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伊凡·布宁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以创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俄国文坛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布宁的经典小说《苏霍多尔》以没落贵族叙述者“我”的回忆为线索，讲述了赫鲁晓夫家族的兴衰历程、家族几代人的爱恨纠葛，展现了俄罗斯宗法制农村的衰败和俄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布宁在小说中不满足于传统的叙事形式，在叙事时间、话语模式和叙述者构建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实现了对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与超越。本文立足于叙事学理论，拟从叙事的时序、话语和叙述者三个方面对《苏霍多尔》进行解读和分析，探求作者的叙事手法所取得的意义和效果。
关键词：布宁 《苏霍多尔》 叙事学 时序
伊凡·布宁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以创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俄国文坛占据特殊的位置。一方面他继承了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小说中探讨典型的俄罗斯民族性格、俄罗斯乡村、贵族庄园、广袤无垠的俄罗斯大自然，反映俄罗斯人的苦难；
另一方面推陈出新，继承、拓展、超越传统现实主义，大胆进行诗歌和散文革新，融合诸多现代主义因素a。小说《苏霍多尔》集中反映了布宁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小说以没落贵族叙述者“我”的回忆为线索，讲述了赫鲁晓夫家族的兴衰历程、家族几代人的爱恨纠葛，展现了俄罗斯宗法制农村的衰败和俄国社会的历史变迁。
在俄罗斯学术界，研究者们已经对《苏霍多尔》进行了多角度阐释。学者们或是论述小说中的“记忆艺术”，认为这是布宁小说特有的一种叙述策略b；
或是发掘小说内部的非理性色彩，据此考察布宁和象征主义之间的联系c；
或是分析小说中“荒凉的罗斯”（глухая Русь）的形象，并阐明该形象在布宁一系列小说文本中的生成过程d。在国内，也不乏研究者撰文对这部小说进行研究和解读。我国学者杨明明认为，《苏霍多尔》继承了俄罗斯家族小说的传统，将家族史和民族史书写融为一体，展示了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命运以及民族性格的复杂性与神秘性e。
但是，这些研究未能对小说内部的叙事艺术进行深入挖掘。事实上，在《苏霍多尔》中，布宁放弃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对线性时间轨迹的追踪，采用多线叙事的结构，现时叙事和回忆叙事相互穿插，使得故事在过去和现实、历史空间和小说空间中往返。借助于一系列新的叙事手法，布宁对现实主义传统进行了继承与超越。本文立足于叙事学理论，拟从叙事的时序、话语和叙述者三个方面对《苏霍多尔》进行解读和分析，探求作者的叙事手法所取得的意义和效果。
一、叙事时序
我国学者胡亚敏在《叙事学》中指出：“叙事文是一个具有双重时間序列的转换系统，它内含两种时间：被叙述的故事的原始或编年时间与文本中的叙述时间。”f而“时序”正是研究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之间的关系。胡亚敏又把时序关系分为两种：逆时序和非时序。“逆时序”是通过对叙述时间的偏离而达到的一种叙事手法，在许多小说中都经常使用，比如侦探小说中对作案过程的说明、对罪犯过去的交代就属于一种“逆时序”处理。布宁在小说《苏霍多尔》中大量使用“逆时序”的叙事手法。在文本中，赫鲁晓夫家族的故事并不是按照线性时间逐一展开，而是借助叙述者“我”的回忆与奶妈娜塔莉亚的讲述得以展现。因此在小说中，现实和过去不断交替，使得故事线索错综复杂，时间顺序出现了多次颠倒。布宁在小说中对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做了偏离处理，使用了“闪回”这一逆时序叙事手法。闪回，又称倒叙，是对过去所发生事情的叙述。而叙事学家们依据闪回与小说开端时间的关系，又将闪回分为外部闪回和内部闪回g。外部闪回叙述的是开端时间之前的故事，而内部闪回则叙述开端时间之后的故事。在《苏霍多尔》中，布宁则使用了这两类闪回的结合。小说一开头，叙述者“我”已经逐渐长大，而女主人公——赫鲁晓夫家族的家仆娜塔莉亚已经回到了苏霍多尔。在小说开头部分，作者运用“外部闪回”，通过叙述者之口，回忆了娜塔莉亚讲述的那些发生在苏霍多尔的故事——家族的历史和血统来源、祖父的横死、娜塔莉亚终身不嫁的秘密，等等。但这些讲述全都是碎片化的，在小说开头并未交代这些故事的前因后果，只留下一些断断续续的线索和剪影。通过外部闪回，一个外省贵族世家神秘的往事、宗法制农村的古老生活呈现在读者面前，吸引读者继续往后阅读，而叙述者“我”也因好奇于家族往事，从而在后文中亲身造访了苏霍多尔。在小说的第2—3节中，布宁则采用了“内部闪回”的叙事手法，让成长为少年的叙述者亲自造访苏霍多尔，而这次造访也为读者揭开了这片土地的神秘风貌和家道中落的贵族庄园的衰败景象，“凉台已经朽败、由于年深日久，原来的颜色褪成了青灰色，且已经被荨麻、接骨木和卫茅所湮没，台阶早已不复存在，要下去就只有跳下去”h。跟随着叙述者的视角，读者可以目睹苏霍多尔的自然风光和居民们的生活状况。通过“内部闪回”，叙述者从故事的边缘来到了家族爱恨纠葛、兴衰荣辱发生的地方，逐渐靠近故事的核心区域。叙述者亲眼所见的景象也在暗示着读者：“我”所讲述的故事确实存在，苏霍多尔及其家族往事真实可信。此外，通过叙述者视角所看到的种种衰败和停滞景象——植物的荒芜、倾颓的家宅、姑妈和家奴穷苦的生活——这一切使得作品染上了一种淡淡的忧郁和哀愁，为小说奠定了感伤的基调，更仿佛在时刻提醒着读者，作品所讲述的正是一个家族的兴衰历史。
