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建国
1960-1970年代，在中宣部出版处、文化部出版局等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农村版图书编选委员会（小组）”得以成立并编选了一系列“农村版图书”，只发农村，不发城市，为满足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许多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如《红岩》 《艳阳天》 《金光大道》 《创业史》 《暴风骤雨》等等，都曾入选“农村版图书”并推出了各自的农村版，这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出版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本文拟在对相关史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围绕“农村版”图书的出版背景、具体特点、生产机制等问题展开探讨。
一、“文艺为农民服务”与“农村版”的出炉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做了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正式从制度层面确立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指导地位。《讲话》中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问题阐述是十分明确的，文艺的服务对象也有其相应的次序，依次就是工、农、兵、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与知识分子。但是这一次序中的“工、农、兵”其实更多的是对一种源自苏俄的习惯性表述的沿用a，而非基于对中国现实进行深入考察后的理性表达。事实上，毛泽东对社会各阶层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有着深刻的认知，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以及1946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献中，他都特别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阐述了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b“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c等观点。然而从1949年后的文艺实践情况来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文艺界仍然习惯性地沿用了《讲话》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常见表述，而并未结合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强调，对其中的内涵做进一步的、更加细致的区分。
这种情况到1963年开始发生改变，农民在文艺服务对象中的地位开始被一再强调和凸显出来。先是1963年3月11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社论，指出“文艺面向农民，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新文艺在农村的阵地”，“是当前文艺工作的迫切任务”“是文艺工作的根本方向”。d随后3月25日的《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指出“更好地为农民服务”“是当前文化艺术工作的首要任务”e。《文艺报》社论中说：“文艺面向农民，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农民，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新文艺在农村的阵地，这是文艺工作的根本方向问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共同方向。为农民服务，向农民普及，是长期的、艰巨的、光荣的任务，一天也不能忘记……如果把我们的文艺机械地割裂为‘工人文艺、‘农民文艺、‘士兵文艺，那是不对的。但是，如果看不到不同的服务对象有不尽相同的需要，看不到五亿农民是我们长期服务的主要对象，那是根本错误的。”社论同时指出，自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文艺就已经开始“以农民为主要服务对象”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的文艺开始真正面向工农兵，并以农民为主要服务对象。正是这样，才产生了《兄妹开荒》 《白毛女》 《李有才板话》 《王贵与李香香》 《暴风骤雨》及其他许多优秀作品。”f联系到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关于“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的论述，至此，“以农民为主要服务对象”已经成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民日报》社论则是从范围更广的“文化艺术”的层面强调文化艺术要面向农村，“以农民为主要服务对象和工作对象”。社论在援引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关于“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的论断后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十八年前所讲的这段话，对我们今天不是仍然有着极深刻的现实意义吗？