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煜全
一提到创新，很多人想到的是科研上的突破。大家也强调，基础研究比技术应用更重要。我认为，科研固然重要，但最终推动社会进步的还是应用。目前，中国在应用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但同时要承认，在基础科研、高精尖技术方面，我们依然存在短板，离国际领先水平还有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产业升级也需要从应用端寻找突破口。
我认为我们不必为中国的基础科研担心，中国目前面对的真正问题是技术转化。
我们有很多出色的高校，每年会产出非常多优秀的专利，但是高校缺乏技术转化的动力，也无法形成以应用为导向的科研目标。技术转化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不尽如人意，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两个：
一是从政策上改进，主要针对专利转让不善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专利转化政策可以细化专利转让环节的实施细则，比如，学习《拜杜法案》，把独家商业权益和专利所有权分开。专利依然归高校，而企业可以利用专利来进行研发，从而实现商业化。在利益分配的问题上，相关部门可以制定新的利益分配模式，以利益共享为原则。比如，企业先向高校支付低首付款，再按收入分成的规则为高校提取专利使用费。
二是参与到科技的研发当中，慢慢培育出懂全球化规则、有信用的科技企业家群体。过去40年，美国出现了许多科技企业家，这些科技企业家正在成为一个新的阶层。而中国也要慢慢建立有信用的企业家群体，这些企业家有了一次成功的创业经验之后，跟高校对接时就会得到充分信任。从高校转化的技术专利越多，企业家积累的成功经验也就越多，从而像滚雪球一样，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中。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制造业的發展，并不是自主提升到今天这种水平的。我们走的是为世界先进的产品做制造，先向别人学习，最后达到自主制造的这条路。在未来，中国的先进制造能力还需要继续提升，通过积极与世界最优秀的创新者协作，向他们学习先进经验，才能最终实现自主创新。
很多人认为中国制造要走向高端，就要学习“工业4.0”。而“工业4.0”的核心是提升制造业本身的水平，提升工厂里设备的制造能力，尤其是发展像日本、德国那样的精密制造。提升先进制造能力的大方向没有错，但是细节需要深究。
我认为要提升先进制造水平，核心在于“造什么”，而不是“怎么造”。今天我们强调了太多“怎么造”，而对“造什么”并没有关注太多。
这是什么意思呢？提升制造实力不是靠提升制造能力本身，而是靠制造最先进的产品。只要在先进科技的制造上积累大量的成功经验，就能提升自己的先进制造能力，甚至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如果制造工厂没有先进的科技产品可制造，只升级工厂本身的制造能力也没有太大用处，产业生态更是无从谈起。
富士康就是典型的例子，通过制造先进的手机产品，将更多技术沉淀到自己的生产中去，提升了自己的制造能力，并发展出一个完备的手机制造的产业链，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壁垒。
我们要利用自己的制造优势争取和更多的科技企业合作，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科技含量。因此，我们通过关注“造什么”而不是“怎么造”，与全球最先进的科技企业进行对接，助力它们的科技产品实现量产，不仅会得到制造上的经验，还会在生态产业链中的多方协作下，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成为这个产业生态中的关键一环，甚至是整个产业价值链中的大赢家。
关于先进制造水平，不得不提的是芯片行业。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芯片制造能力不高，需要加强自主研发，提升制造水平。但是，先进的制造能力不是通过自己摸索或单纯提升制造技术就能获得的，它是在主动生产先进产品并参与到协同研发的过程中获得的。
在芯片产业链中，有的企业提供设计框架，有的负责生产硅片，有的企业负责生产晶元，有的企业负责芯片的封装……我们熟知的ARM和高通只负责芯片的电路设计，不负责制造。它们将设计好的芯片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向客户进行授权，制造工作则会交付给代工企业。而采用集设计、制造、销售于一体的垂直整合模式的芯片企业只是少数。
