁。迁徙到平城的河西僧人中最著名的是释玄高（402—444），他曾是西秦和北凉国师，入京后又成为太子拓跋晃之师，后在太武帝灭佛时以身殉职。来自凉州的昙曜和师贤在文成帝兴复佛法后成为平城也是北魏全境的佛教领袖。罽宾王族出身的沙门师贤是文成帝兴复佛法后的第一任道人统。云冈石窟最初的开凿，主其事者即为昙曜，足见凉州佛教对北魏佛教影响之大。
文成帝即位仅两个多月，便下诏恢复了其祖父太武帝所毁灭的佛法，不久又下诏开凿云冈石窟。佛教自文成帝初年恢复以来的二三十年时间里，由于统治者大力提倡而得以长足发展，京师平城及其周边地区成为最重要的佛教中心。孝文帝继承了文成帝以来北魏诸帝后礼佛的传统，史称其“尤精释义”，佛教继续得到发展，并且日益繁荣。迁都前云冈石窟的开凿并未停止（有太和七年、十三年题记佛龛为证），迁都后嵩山寺院兴盛起来，同时位于伊、洛之滨的龙门石窟的开凿活动也随着笃信佛教的皇室成员、贵族官僚以及大量平城各色居民的南迁而展开。与迁都同步，北魏佛教的中心从平城转移到洛阳。洛阳佛教的兴盛状况，我们可以从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对北魏末年佛寺的记载中得到充分的认识。
文成帝下诏恢复佛法不久又“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兴光元年（454）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和平（460—465）初年，沙门统“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北魏还专门设石窟署负责石窟的开凿。佛教寺院的修复以及佛像的兴建与石窟的开凿，是文成帝时期最主要的工程，也是北魏艺术成就的具体体现。尽管有不少窟龛和造像在历史上遭到破坏，但我们仍然能够从现存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感受到北魏艺术成就之辉煌灿烂。
与平城云冈石窟为大型的皇家工程不同，龙门石窟从开凿伊始便出现了各级贵族官僚、僧尼信众出资雕凿洞窟佛像发愿祈福的活动，并且以造像记的形式将雕凿的时间和动机等要素刊布出来。这些造像记是了解北魏后期佛教兴盛状况的直接见证，其与出土的大量北魏墓志等碑刻文物构成了魏碑书法艺术的主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魏辉煌灿烂的艺术胜景。书法作为一种可供欣赏、品鉴、装饰的艺术，是中国文字书写中的独特现象。魏晋南北朝是书法史上的神圣时代，这一时期书家辈出，可谓群星璀璨，光耀夺目。魏碑书法艺术，虽然很难确知书写者的姓名，但它们同魏晋南朝那些名声显赫的书法家的作品一起，共同造就了这个神圣时代，同时对唐楷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北魏都城南迁后，除了龙门石窟的开凿，在京师洛阳也出现了寺院林立的景象，不少寺院规模宏大，如宣武帝所立景明寺，“东西南北方五百步”（一尺约合今0.296米，一步六尺約合今1.776米;500步即888米），“山悬堂观，一千余间”。胡太后所立永宁寺塔最为壮观华丽，其规模空前绝后：“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约266米）。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296米）。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璅绮疏，难得而言。”“装饰毕功，明帝与太后共登之。视宫内如掌中，临京师若家庭。”北魏灭亡之年（534）的二月，永宁寺“浮图为火所烧”，“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
波斯国胡人出身的沙门菩提达磨“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为经历丰富的波斯国胡僧菩提达磨所赞叹不已的永宁寺，的确有着无与伦比的辉煌与壮丽。永宁寺可以被视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巅峰之作，而其装饰也应该是能够代表北魏图像艺术最高成就的，只可惜今人已无法了解。否则，我们对北魏艺术所达到高度的认识会发生根本改观。
魏晋南北朝也是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史上成就最辉煌的时期，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晋初年裴秀所创立的“制图六体”理论及以之为指导绘制出的中国最早地图集《禹贡地域图》和《地形方丈图》;一是北魏后期郦道元所编撰的地理学巨著《水经注》。
《水经注》四十卷，记载了1252条河流的流向及其自然状况，对河流所经之地的行政建制沿革、城邑存废、历史故实详加记述，是中国古代现存最早也是最为系统完备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在认识中国古代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方面，《水经注》具有无可替代的巨大科学价值。由于其所引用文献碑刻大多已经亡佚，因而也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其对自然风光的描绘，体现出很高的文学水平。郦道元颇为关注与战争相关的地理要素，故而其对研究古代军事史也具有重要价值。《水经注》不仅是中国地理学史上的划时代巨著，在世界地理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郦道元被誉为“中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地理学家”（日本地理学家米仓二郎）;《水经注》则是“世界地理学的先导”（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北魏统治北方长达近一个半世纪之久，统一稳定的时间也在百年左右，尤其均田制实施后农业生产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贾思勰正是在北魏最后的半个世纪里生活于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青齐地区，他把传统的农学著作和生产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于东魏初年编撰完成了综合性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全面总结了秦汉以来迄于北魏末年北方地区的农业科技知识，对当时及后世的农业生产和农学著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该书内容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从耕种到收获、加工甚至出售的生产环节应有尽有，被认为是一部有关中国古代前期农业生产的百科全书。