革命的文化艺术只有面向广大农民，才不会脱离主要的服务对象和工作对象……不论是从广大农民的需要来看，从文化艺术本身发展的需要来看，文化艺术工作面向农村，直接为五亿农民服务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有关文化艺术工作的方向性的问题……各级文化艺术领导部门，必须把支援农业、为农村服务的任务，坚决地、明确地放在整个文化工作的第一位……使社会主义新文化进一步地深入农村，更好地为农民服务。这是当前文化艺术工作的首要任务。”g这也就是说，“为农民服务”已经成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首要任务。与当年《讲话》中对文艺服务对象的排序不同，农民已经明确地成了第一服务对象。而有了这种认知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文艺工作重心的调整。
农民在文艺服务对象之中次序的上升是与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农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地位上升相适应的。1958年，“大跃进”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冲击，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危机开始出现，饥饿随之蔓延。在此情势下，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国民经济的布局问题。1959年6月29日、7月2日，他在关于庐山会议讨论问题的谈话中指出：“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h9月24-27日，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公报中规定：“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要动员和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方面、技术方面、财政方面，在组织领导方面、人才方面，积极地、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i随后，“农业是基础，各行各业都来支援”的宣传画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上文引述的《人民日报》社论《文化艺术工作要更好地为农村服务》要求“各级文化艺术领导部门，必须把支援农业、为农村服务的任务，坚决地、明确地放在整个文化工作的第一位”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另外，强调“为农民服务”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首要任务”也与当时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关。早在1957年8月，中共中央就发出指示，要求“向全体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j，此后又陆续发布过许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批示或通知，而文艺恰恰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最佳工具之一。社论《文化艺术工作要更好的为农村服务》中指出：“文化艺术是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在贯彻执行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中，更应该使社会主义新文化进一步地深入农村，更好地为农民服务。”1963年3月25日，在这篇社论发表的当天，《人民日报》同时刊出了《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研究加强为农村服务问题 决定成立农村文学读物工作委员会》的消息，内中也提到“为了使文学工作更好地支援农村，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有成立農村文学读物工作委员会的必要”。这次会议决定由赵树理、周立波、侯金镜、韦君宜、陶钝、贾芝等组成“农村文学读物工作委员会”k。该委员会成立后的主要工作就是编辑出版了“农村文学读物丛书”。
除此之外，“文艺为农民服务”的另外一项重要举措是将原通俗读物出版社改为农村读物出版社并推出“农村版”图书。从1963年7月到1966年6月，农村读物出版社共出书约150种，其中最具特色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就是“农村版图书”。这是出版社“对于进一步加强农村读物出版工作”，“从思想上引起重视”之后重新制定出版计划的重要举措，主要是“从中央一级兄弟出版社、地方出版社和本社编的图书中，选拔比较优秀的适合农村阅读的读物（有的要经过必要的加工），向全国农村推广。这套书决定大幅度降价，只发农村不发城市，并大量发行”。l1965年8月26日，文化部出版局召集关于“农村版图书”出版问题的座谈会，商定了出版“农村版图书”的具体事项：
决定今年选编第一批“农村版图书”书目14种：《为革命而学》 （人民）、《南柳党支部工作的好经验》（农村）、《大寨精神大寨人》 （农村）、《青年英雄的故事》 （正、续编，青年）、《红岩》 （青年）、《艳阳天》 （改写本，作家）、《南方来信选》 （作家）、《新故事集》 （農村）、《革命歌曲大家唱》 （修订本，音乐）、《农村实用手册》 （上海文化）、《怎样使用化肥》 （农业）、《怎样使用农药》 （农业）、《农村卫生知识手册》 （山东人民）。这14种的印数各多少，由各出版社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商定后报出版局审批。出版局根据纸张数量和其他情况可适当调整。m
