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大南山的儿子

作者简介：丁燕，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新疆哈密，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至2010年生活在新疆乌鲁木齐，后定居广东东莞。中国作协会员，广东省作协理事，广东省作协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出版有 《工厂女孩》 《工厂男孩》 《西北偏北，岭南以南》 《岭南万户皆春色：广东精准扶贫纪实》 《低天空：珠三角女工的痛与爱》 《阳光洒满上学路》 《双重生活》 等多部作品。

当我在惠来县眺望大南山时，发现那连绵的山体郁郁葱葱，像一条绿色巨蟒安静蛰伏。然而，这样一座相貌普通的岭南山岭，却能彪炳于中国历史，在众多名山大川中凸显出来。大南山的重要性不止来自它的外貌，更源自它的内里。内在的能量。这里曾留下了周恩来、彭湃、贺龙、徐向前等早期共产党领导人的足迹。上世纪二十年代，在这里建立的大南山革命根据地，在土地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不禁陷入思忖——像大南山这样，作为莲花山系南阳山的延续，西东走向，横跨潮阳、普宁、惠来三县的山，别处有没有？有！像大南山这样，不仅山体高峻，且能与大北山勾连，在军事上有迂回余地的山，别处有没有？有！像大南山这样，山岭内怪石嶙峋，岩洞密布，利于隐伏和掩蔽，又因濒临南海，可从香港接济枪支弹药的山，别处有没有？有！像大南山这样，周边百余座村落分属三县，但人民却交往频繁，关系密切的山，别处有没有？有！

然而，大南山到底是大南山。作为广东省唯一的一块革命根据地——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南山革命根据地就像是一个温暖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曾伸出臂膀护佑过它。在大南山上燃起的星星之火，最终形成燎原之势。这座山就像一条绿丝带，将周边的红色村庄勾连起来，形成了一条将自然生态与红色文化结合起来的发展之路。在大南山，历史就是现在，而现在，就是未来的历史。

红旗飘扬在粤东

在惠来县葵潭镇圆墩村的后山，我看到山林间矗立着一座 “革命烈士纪念碑”，碑上镌刻着九十六个名字。原来，躺在这里的英烈，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革命志士。他们赤胆忠心，虽死犹生。1960年，人们在这里竖起了纪念碑，但因年久失修，纪念碑外杂草丛生，通往纪念碑的土路也崎岖不平;如今，人们将纪念碑周围的杂草清除掉，又将山路铺上了水泥，修成了参观专用道。现在，这座背靠圆墩村，俯望葵潭镇的纪念碑，正无声地诉说着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1928年1月，春寒料峭时分，一支队伍经过海陆丰，一路向东悄悄挺进，在2月3日到达葵潭镇。这支队伍是由彭湃和徐向前担任指挥员的红四师。惠来县因南濒南海，背靠大南山，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葵潭镇与普宁交界，位于交通要道之上，历来商贾活跃，封建势力顽固，而农民则深受地主豪绅的剥削。1928年初，在东江革命运动的打击下，部分陆丰反动武装退守到葵潭，勾结当地封建势力，在这条通向惠来、普宁、汕头的交通要道上建立起反动堡垒。

为打开革命军挺进惠来的道路，彭湃和徐向前等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第十、第十二团从海丰出发，两日抵达葵潭，与惠来的农民武装汇合，预备向反动势力发起进攻。战事未起，反动派闻风先逃。革命军在第一次成功攻占葵潭后迅速调整作战计划，葵潭圆墩、兵营等村的赤卫队在圆墩村农会副主席黄陈娘的带领下，与第四师齐赴普宁，同驻地部队攻打果陇、尚寮等村的地主武装。2月14日，红四师和农民赤卫队向葵潭守敌发起进攻，敌逃走;几天后，地主民团又攻占了葵潭。2月20日，红四师和农民赤卫队再次攻占葵潭，并最终使紫金、惠阳、海丰、陆丰、惠来、普宁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3月11日，红四师攻克惠来县城，取得了胜利。3月24日，彭湃在苗海村主持大会，宣告成立惠来县苏维埃政府——这是红旗首次在粤东的上空飘扬！

