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小怡 刘妍珺 杜巍
摘要：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农民工家庭的代际关系也处在不断变迁中。本文利用2018年“百村调查”数据，使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发现农民工家庭存在紧密型、传统型、接受型、亲近型和疏离型等五种代际关系类型，传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已经衍生发展出多种类型。其中，男性农民工更容易与父母产生紧密型或接受型关系，女性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有亲近型、传统型、疏离型关系;而新一代农民工更容易与父母产生紧密型、接受型、亲近型关系，老一代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有传统型或疏离型关系。同时，人口流动特征对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存在性别与代次差异，异地流动的男性农民工和新一代农民工与父母形成疏离型关系的可能性较低，但对女性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疏离型家庭代際关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农民工;代际关系;农村家庭;代际团结;人口流动;城镇化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21（03）00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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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代际关系（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relationship）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讲。广义的代际关系是从宏观社会层面来说的，即社会上因地缘、业缘等关系而产生的不同代之间的交往关系;狭义的代际关系则是从家庭内部来看，即家庭内因血缘和姻缘而产生的交往关系。在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处在不断变迁之中，农民工所处的复杂社会环境可能为其代际关系拓展新的内容。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即向上代际支持，是我国代际关系的重要内容。由于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家庭的孝道观念浓厚，向上的代际支持被认为是家庭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因此，传统代际关系表现为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只涉及父母对子女的单向依赖。家庭养老是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实践的重要内容。在传统家庭代际关系中，父母抚养子女成长、子女赡养父母养老，这种模式被称为“反馈模式”[1]。然而，代际支持只代表了家庭代际关系中的功能维度，仅强调代际支持可能会导致代际关系的其他方面被忽略，这不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代际关系的性质。代际关系是宏观社会生活在家庭领域的映射，对于深受农村传统影响又经历城镇化发展的农民工而言，复杂的社会变迁环境必将对其代际关系产生影响。
在传统孝道观念中，家庭责任与义务是传统代际关系维系的主要动力来源，基于家庭责任的约束和推动，成年子女有义务赡养老年父母。然而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观点，随着城镇化推进和社会经济发展，核心家庭会从与父母组成的拓展家庭中分离出来，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与核心化，家庭难以保障其成员的福利。从农民工的角度来看，城镇化发展对家庭代际关系带来了诸多不利的风险因素。乡城流动行为造成了农民工与父母之间的代际分隔，这可能会对传统家庭代际关系构成挑战。高城镇化水平地区具有较强的经济辐射力，吸引着低城镇化水平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前来就业，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城镇化差异可能会导致农民工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对传统代际关系带来冲击。低城镇化水平地区的农民工倾向就近流动，尽管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小，但是长时间的城镇务工经历同样可能对其代际关系带来消极影响。农民工在流入地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培训、参与就业以及改善经济能力，能够在城镇化中获益、并提高自身家庭地位;但在城镇化中，父母对家庭资源的控制与权利趋向弱化、在家庭中的权威下降，这有可能使父母在代际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不利于农民工家庭的和谐代际关系。代际关系可能会受到资源和需求、传统和现代因素的共同影响，而这种影响也可能随着城镇化水平不同而具有差异。
目前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忽略了各个维度的复杂互动，没能从整体上考察代际关系的结构现状。尽管对代际关系多维本质的认识不断加深，但是代际关系的性质仍然难以捉摸，这部分可归因于大多数研究只关注代际关系各个离散的维度、很少同时研究代际关系的多个维度，从而忽视了这些维度之间的潜在联系，造成难以从整体上把握代际关系的问题。类型学的方法在描述家庭生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上相对于单一累加模型具有优势。但是当前代际关系类型的研究不多，中国代际关系类型的研究刚刚浮现。通过构建代际关系类型来反映农民工代际关系维度的复杂互动方式，以及这种互动方式所呈现出的代际关系的整体结构状况，有助于反映农民工代际关系的多样性、复杂性与矛盾性。
