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机的利与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时机，几乎是不存在的。如何把握战机，往往考验着指挥员的决策能力。三大战役前，毛泽东对敌我双方各方面的利与弊，进行了全面分析，为正确的战略决策打下了坚实基础。
首先，对全国战场敌我双方情况进行了客观分析。对敌情而言，在近两年的战争中，敌军大量被歼，其总兵力从战争初期的430万人下降到365万人；
其中正规军198万人，除去后方守备兵力外，能用于一线作战的正规军只有174万人。卫立煌、傅作义、刘峙、白崇禧、胡宗南五个战略集团被我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五个战场上，大部分只能在战略要地和交通线附近进行机动作战，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兵力已寥寥无几。随着军事形势每况愈下，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危机也日益严重。敌军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派系斗争更为突出，矛盾更加尖锐，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国民党统治区经济恶化，通货膨胀，民族工商业大量倒闭；
政治危机加深，人民反饥饿、反迫害、反独裁、反卖国的斗争风起云涌。蒋介石也承认，他们无论军事、政治、经济都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对我军而言，1948年2月，我军总兵力已从战争初期的120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32万人。同时，我军装备大为改善，加上新式整军和群众性练兵运动的进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都为我军进行大规模作战和夺取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总之，除敌我兵力对比，敌仍稍占优势，其他各方面我都已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其次，对东北战场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五个有利”的结论。一是战场态势有利。从全国看，东北敌人孤立突出，与关内敌人在战略上的联系比较脆弱。从东北看，我冬季攻势后，东北敌军已被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块互不相连的地区内，难以互相支援，且长、沈两敌全靠空运补给，便于我各个歼灭。二是作战环境有利。我军已拥有全东北97%的土地、86%的人口，并控制了95%的铁路线，根据地已连成一片。经过土地改革，后方更加巩固，工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军工生产有了较快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兵源、粮源充足，支援战争的物资力量较前更加雄厚，基本具备了支持我军大规模作战的条件。三是兵力对比有利。在全国五大战场中，东北野战军经过扩充整编，总兵力已达 100余万人。四是训练准备有利。从1947年底开始，已预感到决战气息的东北野战军总部，开展了一个让官兵在后来搏杀中受益匪浅的“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军政大练兵运动，使得备战工作比较有效。五是决战时机有利。此时的蒋介石与卫立煌之间，在撤退还是固守东北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吵，直到辽沈战役开始前尚未最后决策。正是这种或守或撤、犹豫徘徊、举棋不定的矛盾状态，让我方赢得了关键的时间，为我军实现就地歼灭卫立煌集团提供了有利决战时机。
鉴于上述的分析，毛泽东看到各方面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得出结论：战略决战的条件基本成熟，而东北战场的决战条件相对更加成熟。毛泽东在分析各个因素对作战的影响时，特别重视各因素的内在联系，不仅看到总体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且看到戰略态势、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不仅看到兵力总数的变化，而且看到战场机动兵力的变化；
不仅看到全局的变化，而且看到局部的变化。所以，毛泽东逐渐确立了要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的战略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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