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映宇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起，文艺工作者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茅盾、郭沫若都是中共早期党员，1930年“左联”成立以后，更多的作家在“左联”的旗帜下投入到红色文艺的创作之中，创作出一大批反映劳苦大众生活和抗争的优秀文学藝术作品，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解放区的文艺创作掀起了一次高潮，涌现出一批现实主义的力作，也奠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创作的总基调。
迈入新时代，红色文艺焕发出新的光彩。上海歌舞团出品制作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不仅有鲜明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舍生忘死的英雄主义精神，而且大胆融入青春色彩和谍战氛围等元素，灵活写意的舞台布景与演员的表演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因而受到热烈欢迎。
红色文艺，记载了百年的革命风云，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
1930年3月2日，在中国共产党促进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大会于上海的中华艺术大学举行，到会的有鲁迅、田汉、蒋光慈、郁达夫、潘汉年等40余人，最初的盟员共50余人。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鲁迅、田汉、夏衍等7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两人为候补委员。
鲁迅在会上发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强调革命作家一定要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他对左联工作提出四点意见：“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左联”一成立，立即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镇压，如取缔“左联”组织，通缉“左联”盟员，颁布各种法令条例，封闭书店，查禁刊物和书籍，秘密杀戮革命文艺工作者等。人们习惯称为“左联五烈士”的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和李伟森（李求实，左翼文化工作者，不是“左联”成员），1931年2月7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
位于虹口区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上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
“左联五烈士”之一柔石的“手作”遗物。
“左联”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在创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革命作家在左联刊物和其他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茅盾、蒋光慈、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夏衍等人的剧作，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以其思想上艺术上新的拓展，显示了左翼文艺的实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左联”的培养下，涌现了沙汀、艾芜、叶紫、艾青、聂绀弩等一批文学新人。他们给文坛带来许多生气勃勃的作品，成为上世纪30年代文坛上活跃的力量。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就还在于出现了许多新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和主题。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工人群众对资本家剥削的猛烈反抗成为许多作品描写的内容。农村生活和斗争的题材也进入了作家们的创作视野，不少作品以真实生动的艺术画幅反映了农村贫困破产的景象，显示了广大农民的觉醒和斗争。
1936年春，根据形势的需要，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自动解散。虽然“左联”的历史不过短短6年，但是它以在当时的巨大作用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成为了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丰碑。
继歌剧《白毛女》后，故事又被改编成芭蕾舞剧《白毛女》、电影《白毛女》等。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陕西延安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不是超阶级的，文艺要和工农兵群众结合。在同一个时期，延安的共产党人还发动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这使得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意识到要创作出全新的反映共产党的理念的艺术作品。
1945年中共七大准备召开之际，当时苏联红军已经向德国反攻，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曙光已经来临。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的一些艺术家在院长周扬的指示下，根据1940年流传在晋察冀边区一带“白毛仙姑”的民间故事传说，加工改编出了歌剧《白毛女》。《白毛女》将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结合在一起，成为解放区文艺标志物，迅速风靡各个解放区。之后这出歌剧还在国统区演出，广受赞誉。
身在延安的女作家丁玲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沿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深入生活。1946到1948年，丁玲多次参加华北农村土改，在经受群众斗争锻炼、体验生活的基础上，她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创作了反映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1948年6月，丁玲将刚刚完稿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誊抄复写件面交胡乔木，请胡审读。1948年7月，胡乔木、萧三、艾思奇等在传阅小说稿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认为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发表。胡乔木随即打电报给已在大连准备赴苏联、匈牙利访问的丁玲，传达修改意见。丁玲随即对原稿作了修改。9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正式出版。小说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这部作品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取得的突出成绩。