在少有的家庭代际关系结构的研究中，关注快速但不平衡的中国城镇化现实情境的研究还很欠缺。代际关系结构的研究起始于美国并逐步拓展至其他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已完成现代化进程，城镇化也处在较高水平并缓慢发展的阶段，在此背景之下的家庭代际关系也处于相对稳定状况。而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不同地区的城镇化发展不平衡，而不同城镇化水平地区的家庭代际关系可能表现出不同甚至差异巨大的特征。农民工是中国城镇化的直接参与者和主要推动者，他们的家庭代际关系更可能遭受城镇化冲击，而这种影响在不同城镇化地区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在城镇化背景下考察农民工的家庭代际关系，分析不同地区农民工代际关系的影响因素是十分有必要的，并且对于加深理解城镇化对中国农民工家庭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将关注农民工家庭的代际关系类型，分析“衰落”家庭是否仍然可以发挥赡养功能。在城镇化所带来的农村老龄化态势加重和社会保障不足的情况下，家庭代际关系表面上是一个私人领域的问题，但它也具有公共意义，可以影响家庭成员福利、家庭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等。
二、文献综述
（一）代际关系类型
为了理解成年子女家庭的复杂代际关系，Bengtson等[2]提出了研究家庭代际关系的代际团结模型。代际团结作为一个多维概念，包含体现亲子互动的6个主要维度，即代际结构（影响互动的如地理距离之类的因素）、联系（互动的类型和频率）、情感（感情亲近度、紧密性）、一致性（意见和价值观上的共识）、功能（支持和帮助上的交换）和规范（家庭义务的强度）。代际团结模型强调代际关系是多维的，而这些维度并非简单相加。因此，在分析家庭生活的复杂性与代际关系的多样性时，使用类型学分析方法比单一累加模型更为适用。
目前，关于代际关系类型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有学者基于美国家庭中的代际支持交换，使用潜在类别分析得出了4种代际交换类型，即低交换型、建议给予型、高交换型及接受型[3]。Silverstein等[4]除了关注功能维度的代际交换外，还分析了情感、共识、联系和结构等多个维度，发现美国家庭中存在5种代际关系类型，他们的发现反驳了“家庭衰落”的论点，也验证了早期“修正的拓展家庭”的概念。一项韩国研究通过对地理距离、代际交换和家庭规范的分析，发现了3种基于父母视角的关系类型和5种基于子女视角的关系类型[5]。也有研究对荷兰移民家庭与当地人家庭代际关系进行比较，发现这些家庭中存在5种类似的关系类型[6]。上述這两项研究，虽然前者与中国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但是与中国所处的城镇化阶段和大规模人口乡城流动的社会环境有所不同;后者关注的虽是移民家庭的代际关系，但又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相差甚远，中国农民工在乡城之间的流动不似移民跨国流动那样面临文化适应上的巨大差异。
虽然中国有关代际关系类型的实证研究发展较晚，但是基于根深蒂固的孝文化观念和传统家庭养老，相关的代际关系理论探讨或质性研究的起步相对较早。不同于西方家庭主流的接力型代际关系，费孝通将中国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概括为反馈模式[1]，这种代际关系的形成是基于家庭责任伦理的。目前，有关中国农村的家庭代际关系结构的研究相对较少。有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与其子女之间存在5种代际关系类型[7];另一项研究关注代际关系的性别差异，发现女性（母亲与女儿）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比男性更为密切[8]。虽然上述的两项研究均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为背景，但是对当前的城镇化背景及其导致的大规模乡城人口流动因素考虑不足。
（二）城镇化与农民工代际关系
城镇化作为宏观社会因素会对家庭具有重要影响。为了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迁移的需求，成年子女在地理距离与社会生活上与父母分离，这种迁移流动打破了亲属间的空间聚集、导致了拓展家庭解体。早期的研究指出，核心家庭是最合适工业化发展的家庭结构，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的分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9]。拓展家庭必将被核心家庭取代，亲密的传统代际关系也会逐步向分离型的现代化模式转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处在前所未有的城镇化进程之中，城镇化作为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推动力，会给中国家庭带来重要影响。城镇化的发展和家庭观念的变迁将会改变亲子之间的居住模式与距离，代际互动也将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大而降低;但也有研究发现，即使代际双方因地理距离所分隔，但他们之间也没有相互孤立，反而会频繁地联系和支持帮助[10]，地理分隔很少会弱化代际义务和代际间正向关怀。其原因可能在于，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为物质交换提供了便利，代际资源交换显示出互惠互利的特征;而现代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也有助于代际凝聚力的维系。中国的研究同样发现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导致家庭功能衰落，中国家庭的成年子女与父母在日常照料、经济支持、情感慰藉等方面依然存在密切的互动[11]。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下，家庭对亲代和子代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地理分隔的代际双方仍会保持互惠支持[7]与情感亲近[12]。