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燕 章文文 杨乐
【关键词】 税收规避; 企业风险承担; 生命周期
【中图分类号】 F27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1）20-0129-09
一、引言
企业风险承担是企业重要的战略决策，是一种利用风险投资创造价值的行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体现了企业投资项目的风险偏好。微观层面，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企业在当今竞争激烈、不确定性强的市场中抓住更多机遇，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提高企业价值。宏观层面，不断提高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有利于促进行业创新发展，加快社会资本积累，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鲜血液。较高的风险承担水平通常也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性支出，如研发支出与固定资产支出[1]。我国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相对较低，以研发支出为例，根据欧盟发布的全球企业研发费用排行榜，2018年2 500家公司总计投入研发金额为7 364亿欧元，其中中国公司的研发总费用为712亿欧元，占比为9.7%，远低于美国（37.2%）、欧盟（27.2%）。寻找可能存在的原因，探究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因素，对合理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营商环境报告》，中国纳税总税率为62.6%，占利润比为59.2%，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税率相对偏高。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过高的税收为企业带来了负担，企业有动机进行合理的税收规避。税收规避主要是指纳税主体运用合法的手段改变税法实施的客观条件，从而减免纳税的行为。目前较少文献关注税收规避可能给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带来的正向效应，从生命周期这一动态视角探讨税收规避可能给企业风险承担带来的正向影响，即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文献综述
（一）税收规避的经济后果
目前关于税收规避经济后果的文献主要围绕现金持有价值、企业价值、投资效率这三个方面。第一，关于企业税收规避对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存在不同观点。税收规避直接为企业节省了现金，节省的现金有利于降低公司杠杆、减少公司资金成本、捕捉投资机会，甚至分配给股东，故陈胜蓝等[2]认为税收规避对企业现金持有价值具有显著为正的净效应。张兆国等[3]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的框架上考虑到管理者和控股股东的代理问题，发现出于管理者和控股股东的自利行为，税收规避不会增加企业的现金持有价值。第二，虽然学术界及实务界皆认为税收规避对企业价值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但是目前未得到统一的结论。刘霞[4]分析税收规避由于操作的隐蔽性会提升支出成本，并且面临罚款的风险，可能对企业价值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Desai[5]研究得出，避税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是公司治理的功能，实质上企业避税对公司价值不存在显著的影响。第三，关于企业税收规避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的文献较为丰富，基本达成了一致的观点。避税活动会加剧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造成管理层寻租问题，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正相关[6]。
（二）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
梳理有关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文献发现，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丰富，总体上可以从社会层面、企业层面、个人层面来分析。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大致有宏观经济环境、货币政策、人文环境等。当宏观经济处于上行期时，投资者情绪乐观[7]，企業风险承担水平更高。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提高银行的风险容忍程度[8]，银行资产价值上升，更多更大的贷款意愿得到支持，导致管理者风险规避程度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高。在文化传统比较谨慎的国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低[9]。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又可细分为两个方面：企业治理[10-12]、企业特征[13-15]。
（三）文献述评
回顾已有文献发现，关于税收规避经济后果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企业现金持有、企业价值、投资效率等方面。总体而言，并没有明确体现税收规避对企业的正向效应。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实际承担税负较重，企业有合理的动机进行税收规避。尽管对税收规避的研究比较丰富，但尚未有学者关注企业税收规避可能对企业风险承担存在的正向作用，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研究不同生命周期对企业税收规避、风险承担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即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税收规避与企业风险承担