关于“农村版图书”的封面设计、版权页格式等等，《座谈纪要》也作了具体规定：
“农村版”图书的封面、扉页、版权页格式如下：封面左上角、书脊上方、扉页居中偏下、版权页书名后（加括号）注“农村版”字样（字体由农村读物出版社负责选定）;扉页下署“农村版图书编选委员会”及年份、地点;扉页后统一排用编选委员会名义写的“编选说明”（写好后另行印发有关出版社）。由农村读物出版社负责出版的图书，封面上除署原出版社名称外，加署“农村读物出版社重印”字样，书脊上不署出版者及重印者名称。“农村版”图书版权页除在书名后加注“农村版”字样外，由原出版社出版的书，仍按原出版社自己定的版权页格式排印;由农村读物出版社负责出版的，除署原出版社名称外，加署“农村读物出版社重印”字样。n
到正式出版时，《青年英雄的故事》未分“正、续编”而是合并为一种，另外又增加了《陈永康水稻高产经验》 《民间测天法》两本，总共15种。第一批“农村版”图书陆续出版后，1965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据新华社十四日讯 文化部指定有关出版社选编的第一批‘农村版图书十五种共一千二百多万册，正在陆续出版，向广大农村发行……这次有组织有计划地选编“农村版”图书，是出版部门面向农村，为五亿农民服务的一个尝试，也是普及革命文化、巩固和扩大农村社会主义文化阵地的一个重要方面。”o
按照农村读物出版社的出版计划，第二年是要“继续选编第二批‘农村版图书，以便在若干年内逐步积累一套比较优秀的受到读者欢迎的农村读物”p的，但实际上，受“文革”的影响，1966年6月农村读物出版社的业务工作就已全部停止，计划中的第二批“农村版”图书再也无法面世。不过1966年还是出版了一册“农村版”图书，那就是金敬迈《欧阳海之歌》的农村版。1966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简讯：“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欧阳海之歌》‘农村版已经出版，并向全国农村发行。《欧阳海之歌》发行以来，受到广大农村读者的热烈欢迎。为了满足全国农村读者的需要，最近农村版图书编选委员会根据作者修订的版本，编辑了‘农村版，分上下两册，由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q此后，“农村版”图书编选工作就完全停止。
直到1973年，“农村版图书”才再次提上日程。1973年9月，国务院出版口发出通知：“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对下乡、回乡知识青年加强培养教育的需要，经和在京的一些出版社研究，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一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较好出版物，以‘农村版图书的形式印刷出版，在农村发行。”r为此，出版口下属的多家出版社及新华书店总店等共同组成“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成员有谭吐、金默生、许力以、汝晓钟、刘近村、李万民、陈西、阙道隆、高岚、汪轶千、刘柯理。谭吐、金默生任组长”。同时，在人民出版社内恢复了农村读物编辑组——后改为人民出版社第五编辑室，作为具体办事机构承担“农村版图书”编选工作。s此后一直到1978年冬“农村选拔组”被撤销，期间共编选“农村版图书”150余种。其中农村版小说作品就有《征途》 《春潮急》 《敌后武工队》 《草原新牧民》 《金光大道（第二部）》 《青春》 《雁鸣湖畔》 《霞岛》 《较量》 《百丈岭》 《彩虹曲》 《红瓦》 《大海铺路》 《剑河浪》 《惊雷》 《擒龙图》 《保卫马良山》 《吕梁英雄传》 《暴风骤雨》 《樟田河下》 《映山红》 《创业史（第一部）》 《县委书记》 《新儿女英雄传》等三十余种。这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农村版”也成为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文学史现象，为我们认识和理解1949年后的文艺路线与文艺环境并进而研究当代国人尤其是农民的文学生活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二、“农村版”的特征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农村版”文学作品自然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版本研究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但结合“文学生产”的具体过程来看，“农村版”作品的出炉，其实主要强调的是“选拔”，即“选拔比较优秀的适合农村阅读的读物”来满足农村读者的需要并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其中尽管也有“有的要经过必要的加工”这一附加项，且首批农村版图书出版时附在扉页之后的“出版说明”中也有“选印时尽可能对图书的内容和形式加以适当改造”t的表述，但实际上绝大部分作品在入选“农村版图书”过程中作者并没有对内容加以修改。农村版图书之所以并不将对作品内容进行重新整合修改作为一项强制性要求，是与主管领导对作品“缩写本”的不看好相关的。1965年在文化部讨论人民文学、人民美术出版社出书计划会议上，时任中宣部出版处处长的包之静在谈及农村读物出版时说：“缩写本如何搞？过去通俗搞过一些，效果并不好。” u包之静的这一看法显然影响到了正在酝酿中的首批农村版图书编选工作。所以，与同一作品的普通版相比，“农村版”最主要的不同是在发行去向、图书定价以及版式设计或书籍形式等方面，而不在作品内容有无更改。
