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柏铨
【摘要】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新闻基本理论探索进行研究，有其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考察其相关背景，须把握如下要点：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内忧外患及思想激荡凸显;“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涌现了在建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坚力量;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多有办革命报刊和从事新闻活动的经验。探索的内容包括：党从诞生之时起就有的认识（党的报刊要由党掌握），新闻的定义（“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以事业来界定新闻行业（“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报刊功能（迅捷精确地报告日日发生的事实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新闻规律的重要内容（处理好与事实、与受众的关系），新闻工作者的角色身份（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和使命），舆论（“合理的固然成就过事功，不合理的也造过许多罪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闻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对今天的新闻舆论工作者有着重大启迪意义：把对新闻和新闻媒体的认知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自觉地将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服务于党的工作大局，新闻工作者须具备坚守真理和追求真理的优良品质，自始至终把舆论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 早期 新闻基本理论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6-091-09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6.010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长达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党领导的新闻事业始终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新闻活动和新闻思想进行研究，有其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新闻基本理论探索进行思考、论析。需说明的是：此处所说的早期，是指自中国共产党建立至大革命时期，由于论述的需要，会适当追溯至建党前的一段时间。
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闻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索的相关背景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处于“五四”、建党和大革命等大事、要事頻频发生和社会经历巨大变迁的时期。他们对于新闻基本理论的探索，早在建党之前就已开始。其出于唤醒民众的考虑，推动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则大力宣传这一新思想。
1.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内忧外患及思想激荡凸显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前的一段时间，思想激荡是其重要的时代特征。一批不满于现状的进步知识分子，受到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影响，推动“西学东渐”的进程，译介西方的思想学说，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他们深感封建礼教和以“孔家店”为代表的旧文化对人们思想行为的严重束缚，酝酿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无疑是中国近现代更替时期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在此过程中，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原名《青年杂志》），发挥了形成进步舆论和从积极方面影响社会心理的巨大作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上的思想激荡主要围绕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呈现，出现了一个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潮。这实际上既为中共建党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也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新闻基本理论提供了思想指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因陷于战争而无暇东顾。在此期间，日本乘机加紧侵略中国，对中国的国家主权构成了严重侵害。在此情势下，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统治者尽显腐败无能。由此，中国人民反日和反北洋军阀统治的情绪日增。中国政府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成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整个运动中，进步知识分子利用新闻媒体（报刊）进行社会动员取得了明显效果。毛泽东曾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1]他还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2]五四运动使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经受了群众运动的锻炼，也使他们在与五四运动密切相关的新闻宣传实践中对新闻基本理论问题有所思考、感悟和阐发。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启发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五四运动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蓬勃兴起，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做了准备。因此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3]
以上诸点，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同时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体悟到新闻宣传对于动员民众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2.“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
