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青年女作家马碧静以长篇小说《守住这一片阳光》起步，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领域崭露头角。近年来，她专注于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成效颇丰，尤以短篇小说见长。据我所知她先后在《民族文学》《山东文学》《四川文学》《边疆文学》《满族文学》《回族文学》《大理文化》等数十家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创作势头健旺。她的小说大多写俗世的烟火，是时代的忠实记录者，同时又不乏现代性的叙事技巧，在西南少数民族女性写作中独具特色。
记录当下的生活，见证俗世的悲欢，揭示世道人心的真相，这是马碧静小说的主旨。《理想国》中，那群文化路上“玩艺术”的音乐人，其实更多是以校外辅导糊口，“我”离开故乡“马孔多”般的小镇，来到城市做了记者，堂弟余莫笑在文化路上教琴，那里公认的天才是 “赫拉巴尔故纸堆”乐队的吉它手包黑羽。还有“抱朴”琴行的老板贾晓木和毛维，带着六十多个学生，一切看起来那么美好，大家都为了理想悠然活着。然而事情很快逆转，包黑羽得了“蜘蛛人症”，不能活过25岁。“我”身为民生记者，想为包黑羽筹款，却毫无办法。在经过拆迁之后，文化路再无旧日浓郁的艺术氛围。多年以后，“我”送稚子再到文化路的琴行学琴，回忆起文化路的往日时光。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写到“我”的婚姻，婚前的情投意合到婚后的黯然神伤，直至离婚。又写到学琴时见到的小伙子付川，“我”与他相谈甚欢，谈柏拉图的《理想国》，谈卡尔维诺。此时贾晓木与毛维合伙办的琴行终究垮掉，被合伙人毛维算计的贾晓木再次北漂，小伙子付川也不见踪影，甚至从来没有人见到他，他或许只是死去的包黑羽的幻影。这篇结尾颇为魔幻的小说，表达的是小知识分子的悲哀，他们怀揣着艺术的理想，最终只能作鸟兽散，有的死亡，有的离婚，有的流浪，最终都放弃了艺术的追求。这些来自山村或城市底层的青年，他们的理想最终烟消云散。这是篇颇为沉重的小说。同样，中篇小说《左右摇摆》写的是面对全媒体时代的冲击，49岁的报社老编辑李岗面临着人生的再次抉择。围绕着搭档成城的辞职，报社内部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单位领导的旁敲侧击，同事间的蝇营狗苟，家庭的捉襟见肘，李岗的日子也陷入了窘境。儿子上高二需要照料，父母轮番住院需要照顾，主治医生的论文需要他协调发表。李岗托了省城晚报社的同学发表了医生的论文，却要付版面费两千元，李岗只能自己掏钱。母亲骨伤出院后，他老婆与母亲的婆媳关系又陷入紧张状态，紧接着报社岗位调整，李岗感觉自己被当成猴耍。沉重的编务和调整岗位后的种种不适让他如缺氧的鱼，加之来自家庭的诸多压力，李岗几至难以承受的边缘。坚守还是离开，成了李岗的心病。此时年近半百的老婆却又怀上二胎，喜忧参半的夫妻度过了众多不眠之夜，最终还是因为生活压力放弃二胎。后来，李岗有机会到企业任职，年薪二十万，可以解决缺钱的问题。可面对报社又一番岗位调整，李岗仍放不下他心爱的报纸。这或许也是“左右摇摆”这个标题的由来。面对传媒业的全面洗牌，那些长期在传统媒体从业的中年“大叔”，他们将何去何从？这篇小说写出了这类“文化人”的生存困境。另一个中篇小说《我决定守口如瓶》讲述了几名报社记者到某县采访“十佳劳模”的过程，写得详尽而繁琐，主题是“劳模是怎样炼成的”。为了评上劳模，地方政府、部门、有关行业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自编自导自演与真实相距甚远的“劳模故事”。当下社会中的好多典型不是这样树起来的吗？真正的先进典型往往隐藏在生活的表层之下，这恰恰是事实的真相。都说作家是社会的良心，做过记者的马碧静应当也经历过类似的事件，“采访劳模”事件具有真实性，也是对当下社会风气的反讽。