现代化或许会缓慢地改变家庭成员的居住模式，但并不会消灭家庭代际成员的紧密联系和家庭的保障功能[13]。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关于家庭代际关系在现代化发展中的变迁模式并无统一定论。农民工作为城镇化进程最主要的参与者，其家庭代际关系必将受到城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但目前仅有个别研究关注农民工群体。有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家庭代际关系表现为紧密型、远但亲近型、近但有间型与疏离型等4种类型;其中紧密型是最能够反映城镇化影响的代表性关系类型，远但亲近型反映了外出务工子女远距离对父母保持孝道规范与情感亲近的关系类型[12]。在城镇化背景下，现代中国社会的家庭代际关系既有别于传统家庭关系、又不同于西方家庭模式;虽然家庭结构与功能趋于核心化，但仍维持家庭传统观念以及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与经济亲密往来[14]。
（三）性别与农民工代际关系
性别对于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具有重要影响。家庭常被认为是以女性为主、而与男性的发展轨迹无关的社会单位。由于社会化经历的性别差异，女性往往比男性倾向于维持代际关系，作为亲属关系维系者，她们更善于经营联络交流、情感支持和安排礼节场合等[15]。
值得注意的是，父母性别对于家庭代际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以往研究探讨了父母的代际关系类型差异，并发现了显著的关系类型性别差异：与子女-父亲关系相比，子女-母亲关系更可能表现出紧密联系、交往互动、情感亲密但距离遥远的特点，而且不太可能是强制性的[4]。事实上，子女与父亲分离的比例几乎是子女-母亲分离的4倍，这支持了“父亲消失”导致家庭衰落的说法[16]。成年子女与父亲关系的弱化有可能受到其早期家庭社会化的影响，包括女性养育和监护的特定性别角色，这些有利于母亲而非父亲[17];而男性的传统性别角色使他们与子女的情感交流较少，并且更有可能出现消极代际关系[8]。这些代际关系的性别模式表明，子女与母亲的代际关系团结性比与父亲的更强[4]。
从子女性别来看，成年子女的性别对代际关系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发现，女儿和母亲之间表现出最亲密的亲子关系;与儿子相比，女儿更可能与母亲保持紧密的关系，而出现强制性的联系的可能性较小[4]。中国农村家庭强烈的性别偏好也会导致代际关系类型表现出性别差异[8]。由于女性被视为家庭中生活照料与情感交流的主要提供者，她们更可能参与家庭活动、家庭成员交往和情感维护[15]。尽管成年子女，尤其是女儿，在与父母的亲子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她们被规范性地期望为老年父母提供支持和照顾，所以她们在亲子关系中会承受更大压力[18]。因此相比于而儿子，女儿与父母之间呈现矛盾关系的可能性也较高。
（四）代次与农民工代际关系
年龄是影响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依据成年子女年龄对其进行代次划分是家庭代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视角。代际互动是生命进程中的一个动态过程，相关研究主要从生命历程不同阶段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来考察年龄的影响。
研究发现，年轻的成年子女比年长的成年子女更可能与父母建立融合而非疏离的关系[4]，这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相一致。在成年初期，子女由于追求更高的教育、参与到劳动中、开始组建新的家庭等原因，需要更多地依赖父母支持而获取资源[19]，代际之间在关于子女是否应该回馈父母上的观点差异可能成为冲突的来源。随着子女进入壮年时期而父母进入老年阶段，成年子女更多地参与到自己的家庭而与父母之间的联系和支持交换减少，同时父母因独立性减弱而导致的权威下降和子女对父母生活的权威增长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4，6]，可能使得代际之间浮现出更多的冲突和矛盾。当子女进入中年之后，随着老年父母的脆弱和依赖而把子女置于支持性的代际角色，团结将会增长。研究发现，年龄越大的父母越可能与其子女有传统型关系[5]。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发现，年长的农村子女比年轻子女更可能与父母在较近的地理空间上形成不和谐的关系[7]，较年轻的农民工更可能在较远距离上与父母有更好的情感关系，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可能形成紧密的关系[20]。这些发现均反映了成年子女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与父母代际关系的变迁，而基于代次的研究更有助于把握人口乡城流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变迁。
198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变革转折点，也是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向城市的发端，这意味着不同出生队列的农村居民将经历差异性的社会环境。除了生命历程上的变化之外，代次视角将使我们观察到时代变迁的影响，然而乡城人口流动背景下不同代次农村居民与其父母的代际关系研究还很缺乏。
（五）小结
一方面，现有的少量家庭关系类型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而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关注还很欠缺。发达国家在20世纪已完成现代化，城镇化发展已稳定在高水平阶段，且发展较为缓慢;但中国仍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外流改变了农村家庭的居住模式、对传统代际关系构成挑战;同时，现代化发展对以孝道规范为基础的家庭养老带来了冲击，打破了传统的平衡的代际关系。农民工作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直接参与者和主要推动者，其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是城镇化发展在家庭领域的反映和投射。在城镇化背景下研究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有助于认识这一庞大流动群体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及早把握可能诱发的家庭危机。