从小说第4节开始，布宁基本只采用了“外部闪回”的叙事手法，借助女主人公娜塔莉亚的讲述，小说的叙事从现时完全闪回到了过去，并开始逐一交代和解释小说开头叙述者“我”含糊不清提到的家族往事。这一外部闪回的时间跨度巨大，从家族迁居到苏霍多尔的历史一直讲述到伯父彼得·彼得洛维奇的横死，长达两百年的时间跨度使得这部分叙事既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又因叙述了许多难以确定的传言，带有半真半假、虚实相生的特点。在这一部分的叙事中，布宁仍未采取线性的叙事形式，而是多次打乱故事的时间顺序。比如，小说先叙述了娜塔莉亚回归家族后的生活，接着才交代娜塔莉亚被流放期间在索什基田庄的日子，并且叙述者还不时闯入回忆，交代索什基田庄如今的归属和状况。布宁有意识地打破了连贯的情节，倒置时序，使得“过去之过去”“过去”和“现时”在同一个空间里交汇，以叙述者飘忽不定的回忆来衔接故事。贵族、农奴、乡村、自然景色都保持了生活的原生态，再现了历史和生活的真实感和鲜活感，为读者展示了一种历史和生活变动不已的流动感，这一叙事手法使得叙事更加贴切、自然、真实可信，可以引发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说中布宁还设置了“克里米亚战争”和“废除农奴制”两个历史事件作为明确的时间点，确定了苏霍多尔故事所发生的历史年代，实现了小说时空和历史时空的互动及交融，这在极大加强了故事的真实性的同时，也突显了作者对于俄罗斯历史和现实的思考，苏霍多尔作为俄罗斯宗法制农村的一个缩影，真实地展现了俄罗斯社会历史的变迁和人民心灵状态的流变。显而易见，布宁既不像现实主义作家，牢牢控制着故事的线性时间和故事的情节逻辑，也不同于部分现代主义作家（如意识流作家）完全放弃外部时间的把握，彻底颠覆传统叙事的时间观念，而是在两者之间折中。一方面，布宁打乱了寻常的线性时间，从而表现了时间之流和生活之流的变动、不可确定；
另一方面，故事的主体并未完全消解，读者仍然可以从变幻莫测的叙事时间中重建故事的情节和逻辑。这从侧面反映出布宁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对小说的叙事形式进行了创新，为其注入了现代主义元素。
二、叙事話语
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将人物话语划分为三种类型：讲述话语（叙述者的语言）、间接引语（间接叙述体的转换话语）和直接引语（戏剧式转述话语） i。讲述话语是一种凝练的故事语言，表现为叙述者对于故事的讲述，即使在今天仍然是大多数小说频繁使用的话语类型。在小说《苏霍多尔》中讲述话语主要呈现为叙述者“我”对家族往事的回忆。叙述者“我”的身份是一名没落贵族，他讲述的是本家族的故事，因此其在讲述过程中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家族的衰败历程在叙述者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所以在讲述过程叙述者经常流露出对逝去生活的怀念和对故乡的眷恋。
因此，我们再也看不到苏霍多尔的生活，更别说它的生活方式了。我们所能听到的只是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怀念，所能看到的只是那种近似野人过的半开化的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去草原上故乡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们越来越觉得它陌生了，越来越同孕育了我们的那种生活方式、那个阶层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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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者带着感伤忧愁的语调将赫鲁晓夫家族的爱恨纠葛、苏霍多尔的今昔对比一一讲述出来。讲述话语的大量使用有助于叙述者缩短故事长度，将两百年来苏霍多尔的故事浓缩在几十页的笔墨中，避免了作品对缺乏趣味、日复一日的生活和事件进行真实的再现，这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常用的叙事手法。
除了讲述话语，布宁还在小说中频繁使用直接引语，但它们一般不以大段的独白或谈话形式出现，往往表现为叙述者“我”和女主人公娜塔莉亚之间简短的问答。这类话语通常只用短短几句便埋下了诸多事件的线索和片段，而这些线索和片段正是从后文讲述话语中剥离出来的故事碎片。可以说，它们主要是为了引出后文的讲述话语。例如：
“那你为什么不嫁人呢？”
“因为新郎还没长大。”
“说正经的，为什么呢？”
“听说是因为女主人，就是你们的姑妈，不许我嫁人。可人家却说我摆小姐架子，高不成，低不就。”
“得啦，你算什么小姐！”
“地地道道的小姐！” k