很多人对芯片产业有一个误解，认为ARM、高通、苹果、华为这样能设计出电路复杂、功能强大的处理器芯片的公司，是芯片产业最顶端的公司，而制造公司的地位不重要。事实上，芯片制造是非常高端的技术，可以说在产业链中占据了核心位置。芯片设计企业虽然设计出了更小的纳米制程的芯片，但能否制造出来，设计企业就无法做主了，还是要看制造企业的制造能力。谁能交付大批量、稳定生产的高质量芯片，谁就会在产业链中占据优势地位。
先进的芯片制造能力，是市场竞争驱动下由多方协作获得的。芯片产业的制造水平不是靠某家公司单打独斗、埋头研发就提升起来的。在各方的协同合作下，今天的这些巨头公司才拥有了先进的芯片制造能力。
全球芯片产业的发展给中国（提升先进制造水平）的借鉴意义有以下几点：
第一，要有产业布局。芯片产业有诸多重要环节，包括材料、设备、制造、封装、设计等，每个环节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所以，对产业各个重要环节的核心技术发展，中国都要时刻跟踪，找到机会参与进去。
第二，要有耐心。我们应该从源头跟踪现在的前沿突破，争取尽早投资、尽早合作。芯片的一个研发周期至少是10年，如果我们现在就能布局前沿科技，中国就会对10年之后的前沿科技突破有话语权。
第三，要应用领先。我们应该在应用上下功夫，像苹果公司一样，在市场上取得更大的话语权。如果我们在市场上是主导者，那么在和各个拥有原材料、零配件优势的企业合作时，才会有更强的主导地位。
总而言之，孤立地提升制造水平是不切实际的，最好的做法是主动去制造全球最先进的科技产品，服务前沿科技产业，从而让制造和研发充分对接，发展出完备的产业生态，只有这样才能提升自己的先进制造能力。
中国要想早日实现“自主创新”，不能仅限于提高自己的制造水平，还必须要求制造企业参与到研发过程当中。
在这里，我们引入一个指标——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联合推出的“制造就绪指数”（Manufacturing ReadinessLevel，简写为MRL），它衡量的是一项科技从出实验室到进入量产环节的成熟度，见表1。设立这个标准的目的，是将先进科技尽早装备到军队当中，既要最领先，又要很稳定。
制造就绪指数分成10个级别，新产品研发刚开始时，制造就绪指数是1，做到大批量、高质量的生产时，制造就绪指数才能达到10。只有达到第10级，产品才能装备到军队。
我们完全可以把制造就绪指数迁移到中国的产业升级路径中。对制造业企业来说，在为科技企业制造产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目标就是尽量参与到更早期的阶段中去。如果我们现在做的是第10级的工作，那么我们可以争取参与到第9级、第8级，甚至第7级的制造，这样就可以逐步参与到研发过程当中。研发和制造紧密配合，才能更好地制造出高科技的产品。
过去，我们之所以有资格向跨国企业学习制造能力，是因为有巨大的市场。现在，我们有资格参与到研发过程中、学习研发能力，是因为除了巨大的市场以外，我们也有复杂产品的大规模开放制造能力。这种能力给制造企业参与研发、实现产业升级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中国的东南沿海就有一些企业，已经从代工企业转型成为原始设计制作商（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簡写为ODM）。客户要什么，它们连设计带制造都能做好，做完甚至把专利都给了客户。据我所知，全世界扫地机器人出货量的1/10来自一家中国的原始设计制作商。因为发展良好，这家企业开始琢磨怎么做自有品牌。事实上，如果它能够进一步提升研发水平，让所有扫地机器人领域的商家都对它形成深度依赖，那么，即使不做自有品牌，它也可以依靠强大的设计、研发和制造能力建立行业壁垒，成为产业链的核心控制点，实现更好的发展。
中国还有大量的企业有市场、有产能，但是缺乏前沿科技，因此参与不到研发过程中。对此，与其发展内生式创新，不如用海外布局的办法解决科技升级问题，在科技企业孵化早期就介入并进行投资，跟它们建立合作，深度参与到研发过程中。学到宝贵的产品化经验后，我们也可以直接对接国外先进科技，通过这种战略投资合作，最终达到直接对接高校、完成产品转化的目标。
吸引科技企业来中国创建公司，一方面，能够帮助国外科技企业跨越“死亡陷阱”，实现量产；
另一方面，这些国外公司在中国落地，会给我们培育一批懂科技、懂对接、懂国际商业规则的人才。
我一直在强调创新链条中企业家的价值，因为只有科技企业家才能穿起从科研到市场这个完整的创新链条。目前，中国要实现创新井喷，最缺的就是这样一批科技企业家。
在这件事情上，白瑞迪教授的故事对我很有启发。科技企业的组织架构一般是“双长制”：一位有着丰富市场经验的CEO加上一位有着深厚技术科研背景的首席科学家。安科迪这家公司也遵循“双长制”的架构，白瑞迪教授担任首席科学家，企业的CEO则是一位中国人——王惠东。一般来说，跨国企业都是美国CEO拥有更大的权力，但在安科迪，中国CEO也是全球CEO。
