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米粒
余丹红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培养的第一位女性博士（1999），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主任（2001—2018），现任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们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和余教授聊一聊她在音乐教育领域的一些心得与经验。余教授思维敏捷，知识面宽广，面对我的“一箩筐”问题，她不慌不忙地一个个捡起来，从容作答，采访的过程充满了欢声笑语……
很多人都以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是1997年才建立的新专业，其实它的历史非常悠久，是上海音乐学院最古老的专业之一。早在1927年建院之初，国立音乐院就设立了“专修科”，后来改名“师范科”——两者的办学“目的在养成中学音乐师资”，即专门培养基础教育教师。冼星海、李献敏、劳景贤等即为当年专修科学生之一，声乐教育家喻宜萱、老院长贺绿汀等都是师范科的毕业生。1997年，当年的教师教育专业以音乐教育系之名恢复建系，由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江明惇教授亲自兼任系主任。院长兼系主任，在上海音乐学院是一种极不常见的架构方式，这意味着江院长本人对这个专业寄予了厚望。“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老院长还把他的外孙女送来音乐教育系当了第一届学生，以示支持。”余丹红告诉我们。
1999年，刚刚获得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西方音乐史博士学位的余丹红，就在江明惇院长的建议下进入音乐教育系任教了。当时音乐学系的老前辈们感到很不解：“你怎么要去这么个一穷二白的系？”但余丹红却发自内心地高兴并感激江院长的赏识。“我觉得事在人为，个人头上一片天，任何专业，只要认认真真地做，踏踏实实地教学，一定可以建设、积累的。而且我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我在讲台上有比较好的掌控力。”就这样，余丹红欣然前往音乐教育系“垦荒”去了。
刚刚进入音乐教育系任教时，余丹红一个人同时教授五门课：作品分析、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音乐鉴赏、钢琴，还要兼做外籍教师的随堂翻译。1999年冬，德国奥尔夫基金会委派了沃尔夫冈·哈特曼（Wolfgang Hartmann）教授来讲奥尔夫教学法。这个领域余丹红是第一次接触，为了在课堂上更准确地将课程精髓传达给学生，她主动提出前一天先让哈特曼教授讲一遍给她听。“最有意思的是，中午吃饭，江明惇先生和其他几位老师轮流向哈特曼教授提问，所以他们吃饭，我继续翻译。我除了回家睡个觉，其余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哈特曼教授了。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个月，到了最后几天，作为翻译的我基本上是坐在地上了。”尽管现在说起来是轻松有趣的，但当时付出的辛苦，只有余丹红自己最清楚。好在她的努力很快就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她把奥尔夫教学法的基础打得相当扎实。
在哈特曼教授上课的过程中，有一些学生抱着抵触的情绪。“他们觉得这个有什么意思？素材都很简单，卡农、固定低音、即兴，在他们看来都是信手拈来的，没有什么艰深的技术性。所以有时哈特曼教授在课堂上要求学生配合，大家都兴趣寡然的。”面对这样的情况，余丹红决定亲自上阵，弹钢琴即兴，凑乐队人数，在台上无比忙碌的她渐渐赢得了学生的信任。最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当时那些有抵触情绪的学生，在毕业后都陆陆续续地回来要求旁听教学法的课程，尤其是哈特曼教授来访的时候，更是门庭若市。“因为在实际工作中，他们终于发现了这门课的重要性。”