基于税收筹划的收入效应理论，税收筹划减轻了纳税主体的纳税额，相当于提高纳税主体的总收入，提高纳税主体的消费力，进而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再增长。合理的税收规避作为税收筹划的核心部分，同样具有双重正效应。从企业角度出发，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高通常会提升资本性支出与研发创新投资支出，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税收规避可以为企业带来可观的自由现金流，降低企业资本性成本，增加企业在不确定性情况下的风险防范能力，有利于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改善企业的投资支出。同时当市场利率较高时，避税行为可以缓解融资约束，具有投资促进效应[16]。此外，在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背景下，融资约束促使管理层积极地利用税收规避节约的现金去维持对创新活动的投入[17]。总之，税收规避程度提高，可以为企业留存资金维持企业创新活动，具有投资促进效应，有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税收规避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二）生命周期与企业税收规避
企业的发展必然会经历生命周期的过程。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公司的资源状况、经营形势、战略选择等具有明显的差异。成长期，企业不具备稳定的现金流，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企业需要抓住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成长期的企业更加重视企业声誉，为了维护企业声誉，企业可能比较保守，企业声誉起到了抑制税收规避的作用[18]。企业高管考虑到未来企业的发展，避税动机较弱。企业处在成熟期，公司规模扩大，增长速度减慢，管理层为了自身利益，避税动机较成长期有所增强。处于衰退期的企业面临经营恶化困境，内部治理僵化，资金不足，代理问题凸显，管理层官僚主义严重。同时衰退期企业资源约束较为明显，为了避免企业陷入融资困境，企业需要维持银企关系[19]，有动机通过税收规避来提高其偿债能力。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
H2：企业处于成长期时，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较低，企业处于成熟期、衰退期时，税收规避程度较高。
（三）生命周期与企业风险承担
风险承担是企业管理层面对风险投资项目主动做出的选择，往往会伴随着巨大的资源消耗。企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风险承担水平波动明显[20]。首先，成长期的企业主要考虑的是通过成本领先战略来获得竞争优势，对产品创新、技术升级、服务品质等方面的投入较少[21]，同时企业成长期由于内部资金匮乏与外部融资约束，通常没有充足的资金用于项目投资，企业的发展方向也无法准确定位，抑制了企业风险承担。其次，成长期复杂的产品战略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员参与决策，团队管理方式意味着哪怕最有希望的投资策略也可能会被最保守的管理者否决[22]。总之，成长期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低。企业进入成熟期，生产规模扩大、产品平均成本降低、生产效率提高，企业更倾向于增加对产品、技术、服务等创新升级的投入。同时，管理者由于上市亢奋和帝国建设倾向，会捕捉投资机会，为企業挖掘有潜力的投资项目并吸引市场资本[23]。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3。
H3：处于成长期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低;处于成熟期，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高。
当企业处于衰退期，整体经营情况出现恶化的趋势，公司各项财务指标情况不乐观，偿债能力减弱，面对的外部融资约束较多，是企业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企业拥有两种不同的选择，此时的企业面临的退出市场的可能性较高，企业可以选择以最小的成本和最低的风险从行业中退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随之下降。但是勇于革新创新的企业却会主动承担风险去追逐利润，为了避免企业的倒闭，管理层可能也会持有“奋力一搏”的态度，在企业处于困境时，抓住投资机会，通过承担高风险在高收益的项目中挖掘发展潜力[24]，缓解所面临的困境。基于以上矛盾性观点，提出竞争性假设4a、假设4b。
H4a：当企业处于衰退期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低;
H4b：当企业处于衰退期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高。
（四）税收规避、生命周期与企业风险承担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成长期的企业融资约束较为紧张，研发经验不足，创新成功率较低，主要目的是维持企业的稳步发展，税收规避动机较弱。又由于成长期公司成本领先战略的选择，往往采取保守的创新策略来规避风险[25]，公司主动投资高风险、高收益项目的可能性较小。据此，成长期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受税收规避影响程度较小。公司成熟期是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此时企业生产规模较大，经营情况较好，创新成功率较高，企业有能力有动机去选择差异化的战略部署，去挖掘风险较大收益更高的投资机会。此外，成熟期的企业享受实质税收优惠的难度较大。从这两个角度看，成熟期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受税收规避的影响程度较大。基于前文分析，首先，当企业处于衰退期时，通常面临着退市威胁或是并购风险，企业内部资金严重不足，代理问题凸显，管理层避税动机强烈，税收规避程度本身较高。若此时企业选择“奋力一搏”，那么企业本身风险承担水平也较高，税收规避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并不明显。其次，若企业选择以最小的成本最低的风险从行业中退出，基于企业的战略选择，企业没有动机去主动承担风险，税收规避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作用依旧不明显。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5。
H5：税收规避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作用主要集中在成熟期。