与白瑞迪教授交流时，他表达了对王惠东充分的信任。白瑞迪教授一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美国杜克大学授课，很少到中国。他这项技术的后期研发、公司融资、市场推广等工作都完全交给王惠东处理。
和王惠东交流时，他的表现也非常值得赞赏。他考虑问题很全面，是一个能控制住局面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处理好人际交往与社会关系，在科学家、投资人和同人之间游刃有余地穿梭。
在王惠东的职业生涯中，这次创业是高校教授先找到他寻求合作。等到企业成功上市，他进行下次创业，就可以主动去找高校教授了。拥有一次与国外科学家对接技术的成功经历会是非常棒的信用背书。等他去和国外科学家进行技术对接时，就会得到充分的信任。像王惠东这样的人才积累起来，就会成为中国科技企业家队伍的生力军。
现在，中国的创业创新和美国最重要的差距就是中国缺乏科技企业家阶层，以及专门进行技术转化的企业。企业家是需要培养的，这个培养的过程仅仅靠政府支持年轻人、支持国内创业是不够的，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开放，引入国外尤其是美国的科技企业。
中美对接越多，就意味着中国人获得项目和职位的机会越多。美国企业想和中国企业合作，会首选在西方受过教育、有丰富经验的华人员工，并将他们派到中国对接中国制造。这就给了王惠东这样的人才机会，让他们可以转型成为科技企业家。他们会做科技成果转让，懂商业规则，有信用。这批人将成为中国创新创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不可避免，美国会思考怎样才能维持科技大国的优势。它认为，唯一的办法是确立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所以，美国非常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并且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套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这看似是一种公平的做法，但其实只对美国有利，因为全球的核心知识产权以及创造新知识产权的能力集中在美国。
中国要想在美国建立的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下实现超越式发展不太容易，同时，中国科研能力的提升也需要一个过程。中国若要实现超越，必须在继承原有网络、尊重原有规则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网，并在核心知识产权上找到突破口。
这张网是什么？
我一直在强调中国的制造优势，那么这张网是制造吗？
不对，我认为是创新。我们应当凭借前沿科技产品的制造，在创新之网上有所作为。
我认为，下一代的竞争是围绕创新的竞争。各个行业的创新都在加速，新的企业会颠覆老的企业，每个领域都会受到创新的冲击。中国如果把握好这一轮机遇，在创新生态里面取得优势，慢慢就能取代其他国家的传统优势。所以，我们要着重在创新这个层面发力。
创新是一张新网。这张网从1980年《拜杜法案》出台以后开始结成，但它的结构比较分散。因为创新都是围绕高校开展的，而高校呈现的是分散的态势。比如，清华大学有一个实验室特别厉害，但它只能建立少数几个连接。中国制造却有机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广泛的连接。
现在创新领域正在发生的革命是，大量小企业而不是少数几家跨国企业在主导创新。这些创新企业的特点是小而分散，不但不能对中国形成垄断，反而依赖中国的产业界实现量产。当我们以中国制造为基础，将中国科技制造家这个招牌树立起来，用科技制造这张大网把别人全部网进来的时候，就能够在创新生态中成为超级大节点，建立最多的连接。
最终，这些少数的大节点能够施加影响，重新组织整个系统。当科技创新产品主要在中国量产，并由中国输送到全世界的时候，美国强调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有利于推动中国制造技术的升级换代。即使科技的原创不在中国，我们也能建立起整个创新生态。
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不是贸易，而是科技。
我们真正应该担心的是科技封锁引发的科技战。我们如今制造的还是现有的科技产品，但是现在科技产业出现井喷，科技产品大量涌现，若未来国外的科技企业无法进入中国，我们就对接不到那些未来的科技产品，制造企业就无法积累科技产品的制造经验。长此以往，我们的先进制造水平就得不到提升，发展不出完备的创新链条，这对产业生态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如何应对可能到来的科技封锁？我认为，我们要强调的恰恰不是自力更生，而是创新生态的价值。
