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是一个足够回望的长度。致力于将猛于虎的酒驾关进法律和制度的笼子，走过十年历程的醉驾入刑，改变的不仅是道路上的风景，还有许多人的人生命运，以及中国道路交通的平安指数和文明程度。
十年，也是一个足以从量变迈向质变的跨度。据公安部交管局数据，2020年全国醉驾比率比“醉驾入刑”前减少70%以上；
相比上一个十年，2011至2021年，酒驾醉驾肇事导致的伤亡事故减少了2万余起，而且这是在过去十年间全国机动车增加1.81亿、驾驶人增加2.59亿的背景下实现的，更显难能可贵。同时期，全国酒后代驾订单近18亿笔，年均近2亿笔，也从另一个视角证明了“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日益成为酒桌规矩的一部分，成为日益深入人心的社会共识。可以说，近年来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稳中向好，“醉驾入刑”发挥了重要作用。“酒驾之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中令人称道的范本。
十年，还是一个锚定方向、开启新篇的里程碑。我们为“醉驾入刑”成果丰硕倍感振奋的同时，也应看到酒驾醉驾违法行为依然高发易发，距离实现全面遏制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全国每年查处160余万起酒驾、40余万起醉驾案件，“危险驾驶罪”超过“盗窃罪”跃升为犯罪数量第一名，一些地区酒驾醉驾数量依然高企，不少公职人员、公众人物等因酒驾醉驾被依法惩处令公众哗然，酒驾醉驾在发生时段、人群和地域分布等方面呈现新的特点，都说明酒驾醉驾的长期性、顽固性、易反弹，治理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持续发力，将“酒驾之治”向纵深推进。
徒法不足以自行。“酒驾之治”的核心要义就是法治。十年间，公安交管部门查处酒驾、醉驾力度持续加强，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出台意见对醉驾定罪标准等问题予以明确，推动“醉驾入刑”的法律刚性和法律权威不断凸显。特别是随着整治酒驾醉驾“黑科技”、新装备更新迭代及广泛应用，智能联网、全程留痕等执法模式更加成熟，大大提升了酒精检测的精度和效率，有力杜绝了“说人情”“打招呼”；
通知抄告、联合惩戒、媒体曝光等制度机制有效施行，使得酒驾醉驾进一步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因此，要让“醉驾入刑”释放更大的治理效能，就应当将法治贯穿始终。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有声音认为醉酒驾驶犯罪案件数量位列首位，消耗大量司法资源，应对“醉驾入刑”松绑或取消。对此，我们更应头脑清醒、保持定力。此类观点看似有其道理，实乃姑息迁就、掩耳盗铃。当前醉驾案件的居高不下，一个重要原因是路面执法强度保持在高位运行，恰恰说明还有相当数量的人认识模糊、心存侥幸，根深蒂固的酒桌陋习还有其存在的社会土壤。试想，一旦在法治实践中给醉驾松绑，意味着向公众发出怎样的信号？会不会导致对潜在醉驾人群的纵容？从外国数十年治理才实现酒驾醉驾稳中趋降的历程來看，我国正处于滚石上山、不进则退的爬坡期，过去十年来之不易的执法司法成果、社会认知、民意基础还需要巩固加强，唯有坚持不懈、坚定不移，保持严格执法司法力度，法治的力量与科技、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力量交融汇流，以此撬动酒驾陋习的根本性铲除，才会早日迎来酒驾醉驾曲线的下行拐点。
知所从来，明所将往。十年前“醉驾入刑”，即是对群众深恶痛绝醉驾肇事、呼吁依法遏制的及时回应，也是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加固平安基石的必要举措。惩处不是目的，预防潜在违法犯罪的发生才是立法初衷。“醉驾入刑”继续实施的进程中，坚持把人民平安幸福放在首位，把安全作为发展的前提，把知法守法崇法化为广大交通参与者的实际行动，必将推动“酒驾之治”再上台阶，为实现平安交通愿景增添更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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