另一方面，代际关系类型的比较研究是研究不同群体之间差异的重要手段。考虑到性别与代次对代际关系的影响，诸多研究关注代际关系中不同性别与不同代次之间的差异。在考察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家庭的代际关系类型时，比较不同性别、代次农民工的代际关系差异，揭示性别与代次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将有助于理解农民工家庭成員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其代际关系。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西安交通大学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课题组于2018年冬季开展的“百村调查”。为了调查中国农民工的家庭代际关系，本文通过以下两步对调查省份进行了筛选：首先选择了城市化率低于60%的22个省份，并剔除净人口流入省份和边远省份;然后在11个省份开展了本次调查。本次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法，以县（区）为第一抽样单位，村委会为第二抽样单位，选择16～45岁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包括农民工的基本特征、生计与就业、城镇化政策、社会融合与公共服务、婚姻与家庭、养老保障等多方面内容。本调查共获得来自11个省份的5219份样本东部省份包括山东和河北;中部省份包括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山西和湖南;西部省份包括四川、甘肃和陕西。。
本文是关于代际关系的研究，因此所分析的样本应该是至少有一个父母健在并且构建代际关系类型的相关信息不存在缺失的农民工样本。最终，进入本文分析的样本包括3986名农民工。
（二）变量测量
1.代际关系
本文使用9个二分指标来测量代际团结：联系频率、情感亲近度、孝道规范，以及双向的经济支持、家务帮助与农活帮助。值得注意的是，功能性团结通常是通过双向流动的支持帮助来测量的。为了降低交互分类表的稀疏性，所有的团结指标均被处理为二分类变量。联系频率编码为1=每周至少联系一次，0=少于每周一次。情感亲近度编码为1=非常亲近，0=较不亲近。孝道规范编码为1=非常孝顺，0=较不孝顺。经济支持通过12个月内的经济往来（含现金和实物）来测度，并赋值1=有经济支持，0=没有。家务与农活帮助通过12个月内提供家务/农活帮助的频率来测度，并赋值1=每月至少一次，0=少于每月一次。代际团结指标的分布如表1所示。
2.城镇化与流动特征
城镇化水平以省级城镇化率来测量。本文通过农民工流入地省份的城镇化率来衡量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其中城镇化率是指2016年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
流动特征包括流动距离、返乡频率和流动时长三个方面。本文通过流动距离来反映农民工与父母之间的地理间隔，编码为0=就地就近流动、1=异地流动。返乡频率是取值范围为1～5的连续性变量，数值越高农民工的返乡频率越高。流动时长则反映农民工初次务工到现在的时间长度，编码为0=少于5年、1=大于6年。
3.其他变量
在地区层面，本研究还纳入了流入地省份的人均GDP。在个人层面，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婚姻状况等特征;其中，男性=1，新一代=1（出生于1980年及以后），有配偶=1，其余变量为连续性变量。在父母层面，包括父母的年龄、健康状况、经济来源和孙子女照料行为等变量。父母健康是取值范围为1～5的连续性变量，数值越高农民工父母的健康状况越好;经济来源编码为1=以子女支持为主要经济来源，0=主要经济来源不是子女支持;而孙子女照料行为则编码为0=没有孙子女，1=有孙子女但不提供隔代照料，2=提供隔代照料。
（三）分析方法
首先，本文基于测量代际团结的二分指标，使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Latent Class Analysis，LCA），对我国农民工的家庭代际关系类型进行分析。LCA是用来探讨类别外显变量背后的类别潜在变量的一种统计方法，是用于分析不同家庭代际关系类型的有效工具。其次，为了分析代际关系类型的性别与代次差异，本文将通过交叉表对不同性别、代次农民工的代际关系类型分布进行卡方检验。然后，为了研究城镇化对农民工代际关系的影响，本文将对每种代际关系类型进行2层logistic回归的全样本分析。在二层模型中，一层包括农民工、二层包括地区，该二层回归模型被指定为随机截距模型。通过这样的处理，本文假定除了已包括在模型中的地区特征以外，在地区层还有其他未测量到的效应可以解释地区间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最后，为了验证城镇化与其他因素对代际关系影响的性别、代次差异，本文将分别对男性与女性农民工样本、新一代与老一代农民工样本的每种代际关系类型进行2层logistic回归的分析。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一）农民工的代际关系类型
本文使用Mplus软件来分析代际团结的二分指标交叉分类所形成的不同应答方式。在进行LCA分析时，以只有一个类别的潜在类别模型为基准模型，之后逐步增加类别数目，进行适配性检验以决定最佳模型。模型的适配的检验指标主要有信息评价指标AIC、BIC和样本校正的BIC（aBIC），这几个数值越小表示模型拟合得越好。在潜在类别分析中还经常使用熵指数来评估分类的精确程度，熵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当熵为0.6时，表明约有20%的个体存在分类的错误，熵约等于0.8时表明分类的准确率超过了90%。此外，Mplus还提供了似然比检验指标LMR来比较潜在类别模型的拟合差异。
