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婧
战争年代，在四川这片革命热土上，有无数共产党人以共产主义信仰为火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信仰的指引下，他们积极投身革命运动、至死保守党的秘密、艰难开创革命根据地，并以大无畏的精神走过了漫漫长征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川革命青年在这片热土上四处播撒红色的种子。
“愈难志愈坚，一心更一德;相将向前趋，努力追事业。”这是内江青年学生廖恩波写下的一首诗，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后，他积极参加、组织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并因此被同学们推选为四川省学生联合会执行部主任。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震动全国，各地纷纷掀起反帝爱国运动。经过廖恩波等人的奔走联系，1925年6月17日，上海英日惨杀华人案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以下简称“后援会”）成立，成都学校、工商、市民一百多个团体参加，廖恩波任总务部主任，统筹后援会的一切工作。
6月21日，后援会召集国民大会，并举行游行示威。大会当天，军阀杨森授意全省戒严司令向成杰颁发禁令，禁止游行、讲演、集会、散发传单和募捐，廖恩波等随即率领各界代表到督理公署面见杨森，与其展开说理斗争，最终杨森不得不答应同意各界代表的要求。
经过此次反帝斗争，成都团组织建立的进步组织——少年俱乐部成员发展到200多人。同时，受成都影响，彭县、叙永、泸县等地也纷纷建立类似的后援会，组织群众开展反帝运动，在各地团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反帝斗争的怒火蔓延到了全川。
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杨萍表示：“各地团组织在四川发动和领导声援五卅运动的行动，有力配合了全国的反帝斗争，改变了四川大革命沉寂落后的局面，对四川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廖恩波
1926年，廖恩波由共青團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被派往川南自流井，协助刘远翔开展盐场工人运动。为了发动和组织盐工，他时而装扮成算命先生，时而一身盐工打扮，在茶棚、茅寨等地与盐工们交朋友、拉家常，进而讲述盐场的不合理制度、抨击盐场资本家，循序渐进解放盐工思想。在他的组织下，盐场工会相继建立，其后由他和刘远翔发动、领导的三次盐工罢工斗争取得胜利。
同样积极投身革命洪流的还有涪陵人钟善辅，自加入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他和团员们建立了成都第一批受团组织领导的各行业工会组织，并多次开展劳工运动。
宣传革命时，钟善辅总是情绪饱满、慷慨激昂。1923年北洋军阀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血腥屠杀京汉铁路工人的消息传到成都，钟善辅在群众声援大会上不顾反动派阻挠，登台发表演说。当时在场的孟本斋回忆：“善辅当时硬是说得来怒发冲冠，好像周身都在打颤，说得大家在淌眼泪。”在这场斗争中，团组织成功把粗丝、牛骨、刺绣等二十几个帮会组织起来，建立了成都市劳工联合会，钟善辅被推选为副会长。
1926年，万县“九五”惨案发生后，钟善辅、刘亚雄率先发表宣言，主张施行经济绝交。随后，万县惨案成都国民雪耻会（以下简称“雪耻会”）成立，在雪耻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决议成立罢工委员会，钟善辅任主任委员。在钟善辅等人的领导下，声援“九五”惨案的反帝斗争浪潮迅速席卷全川，成为大革命以来四川规模和影响最大的群众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杨萍以“敢为天下先”评价廖恩波、钟善辅等人：“无论是传播共产主义还是发起工人运动，廖、钟等人都走在了时代前列。”
除了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四川的革命者们在武装起义中也敢为人先，作出了卓越贡献。
1926年，为了配合北伐战争，中共重庆地委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积极筹备发起武装起义的各项工作。1926年9月28日，杨闇公作为中共重庆地委书记，以左派临时省党部名义，在重庆秘密召集川军中12个左倾的师、旅长或其代表开会，提出了“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并正式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决定在顺庆和泸州首先举行武装起义。随后，震惊全国的“泸顺起义”爆发，这是大革命期间，党直接领导下唯一有大量正规军的官兵参加的革命武装活动。最终，起义在四川军阀的镇压下失败。
泸顺起义虽告失败，但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次起义有力策应和支持了北伐战争，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组建革命军队进行了积极探索，为人民军队的创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成为南昌起义的先声。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略转移到四川、陕西边界地区，在川陕边区党组织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支持下建立起川陕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称之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从开创、建设川陕苏区的过程中，不难窥见共产党人不惧艰辛、开拓进取的精神。
据杨萍介绍，川陕苏区处于四川的边缘地带，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同时，各路军阀割据混战、横征暴敛，地主豪绅也肆意盘剥人民。在这样的统治下，川陕边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很难开拓新局面。
面对这些现实问题，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们迎难而上。政治上，成立中共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在苏维埃政权下，工农兵和一切劳苦群众都有了公民权;经济上，大力开展土地革命、减少苛捐杂税、制造发行苏维埃货币、调整市场物价，有力促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
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唤起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和革命自觉性，川陕革命根据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宣传工作形式——“红军石刻标语”。利用川北地区山高石多的自然条件，一些石匠出身的红军战士组成了“书写队”“錾字队”，从高山大川到石门、石柱，甚至是酿酒坊的石水缸，四处刻下“红军是穷人的救星”“武装拥护苏联”等宣传标语。这些标语通俗易懂、贴近群众，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川陜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期间，四川军阀发起了疯狂的“围剿”。面对敌人的进攻，红军将士始终上下一心，大力建设苏区。