以入选首批“农村版图书”的文学作品为例，1965年入选首批“农村版图书”的作品中有两部小说，“一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红岩》，一是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阶级斗争的《艳阳天》”。v 其中《红岩》在入选农村版后作者并没有对作品的内容进行修改。版权页注明的作品字数仍然是401千字，与1963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岩》第2版字数完全相同，印数也是原有印数基础上继续累积的。而《艳阳天》则是在编选过程中“作者又根据农村读者的需要，作了很大的删节和改写，不但压缩了篇幅，而且在故事结构和突出人物方面有所改进”。w
在《艳阳天》农村版封二的“内容说明”中明确写道：“本书初版于1964年，这次经作者适当修改，作为农村版印行。”另外，《艳阳天》农村版中也附了一篇作者浩然的《寄农村读者》，相当于序言。内中分“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为什么要出删节本”“改了什么地方”以及“我的盼望和表示”四个方面对这次修改向读者作了交代，其中关于“改了什么地方”，浩然写道：
具体改动的地方，大体有这样几点：第一，突出人物，把那些跟人物关系不大的细节减少或者删除了，如风景描写等;也删去一些次要人物的历史介绍;能用行动表达人物内心活动的地方，就把精致的内心描写精简了一些。第二，突出正面人物形象，突出主要矛盾线，让这条线更清楚明白;因此，在写正面人物和主要英雄人物的地方，还加了些笔墨，而反面人物和次要人物虽然一个也没少，但在描写他们活动的地方作了一些删节。第三，故事结构上也稍有改变，把倒插笔的情节，尽力扭顺当了，让它有头有尾;某一件事儿正在发展着，又被另一件事儿岔开的地方，也挪动了一下，让它连贯一气，免得看着看着摸不到头脑。同时，还根据一位队干部的意见，给每一节加个小标题，起点内容提要的作用。第四，语言也稍加润色，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腔”和作者出来在一旁发议论的地方，只要我发现了，就全改过来;因为推敲不够，原版本有一些不确切和不妥当的字眼儿，也尽力找出来改正了。x
既然作者已经交代得很清楚，本文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对《艳阳天》农村版与普通版进行详细的校勘比对。从作品字数来看，1964年初版的《艳阳天》第一卷总字数为“472000”，而《艳阳天》农村版的总字数为“326000”，字数相差近15万，可见改动还是相当大的。农村版中，小说叙事緊紧围绕“两条路线斗争”展开，情节更加紧凑、矛盾冲突更加激烈、斗争的主线也更加突出，这都是与农村读者的审美需求相适应的。比如《艳阳天》农村版开篇即是“萧长春拦车”，不像普通版开头先铺叙萧长春的情感生活以及萧老大催促儿子回家相亲等不太具有“斗争性”的情节，以求有先声夺人之效，到后面的第二节才开始回顾“新支书的身世”。这样一个“倒叙”的使用显然比普通版的“顺叙”更能吸引读者。再如，关于马大炮、马子怀等反面人物和次要人物，农村版中虽然还予以保留，但却删掉了马立本受马之悦之命前去通气拉拢的详细过程，只用“马立本先到马大炮家，又到马子怀家，这会儿，他又急着找到另一户中农，这一家的主人名叫马同利，是东山坞的‘大人物之一”y这么一句简单交代便直接过渡到了“弯弯绕”这一相对比较重要的反面人物身上。除此之外，《艳阳天》农村版在书籍形式方面也作了许多改动。比如将原先的一厚册改为上下两册，使得每册比较薄，便于携带。另外还增加了12幅由杜希贤创作的插图等等z。其中，正文之前的四幅插图便对作品中的主要英雄人物萧长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老少两代正面人物如韩百仲、马老四、焦二菊、焦淑红、马翠清、韩小乐等，以及热衷于走个人发家致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面人物如马之悦、弯弯绕、马斋、马立本、马凤兰、马连福等进行了刻画，使得读者能够在阅读之前便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事实证明，《艳阳天》农村版插图中塑造的这些人物形象还是十分符合读者的审美想象并且深入人心的。1973年，由林农导演的电影《艳阳天》上映，影片中绝大部分演员的扮相都与《艳阳天》农村版中杜希贤根据作品内容创作的插图极为相似。
而返观《红岩》的农村版，其作品内容与第2版完全相同，并没有为入选农村版而作刻意修改，同时为方便读者外出携带，也分为上下册印行@7。至于插图，1961年12月，《红岩》出版第1版时，书中就附上了李少言、李焕民、吴凡、宋广训、正威、吴强年、徐匡、牛文等人创作的木刻版画作为插图。其中宋广训的《飞吧，你飞呀》、吴强年的《监狱之花》、牛文的《小萝卜头的梦》等为《红岩》创作的版画作品都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创造性，也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应该说《红岩》出版之后引发的阅读热潮是与这些木刻版画插图分不开的。所以长期担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对《红岩》插图创作过程比较了解的邓中和先生曾撰文感慨：“很难设想《红岩》没有这些插图，在读者心中江姐、许云峰、小萝卜头的形象会是什么样子。”@8
从“普及”的角度来说，插图的加入使得作品带上了某些“连环画”的特征，确实为农村版图书被更多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民读者所接受提供了重要助力。