这一时段，外部世界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事件。这就是在以列宁为首、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首先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正如毛泽东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一批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对国家前途命运进行不懈探索思考。他们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受到启发和鼓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道路，成为其思想共识，为建党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上述共识成为他们在中共建立以后的重要新闻宣传内容，也成为他们新闻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
陈独秀原来是存有“公理战胜强权”幻想的。残酷的现实使他这一幻想破灭，由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且完成了思想转变。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陈独秀于1918年3月明确表示：“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未可以目前政象薄之。”[5]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发表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认为：“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它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它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6]，表现出对于十月革命的高度赞赏。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其软化。[7]这是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中国思想界出现的景观。
回望历史可以看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中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始以此观察和分析社会现实问题。陈独秀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8]显然，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确立了唯物史观。他还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学说出发，指出“一切思想文化都是经济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9]，这是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解和表述。基于上述认知，陈独秀提出“文章以纪事为重”[10]，表明他对真实地记录事实的文章的推尊，难能可贵。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新闻基本理论问题的重要思想基点。
3.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多有办革命报刊和从事新闻活动的经验
为数不少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在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都曾有过办报办刊经历，有着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如陈独秀办过《新青年》，与李大钊合办过以针砭时弊为己任的战斗性刊物《每周评论》。在此期间，李大钊撰写了多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五四运动前夕，他把自己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了“马克思研究专号”。毛泽东办过《湘江评论》《政治周报》，在《湘江评论》发表的《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影响很大。瞿秋白主编过《热血日报》等报刊，曾以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和特约通讯员的身份赴莫斯科采访，所写《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产生过很大影响。蔡和森先后主编或编辑《先驱》《向导》等党的团机关刊物，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陈望道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和李大钊等着手进行了建党准备工作，各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此过程中，革命报刊发挥了重要的宣传和动员作用。致力于进行革命宣传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成为建党过程中的中坚力量。而上述围绕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新闻宣传，形成了有利于建党的舆论，也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大都具备优秀革命宣传家的身份。他们对新闻基本理论的探索，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斋到书斋，而是对自身新闻活动和新闻实践所做的理论升华，实现了对新闻实践的理论概括、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的无缝对接。
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发动工人群众，纷纷创办革命报刊，如上海发起组将《新青年》改组为党的机关刊物，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并把中俄通讯社作为自己的新闻机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把《新青年》作为党的理论刊物继续出版。1927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个机关报《向导》。之后，中共中央又创办了《新青年》季刊和《前锋》月刊。之后，《先驱》《中国青年》《劳动周刊》《工人周刊》等革命报刊先后面世。在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方面加强中央报刊建设，使之成为革命舆论的领导者及中坚力量，另一方面积极创建地方报刊，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团报刊网络。[11]丰富的办报办刊经验，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探讨新闻基本理论问题的实践基础，是关于新闻基本理论问题的真知灼见的重要来源。
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闻基本理论所做探索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结合自身的办报活动和新闻实践，对新闻基本理论进行探索。此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新闻理论，已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接受和学习，他们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新闻基本理论问题探索的。其探讨涉及诸多方面，既有广度，又有一定深度，表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闻思想理论方面有相当高的起点。