创新是一种生态，需要生态中各要素的协同，整个创新生态都应该被尊重。如果说贸易是一种短期协作的话，创新就是一种长期协作。而长期协作的核心是生态的稳定性，是生态中各要素之间对彼此重要性的认可。
我们要强调，中国制造使全球创新的价值得以实现，中国能够帮助全世界的科学家、企业家把创新变成现实。美国拥有科技产品化的领先能力，中国拥有复杂制造的领先能力，这两种能力加起来才会构成一个完整的创新链条，不是任何人想分开就能分开的。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帮助“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创新生态中找到自己的价值，与中国形成互补，建立长期的利益分配机制。
如果中国的政策能够吸引全球的科技创新涌向中国、在中国落地，我们就能合法合规地打破“封锁”。
中国要如何实现从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这个目标呢？我的观点可以概括成“一个继承，两个突破”。
“一个继承”是指我们必须继承全球商业文化，必须尊重知识产权，必须对创新的价值给予充分的认同，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超越。
“第一个突破”是指不要在现有技术上进行争夺，而是要在下一轮有希望的领域取得突破。
回望过去，很多轮创新我们都后知后觉地跟在后面，等别人做出成果之后，我们再试图模仿和追赶，最终却付出沉重的代价。为了获得这些技术，我们要花费大量资金购买知识产权，在关键技术上被国外“卡脖子”。
比如当今热门的人工智能，中国已经在该领域花费了大量的科研经费。但实际上，这一轮的人工智能技术以“深度学习”“对抗性神经网络”为代表，其发展已经基本上接近顶点了。未来的发展会有小修小补，但新的技术飞跃可能都不在这个技术路线上。谷歌、微软、亚马逊等各大IT巨头已经把人工智能技术开源，就像IT和互联网的普及一样，人工智能也将迅速普及。我们无法在这个领域取得领先的优势。
中国真正应该发力的是下一轮有希望突破的领域。至于下一轮有希望突破的方向是什么，可能是新能源，可能是新材料，也有可能是认知科学。这些科技现在也许还是冷门，学者极难申请科研经费。
但是，不管冷门热门，我们都应该做更多的前瞻性研究，在下一个突破机会上下功夫，而不是亦步亦趋地蹭热点。
“第二个突破”是指不要在吸引大企业建厂上进行争夺，而要在吸引小企业落户上实现突破。
中国的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显示对科技的重视，特别强调自己辖区内落户了多少家“世界500强”企业。它们为了鼓励大企业在中国建厂，纷纷出让利益，给企业低价甚至免费的厂房、土地，还提供补贴、返还地税。但这些大企业本来就要在中国建厂，只是还没决定要建在哪儿。所以，这是一场零和博弈，对中国而言也是一种损失。
我们应该把政策调整为吸引小科技企业在中国落户。这些企业可能刚刚完成产品研发，需要中国的制造业帮它们实现量产。此外，地方政府提供的补助资金还能帮助它们解决全球市场和生产所需的资金问题。地方政府请它们在这个时候来中国落户，对它们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我们的地方政府只要足够重视这些小企业，10～20年后，就能在中国诞生一大批新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国的经济就一定会更加强大。
值得注意的是，吸引大企业和吸引小企业的政策是不一样的。大企业在乎的是税收减免，而小企业本来没有多少收入，也不会产生太多的税费，它更关心的是知识产权保护。
所以，政府在“招商引技”的时候，仅仅强调政策优惠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给小企业创造受尊重、受保护的环境。因此，政府需要出台可持续的政策，并建设信任机制和营造合适的文化环境，提升优质高效的批产建厂能力及服务能力，形成对小企业强有力的持续吸引力。
中国企业要摆脱传统的来料加工模式，改变给别人打工的地位，关键就是要把与国外企业的合作提前，在它们还没有成为超级大企业的时候先建立合作。如果这些企业已经成了苹果公司、特斯拉，中国的合作方最多只是做代工；
如果在它们刚刚研发成功，需要资产、制造能力和市场的时候开始合作，中国企业的地位就不是代工厂，而是它们非常重要，甚至最为重要的合作伙伴。
本文整理自《中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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