然而，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对潮惠普地区发动了大規模的“围剿”。彭湃带领中共东江特委机关及惠来县委机关转战大南山，开辟根据地。由于形势紧张，他隐藏在大南山一个大瀑布下的岩洞里，一般上午不出来。在山上，彭湃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他穿的是短褂，带的是笠帽，吃的是地瓜和野菜，喝的是田水。因为长期没有盐吃，他很快便生了病，健康几近垮掉，但却坚持着斗争。到1928年年底，彭湃离开了大南山转战上海工作，于1929年8月30日遇害，年仅三十三岁。在彭湃短暂的一生中，大南山的这段经历尤为重要;而这段经历，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要。正如徐向前在《奔向海陆丰》一文中所说：“年轻的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斗争、生长。”

1949年5月20日，惠来县全境解放，是潮汕地区第一个全境解放的县。到了这个时候，东江人民才走完了艰难的革命历程。正是大南山革命根据地留下的火种，最终形成了燎原之势。现在，当我凝视圆墩村后山上的这块 “革命烈士纪念碑”时 ，不禁慨叹革命的历程实在曲折，而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

老兵来到空心村

从圆墩村来到石陂村后，我发现这个村庄普通至极。然而，那贴在村口民居墙上的“石陂村禁毒村规民约”，却让我的心里陡然一震！走进村子内部后，那种因“村规民约”而带来的惊骇感一点点地遭到消解。街道上铺着柏油，两旁是一排排单调的民居。村口的池塘边围着个圆形护栏，古城墙下是棵茂盛的大榕树。郁郁葱葱的荔枝林旁是庄稼地，地埂边的黝黑小庙里，烛火星星点点。巷道里随处可见摩托车，铁架子上挂着长长短短的衣衫。街角杂货铺是个敞开之所，顶天立地地堆满货物。从窗台上吊挂而下的一个个塑料袋里，装着作文本、生字本、文具盒和糖果。在那条石子路上，六七个小男孩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嬉笑声冲天，他们一律黑乎乎的脸庞，黑乎乎的寸头，黑乎乎的圆领汗衫。

我在这里听到了关于“扫地书记”的趣事。原来，从2019年5月10日的凌晨开始，石陂村便响起了扫地的声音。当村民看到一位身穿部队体能训练服的中年男子在扫地时，面面相觑——这是谁啊？原来，是新来的第一书记程宏伟。当人们问他为啥要扫地时，他笑而不语。第二天，他接着扫。于是，他便得了个“扫地书记”的戏称。程宏伟虽中等身材，但肩宽腰壮，身架匀称，皮肤黝黑，气色甚好，显得魁伟沉稳。在那张圆脸上，浓眉配上大眼，显得英俊豪爽。他的眼神总是很热烈，睫毛浓密而黝黑，看上去若有所思。他很健谈，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暴露了他并非广东本地人的秘密。第一个月就这么扫过去了，第二个月也这么扫过去了，直到第三个月，这村子有了明显的变化——村道和广场上的垃圾变少了，而“门前三包”则成为村民的习惯，若小孩乱丢垃圾便会有人出来制止。

1978年出生的程宏伟，原是东莞市麻涌镇的四级调研员。2019年5月，他来到石陂村任驻村“第一书记”后，感觉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石陂村共有两百七十户人家，总人口为一千四百多人。在2016年时，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为十七户七十三人。如何让贫困户脱贫？如何让村集体壮大？如何让村庄有一个全新的改变？如何让村民获得幸福感？这些都是第一书记应该考虑的问题。而这些涉及农业和商业的问题，对程宏伟来说都是崭新的问题。此前，他是个拥有二十年军旅生涯的转业干部，而现在，他要像农民一样懂种地，还要像商人一样懂经营，更要像学者一样懂思考。然而，他坦然地接受了这个挑战——“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他爽朗地笑了起来：“嗨！以前在部队爬冰卧雪，野外宿营，我都毫无怨言，现在的这点困难算什么！”