音乐教育系建系之初，很多学生的兴趣并不在于教学，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把音乐教育系当成了一块进入上海音乐学院的“跳板”，他们内心深处还是想做一名表演艺术家。在余丹红看来，学生如此没有学科意识，“身在曹营心在汉”“反认他乡是故乡”，是音乐教育专业的最大弊病，但她同时也表示能够理解。“在高中毕业这样的年龄段，要他们对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是一件不现实的事。他们太小，还无法意识到教育这个职业对整个社会的意义是什么，对人生有着什么样的价值。包括我自己在那样的年纪，也是偏重舞台表演的，对舞台有着一种向往，这是很正常的。”不过她始终认为，学生是可以被影响的。“如果说他们在本科阶段没有意识到，那么到了硕士阶段，他们多多少少会意识到一些。”
从本质上来说，音乐教育与表演专业属于不同领域，比赛和表演更多的是表演专业追求的目标。然而，在建系之初，余丹红还是大规模地组织音乐教育系学生参加了各类比赛，“因为我希望用比赛来给我们专业打出一个知名度”。当时教育部有一个“珠江杯”五项全能基本功大赛，项目包括钢琴、声乐、即兴伴奏、合唱指挥、理论，大致上把音乐教育专业所需的基本专业素质都涵盖了。最终，在余丹红的“魔鬼训练”策略下，音乐教育系的学生拿了个“大满贯”，把个人冠军和团体冠军全部收入囊中。2002年，余丹红创建了上海音乐学院女声合唱团，在六年内组织参加了三次世界合唱比赛（World Choir Game）。合唱团从来自全世界的三四百个团体中脱颖而出，共获得了各个组别的六枚金牌，包括2012年美国辛辛那提世界合唱比赛女声合唱组的金牌冠军——分量最重的一枚金牌。“颁奖典礼在辛辛那提的体育馆举行，当国旗升起、国歌响起时，所有人都热泪盈眶，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回忆起获奖时的细节，余丹红至今感慨万分。
在大举参加各种国际比赛的同时，余丹红还带领音乐教育系参加了国际上最大的行业学会——国际音乐教育协会（ISME），并积极承接大型国际会议，如2009年亚太地区音乐教育研讨会（APSMER）和2010年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专业音乐家教育分会（CEPROM）。“跟国际行业学会的合作，意味着我们拥有国际化的眼光和接轨能力，既引进了国外理念，又展示了我们自己。”
采访中，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余丹红不仅是一位优秀的音乐教育者，还是一位出色的艺术管理者。她笑称自己最厉害的本事是“寻求帮助”。余丹红刚接手音乐教育系时，系里一年的经费只有五万元，说是“一穷二白”一点都不为过。“我当时弹的钢琴是1900年左右制造的，弹着弹着，钥匙孔里突然钻出一只蟑螂；
键盘不是这里有一块皮翘起来，就是那里有一个被香烟头烫过的洞。”余丹红爽朗地笑道。“我们第一次去厦门参加世界合唱比赛时，条件非常艰苦。我和我们的支部书记、秘书、辅导员四人住在厦门某中学的学生宿舍，床是上下铺也就算了，关键是家具的甲醛味道非常重。第三次参加世界合唱比赛，是去美国的辛辛那提，因为宾馆标间的床是Queen Size（大号）的，很宽，我们就安排一张床睡两个姑娘，一个标间住四个人。条件是艰苦了一点，但是要省钱没办法。”为了给系里多争取一点经费，作为上海市政协委员的她在各种公开场合开诚布公地宣称：“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余丹红，我们需要帮助……”在她的不懈努力下，2005年，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终于资助了音乐教育系一百万元，那一笔“巨款”对全系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对系主任来说，余丹红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学科建设。在上海音乐学院这个以演艺与研究为主打的学科重镇，应用型的教育专业如何定位是一个新课题。“我刚来音乐教育系时，它的专业主干课是钢琴和声乐。我怎么想都不对，那样的话，钢琴系和声乐系一合并，不就是音乐教育系了么？除非我们自己承认是‘第二钢琴系‘第二声乐系。这怎么行呢？”余丹红的内心很清楚，所有的音乐技能对于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而言，都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我们系的学生弹钢琴，和钢琴系的学生弹钢琴是完全不同的。对我们而言，钢琴是一个工具，是我们教育理念的一个传播媒介。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科目标是‘培养高品质的音乐教育工作者，而不是培养一个表演艺术家。”