四、研究样本和模型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国泰安数据库获得原始数据。剔除ST、？觹ST类上市公司数据，剔除金融类和特殊性质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共得到12 045个样本数据，数据处理及检验均采用Stata软件。
（二）主要变量界定
1.风险承担（RISKT1、RISKT2）：借鉴余明桂等[26]的研究，主要采用盈利的波动性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ROA为企业相应年度的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与当年资产总额的比率。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任期一般为三年，故以三年（T，T+1，T+2）为一个观测时段，分别滚动计算经行业调整后的ROA（ADJ_ROA）的标准差和极差，以此衡量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2.税收规避（BTD、DBTD）：采用会计-税收差异[27]来衡量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BTD越大，会计-税收差异越大，税收规避的可能性越大。此外出于稳健性考虑，借鉴Desai et al.[28]的做法，同时采用扣除应计利润影响之后的会计-税收差异来衡量企业税收规避的程度。
BTDi，t=αTACCi，t+ui+εi，t （4）
TACC=（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总资产，为总应计利润。ui表示公司在样本期间内残差的平均值，εi，t表示t年度残差与公司平均残差ui的偏离度。DBTD=ui+εi，t，表示BTD中不能被应计利润解释的那一部分。
3.生命周期（Cyclical）：借鉴李云鹤等[29]的做法，采用销售收入增长率、留存收益率、资本支出率、企业年龄这四项指标的综合得分来划分企业生命周期。
4.控制变量。考虑到其他可能影响税收规避、风险承担的因素，引入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杠杆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业务复杂度（Sub）、存货密集度（Inv）、上市时间（Age）、年度效应（Year）、行业效应（Ind）。
（三）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税收规避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构建模型1：
RiskT1i，t/RiskT2i，t=β0+β1BTDi，t/
DBTDi，t+β2Sizei，t+β3Levi，t+β4Roai，t+
β5Subi，t+β6Invi，t+β7Agei，t+∑Year+
∑Ind+εi，t （1）
为了检验生命周期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构建模型2：
BTDi，t/DBTDi，t=β0+β1Cyclical1i，t/
Cyclical2i，t /Cyclical3i，t+β2Sizei，t+β3Levi，t+
β4Roai，t+β5Subi，t+β6Invi，t+β7Agei，t+
∑Year+∑Ind+εi，t （2）
为了检验生命周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作用，构建模型3：
RiskT1i，t/RiskT2i，t=β0+β1Cyclical1i，t/
Cyclical2i，t /Cyclical3i，t+β2Sizei，t+β3Levi，t+
β4Roai，t+β5Subi，t+β6Invi，t+β7Agei，t+
∑Year+∑Ind+εi，t （3）
當Cyclical是成长期哑变量时，若β1显著大于0，说明成长期企业税收规避/风险承担水平较高;当Cyclical是成熟期哑变量时，若β1显著大于0，说明成熟期企业税收规避/风险承担水平较高;当Cyclical是衰退期哑变量时，若β1显著大于0，说明衰退期企业税收规避/风险承担水平较高。
为了检验生命周期对税收规避与风险承担关系的调节作用，在模型1的基础上，根据生命周期分组进行回归。
五、描述性统计与检验结果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根据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企业风险承担水平Risk1、Risk2均值分别为0.048、0.091。税收规避程度BTD、DBTD均值分别为0.006、0.005。成长期样本占总样本的25.9%，成熟期样本占总样本的32.5%，衰退期样本占总样本的41.6%。公司平均上市年限约为6年。
（二）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变量间相关性分析，企业风险承担水平Risk1、Risk2与税收规避BTD、DBTD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均为正数，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初步验证了H1。生命周期与主要变量的相关性系数不显著，大部分控制变量与主要变量的相关性系数显著。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不超过0.6，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混合OLS稳健标准误回归分析
1.税收规避与风险承担。从表1的OLS稳健标准误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衡量企业风险承担的指标（RiskT1、RiskT2）与衡量企业税收规避的两个指标（BTD、DBTD）的相关性系数皆为正数，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税收规避为企业带来了可观的自由现金流，缓解融资约束，具有投资促进效应，有利于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税收规避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存在正向影响，H1成立。
2.生命周期与税收规避。从表2的OLS稳健标准误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成长期哑变量与税收规避BTD、DBTD的回归结果为负，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成长期企业出于成本领先战略的选择，以及对企业声誉的维护，企业税收规避程度较低。成熟期哑变量与企业税收规避BTD、DBTD的回归结果为正，但是并不显著，并不能说明成熟期企业税收规避程度较高。衰退期哑变量与企业税收规避BTD、DBTD的回归结果为正，且分别在1%、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衰退期企业内部资金严重不足，代理问题凸显，管理层避税动机强烈，税收规避程度较高。总之，成长期企业税收规避程度较低，衰退期企业税收规避程度较高，H2成立。