在葵潭镇工作，让程宏伟感慨良多。“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在彭湃等老一代革命家战斗过的地方工作，让他对自己的要求更为严格——因为这里的每一粒空气中，都充满了着理想主义的华彩。他好像看见了穿着短褂的彭湃，正在田间地头和农民诚恳交谈。彭湃虽然个子不高，但普通话说得蛮好;彭湃很有才华，一旦接触他，人们便会发现他是个不平凡的人。说起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说起土地问题，他句句都是内行话，可见是下了功夫进行调查的。彭湃还相当幽默，总是用最浅显的语言，将最复杂的经济学问题说明白。他还会作白话诗，写歌谣，用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宣传革命。而这些工作作风，都深深地影响着程宏伟。“要把身子俯下去，要把双脚扎进去，要把心儿贴上去。只有和老百姓融为一体，他们才愿意把藏在心窝子里的话掏出来。”程宏伟深深懂得“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道理。“我带头扫地，一口气扫了三个月，就是为了促进村里人居环境的改变。我用扫地树立起一个标准，让大家知道以后可以按照这个标准干。”

一场破旧立新的战争

刚开始在石陂村走访时，程宏伟并不只是单纯地询问村民的收入，而是自己到市场上观察村民买菜。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其实，这个村的人生活并不差。”当然，如果说富裕也谈不上。为什么没能致富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事实上，潮汕地区的地理位置还算不错，但观念却相对保守。在这里，宗族势力特别强悍，计划生育和土葬都是老大难问题，而重男轻女和重商轻文也早形成习惯。这里的人们似乎并不喜欢种地，觉得从播种到收获的时间太长，况且种地似乎是件毫无保障的事：若遇到坏天气，忙碌一年还会颗粒无收。而外出打工，每天都会有收入。

在村里扎根的时间越久，程宏伟便越了解这个村。别看村里的人不算多，但这里的社情民情都相当复杂。这个村属于“三没村”：“没钱”——在2016年时，村集体的收入仅为四百元;“没人”——村里六十岁的人都算是劳动力，因为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他们一般去的是深圳、广州、东莞、厦门、普宁和葵潭镇等地;“没土地”——村里的土地呈碎片状分布，统筹起来很难，对打造产业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村民虽然也种植荔枝、龙眼、芭乐、油柑等树木，但因为种的都是老品种，卖不上几个钱，所以那些树便无人管理。

针对这些情况，工作队展开了帮扶措施——先用帮扶资金完成了村内周边环境美化提升工程，建设了包括石陂村牌坊、村道两边绿化、部分寨墙改造、村广场周边墙画宣传等项目;又建了一幢三层的村文化综合服务中心，共五百四十平方米，完善了村党群服务中心的功能;又投入一百万元到葵潭镇统筹的优质产业项目（油茶和百香果种植），稳定的年收益有八万元;村里还利用东莞市提供的平台，开展消费扶贫，为村民销售荔枝牵线搭桥。到2019年年底时，村集体收入已达八万多元，全村贫困户均已脱贫。

然而，破旧立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需要头脑像天平一样准确平衡，还需要行动像侦察兵般灵敏果决。2019年8月的一天凌晨，村民们被争论声给吵醒了。原来，是程宏伟和一个违建户“杠”上了。此前，因为整治村道，扶贫队员几次动员这位村民将路边搭建的鸡寮和杂物棚拆除，但都毫无结果。这一天，程宏伟决定亲自碰碰这个强硬户。只见他不急不躁，声如洪钟，面带威严，指出“这个违建物于公不合规，于民是阻碍，若不整改，就公理不许，村民不容”！话音刚落，村里的几位老党员便站出来一起“声讨”违建户。几天后，村民们发现，违建物已被悄悄地拆除了。在程宏伟看来，处理纠纷要“件件让当事人信服，事事让村民们认同”。