余丹红坚持音乐教育专业必须寻找自己的专属天地，这是哲学概念中“我是谁”的问题。“音乐教育的专业主干课程，应该由音乐教育学理论和实践系列课程共同构建。”于是，她重新修订了教学大纲，把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分为专业主干课、专业基础课和文化课。专业主干课包括：音乐教育学导论、音乐教育心理学、音乐教育史、音乐教学法、音乐教材教法与教案写作、教学见习与实习等。“我们把达尔克罗兹、柯达伊和奥尔夫的教学体系全部给学生上一遍，你看你自己适合哪一种，将来就用哪一种，但我们这里是全部提供的。”
重新修订教学大纲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当时这些构思中的专业主干课程几乎都没有现成的模板，一切都要“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余丹红搭建了一个“理想主义”的理论框架，接下来的当务之急就是教师培养和教材出版了。“在十几年的时间维度里，我们把专业主干课的教材全部出版了，把音乐教育专业的教师培养出来了。事实证明，这个体系是能够运转起来的。”
余丹红表示，江明惇院长在建系之初的国际化道路选择对音乐教育专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在起步阶段，德国奥尔夫基金会对音乐教育系的帮助意义重大。“他们让我们从教学法入手，看到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音乐教育新方法与新思维，这使得音乐教育的学科建设站在一个崭新的起点上。”不过，余丹红的目标显然不止于此。“如果说教育学就像是一棵大树的话，那么教学法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我很想知道其他分支是什么样的，所以一旦我手上有了点经费，我就把各个国家的专家都请来我们系讲学。”音乐教育系長期与德国、美国、澳大利亚、丹麦、匈牙利等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每个学期至少有五到九位外籍教师讲课活动，最长的是有一个月的时间集中授课，这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学科视野，“我也看到了一个由拼图拼出来的教育学的全貌”。
余丹红始终认为，音乐教育专业入学考试的科目设置应该尽最大可能排除“音乐能力上的泡沫经济”，这样才能最优化地选到专业所需人才。金融领域的“泡沫经济”我知道，那么音乐能力上的“泡沫经济”又该如何理解呢？余丹红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她曾经有一位钢琴学生，有一次上课，她说：“我们从C大调音阶开始弹吧。”没想到学生说他不会弹C大调音阶，但是会弹B大调音阶。余丹红觉得很纳闷：“一个升降号都没有的C大调音阶你不会弹，五个升号的B大调音阶你反而会弹了？”学生回答说：“因为这是考级曲目。”余丹红这才恍然大悟。
“如果你听学生弹琴，觉得他这个具有相当难度的乐曲弹得挺熟练，但问题是，他可能只会弹这一首，你换一个作品让他弹，他马上就变得很茫然，无从下手，甚至表现出很弱的视奏与演奏水平，这就是泡沫经济。为了应付升学考试，的确存在一堆‘泡沫经济。如果想知道学生的真实水平，考视奏是十分必要的。”当余丹红把视奏在招生考试成绩中所占的权重提高了之后，学生的真实演奏水平高下立判。“我们招生的筛选机制，到现在我都认为是很铁的，我可以把浮夸的泡沫经济挤光。”在这样有效的筛选机制下，音乐教育系的生源质量越来越高，录取比例也从一开始的“七十多个人收三十五个”，变成了后来的“七个录取一个”。
本刊之前采访过一位美国音乐教育领域的专家，他认为音乐教育比音乐演奏重要一百倍，“如果你演奏得不好，你影响的可能只是当天来听你音乐会的观众；
而一个糟糕的音乐教育者却可能会毁了学生的一生”。余丹红对此深表认同：“音乐圈内很多人都觉得，是不是演奏学不好了，才去当音乐老师的？绝对不应该是！匈牙利作曲家柯达伊曾经说过，一个歌剧院指挥的社会影响力不如一个乡村音乐教师，因为后者影响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上海音乐学院赵晓生教授也有着相似的说法，他理想中的音乐教育是一座金字塔，而占据金字塔顶尖的一定是音乐教育工作者。
