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璐
摘要：本文试图从19世纪下半叶的北欧危机与欧洲整体的战前局势开始探寻，对表现主义先驱蒙克的作品进行时代解析，论述表现主义的兴起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一战爆发前后期的德国表现主义思潮，探究战争对德国表现主义绘画的影响。
关键词：战争 蒙克 表现主义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1）17-0029-05
蒙克作为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挪威表现主义画家，他的作品对德国表现主义的兴起有着尤为关键的精神引领作用。蒙克作品中的表现主义因素，不仅仅是个人主观情感和情绪的艺术表达，还反映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整整一代人的社会文化危机和精神混乱，并且，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全面爆发，在动荡的战争年代和混乱的意识形态下，显得尤为明显。但是，目前的论文研究中，多以蒙克的绘画语言进行解析，对蒙克表现主义的精神性和艺术性进行研究，或以美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对表现主义的兴起进行探究。很少课题以客观的战争历史视角，将艺术的发展与战争的史实进行连接，对表现主义兴起的根源和表现主义的个人范式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就已出现的蒙克的表现主义艺术为立足点，以蒙克的艺术影响了德国表现主义的兴起为由，到德国的表现主义呈现出艺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思考点。以蒙克的创作为例，对战争与表现主义的兴起进行深入探究。
一、表现主义先驱-蒙克
爱德华·蒙克（1863-1944）是享誉世界的表现主义画家，版画家。蒙克生于挪威奥斯陆。5岁那年，他的母亲死于肺结核，14岁时姐姐被肺病夺去生命，妹妹在年少时便患有精神隐疾。父亲是位军医，笃信神学，时常因精神疾病而陷入癫狂。蒙克自幼体弱多病，从小被家人的疾病和死亡阴影所困扰，使他一生的精神和心灵受到创伤。1881年，爱好绘画的蒙克考入挪威皇家绘画艺术学校。几年后，他和另外六名艺术学生在奥斯陆租了一间工作室，他们很幸运地得到了自然主义画家克里斯蒂安·克罗格的支持和指导。1885年作品在安特卫普进行展览期间，蒙克短暂的巴黎之行成为他认识艺术界的第一步。回国之后，依据年少的痛苦经历创作《病中的女孩》，开启了他艺术上的新纪元。1889年举行奥斯陆个人展，赢得艺术赞助资金，前往巴黎继续学习绘画。他吸收了印象派、后印象派中运用线条和色彩的情感表现手法，同时，接受了先锋的艺术思想，形成了自己奋斗一生的艺术理念。求学期间，他的父亲去世了，极度的悲伤致使蒙克陷入情绪的深渊，久久不能平复。1892年于柏林展出55幅绘画，当即引发巨大舆论。在科隆巡回展览后，回到柏林时受到了德国小资产阶级的认同和资助。此后的16年，蒙克大多在柏林和巴黎维持生计，这一时期也成为蒙克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着手创作《生命》系列组画。他多以疾病、死亡、爱为主题，以象征主义的理论和自我内心情感的探索相结合，进行主观性色彩和线条的艺术表现。1893年，蒙克的《呐喊》以强劲之势，撼动了德国的艺术界。此后他依循主题性油画的创作方式，开启版画的复制，追求细部刻画，以黑白色彩带入更具表现力的视觉呈现。这一转变，开始备受人们的推崇。随着战争局势的严峻和社会矛盾的激增，德国爆发了一场由艺术家引导的精神革命，对德国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及其社会问题进行关注和反思。蒙克以其先锋的艺术精神，推动了德国先锋艺术团体“桥社”的确立。1912年参加科隆“独立联盟”，取得与梵高、塞尚、高更相等的艺术成就。45岁时，蒙克的精神状况转坏，回到挪威定居。二战时，德国入侵挪威，他创作了大量自画像，记录精神和肉体走向死亡的进程。蒙克的艺术生涯长达60年，共计作品达60000余件。他一生将个人的伤痛经历作为象征意象，以沉郁浓烈的色彩和主观情感表现的手法描绘强烈的主观情绪，成为战争年代下最具原始情感的生命抒写。
二、蒙克作品的时代解析
（一）《病中的女孩》