1. 党从诞生之时起就有的认识：党的报刊要在党的掌握之中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第二部分“宣传”中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12]这说明党从诞生之时起，就强调党报在组织上要服从党的领导，在政治上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13]为什么党的一切出版物均应由党员领导？这是为便于加强党对自己的报刊的领导和严格管理，使党的报刊始终在党的掌握之中，始终传播党的声音。党的报刊“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的上述规定，成为后来的中国新闻事业党性原则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2. 新闻的定义和本质：“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
在“新闻是什么”的问题上，李大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是过去、旧的社会状况的写真。现在的新闻纸，就是将来的历史。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14]
作为一位有着马克思主义觉悟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就新闻的基本概念及其内涵提出了自己的精辟见解。在此之前，已有人为新闻下过定义。而李大钊的新闻定义，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其一，将新闻界定为写真（定义的属概念）。何为写真？“吾人执笔以临社会，其当拳拳服膺、严矢勿失者，一在查事之精，一在推论之正。二者交备，则逻辑之用以昭，而二者之中，尤以据乎事实为要。”[15]即应以据于事实作为新闻的要义。根据笔者的理解，写真是对新闻事实的据实和如实报道。写真与根据想象描写事实的不实报道和虚假报道划清了界限，这实际上是为科学认知新闻奠定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础。其二，新闻是对社会状况所做的报道。社会状况是新闻报道的内容和对象物。这说明新闻报道必须是客观世界中的对象物的真实反映。其三，作为报道对象的社会状况，须是“现在新的、活的”，这里特别強调了新闻所必备的时效性、时新性。其中，“现在”要求事实是现实发生的甚至是正在进行的;“新的”是指先前没有过的;“活的”则指鲜活的、处于变动之中的。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还将新闻和历史加以比较。在他看来，两者都是社会状况的写真。如此进行把握，颇为精准。事实上，新闻和历史都要对社会状况加以真实记录，秉笔直书，此为异中之同;而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是“过去、旧的社会状况的写真”，此为同中之异。按李大钊《报与史》一文中的说法：“报与史有密切亲近的关系”，“报与史间有类似的性质”，“作史与作报的要义，也相当合”，“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报纸上纪录的事，虽然是片片断断、一鳞一爪的东西，而究其性质，实与记录的历史原无二致”，“唯作报与作史最有不同之点，就是作报大多致于力求其报告的迅捷”。[16]（187-189）这样理解和把握新闻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异同，显现出思维的缜密和结论的科学。李大钊揭示了新闻和历史之间的深层次的内在联系，“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当源于此。充分认识新闻和历史在恪守真实性方面的内在一致性、相贯通性，对于恪守新闻的真实性颇有裨益。
李大钊还否定了历史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的做法。既然新闻和历史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相通性，那么作为“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的新闻，就不应为一姓一家作起居注。
3. 以事业来界定新闻行业：“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
1922年2月12日，北京大学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李大钊出席并发表演讲（后发表在2月14日北京《晨报》上），指出：“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14]这是对新闻事业的一种相当有见地的界定。此界定的引人注目之处有三。一是以事业进行界定。从事新闻活动的行业，被李大钊界定为事业，这就使新闻业有了现代性的意味。二是将新闻事业论定为社会事业。既然是社会事业，那么就必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紧密联系，特别是它事关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个人或集团牟利的工具。三是此事业是“活的”。“活的”意指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变动的。
4. 报刊的功能：迅捷精确地报告日日发生的事实，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处的时代，报刊是仅有的新闻媒体。新闻媒体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如何认识新闻媒体的功能？怎样发挥新闻媒体的功能作用？这些都是新闻基本理论中的重要问题。
《政治周报》是毛泽东以共产党人的理念所办的一份刊物。1925年12月，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开篇即提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派宣传”。[17]（2）由此可见，他办刊物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用它来作为宣传革命和推进革命的工具。是年11月，国民党右派在北京举行了另立中央和通过一系列反共决议的西山会议。“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此处的反革命派即“西山会议派”，“打破反革命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打破“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宣传。随后，毛泽东在载于《政治周报》的《宣传报告》中写道：“使民众认识了本党及本党之目的，一变从前怀疑本党的态度。于对外宣传有极大效果。”[18]
李大钊指出：报纸的普通而又重要的主旨，乃在尽力把日日发生的事实，迅捷精确地报告出来。[16]（103）在这里，采用的是报告（报道）的方式，要旨是迅捷（体现时效性）而又准确（同时体现新闻真实性）。他对于报纸功能的这种理解，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完全正确。
建党初期的另一重要人物瞿秋白，在1923年发表的《实话五日刊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本刊所负的使命，是帮助革命先进分子所必须要的武装，由革命的中坚干部更具体明了地向着广大群众宣传和解释，才能更扩大党的政治影响。”[19]（460）他认为办刊的宗旨是：对广大群众进行广泛宣传，以更加扩大党的影響，给革命的先进分子提供先进的思想武装。
将李大钊的论述和瞿秋白的论述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可以看到，李大钊所说的是新闻媒体发挥作用的依凭，瞿秋白所说的是新闻媒体所要实现的目标。两个观点构成了互补关系。李大钊在利用报刊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列宁领导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成功实践，畅谈自己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的科学认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办的报刊，还载文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展开论辩。