对老年问题的关注是马碧静小说的亮点。1999年，中国进入老龄社会，却未引起文学界的充分关注。预计到204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0%。面对这个庞大的群体，作家不能沉默，更不能失声。目前，农村空巢老人、城市独居老人与日俱增，他们的日常、他们的健康、他们的悲欢，乃至他们的爱情都值得广泛关注。马碧静的《老年记》写女儿在外地、丈夫离世的独居老妪董芳的日常生活与情感纠葛。孤独的董芳爱上了极像唐国强的杨升，而穿花裙子的孙奶和刘奶，还有那群广场舞大妈每日皆在河畔公园歌舞升平，小学教师退休的董芳身陷其中，而杨升则是其中的独男。这群人齐跳广场舞、齐聚樱花节，外出聚会时董芳与孙奶、刘奶之间为了杨升争风吃醋，老太太吃醋与小女孩争宠并无二致，写得活灵活现。当董芳思考了许久终于放下身段到杨升家吐露心曲，并大胆抱住老头时，得到的却不像多年前那般的热烈回应，而是将她拒之于千里之外。后来杨升再娶了个三十多岁的妇人，而刘奶则将指望寄托于养老院，董芳仍延续着原来的日子。这篇小说用大量繁琐的细节描摹了老年人的日常起居和内心情感，颇为细腻。另一个中篇小说《颐老记》同样写老年人的生存状态。丧妻之后的老王，陷入无尽的孤独与虚空，儿孙不在身旁，去省城儿子家时，却与儿媳、亲家等都有诸多生活方式的差异，甚至孙子都不得抱，处境尴尬，只好悻悻回老家的小城。此时他的生活中出现了智力发育不全的刘三妹，这个傻妞恰恰填补了他的孤独与虚空。老王与刘三妹结婚后，如带小孩般哄着这个傻妞，直至刘三妹怀孕，老王方对“颐养天年”这个词有了新的认知，他觉得“颐”是舒心、快乐，“养”既是保养、养生，也是养育，是将种子与希望延续下去。这篇小说写的是畸形的婚恋，男子垂垂老矣，女子虽年轻，却因智力不全而生活难以自理，这两人的结合引发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结局却是温暖的，老王苦着累着却快乐着，他已不再孤独，他还要等待新生命的诞生，然而这种温暖却代替不了故事里隐藏的苦涩。其他几篇小说，如《马媛奶奶的口喚》《小妈妈》《人间的烟火》《宰牲》《宁静的顿亚》等，都或多或少写到了老年问题。在这些小说中，老年人扮演着奶奶、公公、婆婆、父亲、母亲等角色，有婆媳关系的纷争，有公公与儿媳之间的隔阂，也有父亲与儿子间的矛盾，但终归老人都是弱势群体，不是独守空房，就是在家里暗忍暗受。当你老了，何去何从？ 真的还有叶芝那首《当你老了》般的温情吗？这真是个哈姆雷特似的问题。
敢于触碰敏感题材，这是马碧静小说的勇气所在。中篇小说《花斑蟒》的主题是校园暴力，而《别在我伤口上幽居》则是同性恋题材。《花斑蟒》写的是一群技校的学生，常玉、辉丽、凤姐，凤姐是“大姐大”，林哥是“大哥大”，两伙校园里的“黑恶势力”开始轮番对付新晋的“校花”常玉，之后便引发了诸多校园暴力事件，这在网络上也经常见到。特别是凤姐用一摞衣架击打辉丽的那段描写，极为逼真。因为担心凤姐的再次报复，经过诊所治疗的辉丽甚至不敢向校方报告，同宿舍的同学也不敢向老师说明真相，这使班主任赵青梅心痛不已。小说写到赵青梅如何费尽心力去转化“凤姐”，写她如何为改变校风而孤军奋战，这只是寄托了作者的理想。事实上，现在的校园暴力已经弥布了大学和中小学校，学校治理乏力。几个初中女生对跪地求饶的同学拳打脚踢，还将整个过程录制视频投放网络。一方面，中高考的上线率不断攀升，另一方面，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加剧。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过程中，作家不应当缺位。马碧静的这篇小说，至少是个有益的尝试。发表于《满族文学》的《别在我伤口上幽居》是个恋情小说，而这种恋情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男女婚恋，而是同性恋题材。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叶浅与桑华是孪生兄妹，为了报复哥哥幼时对自己的施虐，桑华内心里潜伏着的“男子”苏醒，他疯狂地追求叶浅的女友吉妮，并成功地俘获了吉妮，却也爱上了她。长相英俊的叶浅却是浮浪子弟，在吉妮之前，他还有个来自彝家山寨的女友阿支。吉妮横刀夺爱后，阿支从剧团消失，但后来她实施了报复，想与叶浅同归于尽，却让他带着吉普车跌下悬崖。当然，桑华与吉妮之间的同性恋也没维持多久。这篇小说的大胆在于作者敢于将“同性恋”这个敏感的社会问题引入小说，甚至不惜用浓墨重彩的情节铺陈同性恋者的欢爱。这个度如何拿捏，直接关乎小说的品相，作者大胆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