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的6个潜在类别模型的适配检验结果见表3。对于所有6个模型，LMR统计量都是显著的，本文在选择最佳模型时更多地考虑BIC指标和熵指标。在前5个模型中，每增加一个类别，BIC指标的值均在减小，表明模型适配度相对提高;继续增加为6类别模型时，BIC指标的值开始增加，表明5类别模型是最佳的;另外，熵指标越趋近1越好。因此，本文最终选取与数据拟合较好且较简洁的5类代际关系类型模型。
表4给出了5类别代际关系类型的潜在类别概率与条件概率的极大似然估计结果。基于这些概率模式，本文对各个类别进行命名（见表4），用以描述得出的5种关系类型：
①紧密型（14.676%），
②传统型（17.536%），
③接受型（18.339%），
④亲近型（38.761%），
⑤疏离型（10.687%）。
这5种代际关系类型代表了当代中国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的主要类型。
第1種类型即紧密型，象征着最具凝聚力的代际关系，亲子之间交往频繁（83.0%）、情感亲近（90.7%）、代际支持交换水平较高。
第2种类型即传统型，具有联系频繁（85.6%）与情感亲近（90.1%）的特点，但是与紧密型关系相比，传统型关系的子女给予父母的功能性帮助（经济、家务与农活）的水平有所降低，这种代际类型代表了中国最传统的代际关系模式。
第3种类型即接受型，在这种代际关系中子女与父母的联系频率较低（56.5%），并且农民工与父母之间家务帮助
（69.8%-5.7%=64.1%）与农活帮助
（94.8%-21.8%=73%）净向下流动的幅度最大。第4种类型即亲近型，与传统型相比，代际之间的联系频率较低（65.5%），但保持着较高水平的情感亲近度（93.7%）与孝顺程度（62.4%）。
第5种类型即疏离型，最缺乏凝聚力的代际关系类型，在各项团结测度指标均表现出较低水平，包括低联系频率（14.2%）、情感疏离（50.5%）与孝道弱化（41.6%）。
（二）农民工代际关系类型的分布差异
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农民工的代际关系类型存在显著差异。从结果可以看出，对于男性与女性农民工来说，亲近型关系都是最主要的代际关系类型。女性农民工属于亲近型（41.715%）和传统型（23.457%）的代际关系比例均高于男性（36.952%，13.847%），而男性农民工属于接受型（23.310%）的比例显著高于女性（10.396%）。此外，男性农民工表现出紧密代际关系的可能性（15.608%）较高于女性农民工（13.060%）;而女性农民工表现出疏离代际关系的比重（11.371%）高于男性农民工（10.283%）。
从代际关系类型分布的代次差异来看，不同代次农民工的代际关系类型存在显著差异。对于老一代和新一代农民工来说，亲近型关系都是最主要的代际关系类型，但新一代农民工属于亲近型（40.077%）和紧密型（15.584%）的代际关系比例显著高于老一代（35.649%，11.700%），而老一代农民工属于疏离型（15.631%）和传统型（19.835%）的比例显著高于新一代（8.875%，16.632%）。此外，新一代农民工表现出接受型代际关系的可能性（18.833%）较高于老一代（17.185%）。
（三）农民工代际关系类型的影响因素
表6展示了农民工5种代际关系类型的回归分析结果。结果显示，流入高城镇化水平地区的农民工表现出紧密型代际关系类型的可能性更低，而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农民工更可能表现出紧密型代际关系类型。
农民工的流动特征对其代际关系类型具有显著影响。与就近流动农民工相比，异地流动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表现出接受型和亲近型关系，表现出紧密型和传统型关系的可能性较小。而返乡频率越高的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拥有紧密型和传统型关系，而表现出接受型、亲近型和疏离型关系的可能性越小。另外，流动6年以上的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有紧密型关系。
在个人层面，男性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表现出紧密型或接受型关系，形成传统型或亲近型代际关系的可能性较小。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会提高他们与父母之间形成亲近型或疏离型关系的可能性，而降低紧密型代际关系的可能性。较高教育水平的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有传统型或亲近型的家庭代际关系，而不大可能有接受型或疏离型的关系类型。另外，拥有配偶的农民工与父母疏离的可能性显著较低。
在父母层面，健康水平越好的农民工父母越可能有最紧密的代际关系，而大不可能有疏离型的关系类型。与没有孙辈的农民工家庭相比，有孙子女但不提供隔代照料的父母与其子女最不可能具有接受型代际关系;而提供隔代照料的父母与其子女更容易产生紧密型或接受型关系，而更不容易与农民工疏离。
（四）农民工代际关系类型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
表7展示了男性农民工5种代际关系类型的回归分析结果。结果显示，流入高城镇化水平地区的男性农民工表现出紧密型代际关系类型的可能性更低。男性农民工的流动特征对其代际关系类型具有显著影响。与就近流动农民工相比，异地流动男性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表现出接受型关系，表现出紧密型和疏离型关系的可能性较小。而返乡频率越高的男性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拥有紧密型和传统型关系，而表现出亲近型或疏离型关系的可能性越小。
在个人层面，男性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会提高他们与父母之间疏离型关系的可能性，而降低紧密型代际关系的可能性。较高教育水平的男性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有传统型或亲近型的家庭代际关系，而不大可能有接受型或疏离型的关系类型。另外，拥有配偶的男性农民工与父母疏离的可能性显著较低。
在父母层面，男性农民工父母的健康水平越好则越可能有最紧密的家庭代际关系。父母的经济支持主要依靠男性农民工时，会提高传统型代际关系的可能性。与没有孙辈的男性农民工家庭相比，有孙子女并提供隔代照料的父母与其儿子更容易产生紧密型或接受型关系，而更不容易与男性农民工疏离。