5. 新闻规律的重要内容：处理好与事实、受众的关系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提出新闻规律的概念，也没有使用过探索新闻规律的说法，但他们进行过关于新闻规律的探索工作。列宁提出：“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20]应当说，传者与事实、受众间的关系，是新闻传播规律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对新闻传播规律中传者与事实的关系这一重要内容，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和表述。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说：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17]（2）事实是事情的真实情形，其最大特点和可贵品质是客观实在。忠实地报道事实，也就是对事实按其原貌加以展示、加以陈述。“请看事实”就是这样一种展示和陈述。这样的“请看事实”，让事实在说明真相方面发挥了最大的效用，这其实是负责任和有说服力的新闻宣传之所为。
瞿秋白对于新闻传播规律中传者与事实关系的探索，同样触及了如何使用事实这一问题。“必须使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不论是战线上的新闻，还是春耕或秋耕运动的进展，或是退还公债的运动等），都有明晰的叙述，一期一期继续下去，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21]这里强调的是：要对以运动形态存在的事实进行明晰的连续性叙述，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也才能收到良好的新闻宣传效果，实现新闻宣传的目标。
新闻传播规律中的另一重要内容，涉及传者与受众的关系。李大钊对此有过自己的思考。他在《报与史》一文中，希望新闻记者“能把日日新发生的事件，用有系统、有趣味的笔法描写出来，以传布于读者，使人事发展、社会进化的现象，一一呈露于读者的眼前”。[22]这是他对适应受众需要进行新闻传播的一种独特理解和阐述：所报道的内容，是“日日新发生的事件”，关键在于“日日”“新发生”，事件“日日”都有发生，重要的是“新发生”，这是事件之所以能成为新闻的构成要件（如果只是对旧有的事件进行报道，那就不能称之为新闻）。不仅如此，对“日日新发生的事件”，还应“用有系统、有趣味的笔法描写出来”。特别是用“有趣味的笔法”描写出来，有利于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使之被牢牢吸引住，因而显得尤为重要。
在传者和受众关系方面，瞿秋白发表过这样的见解：“党的宣传，首先是要‘脸向着群众。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是在真正广泛的群众中的宣传武器。这不是给少数革命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之中千分之一的知识程度较高的人看的，这是给真正广大的工人劳动者读到的，甚至不识字的人听的。”[19]（487）他要求“脸向着群众”，这实际上是在强调进行新闻宣传，须具备强烈的受众意识，直接面对群众，须从方便他们接受这一方面来考虑党的宣传问题。
6. 新闻工作者：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和使命
陈独秀对此的诠释是：“我们做报的人，就算是为大家打听消息的人。”[23]（23）此话说得比较直白，但道明了“做报的人”（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使命，即“为大家打听消息”。通过相应的渠道和专业的方式为公众提供消息、披露信息，这是“做报的人”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李大钊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素质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性。他提醒记者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眼界要宽，要认识到社会复杂的、多方面的关系，从事物的联系和变化中全面客观地呈现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这一观点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还是首次提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在新闻业务中的体现。[24]他还直言不讳地指出：以前新闻界之所以有很多缺点，就是因为从事新闻业者的眼光不能映注到全社会的生活上，[25]（39）这些缺点影响着新闻工作者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李大钊还认为：“新闻记者的责任，于纪述事实以外，还应该利用活的问题，输入些知识。”[26]（537）即记者传播知识与教师传授知识是不同的，应联系重大新闻事件，灵活地向受众灌输知识。如纪念达尔文诞辰，就可将达尔文的生平经历和理论学说概要地介绍出来，让读者更多地了解生物进化的知识;报道地震的消息，就去采访地质学家，通过专家讲授有关地震知识，为民众释疑解惑。这样，将死的材料随着活的事实表现出来，理论知识也就成了活的、有趣的材料。[26]（538）这是对记者的高要求，将死的材料做活，将活的材料做得有趣，记者须练就扎实的内功。
7. 舆论：“合理的固然成就过事功，不合理的也造过许多罪恶”[23]（126）
陈独秀对于舆论有相当深刻的认识。纵观其关于舆论的论述，大致可分为这样几个层次。其一，舆论往往是受到支配的。其在《新青年》第8卷第3号上撰文指出：“舆论每每随着多数的或有力的报纸为转移。”“多数的或有力的报纸”掌握着舆论场域中的话语权和话语的主导权，这就是舆论受支配的实际状况。其二，这种情况背后的原因是受到资本的驱使。“试问世界各共和国的报纸哪一家不受资本家支配？有几家报纸肯帮多数的贫民说话？资本家制造报馆，报馆制造舆论，试问世界上哪一个共和国的舆论不是如此？”[24]“资本家制造报馆，报馆制造舆论”，可谓一针见血。事情的本质是：资本家出资金办报馆，制造对自己有利的舆论，报馆是为资本家服务的，报刊的党派性和舆论的阶级性由此得到体现。其三，“合理的固然成就过事功，不合理的也造过许多罪恶”。这就是说，对舆论应区分情况、分别对待，对合理的舆论予以维护，对不合理的舆论加以消解。其四，报刊应具有群众性、公众性，应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新闻宣传和报道工作。这一理念贯穿《新青年》的整个办刊活动。[25]（39）
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新闻基本理论问题探索的当代启示
早期中共党人对于新闻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思想成果。虽然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社会和中国的新闻事业发生了巨大变迁，但这些思想成果对于今天的新闻舆论工作和新闻舆论工作者来说，仍有着不可低估的启迪意义。
1. 多方面汲取有利于新闻基本理论问题探索的养料
（1）把对新闻和新闻媒体的认知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已认识到：“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27]“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14]陈独秀認定“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那么就使自己对新闻的认识符合唯物论的反映论的真谛;李大钊对新闻的界定，是遵循唯物论的反映论所获得的结果。这说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闻的认识与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起点很高，体现了科学性、真理性，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28]