荒诞、反讽、碎片化、象征、异质性等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体现在马碧静短篇小说的创作中。这里说的现代主义，主要指强调主观的自由联想，表现人的全面异化，在语言形式上标新立异，在艺术形式上追求新奇怪诞的表现手法，也就是“异质化”的特征。马碧静短篇小说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小说人物的叛逆和荒诞，小说构成的丰富和复杂等。在《臆想的分叉口》中，作者将完整的故事肢解，使之尽可能地碎片化和模糊化，尽可能呈现事件的多种可能性。勿庸置疑，碎片化是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也就是我们说的现代性之一。而在《花斑蟒》《别在我伤口上幽居》《201房客》中的主人公，他们离经叛道，或是形单影只。《201房客》中的房客吴毅毅，如同卡夫卡《城堡》中那个孤独的旅人，或是加缪的“局外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中的讲述者。他与“我”讨论加缪和海德格尔，讨论存在与虚无，他在等一个或许永远不会出现的女友，而最终他的女友也确实没有出现，这多少显得有些荒诞。这样的写法明显带着西方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发典犯》具有荒诞性，而这种荒诞的现实似乎不分朝代、不分中西，在人类社会中都存在。在小说中，很多理发店都属非法经营，须隐藏在水果店深处。上班的公司须填“发型报告单”。
“《发典》规定：男性头发不能短于寸头，长于平头，一年有十二次理发权限。女性头发不能短于披肩，长于脚弯，最高一年有三次理发权限，当然那是在你填报‘披肩发或‘中发的时候。若长发，十年都没有理发权限，只能自己在家打理。形象部乐得所有女职工都填‘长发，省事啊！因为填报另两种发式，得经过层层繁琐报批及漫长严格的审核，有时审核长达半年至一年之久。脸型、身高、胖瘦、肤色、音量、听力、气质、性格、品德、职业、与老人丈夫孩子亲朋之间的关系、以及‘发型史等等都将成为考核重点继而影响到审批结果。而在审核结果尚未公示之前，申报人只能留‘长发，这段时间也被戏谑而严肃地称为‘观察期，意思就是你的形象均在秘密掌控之中，若光顾过‘黑店，不仅审核无法通过，严重的还将移送到‘发庭，那时候就意味着要丢饭碗了。”而“发典犯”的惩罚便是“剃成光头三年”。小说中的主人公“她”因为入黑店理发而被丈夫发现后，不仅被开除了公职，而且还被“发庭”宣判，当众剃光头，还被台下的观众拳打脚踢，施之以暴力，险些丧命。而“她”怀疑告密的女清洁工，却将“她”救起，女清洁工也曾是个“发典犯”。这些看似荒谬的情节，影射的却是无比客观的现实。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清兵入关后，无数汉人不剃头、不留辫子，只能遁迹草野，或者被清廷杀害。而推翻清政府之后，很多人却依然不愿剪辫子，被人偷剪辫子的“保皇派”因此嚎啕大哭如丧考妣。如今看起来有些滑稽，但却涉及到信仰、观念，甚至是对某个朝庭忠诚与否。短篇小说《惊魂戲》的情节有些离奇，被邀请去看电影的人无意中成了电影的“戏中人”，他们的日常、他们的隐私、他们的丑陋与美好都在戏中得到展示，原来他们被电影公司盯上，并悄悄拍下了他们的多彩生活。当然，他们因此愤怒，他们被侵权。可是当公司宣布赔偿他们一百万元的损失费时，全场“真人秀”皆大欢喜。原来，金钱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这个故事显然具有荒诞性，但又具有现实的反讽意味。作者为了将“惊魂”尽力展示出来，一直吊着读者的胃口，直到篇末才揭露真相。这也显示了作者非凡的讲述故事能力。显而易见，在这些短篇中，作者已经不按常理出牌，给小说这种文体赋予了更多的荒诞性和复杂性，这种尝试也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马碧静的小说创作尚未成熟，还处于寻找探索阶段，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假以时日，她必将在小说创作领域海阔天空。
编辑手记：
回族青年女作家马碧静近年来创作势头良好，本刊曾多次刊发其小说，本期也刊登了她的小说《两老头》。作家一苇在本篇评论里梳理了马碧静小说的特点：记录当下的生活，见证俗世的悲欢，揭示世道人心的真相，是马碧静小说的主旨。对老年问题的关注是马碧静小说的亮点。（本期马碧静的小说《两老头》关注的就是老年问题。）敢于触碰敏感题材，是马碧静小说的勇气所在。而荒诞、反讽、碎片化、象征等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也给其小说带来一种“异质性”，期以此评论让读者们更深入地阅读理解马碧静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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