1964年翻译出版的《南方来信选》一、二集，是越南南方人民写给他们北方亲友的书信，“这些信是越南南方人民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控诉书，又是他们反美救国斗争的胜利纪录”，同样入选第一批“农村版图书”。《南方来信选》农村版就是从1964年出版的中文版《南方来信选》一、二集中选出来的，“为便于农村读者阅读起见，我们在每一篇前面，加上了题目，在必要的地方加了一些注解，难字加了注音，另外还选印了四幅木刻插图”。@9这四幅木刻插图分别是李少言的《向北方报捷》、宋克君的《不让美帝飞贼落地》、江碧波的《埋尖桩》和林军的《枪炮自有敌人造》。正如邓中和所言，“优秀的插图应该成为书籍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插图是直诉感官的艺术形式，而‘文字则是语言的符号，语言或文字是通过‘词汇把事件、情景、色彩、声音、气味、感觉、心理状态……的描述，以文字符号的方式唤起人们对过去的经验的回忆、经历的想象、情感的体会、来理解文字叙述的内容，而‘插图是直诉人们的视觉感官的，因此，插图更直观、更生动，更能唤起人们的兴趣”。#0对插图的重视，确实可以看作是1965年第一批“农村版图书”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
到1973年，“农村版图书”编选工作再次启动后，在版式设计、图书形式等方面既部分沿用了1965年第一批“农村版图书”的格式，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农村版图书”的连续性，又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作了相应的改进。比如原先扉页上加署的“农村版图书编选委员会”及年份，改为扉页加印“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选编”，不再署明年份。同时，封底印上统一的“农村版图书标志”（标志为竖长方形，最上面是三个大麦穗，中间是拖拉机，最下面是“农村版图书”的字样）。而通过增加插图来增强作品的视觉感染力，以及将一册厚书分为两册印行的做法则没有延续。从笔者收集到的部分农村版文学作品来看，除去1977年出版的《创业史 第一部》农村版增加了由蔡亮创作的插图之外（也非整页插图），其他如1973年出版的《征途》 （农村版）、1977年出版的《暴风骤雨》 （农村版）、《映山红》 （农村版）等等也没有增加插图。同时，上述几部作品的篇幅都比较长，出农村版时也没有再分为上下册以方便读者携带。不过从定价来说，则仍然延续了1965年第一批农村版图书的低定价策略。
由于从发行去向而言，农村版图书只销农村、不销城市，而考虑到农村相对较低的购买力，就必须采取更低的定价才有可能实现较为理想的发行覆盖率，进而实现农村版图书的编选初衷，所以农村版图书的“定价采取只收回印制成本等办法予以大幅度降低，允许稍赔一点”#1。比如《红岩》，1961年12月出版的初版本，定价为1.76元#2;1963年7月出版的第2版（普及本 上、下册），定价为1.40元;而1965年《红岩》农村版（上、下册），定价则为“七角五分”，仅相当于第2版普及本定价的大约一半。浩然的《艳阳天》 （第一卷），1964年9月作家出版社第1版，精装2.50元，平装（上下册）2.00元;1965年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普及本（上、下册），定价1.45元;而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的“农村版”，定价则为0.6元。农村版定价仅不到普及本的一半。再如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1965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第1版，定价1元;1966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第1版，1966年5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第2版，定价均为0.9元;而1966年由农村读物出版社根据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第2版重印的农村版，定价则为“六角”，比第2版降低三分之一。《创业史》 （第一部）1960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版，平装定价1.37元，精装定价3元;197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后，普通版定价1.15元，农村版定价0.96元，农村版定价降低了接近五分之一……由此可见，从定价来说，农村版图书的定价确实比普通版大为降低，以期能够尽量满足农村读者的阅读需求但又不会增加太多的经济负担。
三、“选拔”机制与“农村版”的尴尬
编选农村版图书是践行“文艺为农民服务”、满足农民文艺需要的一项重要举措，但编选过程中强调“选拔比较优秀的适合农村阅读的读物”，并希望“在若干年内逐步积累一套比较优秀的受到读者欢迎的农村读物”的表述其实是充满悖论的。因为“受到读者欢迎的”并不一定是“适合农村阅读的”，而“适合农村阅读的”，又未必会“受到读者欢迎”。在文艺界开始倡导“文艺面向农民”“为农民服务”之前，中国作协、《人民日报》等单位就组织过对当时农村文艺生活状况的调查。这些调查的结果后来成为农村版图书编选的重要依据。
中国作协于1962年12月在保定专区的定兴、望都、唐县三个地区围绕“小说在农村的普及情况怎么样”进行了调查，同时还与阜平、涞源、容城、定县的一些农村文艺爱好者进行了个别访问和座谈。“从调查中看，具有强烈的战斗性、鼓舞性的长篇小说，受到广大社员、干部、技术人员等各方面的热烈欢迎，普及面相当广，青年社员的反映尤其热烈。如《红岩》这部充满壮烈的革命激情的作品，在农村中引起的热潮，并不下于城市。”而“与这部书（指《红岩》）相媲美的，还有描写冀中农民参加火热革命斗争的《红旗谱》、和描写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青春之歌》”，以及“情节惊险曲折、人物机智果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等等。對于这类受到农民读者热烈欢迎的长篇小说所具有的特点，调查报告进行了总结：“一，战斗性、鼓舞性强，情节生动紧张;二，语言群众化，生动易懂;三，人物形象扎实，生活气息浓厚。