（2）从同时代的新闻大家那里汲取思想和学术养料。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新闻基本理论过程中所产生的新颖深刻的思想观点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从同时代的新闻大家那里汲取的思想和学术养料。毛泽东在北大最先加入的学术团体是新闻研究会（后改名为新闻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由北大校长蔡元培、文科教授徐宝璜、著名记者邵飘萍等发起组织，于1918年10月14日成立，其成立之初的宗旨是“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毛泽东参与了新闻学研究会第1期的各项活动，听过邵飘萍讲授的“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课程，以及李大钊、徐宝璜等人的相关讲演。[29]徐主讲新闻学基本知识，邵主讲新闻采编业务，他们的办报主张和业务思想对毛泽东产生过积极影响。[30]
（3）从自身的新闻实践中获取对新闻基本理论探讨的宝贵素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报刊新闻活动，使之对新闻基本理论的探讨具备了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新闻实践为之提供了由自身实践上升为新闻理论、而又由新闻理论指导实践的有利条件和现实可能性。
2. 自觉地将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服务于党的工作大局
毛泽东关于出版报刊是“为了革命”的理念，至今仍有启发性。办报刊、办新闻媒体，是一种重要的工作方法和手段，以此为大局服务，是其目标，也是其旨归。当时，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行径和反共宣传是大局，坚持进行革命是大局，办《政治周报》是为这个大局服务的。90多年过去了，中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获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后，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历经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而后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目前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服务于全党工作的大局，这个基本道理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
与此相联系，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新闻事业必须由党领导和掌握。这在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已作出明确规定，在以后的各历史时期也都是这样做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2月19日举行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要求“党媒姓党”，新闻舆论工作者要能够让党和人民放心，这些内容可在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中找到渊源。
3. 自始至终把舆论工作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都高度重视舆论工作。他们的报刊活动，属于通过形成相应舆论影响人心和进行社会动员的实际行动，事实证明是卓有成效的。毛泽东历来重视舆论工作，他于1919年12月18日率领赴京驱张（湖南督军、反动军阀张敬尧）代表团到京，“经与各方协商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与‘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毛泽东重视新闻舆论的力量，成立了平民通讯社并任社长。他起草了大量驱张宣言、通电、文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31]
陈独秀将舆论与群众心理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在他看来：“舆论就是群众心理的表现，群众心理是盲目的，所以舆论也是盲目的。”[23]（126）实际情况也证明舆论与群众心理联系非常紧密，历来就有“言为心声”之说。舆论通过“言”（群言、意见公开表达）的方式得以体现（众人的意见公开表达且形成交集），而所“言”即为自己的“心声”，舆论与群众心理的联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进而言之，群众心理如果是盲目的，那么舆论也将是盲目的，此见解在今天依然有其启发性。这就意味着，在任何时候对公众舆论都有引导的必要性。对公众舆论的引导，应结合对其所做的心理引导一并进行。当下自媒体时代，在社会舆论场域中，舆情层面的情绪很容易被激发、调动、引爆，而情绪即属于群众心理范畴。因此舆情引导和舆论引导同样重要，引导群众心理和引导舆论舆情同等重要。
关于舆论，陈独秀曾言：“古今的这种盲目的舆论，合理的固然成就过事功，不合理的也造过许多罪恶。”其指出舆论成事和舆论败事的两种可能性，因此对产生不同作用的舆论应区别对待。应当说，这一见解具有相当的深刻性。对于“不合理的”“造过许多罪恶”的舆论，不能视而不见或逆来顺受，应进行反抗。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造过许多罪恶”的舆论对进步人士造成了压迫之势。正因如此，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明确宣称：“本志宗旨，重在反抗舆论。”[32]“重在反抗舆论”既是《新青年》杂志的办刊宗旨，也成为他和杂志的行动纲领。不同舆论产生不同效果，这一论述启示今天的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将盲目的自在的舆论，引至积极的自为的舆论方向;通过有效引导，扩大导向正确舆论的影响，消除导向错误舆论的影响，这是新闻舆论工作者重大的职责和使命。
4. 新闻工作者须具备坚守真理和不懈追求真理的优良品质
对于新闻工作者的品质，李大钊有过很多精辟论述：“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以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并重视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承此社会”。[33]在他看来，“求达于真理”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为了实现这一最高之理想，需毕生为之奋斗，但“求达于真理”常常需付出代价甚至牺牲。如果遭遇“社会不听吾说”“不容吾身”时，“无百折不挠、独立不倚之勇气，以与艰难、诱惑相抗战，则亦终归于沮丧、堕落之途，不为境遇所征服而作艰难之俘虏，则为利害所迫诱而作势力之囚奴耳。此又涉乎节操问题矣，而此修养又当储备于平日，非可卒得于临时”。[34]（323）为追求和坚持真理而百折不挠，具备独立不倚的勇气，平时就注意储备这样的素养，才能在任何时候都做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7]六个“不要怕”，既是在勉人，也是自勉之语（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集中体现了舍生忘死坚守真理和不懈追求真理的优良品质。
5. 新闻工作者要有良好的综合素质
新聞工作者除须具备坚守真理和不懈追求真理的优良品质，还须具备一些其他优良素质。李大钊在《政论家与政治家（二）》中提出：“盖尝论之，人之立志，无论其在为政论家抑为政治家，均不可不为相当之修养，知识其一也，诚笃其二也，勇气其三也。”[35]此处说的是政论家和政治家，但在那个时代，报刊活动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政论家，相当一部分新闻作品是政论文章，因此可把李大钊对政论家提出的要求视为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要求。知识面应宽，具备扎实的知识功底;为人诚恳、诚朴、诚实，所写文章具有公信力和可信度;关于勇气，前面已做论述。以上三个方面，可理解为李大钊对新闻工作者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所提出的要求。