19世纪初，北欧国家优越的海陆位置，迅速崛起的海洋市场，成为帝国战争中觊觎的对象。帝国主义为了占得自由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对弱小国家进行了殖民地的掠夺和扩张。不仅对丹麦发动战争，而且封锁了挪威海岸、粮食和原材料的物资运入。挪威国力弱小，恶略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地，致使挪威国内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现象。1814年，拿破仑战败，签订《基尔条约》，丹麦无条件将挪威割让给了瑞典，成立瑞典-挪威王国。“19世纪中期，饥荒再次在瑞典爆发。马铃薯的收成成为祸因，虽然它以前从营养方面对穷人而言是一种赐福—袭击爱尔兰的马铃薯疫病给瑞典带来严重破坏，它造成了马铃薯在19世纪50年代严重欠收，而此时几乎没有什么替代性食物”。1863年起，由于没有清洁的供水系统和垃圾的及时处理，造成的世界性霍乱疾病也开始流行，经记载，“1866年瑞典病死450万人”，死亡人数之多令人战栗。80年代，挪威内部政党分立，政治分化严重。挪威的艺术界同样纷争不断，“新型的艺术表现与激进的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明确的联系”，左翼政府支持激进的艺术展览，年轻艺术家们则一致拥护左翼政党并支持民主。同时，蒙克的“导师”克罗格是该激进艺术群体的领头人，支持和鼓舞了蒙克的艺术创作。蒙克自小经受疾病和死亡的阴霾，促使他在艺术上关心受苦的劳苦大众，同他们站在同一战线上。面对战争局势的动荡和国家的积贫积弱，蒙克深感革命的风暴为何如此猛烈。1885-1886年，蒙克创作《生病的女孩》，将死亡作为主题，记叙十五岁姐姐病逝前的情景。画面中，女孩微弱的看着母亲，母亲则因无法面对孩子的病情，埋头哭泣。蒙克没有采用现实主义的描绘，以主观化和平面化的处理方式，凸显出主体人物之间的关系，将背景和透视关系模糊化。画作的笔触干涩苍白，刮痕明显，像草稿一样狂放和随意。画面中，女孩苍白的面容最为明显，在红色的头发和绿色的裙子互相碰撞下，整个屋子被黑暗所包围，充斥着灰暗沉郁的色调。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里曾提到：早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所形成的那些与结核病浪漫化息息相关的隐喻。他们对结核病的风格化的描绘中，将柔弱病态的实际感受压抑下去，转化成为柔美浪漫的情感抒发。蒙克的“导师”克罗格也曾画过患有结核病的妹妹，她的手里拿着一株正在萎谢的粉玫瑰，画面仍旧赋予浪漫的情感色彩。蒙克试图还原最初的悸动和阵痛，遵从自己的内心感受，画着有呼吸有痛感活生生的人。这使他与传统相背离，在后印象主义色彩的基础上，吸收象征主义的气氛，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所有外在的现实转化成第一幅关于“感觉”的表现主义油画。这幅作品，虽然遭到保守派猛烈的抨击，但却是蒙克最重要的一幅画，画面中流露出的真情实感，激起了过着如此病态生活的人的共鸣。
（二）《呐喊》
19世纪末期，俄国瘟疫严重，英国市场经济收缩，欧洲大陆的经济萧条使北欧市场收缩，波及挪威，支撑挪威经济的木材出口和航运业陷于停顿，饥荒和经济危机再次出现。而瑞典-挪威联盟因相互争夺更多的国家权益，早已出现严重危机，瑞典以武力相威胁，挪威内部政党分立，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出现严重的经济断层，社会陷入混乱。斯特林堡曾为穷苦人民发声，“人不过是一堆垃圾、鸡蛋皮、胡萝卜梗、菜叶和破布条”。蒙克26岁时，父亲暴病离世，妹妹的精神状况出现危机，这无情的打击深深啃食和吞噬着蒙克的心，使他作品中的情感表达比以往更加强烈。1892年，杜塞尔多夫派画家阿德斯坦·努曼发现了蒙克艺术的伟大，推荐他参加了柏林艺术展览，并认为必须将蒙克的画展示给柏林艺术界中最先锋的成员。“而德国艺术家协会的领袖安东·冯·沃纳尔执掌了一套处理历史和风俗题材的绘画标准，表现当时盛行的愛国主义情绪，深得皇室的认可，而其他城市的各种机构皆与这种历史风俗题材的官方沆瀣一气”。蒙克的作品被官方指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的挑衅而引发巨大舆论，作品被要求立即撤下。为此，以利伯曼为首的少数派退出委员身份，以此对抗德国艺术家协会。在此期间，蒙克经受着精神和心灵的隐疾，内心陷入无限的紧张和焦虑。他写下“响彻寰宇，经久不息”这样尖叫的一种情绪和画面。1893年，整个欧洲的局势开始分崩离析。比利时的工人阶层出现大罢工，引起社会骚乱。德国正处于威廉二世统治时期，他向人民鼓吹“民族主义”，打着“国家”竞争力的旗号，开始增设军事需要的铁路、铁甲军舰等工业。对内实行扩军备战的计划，对外进行殖民地的侵略扩张。