在艺术风格上继承了古典小说的传统，具有民族化、群众化的特点。”#3而在社论《文化艺术工作要更好地为农村服务》发表的当天，《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叶遥、杨昌凤、艾克恩、赵建功、陈志等人的一篇关于河南东村文化生活的调查报告。内中同样提到，“《红岩》 《红旗谱》 《林海雪原》 《青春之歌》 《苦菜花》 《铁道游击队》 《创业史》 《红日》 《三里湾》 《山乡巨变》 《水向东流》 《吕梁英雄传》等等，是农村青年和基层干部争相传阅的作品”。#4同时，调查报告中还以生动翔实的文字记述了许多《红岩》 《青春之歌》 《林海雪原》等作品在农村中备受欢迎的事例。由此可见，《红岩》入选首批农村版图书确实是有群众基础的，是属于“受到读者欢迎”的一类。然而，上述调查中显示同样在农村备受欢迎的《青春之歌》 《红旗谱》 《林海雪原》等后来却没能入选农村版图书。与此同时，中国作协的调查报告中还曾提到，“在农村中受到很大欢迎的还有优秀的古典小说，如《水浒》 《三国》 《列国》 《西游记》 《聊斋》等等，在书店中，常年陆续不断的供应，销售量也很大”。#5但这些古典小说也无一入选农村版。显然，“受到读者欢迎”是作品入选农村版的重要参考之一，但是仅仅“受到读者欢迎”是不够的，还要“适合农村阅读”，而判定“是否适合农村阅读”才是“选拔”的关键性内容。在此过程中，作为服务对象的农民读者，显然是没有话语权的，只能被动接受那些被选拔出来认为是能够“适合农村阅读”的作品。而有话语权的选拔者——农村版图书编选委员会/小组，在判断“是否适合农村阅读”时其实也有着明确的依据。
早在1964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指出农村读物出版工作，必须坚持“政治第一、质量第一”的方针：“政治第一，就是要求出版工作必须符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当前需要和长远需要。出版图书首先要看它的政治内容，考虑它的政治影响，并且要根据形势，决定先后缓急，决定多出什么，少出什么，或者不出什么。”而关于文艺图书，“要提倡那些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作品，同时也要适当出一些其他题材，能够启发读者思想，增长读者智慧，或供读者欣赏的有益的读物”。#6从后来农村版图书的编选实践看，“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描写革命斗争的作品”确实是文学作品农村版选拔的主要范围。这样一来，《水浒》 《聊斋》等古典文学作品以及现代文学作品自然就被排除在外了。另外再考虑当时在农村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现实语境，《青春之歌》《红旗谱》 《林海雪原》等虽然在农村颇受欢迎，但因为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当前需要”不太相适应，不属于“急需”品，自然也就无法被选拔进入农村版图书了。因为在一般人眼中，“长远需要”是可以从长计议的，而救急的雪中送炭远比增彩的锦上添花更迫切也更有意义，所以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当前需要”。
事实上，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当前需要”不断发生变化，农村版图书的选拔依据和“为农民（村）服务”的侧重点也是不断变化的，这可以从不同时期农村版图书的“编选说明”中看出来。1965年出版的第一批“农村版”图书，扉页之后所附的“编选说明”是：
编选说明
“农村版”图书是专为农村文化室（俱乐部）、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村知识青年选印的。
为了把好书真正送到农村中去，让它们更有效地为农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服务，我们从全国出版的适合农村读者广泛需要的图书中，挑选出一部分，分期分批印行“农村版”。编选的图书，有政治思想读物，有文化艺术读物，有科學技术读物，还有工具书。选印时尽可能对图书的内容和形式加以适当改造，并且降低定价，只发农村不发城市。读者可以整套买，也可以分册买。
编选“农村版”图书是件新的工作，还没有经验，希望大家多提意见，帮助我们把这套书选好编好。
农村版图书编选委员会
一九六五年九月#7
而1973年农村版图书编选工作重新启动后，“出版说明”几经变化，开头都附上了不同的毛主席语录作为指导，主要的拟想读者群也不断调整。比如1973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先红的《征途》 （农村版），其所附的“出版说明”为：
“农村版图书”出版说明
遵照毛主席“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我们从全国近期出版的图书中，选拔出一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读物，作为“农村版图书”，向全国农村推广发行。
“农村版图书”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根据党的政治任务、农村各项方针政策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进行选编。读者对象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主，同时供给农村基层干部、中小学教师和广大贫下中农阅读。“农村版图书”的内容，包括政治读物、文学艺术读物、文化科学知识读物以及工具书等。
选编“农村版图书”是件新的工作，还没有经验，希望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的同志多提意见，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8