3.生命周期与风险承担。从表3的OLS稳健标准误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成长期哑变量与企业风险承担RiskT1、RiskT2的回归结果皆为负数，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成长期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多，无法准确定位发展方向，创新成功率较低，主要采用成本领先策略，对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的偏好较少，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低。成熟期哑变量与企业风险承担RiskT1、RiskT2的回归结果皆为负数，并不显著，无法验证成熟期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高，H3成立。衰退期哑变量与企业风险承担RiskT1、RiskT2的回归结果分别为0.002、0.005，且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衰退期的企业“放手一搏”的可能性高于“保守退出”，企业更倾向于去抓住投资机会，缓解企业压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高，H4a不成立，H4b成立。
4.税收规避、生命周期与企业风险承担。如表4OLS稳健标准误结果显示，为了检验生命周期对企业税收规避与风险承担关系的影响，将样本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三个部分。成长期企业风险承担RiskT1、RiskT2与税收规避BTD的相关性系数为正，但是并不显著，RiskT1、RiskT2与税收规避DBTD的相关性系数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出于稳健性考虑，认为成长期企业税收规避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不明显，成长期企业融资约束高，研发经验不足，创新成功率较低，企业往往较为保守，对高风险、高收益项目的偏好很低。同时成长期企业税收规避动机较弱，据此得出成长期企业税收规避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作用较小。成熟期企业风险承担RiskT1、RiskT2与税收规避BTD、DBTD的回归结果均为正数，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成熟期企业税收规避对企业风险承担有较大的正向影响。衰退期企业风险承担RiskT1、RiskT2与税收规避BTD的相关性系数皆为正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RiskT1、RiskT2与DBTD的相关性系数为负数，并不显著。出于稳健性考虑，认为衰退期企业税收规避对风险承担的影响作用较小。综合表2、表3的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衰退期企业内部困境重重，税收规避程度较高，且税收规避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较小。基于以上对回归结果的分析，认为税收规避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作用主要集中在企业成熟期，H5成立。
六、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税收规避带来自由现金流，缓解融资约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但同时风险承担较高的企业可能更有动机进行税收规避，因此企业税收规避和风险承担之间很可能存在双向因果的关系。本文选取BTD、DBTD的滞后一期作为税收规避BTD的工具变量，自变量BTD与所选取的工具变量具有显著的相关性，p<0.01，F统计值较大，通过了弱识别检验。工具变量外生性检验结果显示p值约为0.34，接受所有工具变量外生的原假设。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和前文假设一致。
2.企业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分别赋值1、2、3，代入前文模型中检验，检验结果与前文回归结果相符，实证结论稳健。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根据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探讨了税收规避、生命周期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企业税收规避为企业带来可观自由现金流，缓解融资约束，具有投资促进效应，有利于促进企业风险承担。企业生命周期影响企业税收规避程度、风险承担水平以及两者间关系，具体表现为成长期、成熟期的企业税收规避程度较小，风险承担水平较低。衰退期企业内部制度僵化，管理层避税动机强烈，“放手一搏”的可能性较大，导致税收规避程度较大、风险承担水平较高。此外，企业税收规避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成熟期。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税务部门在监管企业避税活动的同时，应当考虑到企业生命周期对企业税收规避程度的影响，加强对衰退期企业避税活动的监管。第二，政府部门应当更加关注衰退期企业的发展，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帮助企业捕捉投资机会，引导企业走出困境。第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适度提高有利于企业创新发展，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准确定位企业发展区间，并根据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状况，及时做出战略调整，合理分配资源，维持创新活动的连续性，为企业谋求更长远的发展。第四，在企业的不同生命周期，高管个人特征对于企业未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不同生命周期的高管选拔应当符合不同生命周期的战略目标，企业需要把握不同生命周期的内涵，选拔适合的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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