老兵和老百姓

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程宏伟从不敢拿自己和范仲淹比，但他却没想到，自己会在一年内搬五次家。最初，他住在村民闲置的空房间里——行军床就铺在客厅里;第二次，他搬进村委那间面积仅三十七平方米的小屋。小屋里终年不见阳光，还同时兼做储藏室。一排排柜子里放着的档案，散发出浓烈的霉味。虽条件甚为艰苦，但军人出身的程宏伟看来，这是“守阵地”;第三次搬家，是在2020年春节连续防疫五十天后，他从家返回到村里后，主动要求到村卫生站隔离居住;第四次，是他将自己住的小屋腾给五保户黄炳武，而自己搬到隔壁村暂住;第五次，他从隔壁村又搬回村委的那间小屋。

为什么会上演一出“给五保户让屋”的戏码呢？原来，八十四岁的黄炳武在年轻时，曾长期在村外居住和生活，人到中年后才返回村里生活。他的个子适中，体型精瘦，银发耀眼，常穿着件灰色短袖衫和深蓝色长裤，踢踏着一双拖鞋。在他的腰间皮带上，总吊挂着一串钥匙。他那黧黑的面孔上，皱纹并不是很多，两道粗黑的眉毛下，是高挺的鼻梁，让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小一些。黄炳武的年龄虽已步入爷爷行列，但性格却像个小孩，他喜欢听别人叫他“炳武”，而不愿听“叔叔伯伯”之类的称呼。于是，他叫程宏伟为“书记”，而程宏伟则唤他为“炳武”。

村里像黄炳武这样的五保户还有几家，程宏伟为他们的住房问题犯了愁。通过多方协调和沟通，他争取到上级單位的支持，准备为村里的老人修建一座“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然而，来到黄炳武的家里后，程宏伟的心被揪疼了。自从精准扶贫工作展开以来，贫困户可以申请危房改造项目，而国家给予的补助最高可达四万元，但炳武是个孤独的单身老人，根本没能力建房，故而便放弃了申请。

然而，他家的居住条件实在令人担忧——逼仄的屋子里，墙面早已泛黑，屋内除了张窄床和小圆桌及小凳外，别无它物。这屋子的简陋和荒凉，像针尖一样扎在程宏伟的心上，让他坐立不安。村里的“养老服务中心”还没有建成，而炳武既没有宅基地，又没有足够的建房经费，如何才能保证他的住房安全呢？如果走正常程序，老人的住房改造要半年后才能完成，于是，程宏伟便特事特办，急事先办——他将自己的小屋腾出来让老人住，又让人立刻修缮老人的住房。黄炳武是2020年4月搬进村委会小屋的，到5月底搬回自家后，发现屋子已旧貌换新颜。程宏伟问他：“怎么样？炳武？”黄炳武一个劲地点头：“谢谢程书记！”程宏伟和老人有一个约会：每半个月在一起吃一顿饭。这顿饭由两个人轮流做。考虑到黄炳武是老人家，牙口不好，程宏伟总是会选择做炖菜。“牛肉要炖得烂一点，菜也要软乎一点。”

黄镇林家里的一切都没有让我感到意外。这栋二十年前建起的房子，模样极为普通——铺了瓷砖的地板，木质的沙发和茶几，白瓷砖嵌在墙壁里，门框是传统的酱色，柜子上有台液晶电视，两个黑而高的音箱像士兵般挺立。显然，这个家有个勤快的女主人——那圆形木餐桌上的饭菜，被纱网罩着;双开门的冰箱、消毒柜和电饭煲都擦拭得干干净净;盘着大灶的厨房里有一堆粘着树叶的荔枝柴。我的目光最终被那面墙所吸引——在白瓷砖上，贴了三十多张奖状！那些四方纸片里释放出的红色与金色交织的光芒，让整个空间显得喜气洋洋。