此时，无政府主义者的人肉炸弹，在巴黎下议院爆炸。蒙克眼看着世界愈发疯狂，道德秩序愈发混乱，几近崩溃的情感，使他在艺术上寻找出口。终于蒙克创作了《呐喊》，又名《绝望》，他冲破了学院派的教条，直抒胸臆，将人生的困苦和社会的阴暗化为强烈的自我感受和主观意象，以对比强烈的视觉色彩象征精神的隐疾，揭露内在现实的本质。他以极夸张的方式刻画了一个扭曲且变形的主体人物，人脸被异化成骷髅，那张大了的嘴似乎发出了极为惊恐的声响，犹如身处森林里的鬼一般在嚎叫。倾斜的桥和人物位置的远近加强了画面的空间感和层次感。远处的峡湾和夕阳，以简洁的色块和夸张的色彩进行表现，韵律感的线条似乎带有某种不可遏制的情绪。蒙克用铅笔在血红太阳上写道“只有疯子才能画出”。蒙克带着挪威人民的自我觉醒和身份焦虑，呐喊着世纪末身处战争年代的焦灼。“艺术成为了一个可以实现反抗的领域，为一种藐视传统的冲动所驱使着，并希望在这样一个权威社会中建立自己的独立性”。1893年12月3号，蒙克的作品首次出现在柏林展览中，瞬间震动德国的艺术界，成为了风暴的核心。同时，蒙克也为德国表现主义的兴起发出了最强劲的一声呐喊。
蒙克的艺术以其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艺术理念冲击着德国威廉政权下的官方艺术和学院派艺术，对德国表现主义的兴起有着极为关键的精神引领作用。他以北欧特有的阴郁色调和主观表达情感的方式，描绘战争年代下震人心魄的心灵体验和个人感受，影响了德国的先锋艺术家们以一种全新的道德姿态和绘画方式，对一战前德国资本主义的社会都市文明提出批判和反思。
三、一战爆发前后的德国表现主义思潮
自9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的分裂危机日益严重，德国在高速发达的机械化进程中，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变得高度物质化和技术化。疯狂的资本积累打碎了德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从市民阶级到资产阶级都开始全盘腐化，个体流入城市陷入身份和心灵的双向缺失。在明显富裕的国家，社会用强大的力量去创造财富时，工人阶层的财富配比同之前却更加分配不均。“据悉德国工人1894年增至590万，他们的生活情况比英法还要坏得多，工资低，劳动强度大;对童工的滥用也是工业化时期一种臭名昭著的罪恶行为”。茨威格曾在《昨日的世界》里写道：“《启示录》里那几匹苍白的大马全都闯入我的生活，这就是：战争和饥馑、通货膨胀和暴政，疾病和政治流亡”。这些无疑加深了德国民众在现代性处境中的危机。同时，在皇帝威廉二世的统治下，艺术领域不得违背军国主义宏大的历史叙事和保守的封建浪漫主义色彩，并宣称：“单纯表现痛苦的艺术是对德国人民的犯罪”。
哲学家尼采曾断言，为了使精神生活获得重生，必须要对物质主义发起战争。这场精神革命，注定要发生在科学、宗教和道德式微的时代，这是一场由外转向内的精神革命，并在文学、绘画和音乐等最敏感的领域率先出现。此前，一批具有革新精神的艺术家纷纷宣布退出艺术家协会，成立先锋艺术组织“分离派”。由少数的资产阶级资助的“分离派运动”在欧洲各大城市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896年，弗洛伊德成立精神分析学说。1898年，柏林分离派正式诞生。在德国，随着出版社，画廊和展览这种新型传播方式的推广，梵高、高更、蒙克等艺术先驱的作品开始广为流传。受先驱艺术家和美学思想的影响，在1905年和1911年成立了两个年轻的德国先锋派艺术团体：“桥社”和“蓝骑士”，共同以绘画的形式对抗威廉二世时期资产阶级的审美趣味和被压抑的价值观念，赋予精神上和主观上的个人意义。在世界战争的阴霾下，“桥社”的绘画关注社会现实，以对比强烈和不协调的色彩描绘城市生活，对德国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青骑士”拒绝走入现实的混乱，只关注纯主观的精神世界，走向了抽象。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钟声敲响，他们的作品开始带有攻击性，流露出末世的氛围。