表8展示了女性农民工5种代际关系类型的回归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地区的宏观社会因素对女性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没有影响;而流动特征对代际关系类型具有显著影响。与就近流动农民工相比，异地流动女性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表现出亲近型或疏离型关系，表现出传统型关系的可能性较小。而返乡频率越高的女性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拥有紧密型和传统型关系，而表现出接受型、亲近型或疏离型关系的可能性越小。另外，流动6年以上的女性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具有紧密型关系。
在个人层面，女性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会提高他们与父母之间亲近型关系的可能性，而降低紧密型代际关系的可能性。较高教育水平的女性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有亲近型的家庭代际关系，而不大可能有接受型或疏离型的关系类型。另外，拥有配偶的女性农民工与父母产生接受型代际关系的可能性显著较高。
在父母层面，女性农民工父母的年龄增长会降低父母与女儿产生亲近型代际关系;而父母的健康水平提高会降低疏离型代际关系类型的可能性。
（五）农民工代际关系类型影响因素的代次差异
表9展示了老一代农民工5种代际关系类型的回归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地区的宏观社会因素对老一代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没有影响;而流动特征对代际关系类型具有显著影响。与就近流动农民工相比，异地流动的老一代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表现出疏离型关系，表现出紧密型和传统型关系的可能性较小。而返乡频率越高的老一代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拥有紧密型和传统型关系，而表现出接受型、亲近型或疏离型关系的可能性越小。另外，流动6年以上的老一代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具有亲近型关系，具有传统型关系的可能性较小。
在个人层面，老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会显著提高他们与父母之间紧密型和接受型关系的可能性，而降低传统型和亲近型代际关系的可能性。较高教育水平的老一代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有传统型的家庭代际关系，而不大可能有疏离型的关系类型。
在父母层面，老一代农民工父母的年龄增长会降低父母与子女产生接受型代际关系，但具有疏离型关系的可能性较高;而父母的健康水平提高会降低疏离型代际关系类型的可能性。与没有孙辈的老一代农民工家庭相比，有孙子女但不提供隔代照料的父母与其子女更不容易产生紧密的代际关系。
表10展示了新一代农民工5种代际关系类型的回归分析结果。结果显示，流入高城镇化水平地区的农民工表现出紧密型代际关系类型的可能性更低，而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农民工更可能表现出紧密型代际关系类型。农民工的流动特征对其代际关系类型具有显著影响。与就近流动农民工相比，异地流动的新一代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表现出接受型或亲近型关系，表现出紧密型、传统型或疏离型关系的可能性较小。而返乡频率越高的新一代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拥有紧密型和传统型关系，而表现出接受型、亲近型或疏离型关系的可能性越小。
在个人层面，新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会提高他们与父母之间接受型关系的可能性，而降低传统型或亲近型代际关系的可能性。较高教育水平的新一代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有传统型或亲近型的家庭代际关系，而不大可能有接受型或疏離型的关系类型。另外，拥有配偶的新一代农民工与父母产生疏离型代际关系的可能性显著较低。
在父母层面，新一代农民工父母的健康水平提高会降低疏离型代际关系类型的可能性，增加紧密型代际关系的可能性。与没有孙辈的新一代农民工家庭相比，有孙子女但不提供隔代照料的父母与其子女更容易产生最疏离的代际关系，提供隔代照料的父母与其子女更容易产生最紧密的代际关系，而不大可能有疏离型的关系类型。
五、主要结论与讨论
中国农民工的家庭代际关系同时受到宏观社会变迁与微观解释变量的影响。本研究在城镇化背景下，使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对联系频率、情感亲近度、孝道规范，以及双向的经济支持、家务帮助与农活帮助等代际团结指标进行分析，发现了农民工家庭中的5种代际关系类型。为了考察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变迁，本研究还分析了城镇化对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性别与代次差异。
（一）代际关系类型与性别、代次差异
本研究发现了五种类型的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紧密型与传统型是两种相似的关系类型，均具有代际之间联络频繁、情感亲近、孝顺程度较高、代际支持交换水平较高的特点。但是这两种代际关系的功能性团结表现有所不同：紧密型关系中，子女与父母的家务/农活帮助均表现出较高水平的双向支持依赖;但传统型关系中，子女给予父母的向上家务/农活帮助多于其所获得的父母支持，表现出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以上这两种亲子关系是本研究中最具凝聚力和最传统的代际关系类型。
亲近型和接受型是两种不同的代际关系类型。本研究发现38.761%的农民工属于亲近型关系，是农民工家庭最普遍的关系类型，尽管农民工与父母之间存在地理间隔，但代际之间仍具有较亲近的情感和较高的孝道水平。亲近型关系类型在先前的研究中也有所报告，比如“亲密型”或“情感型”关系[4，21]。接受型家庭模式则代表了中国子女更多依赖父母支持的新型代际关系类型，在接受型关系中，农民工获得父母提供的向下的家务/农活帮助、甚至经济支持，均多于他们向上给予父母的支持水平。