书中所载农业生产技术、方法和经营理念，不仅有助于了解古代农业生产的具体细节，同时更具有指导生产实践的重大意义。《齐民要术》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流传至今的古代农书，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农学著作，构建了严密的古代农学体系。这一体系为后世农书所继承，为中国古代农学著作的体例开辟了新天地。甚至可以说，《齐民要术》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北方旱地农业生产的“圣经”，其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效益，无论怎么估量都不为过。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记述了黄河流域下游地区农林牧渔各业的生产技术，还包括食品加工、荤素菜谱等。其中首次记载了炒鸡蛋法：“打破，着铜铛中，搅令黄白相杂。细擘葱白，下盐米，浑豉。麻油炒之。甚香美。”
北魏与周边各个政权特别是北方的柔然、吐谷浑、高丽以及东晋南朝政权有着频繁而密切的和战关系，也与较远的西域发生了频繁的通使关系。北魏之后“拓跋”一词被突厥、波斯、阿拉伯乃至拜占庭人作为中国的通称，直到金元之际的中亚人还把汉人称为“桃花石”。
宣武帝时期北魏国力走向鼎盛，外交关系也空前频繁，先后有大约一百个左右的国家到北魏京师洛阳“遣使朝献（朝贡）”，与北魏建交成为众多西域国家的目标。如西方大国波斯，“遣使上书贡物，云：‘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国王居和多千万敬拜。”在都城洛阳的城市布局中，就有专门供外国来华使节、商人和侨民居住的区域及相关建筑设施。这也是北魏国际交往空前频繁的重要标志，史称其时“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受北魏文化吸引来华的这一万多家附化之民，反过来也对北魏文化发生影响。
在北魏與其域外国家的交往中，物质文化的交流占有很大比重。北魏的丝织品和外国的奇珍异宝通过使节和商团源源不断输入各自国家。最值得注意的是彩色玻璃制造技术的传入，这是中外技术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大月氏国商人在北魏太武帝时期来到平城经商，并带来了先进的彩色玻璃制造技术，它们在北魏京师制造的彩色玻璃，“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太武帝“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精神文化层面的交流更加重要。悦般国使节将“鼓舞”传入北魏并被“设于乐署”。众所周知，西域音乐歌舞和绘画雕塑艺术等对中原地区有较大影响，这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在北魏与西域的交往中，佛教文化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北魏强大的国力和佛教信仰的兴盛，是外国使节频繁入华的主要原因。在北魏都城洛阳有大量来自西域的僧人，史称“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宣武帝专门立永明寺“以憩之”。该寺“房庑连亘，一千余间，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阶砌。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垂”。除了洛阳城西永明寺外，城南菩提寺和城西法云寺也是西域僧人居住及西域胡人进行佛事活动之地。
一年一度盛大的“崇福”大典在景明寺举行，“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位于城西的融觉寺，“比丘昙谟最善于禅学，讲《涅槃》《华严》，僧徒千人”。天竺国胡沙门菩提流支“晓魏言（汉语）及隶书（汉字），翻《十地》《楞伽》及诸经论二十三部”。“流支读昙谟最《大乘义章》，每弹指赞叹，唱言微妙。即为胡书写之，传之于西域。西域沙门常东向遥礼之，号昙谟最为东方圣人。”
孝明帝时期，胡太后派遣宋云和惠生出使西域，观礼佛国，访求佛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宋云、惠生出使是带着北魏朝廷的诏书而去，每到一国，都要向其国王宣示诏书，即便如“凶慢无礼”的乾陀罗国王也说出了“大魏如我父母”这样的话。捍摩城（或为于阗国属地）是当时西域佛教的一个中心，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余众僧”，“悬彩幡盖，亦有万计。魏国之幡过半矣。幡上隶书，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魏国之幡应该是到西域朝拜的佛教僧人或北魏使节、商队携带而来，如此之多的魏国之幡反映了北魏在西域的巨大政治和文化影响。佛祖释迦牟尼曾经生活和传教的乌场国，为当时西域佛教中心之一，也是宋云、惠生出使的主要目的地。乌场国王对北魏的情况不甚了解，在宋云和惠生的介绍下，对信仰佛教的北魏表现出极为憧憬的心情。根据《宋云行纪》的记载，宋云和惠生西行，除了取经和出使外，还带有宣传北魏文化的使命。遥远的乌场国有“解魏语人”，也表明北魏文化的影响早已远播域外。
选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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