关于记者的知识储备，李大钊有过更具体的论述。基于新闻事业是活的社会事业的认知，“要想把这不断发生的、多方面的社会现象描写出来，而加了批评或指导，非有相当的学问和知识不可”。[26]（537）为什么记者“非有相当的学问和知识不可”？仅就国家政治而言，没有相当的学问和知识就会显得功力不逮。“国家政治，丛杂万端，而社会上之生活现象，尤为变动不居，靡所轨范，倘知识不足以济其变，则凡一举手一投足，皆有穷于应付之感，勉强为之，不邻于鲁莽灭裂，则归于扞格难行而已。”[34]（323）也就是说，记者所面对的国家政治，千头万绪，异常复杂，倘若没有广博的知识，就会穷于应付，捉襟见肘，又怎么可能在多方面的社会现象描写过程中予以批评或指导呢？
至于记者的诚笃，李大钊说过：“知识充矣，苟临事接物之际，无诚笃之精神以贯注之，或权谋数术以试其诈，或虚与委蛇以从其惰，若而人者，虽能欺饰于一时，不能信孚于有众;虽可敷衍于俄顷，不能贯彻乎初终，此亦政论家之所忌也。”[34]（323-324）这里所说的诚笃，就是强调政论家态度要诚实，动机要纯正。记者在办报中也要恪守诚笃的品质，不能将办报视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对大众不能有任何欺骗的手段，否则就不能得到大众的信任。新闻记者如果文过饰非，混淆黑白，欺骗受众，就是一种罪恶，只有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全面记录纷繁复杂的世界，及时反映流变不止的社会真相，才是自己应尽的职责。[24]李大钊所说的不讲诚笃的记者，“虽可敷衍于俄顷，不能贯彻乎初终”，实在是至理名言，具有永恒的警示意义。
结语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家，并不是新闻理论家。他们结合自己的革命活动和为此服务的新闻宣传实践，探索新闻基本理论问题，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绩。当然，时代的局限和个人认识的局限也是存在的，但他们对中国新闻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弥足珍贵。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新闻基本理论进行了不懈探索。虽说探索是初步的，难言全面系统且十分深入，但他们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在探索中取得的思想理论成果本身的意义和价值，都不容低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经探索形成的思想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最初源头，在党的新闻思想已成为内涵丰富的理论宝库的情况下，其发挥的作用十分重大。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新闻基本理论所获成果中，很多理论至今依然闪耀着真理性的光芒，对此后包括今天的新闻基本理论研究和新闻实践不无启迪意义，因而是弥足珍贵的。新闻学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不可忘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闻基本理论进行探索所获得的丰硕成果、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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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Chinese Communists" Exploration of the Basic Theory of Journalism
DING Bo-quan（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basic theory of journalism made by the early Chinese Communists has its academic significance and theoretical value. To investigate its related background， we must grasp the following main points：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oubles and ideological turbulence were highlighted; "The cannon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brought us Marxism-Leninism"; A number of core forces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CPC"s establishment have emerged. Their exploration includes the following points：
from the time of birth， the CPC understood that its own press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CPC itself; news was defined as the reality of the new and current， living social situation; the news industry was defined as an undertaking， and journalism was considered as a living social undertaking; the function of the press was interpreted as reporting immediately and accurately daily occurrence to expand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the CPC; the important law of news reporting should focus on tackling facts and audience; journalists should fulfill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and missions; harnessed correctly， public opinion might help to accomplish things， whereas， unjustified ones might create evils. The early Chinese Communists" exploration of the basic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journalism is of great enlightenment to today"s journalists：
They built their cognition of journalism and news media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y believed journalists and journalism shoul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fulfilling CPC"s purposes voluntarily. In the meanwhile， journalists should uphold the quality of sticking to the truth and pursuing the truth as well as place the public opinion on the extremely important position.
Keywords：
Chinese Communists; early years; basic theory of journ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