疏离型关系与紧密型关系相反，是本研究中最缺乏代际凝聚力的代际关系，代表一种不协调的家庭关系结构[4，7，21]。尽管疏离型关系的占比较小（10.687%），但它反映出城镇化背景下人口流动迁移对家庭代际关系所带来的挑战。由于农民工与父母长时间分离，并且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背景下，农民工与父母的价值观念、认知规范、信仰与行为等各方面均会产生差异，导致家庭关系紧张，进而对家庭关系和代际互动产生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本研究发现了五种不同的代际关系类型，即最具有凝聚力的关系（紧密型）、最具有中国传统特征的关系（传统型）、最具有现代家庭特征的分离关系（疏离型）、代际情感较为亲近的类型（亲近型），和反映中国新型家庭代际关系的类型（接受型）。这在极大程度上反映了在城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农村具有较高一致性的家庭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代际关系类型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本研究发现，目前最具有凝聚力的紧密型关系和传统型关系的占比均不足20%，而接受型、亲近型和疏离型这三种相对独立的代际关系的占比总和超过65%，可以看出我国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正呈现差异化发展的趋势。
此外，从性别视角的分析结果来看，相比于女性农民工，男性农民工更容易与父母产生紧密型或接受型关系，可以看出男性农民工与父母保持高凝聚力关系或获取父母更多支持的可能性较高。而对于女性农民工而言，她们更可能与父母有亲近型和传统型关系，或截然相反地形成疏离型代际关系。由于受到我国传统的子女养老期望的影响，儿子被更多视为可靠的家庭养老资源、承担赡养父母的主要责任，与父母的关系更为紧密;同时受传统男孩偏好的影响，老人倾向给予儿子更多的经济支持，儿子是我国农村家庭经济继承与向下流动的主要接受者。另外，受到传统女儿“外”嫁的观念影响，她们与原生家庭中的父母关系逐渐疏远或保持稳固，更可能形成疏离型关系或巩固传统型关系;同时，家庭结构的变化还促使了农村养老观念的转变，女儿参与赡养娘家父母已经成为了农村社会的普遍现象，女性的家庭照料角色使得女儿在娘家中可能更多地涉及情感慰藉，因此女性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形成亲近型关系。这暗示了在乡城人口流动背景下传统性别规范的弱化，女儿在家庭养老和家庭代际关系中将逐渐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代际关系类型的代次差异反映了农民工家庭关系的复杂性，老一代农民工与父母更可能具有传统型关系或疏离型的代际关系;而新一代农民工与父母之间的代际关系更为紧密、情感关系更为亲近、同时也接受更高水平的代际支持。具体的，老一代农民工与父母之间的代际关系更为传统、但也更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疏离型代际关系，这可能由于他们在成长时期更多的受到传统家庭文化的影响的同时，随着其年龄的增长，老一代农民工更多地参与到自己的家庭而与父母之间的联系和支持交换减少使得代际之间浮现出更多的冲突和矛盾、代际关系逐渐疏离。另外，尽管第一代农民工更可能与其父母有传统型关系，但新一代农民工与父母的关系更为紧密、在代际情感、接受经济支持和接受家务帮助等代际互动维度上，新一代农民工与父母的互动更为频繁，同时可能借此了解彼此需求、形成紧密的代际关系。随着乡城人口流动中年轻一代农民工成为流动的主体，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将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有别于传统的代际关系特征，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
（二）城镇化与性别、代次对代际关系类型的影响
城镇化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正在不断的影响中国传统家庭[22]。从宏观来看，城镇化水平对农民工代际关系具有显著影响，高城镇化水平地区的农民工拥有紧密型代际关系的可能性较小。一方面，城镇化与现代化进程会削弱农民工传统家庭孝道观念;代际双方（尤其是子辈）的独立、平等、自由的价值观会增强，并影响子女对父母的支持及父母的养老观念[23]。另一方面，因为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发展会带来亲子分离、导致传统家庭保护功能的弱化，所以现代化理论强调了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北欧等西方国家强化社会保障制度（例如医疗保障、社会援助）的建设[24]，以缓解社会成员对家庭亲属关系的依赖性[25]。在中国，尤其是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是老年人最主要的保障方式。随着城镇化与现代化的发展，我国建立了广覆盖的基础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子女的养老负擔。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这推动了家庭代际关系多样性的发展，以适应城镇化变迁。
城镇化不但会对传统养老观念与养老态度产生影响，而且会对家庭结构带来影响，进而影响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保障[26]。以往的研究成果指出，核心家庭是最适合工业化发展的家庭结构，而代际分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9]。核心家庭与老年家庭成员的分离，会使代际关系受到削弱。本文的分析结果发现，异地流动或返乡频率较低的农民工更容易与父母形成更适应城镇化背景的接受型、亲近型或疏离型等发展性代际关系，而拥有紧密型与传统型关系的可能性较小。而流动时长只会对农民工家庭的紧密型代际关系产生影响，农民工流动年限越长，则越可能与父母有紧密型关系。城镇化发展导致了我国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迁移，造成了家庭成员的城乡分离，打破了血缘亲属在地域上的高度聚集[27];中国家庭联系紧密、情感亲近和养老支持的传统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亲子间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关系、能够更好适应城镇化发展的代际互动模式。