与丁玲几乎同时，作家周立波也将目光聚焦于农村的土地改革。
1946年5月4日，把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五四指示”发布。这年冬天，周立波随军转战到东北，参加了东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斗争。他工作的地点是松江省尚志县元宝镇。松江省是现在黑龙江省的一部分，元宝镇就是《暴风骤雨》中的元茂屯。这期间，正是东北冰封雪冻的季节，农事不多，周立波经常同贫苦农民一起唠嗑，倾听他们无拘无束的谈天。话题从斗争地主到家庭琐事，从风土人情到个人遭遇……他因此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写作素材。
1947年5月，周立波到松江省委编辑《松江农民报》。周家岗是经过日寇并村集家的较富的大屯落，阶级斗争复杂尖锐，是省委土改工作的重点。周立波在这里生活了四个来月。后来他还到拉林与苇河的一些村屯和呼兰县的长岭区访问，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作品的内容，他补充、修改了小说的第一部，随后又花半年多时间完成了第二部。1948年东北书店正式出版了小说《暴风骤雨》，立即风靡一时，成为描写中国土地改革运动的一部杰作。
2021年4月2日上海歌剧院排演的歌剧《江姐》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摄影/郭新洋
新中国建立后，红色文艺呈井喷之势。新中国文艺作品异彩纷呈、群峰耸立。《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野火春风斗古城》……一部部红色经典铭刻着一代又一代人民英雄的风骨和精神，给读者和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这部作品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取得的突出成绩。
1961年12月，《红岩》出版，立即引起轰动。
《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曾于1948年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囚禁在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里。他们和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共同经历了那些惊心动魄的斗争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把这里的斗争告诉后代”，他们先后写了《圣洁的鲜花》《江姐》《小蘿卜头》等报告文学与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接着，又在这些叙写真人真事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提炼和艺术概括，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江姐、许云峰、成岗、刘晓轩、双枪老太婆……个个都以独具的光彩，活跃于作品之中，使小说成为一部当代文学中少见的光辉灿烂的无产阶级英雄谱。
《红旗谱》是当时一部好评如潮、影响很大的作品，被文学史誉为“一部描绘农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
《红旗谱》的作者梁斌在1937年春天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历任冀中区新世纪剧社社长，游击十一大队政委、冀中文化界抗战建国会文艺部长等职。1948年秋天，梁斌随军南下，历任湖北省襄樊地委宣传部长、《湖北日报》社长等职。
为实现多年的宿愿——把冀中人民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写成长篇小说，1953年他调回河北。他在高阳、蠡县走村串户访问当年参加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充实自己的生活，把全部身心沉浸在创作境界里。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开始在省文联院内的一间小平房里专心致志进行创作，后来搬到枣胡同的“创作之家”，他每天早晨3点起床，一直写到中午。经过三个酷暑和寒冬，他终于完成了《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三部长篇，成功地塑造了革命农民朱老忠的典型形象，为我国当代文学宝库增添了光彩。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摄影/郭新洋
2016年建党95周年之际，上海启动了“五年百部”优秀文艺作品原创工程，努力以一批文艺精品力作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五年来，上海文艺工作者围绕党在上海诞生、从上海出发这一主题，充分挖掘上海红色文化资源，加大文艺作品创作生产力度，先后推出了《永不消逝的电波》《战上海》《大江大河》《特赦1959》等一批叫好又叫座的文艺精品。《永不消逝的电波》《战上海》每次演出都一票难求。
2018年12月21日-26日，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试演6场，场场爆满，很快“出圈”，口碑爆棚。踩着小板凳、挥着竹蒲扇，上海女子们穿着旗袍在弄堂里起舞，新颖的形式重新包装了一个红色的革命故事。短短的一个半小时里，没有一句台词，剧情悬念重重、环环相扣，甚至出现了电影中常用的平行蒙太奇场景——当上海某地下交通站遭到破坏，情报线索中断后，舞台被切割成两个时空，一边是李侠在旗袍店里寻找情报的藏匿之处，一边是兰芬坐在黄包车上准备枪杀假扮车夫的特务。音乐旋律强烈暗示着生死关头的到来，随着兰芬的一声枪响，两个时空瞬间合二为一——特务被兰芬击毙，而李侠得到了情报。
2019年6月，《永不消逝的电波》获得了第十六届文华大奖。8月，又获得了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除了舞剧，歌剧《晨钟》，讲述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先辈，为民族探寻真理，不惜牺牲、勇于奋斗，最终以生命敲响唤醒民众的“晨钟”的故事。越剧《山海情深》和京剧《换人间》则以戏曲的方式讲述红色故事，也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电影方面，上海将陆续推出《1921》《望道》《无名》等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以及《大城大楼》等反映新时代新风貌的优秀现实题材作品。其中，有4部被列入国家电影局庆祝建党百年重点影片。一部是《1921》，再现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这一重大历史时刻。二是《奇迹年代》，该片通过一对兄妹在时代大潮中的个人成长史，展现了改革开放给百姓带来的机遇和小康生活。三是描绘了城市少年参加舞蹈比赛的励志故事的《燃野少年的天空》。四是讲述党的隐蔽战线的故事的《无名》。
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上海近年来红色文艺创作的洪流，彰显了红色文艺的活力——从青春走向另一场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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