这段发生在小说开头叙述者“我”和娜塔莉亚之间的对话看似无足轻重，但抛给了读者几个值得玩味的问题：为什么娜塔莉亚没有嫁人？为什么“我”的姑妈不允许她嫁人？为什么娜塔莉亚被认为摆小姐架子？这些简短的直接引语包含着许多的问题，只有进入后文的讲述话语才能解开这些谜团。娜塔莉亚没有嫁人的原因是她一生都深爱着伯父彼得·彼得洛维奇，而他们身份地位的差距和伯父的横死让她一生都未获得真正的爱情而放弃嫁人；
姑妈不让娜塔莉亚嫁人则是因为姑妈因恋爱受挫而发疯，一生都受到神秘力量的侵扰，需要娜塔莉亚来照顾她；
娜塔莉亚觉得自己是个小姐，则是由于赫鲁晓夫家族的血统复杂，“掺杂有家奴和农奴的血液”l，因此在苏霍多尔，“赫鲁晓夫早就该把他家的农奴和家奴认作亲属了m。讲述话语和直接引语之间构成了类似“谜题”和“谜底”的关系，一旦读者缺乏对直接引语的关注，则在阅读讲述话语时少了解谜的痛快，阅读过程会显得索然无味；
而如果疏忽了讲述话语，则难以厘清诸多故事之间的细节和线索，无法重构故事的主体。
分析《苏霍多尔》的话语模式可以发现，布宁继承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传统，通过讲述话语和直接引语进行叙事。相比之下，许多现代主义小说家，如普鲁斯特、伍尔夫和别雷等人在文本中几乎完全放弃了讲述话语，转而集中使用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进行叙事。由此可见，尽管布宁的创作带有现代主义倾向，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继承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传统。
三、叙述者
最后，布宁在叙述者的构建上也具有一定的突破和创新。叙事学家们在总结归纳各类小说文本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小说叙述者的五种功能：叙述功能、组织功能、见证功能、评论功能、交流功能。n在许多现实主义小说中，叙述者多具有“叙述功能”和“评论功能”。如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叙述者，既承担了故事的叙述功能，又在书中对历史在人类和各个民族生活中的作用进行阐发，承担了“评论功能”；
而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叙述者则主要承担了“叙述功能”和“见证功能”。
在《苏霍多尔》中小说叙述者的功能更加多样化。首先，叙述者“我”承担着“叙述功能”和文本“组织功能”，苏霍多尔的故事始终是通过“我”的回忆得到再现。其次，叙述者“我”作为赫鲁晓夫家族的一员和苏霍多尔历史的一部分，亲自参与了故事的构建，经历和见证了苏霍多尔从衰败到彻底被黑麦所淹没，被时光遗忘的悲剧宿命，因此叙述者还行使了“见证功能”。与此同时，因为苏霍多尔在叙述者“我”年幼时已经逐渐衰落，叙述者并未亲自经历家族的黄金时代，这一身份导致叙述者所知有限，只能通过作为女主人公娜塔莉亚的受述者来接触和了解“我”出生前的故事。在作为受述者的过程中，“我”承担了交流功能，这一功能在小说中往往通过叙述者和娜塔莉亚的对话得到实现。最后，叙述者还承担了“评论功能”，评论功能是指叙述者对情节进行权威性的解释或评论。布宁在这方面效法了托尔斯泰，赋予叙述者极大的自由意志，对于故事进行评论和解释，这一功能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得到了充分展示：
若是骑士的后裔，就绝不可能向你喟叹：仅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之内，几乎整个阶层就从地球上消失了，他们生育出来的我们这些子孙，一代不肖于一代，有的发疯，有的不惜自戕、纵酒、堕落，最终像虫豸一般消失在某个地方了！o
这一段评论是叙述者对贵族地主阶级的深刻反思和批判，批评在时代和社会剧变中，贵族地主阶级陷入封闭和停滞，不思进取，走向灭亡的最终宿命。而叙述者在实现评论功能，对国家和民族、历史和时代问题大发议论的同时，我们也在他背后看到作者本人的面孔。我国学者杨明明指出，在小说中，“布宁将‘被叙述的我与‘叙述的我联系了起来，而‘叙述的我又与‘作者的我联系起来。他把这种开放的、严肃的自白不仅视为艺术摆脱虚伪与假设性，乃至从时间、遗忘与死亡中拯救出来的方法”p。叙述者和作者在文本内外实现了高度的重合，事实上，《苏霍多尔》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色彩，小说中赫鲁晓夫家的人物几乎都是影射布宁家中的某个成员。由此，我们摆脱了文本内部，走进了作者和文本诞生的社会历史语境。《苏霍多尔》问世之时，正值19与20世纪之交，俄罗斯国家和民族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帝国的腐朽、日俄战争的失败、俄罗斯宗法制农村的崩溃、各类思想和意识形态大行其道，这一系列事件使得布宁在创作时不得不深入思考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命运。没落贵族的出身和在农村的生活经历也让贵族和农民的问题成为布宁创作的核心主题，而《苏霍多尔》正是这一主题的重要产物。
布宁笔下的叙述者不仅具有叙事、组织、见证和评论等功能，更重要的是叙述者是作者本人在小说中的投影，布宁赋予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对于俄罗斯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考，试图引导读者进入叙述者背后的真正历史时空。而只有从小说文本内部走进作家生活的社会和时代，才能真正理解布宁探寻的俄国贵族阶级衰败、俄国社会动荡与危机的根源以及俄罗斯心灵。
结 语