四川军阀开展“三路围攻”期间，从南部到通江的运输线被截断，食盐紧缺。川陕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和战士们一同吃着寡淡的饭菜，还省下食盐送到医院，供医院调制消毒盐水，为伤病员擦拭伤口。
1933年，川陕革命根据地领导人郑义斋同杨文局结婚，婚宴只有伙房做的荞麦面疙瘩，吃到嘴里像一包沙。郑义斋开玩笑道：“今天请你们吃喜沙哟！”
1934年万源保卫战前夕，赤卫队长李天旺向李先念汇报工作，发现桌上只有一碗洋芋汤、一碗野葱拌漆树叶尖，汤和菜里都没有放油。面对李天旺的感慨，李先念笑着说：“同志们在前线每时每刻都有丢命的危险，他们吃的并不比我们好。”
不仅红军内部勠力同心，红军与人民群众也紧密团结，形成了良性互动。
一次，红军的一个连队正在追击敌人，一名红军战士忽然发现路边有个卖醪糟的老婆婆正在痛哭，急忙上前询问情况。原来，她把家中仅有的几百文钱都找补给了一个付她银元的国民党士兵，后来却发现那枚银元实际上是铜板。红军战士听完后，当即拿出自己唯一一块苏维埃银元，换了老婆婆手中的铜板，随后掉头追赶队伍。
在红四方面军和人民群众的齐心努力下，川陕苏维埃政权不仅在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军阀和地主武装的包围中建立起来，还坚持斗争了两年多，为红军长征提供了可靠的战略支点，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长征是百年党史中不可或缺的篇章，红军将士怀着解放人民群众、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爬雪山、过草地、啃皮带、吃树皮，在艰苦环境下与敌人英勇斗争。这些红军将士中，不乏川人的身影。
长征期间，南充人罗瑞卿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
遵义会议后，罗瑞卿受命担任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的红军先遣队的参谋长，参加指挥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战斗。长征途中，他爱护士兵，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号骑，小战士则拽着马尾巴行军。
1935年8月，红一方面军组成的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准备继续北上，张国焘却提出与党中央北上方针相对抗的南下计划，企图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罗瑞卿连夜召开保卫局全体人员会议，他说：“我们要坚定地紧跟党中央北上。有人不同意北上，这是错误的。我们要紧跟中央走，紧跟毛泽东同志走！别人的话我们不要听、不能听。”
作为我国第六大“将军省”，除了开国大将罗瑞卿，四川还出了张爱萍、陈伯钧、傅钟等上将，毕占云、吴瑞林等中将，任荣、胡炳云等少将。这些将军中，不少都参加过长征，他们从四川走向全国，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普通战士们的付出同样不容忽视。
1933年，还不满14岁的通江人张文加入红军，在红四方面军供给部被服厂工作。随军长征途中，她背着四五十斤的被服和线团，每天都要走六七十里路。脚下打起血泡，她就把缝衣针烧红，刺破血泡，第二天照常赶路：“路上谁也不能掉队，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革命到底！”
同年，18岁的仪陇青年张思德也积极加入红军。1935年，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渡嘉陵江西进。在战斗中，张思德右腿中弹，却仍奋不顾身地冲进敌阵，击毙敌军射击手，一人缴获了两挺机枪。
1935年，60岁的川籍藏族女子杨金莲在大女儿的动员下，带领小女儿和两个儿子一同参加红军，给红军当藏语翻译。长征途中，杨金莲和同志们翻山越岭、历尽艰险，她不仅做好了翻译、讲解工作，还尽可能地发动藏族群众为部队筹措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老妈妈”。
据不完全统计，红军长征在川期间，全省参加红军人数超过11万人，是为长征提供人力物力最多的省区。四川将士以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精神，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宜宾抗日英雄赵一曼被敌人送往珠河县行刑，在火车上，她写下给儿子的遗言。到达珠河后，赵一曼被敌人押上马车游街，为了鼓舞当地群众，她一路高唱《红旗歌》，随后慷慨就义。
百年党史，无数英烈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革命胜利，四川革命者同样不畏牺牲，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
“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这是自贡人江竹筠在狱中写下的最后一封信。
1939年，江竹筠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事业，先后负责学生运动、通信联络等工作，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作“江姐”。1947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江竹筠和丈夫彭咏梧奔赴万县开展武装斗争。次年，彭咏梧牺牲，江竹筠强忍悲痛，接替了丈夫的工作：“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然而，同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江竹筠和同志们在万县被捕。在被押往重庆的船上，江竹筠大骂叛徒，引起船员和乘客的注意，使得消息传开，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党组织遭受更大破坏。
江竹筠被关入重庆渣滓洞监狱后，敌人用辣椒水、老虎凳等种种酷刑折磨她，甚至将竹签钉入她的十指，企图通过她破获中共地下党组织。但江竹筠始终没有泄露党的秘密：“竹签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做的！”
在狱中，江竹筠不仅坚贞不屈、严守秘密，还建议狱友们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学习，为建设新中国做准备。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传到监狱，江竹筠预感到敌人会在失败前进行疯狂屠杀，便将筷子磨成竹签，写信把三岁的儿子彭云托付给了亲戚谭竹安。三个月后，江竹筠牺牲，年仅29岁。
除了赵一曼、江竹筠，巴蜀大地上还有无数革命者宁死不屈、为国献身。
1935年1月，出生于盐亭县的中共四川省委军事运动领导人侯伯英被敌人秘密杀害，就义前，他不断高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
同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早期优秀将领、平昌人刘伯坚被捕，敌人多次诱降无效，便给他戴上十多斤重的铁镣，押他游街。游街时，刘伯坚高昂头颅、从容不迫，并随后写下了《带镣行》一诗。
这些共产党人被捕后，面临威逼利诱始终保守着党的秘密、拒绝敌人的招降，他们用热血浇灌出胜利的花朵，用生命铺就解放的道路，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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