黄镇林已有六十九岁，但却显得甚为年轻——他的体型黝黑而瘦高，额前发际线已移到后脑勺，但五官却极为秀气（淡眉、细眼、薄唇），衣裳也极为整洁（蓝色短袖衫、灰长裤）。他的性格甚为开朗，总是乐呵呵的模样。他麻利地泡着茶，又热情地招呼客人们来喝，还顺便将自家情况介绍了一番。他家现实情况的跌宕，与他平静的语调恰成反比。他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业已出嫁，唯一的儿子因病去世后，儿媳妇也改了嫁，留下了三个孙子，分别是十四岁、十二岁和五岁。黄镇林的妻子六十多岁，一头黑色的短发，黝黑的圆脸，穿着件湖蓝色短袖衫和姜黄色长裤，赤脚踩着紫色拖鞋。她正慈爱地凝视着坐在地板上的那个男孩——毛茸茸的寸头，粗眉下一双小眼射出警惕的光芒。他穿着件湖蓝色的圆领衫，深蓝色的中裤，赤着小脚。在他那黝黑的脚面上，有着一道格外白皙的皮肤，应是凉鞋的带子遮住阳光后形成的。

黄镇林和妻子都已步入老年，但还要隔代抚养三个孩子，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男主人感慨地说：“如果没有国家的教育补助，这些孩子上学的问题就大了。”现在，两个孙女分别上初三和六年级，每人每年可获得生活补助三千元。同时，三个孩子每月每人有孤儿低保金一千一百多元，两位老人的低保金加起来也有一千多元多，过日子已不成问题。眼瞅着两个孙女学业有成，孙子也在茁壮成长，这个原本濒临溃散的家庭，很快便能走出困境。当我询问两个孙女的学习情况时，老人用手指着满墙的奖状说：“还不错。”

巍巍大南山

熬过了岭南疯狂的夏季后，中秋节后的天气一日比一日凉爽。阳光依旧洒在大南山的林子里，让叶片闪烁出炫目的亮绿色，然而，那垂直的光线到底温柔了许多。山脚下的那片土地，像分娩后的产妇，恬静而安详。有谁能想到，这幅温馨和谐的乡村图景，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

1929年，当彭湃牺牲后，整座大南山都被呜咽的哭声所湮没。有人以为，这位旧制度的叛逆者，革命民众的领导人，面目必定是狰狞的。可事实上，彭湃的长相非常柔美，笑起来有一口洁白的牙齿，而他的心肠十分仁慈，被人们称为“彭菩萨”。彭湃学的是经济，干的是变革社会的事业，而实际上，他还是个相当有才能的画家和诗人。然而最终，他舍弃了自己的小家，舍弃了那些所谓的艺术，将自己短暂的一生奉献给了大家，奉献给了革命这个更伟大的艺术。他是大南山孕育出来的儿子，大南山人民直至现在还怀念着他。

如今，在烈士战斗过的地方，一场巨变正悄然发生。和赫赫有名的“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相比，程宏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兵，一个勤勤恳恳的扶贫书记。然而，在这两个人之间，却有一条看不见的红线一以贯之。彭湃那未尽的革命事业，最终传递到了程宏伟这里，而当程宏伟握住这个接力棒后，便竭尽所能地工作，试图让老区的贫困面貌发生改变，真正实现先烈们“让穷人过上好日子”的遗愿。夜晚，当程宏伟走在小村的巷道时，能清楚地看到半空中闪烁着无数繁星。天狼星像信号燈，而猎户星则安静地斜沉了下去。他思忖，自己最像哪颗星呢？也许，军帽上的那颗五角星，最像自己？为了祖国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他是可以把满腔的热血全都奉献出来的，甚至包括青春，甚至包括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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