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
而1975年9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萌所著《彩虹曲》 （农村版），书中所附的《“农村版图书”出版说明》则将首句改为：“遵照毛主席‘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以及‘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改为“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读者对象由“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为主，同时供给农村基层干部、中小学教师和广大贫下中农阅读”改为“读者对象是广大贫下中农、农村知识青年、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村中小学教师”;“农村版图书”的内容则在“政治读物”之后增加了“社会科学基础读物”这一类。#9“文革”结束以后，所出的“农村版”图书，其所附的“出版说明”则又做了一些细节方面的改动。比如1977年出版的岚晨的《映山红》 （农村版）、柳青的《创业史》 （农村版）等等，所附的出版说明，首句改成“遵照毛主席‘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的教导……”，选编的依据则又改变了《彩虹曲》（农村版）出版说明中的“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0……
所以，从不同版本的农村版图书的“编选说明”（“出版说明”）来看，农村版图书的遴选标准是不断变化的，其原本就是应现实政治需要而生，此后又紧紧地与现实政治捆绑在了一起。不同时期编选的农村版图书，其服务的拟想读者是不一样的，指导思想和现实政治需要也不断发生变化，这都会对入选作品的主题内容提出相应的具体要求。但实际上，农村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审美趣味并不会随着现实政治的变化而发生迅速的变动。“为农民服务”和“教育农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显然“教育农民”才是重点。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对农村读物出版工作的预先设定和“教育农民”的编选初衷，编选者对“适合农村阅读”的认知与农村读者的实际需求之间注定会存在缝隙。所以这样遴选出来的农村版作品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农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可以打一个问号的。同时，虽然有对农村文化生活状况的调查为依托，但“农村版”作品终究还是摆脱不了计划时代的出版特征，从作品的遴选，到印数的确定$1，都较少顾及农村阅读市场的实际需求。所以，虽然降低定价、“只发农村”这一致力于向农民进行文化普及的工作值得肯定，但普及的效果却是难以保证的。
【注释】
a尽管早在1892年8月7日《申报》发表的《论宜兴制造以广贸易》一文中就已出现“国家于工农兵商当各有艺塾”的表述，但“工农兵”真正开始流行则源于对苏俄文献的翻译，比如1919年《解放与改造》第15期刊出的由张君劢翻译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全文》中就屡屡出现“全俄工农兵代表”的表述。
b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7-1078页。
c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df 《文艺面向农民 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新文艺在农村的阵地》，《文艺报》1963年第3期。
eg 《文化艺术工作要更好地为农村服务》，《人民日报》1963年3月25日。到1965年第一批“农村版图书”出版前夕，《人民日报》更是在头版发表专栏文章指出“为五亿农民服务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首要任务”。见《为五亿农民服务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首要任务 全国掀起文化下乡热潮》，《人民日报》1965年10月10日，第1版。
h毛泽东：《关于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i《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见“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j 《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57-1992》，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44-46页。
k在编选“农村文学读物丛书”时，实际使用的名称是“中国作家协会农村读物工作委员会”。
lp《中央一级有关的几个出版社加强农村读物出版工作的计划》，袁亮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3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页、327页。
mn#1《文化部出版局召集有关单位研究“农村版图书”出版问题座谈会纪要（1965年8月26日）》，袁亮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3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24-325页、324-325页、324-325页。