同时，城镇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动特征对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与代次差异。异地流动的男性农民工和新一代农民工与父母形成疏离型关系的可能性较低，但对女性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疏离型家庭代际关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比于男性农民工和新一代农民工，人口流动对女性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家庭关系冲击更大、远距离流动带来的代际影响更多。由于受到我国传统的子女养老期望与女儿“外”嫁的观念影响，女性农民工与父母的关系逐渐疏远，更可能形成疏离型关系;而老一代农民工则可能更多地参与到自己的家庭而与父母之间的联系和支持交换减少使得代际之间浮现出更多的冲突和矛盾，代际关系逐渐疏离。在城镇化背景下，女性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家庭的代际关系更容易受到冲击转变为缺乏代际凝聚力的疏离型模式。
总的来说，城镇化发展对中国农民工家庭的代际互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我国农民工家庭的传统代际关系向非传统模式的转变，并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而城镇化对不同性别和代次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差异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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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
郑雅妮
A Study of Migrant Worker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Gender and Generation Differences
JIN Xiaoyi， LIU Yanjun， DU Wei
（Schoo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are changing with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data from “Hundreds of Village Survey” in 2018， and the approach of latent class analysis， we identified five types of relations：
（1） tight-knit， （2） traditional， （3） receivers， （4） emotional-close， and （5） detached. This reflects the diversity of migrant workers relations with their parents. Among them， male migrant worker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tight-knit or receivers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parents， while female migrant worker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emotional-close， traditional and detached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parents. And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tight-knit， receivers and emotional-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parents， and the old-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traditional or detached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parents. Male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with long-distance mobility are less likely to form detached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parents， but long-distance mobility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etache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ale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old-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rural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population mobility;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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