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余丹红还会亲自去综合类高中做音乐讲座。我问她这么做是不是为了吸引更优质、更多样化的生源，她坦言说其实不是。事实上，她想在现在的中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尝试更多的本着音乐立场的陈述方式，看看学生们对于她讲的内容能否理解。“事实上他们能理解用音乐语汇解释音乐作品，而不是用文学或者其他学科的语言描述音乐。我们中学生的文化课水平非常好，无论是文科还是数理化，他们的理解力、学习能力都处在一个巅峰状态，这点音乐的相关内容他们必然可以理解得了。我们的音乐老师需要调整思维，对学生的能力有一个合乎实际的认识。当然，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老师们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提高专业能力。”因此，余丹红花了好几年时间，为中学生精心编写教材。2020年6月，由余丹红主编的高中《音乐》教材十二册（必修六册、选择性必修六册）通过了国家教育部的审核，将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这是上海市第一套获批的面向全国发行的高中音乐教材，这套新编教材不仅为上海高中音乐教育服务，也为全国其他地区高中音乐教育的教材选取提供了新的选择。
在余丹红看来，就算学校不重视音乐课，音乐老师依然可以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力。她对自己的中学音乐老师印象非常好，“她的影响力可以超越很多文化课老师，这就是人格魅力，我觉得音乐老师应该具备这种人格魅力，并对学生未来的人生产生影响”。她兴奋地回忆道，每次音乐老师带他们出去演出，都是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上午去演出化了个妆，到了晚上都不肯洗脸，那种在台上的成就感是其他课程无法给予的。”后来，余丹红在自己的教学中也非常注重这一点，比如每个学期末的音乐会前，她都会特意嘱咐家长：“你们要给孩子们准备好摄影摄像和鲜花，给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我就是要制造一种和平时生活不同的仪式感，孩子们会觉得自己进入到另一个充满幻想色彩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是因为音乐而营造的。每次演出完以后，所有学生都增加了些许浪漫主义气质，回课质量也高了很多。”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科建设在业内有良好的声誉，余丹红本人也成长为一名资深音乐教育从业者，集教师、研究者、实践者于一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理事（2020）、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副理事长（2019）、上海市领军人才（2020）、上海市“立德树人”重点人文学科基地音乐教育教学研究基地主任（2013— ）、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会员、美国音乐教育者协会（NAfME）海外会员、捷克音乐教育学会名誉会员、教育部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编写组成员、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义务教育阶段音乐学业监测组成员。她撰写、主编出版了著作、译著四十余本，发表论文数十篇，并担任了全国课程标准版（2017）高中《音乐》教材（上海音乐出版社）全套十二册主编、全国中等技术学校《音乐鉴赏与实践》教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主编。
从理论到音乐实践，余丹红不断探索并研究着音乐教育的发展规律。她坦言随着对这个专业的了解越多，越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更多，“我觉得自己在音乐教育系任教第十年时才算是‘刚刚入了门”，我说“您太谦虚了”，她却认真地说“是真的”。
在2012年的一次采访中，余丹红谈到了个人理想中的音乐教育状态：“首先，在国家政策的层面上给予这个学科必要的重视与关怀；
其次，建立一个经得起推敲的学科理论框架，每一个学科领域著作丰盈，硕果累累；
第三，出现一批有真知灼见的理论家和研究者；
第四，从事音乐教育的人才音乐基础扎实，眼界开阔，理论修养全面，能够担当教育者这个名分；
第五，该学科领域的从业者深具涵养，彼此团结、友好，共同推进学科的良性发展。”如今将近十年过去了，余丹紅欣慰地说，这些理想大部分都实现了。让我们期待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的下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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