长期以来，布宁被认为是兼具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创作风格的作家。他既不满足于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叙事形式，又拒绝完全背离这一传统，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小说的叙事形式。本文对小说《苏霍多尔》的叙事学解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马尔采夫认为在这部小说中，布宁尝试了“全新的情节建构（不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对现实时间的消解）、全新的叙事形式（多声部性）、全新的人物刻画（散落于小說各处的印象主义描写细节，印象主义的形象构成了作品的整体），对‘家庭纪事以及更广阔的民族命运主题的全新阐释（不是那种社会学式的或是日常生活描写式的诠释，而是源自人民心灵深处及其潜意识的阐释）”q。通过对叙事时间、话语模式和叙述者构建三个方面的继承创新，布宁实现了小说叙事形式的突破，并且这种突破建立在深刻的主题之上，小说将个人的生存、家族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成为一部在形式和内容上独树一帜的经典之作。
a 余芳：《布宁小说的现代主义因素》，《名作欣赏》2019年第12期，第10页。
b Грякалова Н.Ю. Аллегория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Об одномико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мотиве в повести И.А Бунин Суходол ）.Учёные записки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4. № 5 （142）. с. 51-55.
c Есентемирова А.М. Иррациональное как проявлениенеявного символизма И. Бунина （на материалеповести Суходол ）. Филолого-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е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6. № 3. с. 129-138.
d Галлямова Т.А. Образ русской земли в повестиИ.А. Бунина Суходол . Вестник Тюменског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6. т. 2. № 2. с. 87-96.
eq杨明明：《〈苏霍多尔〉的家族叙事与民族性书写》，《外国语文研究》2018年第4卷第5期，第31页，第30页。
fgn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第66页，第52页。
hjklmo〔俄〕伊凡·蒲宁：《蒲宁文集·中篇小说卷》，戴骢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36页，第190页，第126—127页，第130页，第130页，第191页。
i 〔法〕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117页。
p 杨明明：《布宁小说诗学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2页。
参考文献：
[1] Бабореко А.К. И.А. Бунин.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биографии（с 1870 по 1917）. [M].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83.
[2] Мальцев Ю. Иван Бунин：1870-1953. [M]. Посев，1994. 8 октября 2018 https：//studfiles.net/preview/1864928/ page：5/.
[3]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 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5]王文毓.布宁小说的记忆书写[J].俄罗斯文艺，2016（2）.
[6] 杨明明.布宁小说诗学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
[7] 杨明明.《苏霍多尔》的家族叙事与民族性书写[J].外国语文研究，2018，4（5）.
[8] 伊凡·蒲宁.蒲宁文集·中篇小说卷[M] .戴骢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
[9]余芳.布宁小说的现代主义因素[J].名作欣赏，2019（12）.
作 者：
罗为艺，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与文化。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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