随着一战的爆发，德国统治阶层从根本上美化战争，宣扬“战争是上帝规定的法则”，是为民族和正义而战。威廉二世在1914年8月1日宣称：“当国家投入战争时，一切政党应该停止争吵，我们大家都是兄弟”。一战前夕，威廉二世就有意拉拢表现主义画家进入自己的阵营。“政府曾于1913年恳请分离派艺术家参加一个纪念国王统治25周年的展览会，虽然他们最终拒绝参加，但政府还是认可了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同样重要的是，表现主义者开始摆脱其在德国艺术界的边缘地位”。战争开始后，许多表现主义画家也自愿服兵役，加入了战争的队伍，并与德国的主流艺术出现了融合。德国现代艺术界的奠基人马克斯·贝克曼曾说：战争可以滋养“艺术”。“青骑士”的代表艺术家弗兰茨·马尔克也曾把战争视为有助于艺术家自身发展的积累经验。他们绘制了大量的草图，汲取战争给予他们的素材和养料。例如志愿入伍的奥托·迪克斯，1915年创作的《作为战神的自画像》虚构了战争中混乱的景象，并将自己自诩为战神，充满了战争赋予作者的激情和荣誉感。但是，这场战争就是欧洲人的自杀，战争使用高精尖的科学武器，以更快的速度进行杀戮行为。表现主义艺术家开始对战争充满了怀疑，1915年应征入伍的基希纳创作《作为士兵的自画像》，将自己描绘成双手被截肢的战士，失去了工作能力，讽刺了战争的残酷和个人的禁锢。自愿担任军医的贝克曼，于1917年创作《戴红领巾的自画像》，描绘了画家开始满脸狐疑的看着周围，诚惶诚恐的心理被鸢然纸上。随着战争的升级，战争场面增多，画面开始出现肢解、混乱，不符合寻常意义上的美感。奥托·迪克斯于1923年创作《战壕》，描绘了一场真实的毒气战，在充满毒气的沟壕里，或垂死挣扎的战士，或被肢解的的残忍和恐怖画面。他的作品直面战争的残酷，赋予人类道德的审视和评判。1924年完成《战争》版画系列，绘制了共50幅战时的真实场景，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讲述战争的冰冷和无情，使人们开始重新看待战争，转入精神的思考。表现主义画家们顽强地竖起了精神性的旗帜，将战争的神圣和荣耀揭穿，以绘画的形式反叛和对抗着战争的真实面貌。
德国表现主义是时代下的必然产物，像欧洲必然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它是在战争的环境下孕育，在极端的社会生存环境下引起的艺术变革。
四、结语
本文对战争与表现主义的兴起进行探究时，分为了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论述蒙克的表现主义艺术与挪威国的社会问题，对表现主义先驱—蒙克早期的代表作品《病中的孩子》和《呐喊》进行时代解析。分析出蒙克的表现主义艺术来源：是在挪威国被英法大国蚕食所引发的国家分裂和社会危机，以及欧洲整体的战前局势的社会大背景下，引发了蒙克家庭的悲剧和个人伤痛经历，从而发展起来的个人主观情感的艺术创作和形式语言的艺术革新。同时，将蒙克《病中的孩子》与19世纪的浪漫派、挪威自然主义艺术在结核病主题上作对比，客观论证了表现主义的平民阶级立场、反抗欧洲资产阶级政体对人民压迫的艺术主张和个人主观情感的艺术表现。第二，论述蒙克与德国表现主义之间的联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社会矛盾激增和德国表现主义艺术思潮的蔓延下，蒙克的作品被引荐到德国参加展览，使他的艺术与德国的先锋艺术建立了紧密联系。在末世的战争阴影下，他以北欧特有的阴郁色调和极具自我意识的艺术精神，直接推动了德国表现主义的兴起。第三，论述德国与德国表现主义之间的关系。德国表现主义的兴起，有它自身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战前，它是在德国自身社会危机的基础上，由德国快速发展的科技和工业引发，在整个欧洲的战前局势和表现主义思潮的背景下进行的。它的作品形式不同于蒙克对疾病、死亡和爱的主题表达，多以描绘市民阶层的城市生活为主，进行社会和道德的艺术批判;或是脱离社会现实走向抽象性的艺术表达。一战时期，德国的表现主义与德国强权的政治因素有关系。在威廉二世的政治号召下，德国表现主义的创作被“军国主义”所利用，遮蔽了艺术表达的初衷，险些沦为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宣传工具。但是，战争的真实和惨烈唤起了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德国的表现主义艺术家们由此带来了新一流的艺术革命。因此，探究战争与表现主义的兴起，不可一概而论。他们虽同在战争的背景下，将战争的灾难语境变为表现主义的催化剂，但他们依然有着不同的创作背景和艺术表现方式。同样，在认识表现主义时，应该了解表现主义的兴起与战争史实的根源性联系，对它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任何艺术作品的完成，任何一种艺术流派、艺术思潮的产生，一定与客观的社会和历史相关联。因此，了解艺术史和懂得历史学，才能全面的认识艺术和学习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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