ovw 《出版部门面向农村为五亿农民服务 第一批“农村版”图书陆续发行》，《人民日报》1965年12月15日。
q奇怪的是《全国总书目（1966-1969）》并没有收录，而是只收录了1966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欧阳海之歌》和1966年5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的《欧阳海之歌》，其中解放军文艺版的条目下还有附注：“本书1965年第1版，本版是第2版”，参见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全国总书目（1966-1969）》，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7页。
r 《国务院出版口关于选编出版“农村版图书”的通知（1973年9月17日）》，袁亮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4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页。
s张稚枫、刘毅然：《关于〈农村版图书〉》，《新文化史料》1999年第2期。
t《编选说明》，见浩然：《艳阳天》（农村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
u《林默涵、包之静、石西民在文化部讨论人民文学、人民美术出版社出书计划会议上的发言（1965年6月4日）》，袁亮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3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页。包之静说到此處，刚刚调任文化部副部长的石西民插话说：“《艳阳天》是作者自己缩编的，只是去掉洋的写法，情节更紧凑些，可试一试。”（出处同上）如果不是石西民的插话，缩编本《艳阳天》也许就会因包之静的表态而不能被列入首批农村版图书出版。
x浩然：《寄农村读者》，《艳阳天（上）》（农村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4页。
y浩然：《艳阳天（上）》（农村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01页。
z任玲玲在《浩然研究》中谈及《艳阳天》农村版时说，“里面有二十多幅彩色插图，作者是画《毛竹丰收》《粒粒皆辛苦》的方增先”，这是错误的（见《浩然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页）。推出农村版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降低定价以适应农民的购买力，因而不可能采用成本较高的彩色插图。事实上，方增先的《艳阳天》插图创作于1975年，总共有30幅，197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艳阳天〉插图》，署名为“浩然编文 方增先绘”，这个单行本其实只是方增先根据浩然小说《艳阳天》的内容而创作的的一本画册。
@7《红岩》分上下册印行并非农村版首先采用，在此前的出版过程中曾用过上下册的形式， 比如《红岩》1961年12月北京第1版，1962年11月北京第15次印刷，就分为上下册，1963年7月北京第2版也分为上下册。
@8#0邓中和：《不朽的名著，不朽的插图——〈红岩〉插图创作的前后》，《美术》2016年第8期。
@9《编者的话》，见《南方来信选》（农村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
#2同一版本的印刷地不同定价也不同，比如《红岩》1961年12月北京第1版，1962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定价就为1.32元。
#3#5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整理：《记一次“关于小说”在农村的调查》，《文艺报》1963年第2期。
#4叶遥等：《变化和要求——河南农村文化生活见闻》，《人民日报》1963年3月25日，第4版。
#6 《大力加强农村读物出版工作》，《人民日报》1964年5月12日，第2版。
#7见浩然：《艳阳天》（农村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
#8 《“农村版图书”出版说明》，郭先红：《征途》（农村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9 《“农村版图书”出版说明》，山萌：《彩虹曲》（农村版），广东人民出版社1975年9月版。
$0 《“农村版图书”出版说明》，岚晨：《映山红》（农村版），江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7月版，1977年10月农村读物出版社重印。
$1入选“农村版”的作品印数都非常大，首批十五种“农村版”图书，总印数即达“一千二百多万册”。（参见《出版部门面向农村为五亿农民服务 第一批“农村版”图书陆续发行》，《人民日报》1965年12月15日）如此大的印数显然与领导层的决策有关，比如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1965年4月1日在农村读物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农村读物没有100万下不去，印三、五万的不叫农村读物。”见袁亮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3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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